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潘漢年系列文字，是因為最近有不少文章在聊這個人。

因此，筆者在原來基礎上，挖掘了一些細節(jié)，重新梳理了一下，這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模樣。

筆者看到讀者留言多數(shù)是中肯的、客觀的，但也有些留言是有失偏頗的。

筆者還是強調(diào)：看歷史，一定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個人感覺在教科書上教會我們的一些觀點外，我們還還應該注重三點！

第一，看歷史人物，一定要放在當時社會大背景下。如果拋開了當時歷史背景再看歷史人物，會很蒼白無力的，沒有任何說服力。

我們今天回頭再看80年代的一些舉措、一些言行，就會不以為然。但如果你在80年代那個場景下，你會發(fā)現(xiàn)你的言行完成與當時整體環(huán)境是相匹配的。我們現(xiàn)在再看到一個年輕人戴墨鏡、穿花襯衣和喇叭褲，不會覺得這就是個小流氓、小阿飛。最多會感覺這個人的衣著別具一格罷了。

評判歷史人物必須放在大時代背景下。筆者看到現(xiàn)在有些文章評論李自成和太平天國，說是反人類的、流氓性的，對社會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這就想當然了！你用今天的眼光看遙遠的過去，你當然會感覺這不行、那個不對。你只要想到當你衣衫襤褸、食不果腹，隨時可能倒斃在路邊時，你能干什么？那就只能拿起菜刀、打狗棍玩命了！

至于說后面有多少措施是不合理的，甚至產(chǎn)生了變本加厲的貪腐，那是后來的事了，至少當時拿起菜刀和打狗棍玩命的時候，是代表正義的一方，是代表普羅大眾的一方。

歷史研究者如果只看到非正義的一方，那只能講，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歷史學者，至少不是一個合格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學者！

第二個，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歷史都是整理過的、歸納過的、總結過的。因此，我們現(xiàn)在看許多歷史事件都熠熠生輝、光彩奪目，但實際上發(fā)生的時候，也就是日常中的一件事而已。正如大家現(xiàn)在每天上班一樣：上午8點半到辦公室，下午5點半才可以走。

因此，一些光彩奪目的歷史事件一旦掰碎了看，我們有時會發(fā)現(xiàn)，原來也是寡淡如水，甚至一地雞毛。因此，我們看歷史事件，既要從宏觀角度來看，同時也要從微觀視角進行考量。否則，看到的東西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想當然和假大空的。

第三，我們現(xiàn)代人看歷史人物既要有大的歷史觀，也要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是我們今天要著重講的一個話題。

比如有些行為，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覺得可以原諒，但那時絕對不可以！相反，我們今天看來是不可以的，但那時其實是可以理解和寬容的。

這就要求我們既要能堅守歷史底線和良知，但同時對歷史人物多一些悲天憫人的寬大胸懷。

我們今天都是鍵盤俠、事后諸葛亮，談天說地中，多少英雄事，都付笑談中。無論說什么，反正也不用付出多少代價，真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以潘漢年事件為例，我們現(xiàn)在對潘漢年的爭議焦點通常聚焦在他該不該見汪精衛(wèi)的這件事上。其實，整個過程梳理下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潘漢年的悲劇因子早在1936年從莫斯科回來時就埋下了。

他沒有直接回延安，而是輾轉香港、上海、南京，按照王明的要求，去和陳立夫先期溝通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事宜。白白轉了八個月！后面再跟汪精衛(wèi)會晤，那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說白了，當時潘漢年用實際行動說明了他是聽從王明的安排，沒有將延安放在重中之重。說得難聽一點，站的是王明的隊。

他不知道那時延安多么期望第三國際特使盡快歸來！

張國燾當時攪得大家不得安生，必須借助遠方第三國際的態(tài)度才能令張屈服。而潘漢年腦袋里裝著通訊密碼，心中記著王明，一路上晃晃悠悠8個月。換作誰也是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

1936年派潘漢林去談判的時候，主席指出他政治上不成熟。在博古和張聞天的堅持下，潘漢林才得以接受重任。

因此，1963年最高院對潘漢林案做出判決的第一條罪狀就是1936年談判時投降國民黨，成了國民黨特務。

既然是這樣子，為什么我們還要悲天憫人呢？因為原因很簡單，不僅僅潘漢年這個級別的歷史呀，比他更高級的歷史人物一樣如此呀，比如五號、項德隆，還有其它很少有負面記載的偉光正的人物也是迷信第三國際和王明的。

1937年王明一回來，主席就感覺自己很孤單！

在長江局就更過分了，主席的《論持久戰(zhàn)》竟然不讓全文刊登，甚至王明的萬言長文竟然不經(jīng)同意直接署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這已經(jīng)是1938年、1939年的事了，我們還能指望更早的潘漢年能做得更好？

他做不到，因為他就是這樣的認識水平和思想高度，他和多數(shù)人一樣，只要王明一攪，立馬就有些看不清了！

我們不能奢求，畢竟毛主席只有一個！

我們現(xiàn)在有個別讀者似乎高度特別高，思想特別清晰，留言說“不冤”，甚至是“該殺”！其實如果將他放到那個環(huán)境下，他比任何人都“跪”得快，他比任何人都糊涂。生活中多不如意，做個鍵盤俠嘛，誰不會？！

以項英為例，他跟潘漢年異曲同工。不是說他不執(zhí)行延安的指令，沒有做工作。這真的是冤枉他了！他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江南指揮部，發(fā)展蘇中，建立江北指揮部，發(fā)展豫皖一帶。但他的問題就是舍不得放棄皖南那一塊根據(jù)地。起因就是他認為王明的“兩個一切”有道理，他不敢完全放手一博！

從我們后來者來看，他的歷史站位肯定有問題，但我們依然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因為他就是這樣的高度，他就是這樣的水平！正如你要我去打NBA，我不行呀，我只能打打野場，跑幾分鐘，我就直喘氣了！

包括我們后來一直為之惋惜的山東黎玉。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黎玉在山東居功至偉，甚至對解放戰(zhàn)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小姚到山東讓黎玉靠邊站就是爭權奪利。表面上如此，但實際上，黎玉在山東時間久了，執(zhí)行政策考慮地方的因素多了一些。

比如許多當?shù)睾兰潪榭谷粘隽瞬簧倭Φ?，黎玉清楚的，因此他很難執(zhí)行后來較為干脆的土改政策，因為他知道人家在抗日戰(zhàn)爭中出糧出力出槍出錢，甚至出人。他覺得這些人對革命也是有功的，他不太能下手。

但中央有中央的衡量，形勢發(fā)展到那一步，必須全國一盤棋，步伐要整齊劃一，你不能再強調(diào)你的特殊性和客觀理由。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小姚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代表中央來幫你改正的。

當然，當時的事情比我們說的還要復雜得多，有很多東西可以探討，但絕不能簡單地說對與錯。

因此，我們評判這些歷史人物時，除了要有堅定的歷史大局觀外，還得抱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回到潘漢年身上，不管他當時站隊對與錯。但他確實為我們的解放事業(yè)奉獻了自己的力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有些事甚至堪稱勝負手！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粗暴地認為這個人行或不行，他一定是復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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