對于中國新詩，以前總有種說不上的感覺，仿佛誰都能“把句子分行”，誰都可以成為詩人。

但真正理解了中國新詩，方覺越嚼越有味，現(xiàn)代詩，原來你可以是面紗下美麗的眼眸，月光下的螢火蟲，也可以是劈開冰山的利刃，劃破黑夜的光芒。

我的新詩引路人是深圳后院讀書會創(chuàng)始人王紹培老師，他著有《性感的變奏》、《用夢想化妝》等書，他每天都會寫一首詩，直白質(zhì)樸的語言傳遞著時代的點滴，或濃烈或冷峻或殘酷或悲催。

原來，新詩，便是將語言削尖，只剩下最具力量的詞句，直擊人心！

因為喜歡上了新詩，便花了一段時間去研究它。對于中國文學而言，新詩還是個“寶寶”。它自“五四”發(fā)端，是一個正在不斷成長的生命體，到今天也不過百年時間。

總的來說，它經(jīng)歷過三次發(fā)展高潮，第一次是以胡適、劉半農(nóng)、郭沫若為代表的寫實或浪漫派；第二次以李金發(fā)、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為代表的象征派，現(xiàn)代派，意象派；第三次便是80年代，以顧城、海子、北島等為代表的朦朧詩和后朦朧詩。

但若如此概括的話，便會將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給忽略掉。那就是袁可嘉、穆旦先生等九位詩人組合而成的“九葉詩派”，他們與卞之琳等詩人可稱之為兩代人，算是中國新詩的第三代。

慚愧的是，在我未閱讀方向明先生的《沉寂的洪鐘》這本書之前，我既不知道袁可嘉先生，也對九葉詩派一無所知。

魯迅先生曾把從事翻譯和介紹外國文明文化和文學的譯者成為傳遞文明火種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袁可嘉先生便是眾多學者當中，將西方文學融入中國新詩的一位盜火者。文化人類學家王海龍先生就曾為其撰文《盜火者和播火者袁可嘉》，認為袁可嘉先生在新時期的中西方文化交融過程中，做出巨大貢獻的學者之一。

《沉寂的洪鐘》是方向明先生為九葉詩人袁可嘉而寫，同時也是為中國新詩第三代而寫，他們與馮至、艾青、卞之琳等第二代詩人并非同一時期，風格也完全不一樣，他們的詩風比浪漫主義更含蓄深沉，更有現(xiàn)代味。

（小炫耀一下我的簽名版，方先生的字可太蒼勁有力了?。?/span>

1948年的詩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葉詩派的正式亮相，他們是辛迪，陳敬容，穆旦，鄭敏，唐湜，唐祈，杜運燮，袁可嘉，曹辛之。

這九位詩人幾乎都來自大學校園，其中好幾位都專攻外國文學。比如說辛迪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外文系，唐湜畢業(yè)于浙江大學外文系，穆旦，杜運燮，袁可嘉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這樣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當時的西方文學，將西方文學與中國的人文精神相結(jié)合，開創(chuàng)出一種全新的文壇之風。

余光中先生評價道:“大致說來，這九位詩人的師承，不再是第一代之于浪漫主義或第二代之于寫實主義，而是追摹英國約翰·鄧恩以降的玄學師風，強調(diào)形式上的傳統(tǒng)格律與風格上的虛實相生，藝術(shù)與科學相融，感性與知性兼通?！?/span>

（穆旦）

九葉詩派兩撥人，一撥是聯(lián)大的，另一撥是上海辦詩刊的詩友。袁可嘉先生與穆旦是校友，他們皆出自西南聯(lián)大。雖然他倆性格差異較大，但卻有著許多相似的人生經(jīng)歷。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的動亂年代里，去云南上大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穆旦費時68天，徒步行走了3300里，才從長沙走到了昆明。袁可嘉的經(jīng)歷也“幸?！辈涣硕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作為“黃魚”（私貨）搭上一輛裝滿黃沙的貨車，身子坐不直，只好躺在沙上……真是苦不堪言。”

或許經(jīng)歷過磨難的人，見證過大風大浪的人更能深刻地體會生命的價值，他們將滿腔的熱忱投入到中西文學研究之中，一邊譯詩一邊寫詩。

只可惜，穆旦在十年動亂中含冤而死。袁可嘉作為幸存者，在1981年出版《九葉集》之時，為詩友們寫下了這樣的闡述:“九位作者作為愛國的知識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場，向往民主自由，寫出了一些憂時傷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爭的詩篇。”

九葉詩人們站在一個更高的視界，審視著中外詩藝，廣泛吸納歐美象征主義，意象主義，荒誕派文學，超現(xiàn)實主義等手法，將戲劇性結(jié)構(gòu)融入詩中，建立起獨特的，具有相當?shù)拈_放性、綜合性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體系，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座豐碑，值得所有人銘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