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入門書，鑒于中文網(wǎng)絡有關卡巴拉的正經(jīng)文章和書籍很少，所以嘗試胡亂翻譯一下這一本出版了很多年但是沒有被引進的牛津通識讀本。希望能為中文網(wǎng)絡的神秘學研究做點小事情。

權(quán)當練習英文。

需要卡巴拉原版書籍可以私信我，但是請不要爆破資源。

每一位“牛津通識讀本”的作者都必須面對一項艱難的任務，那便是在保留主題各個方面的前提下，在那些追求有關本書主題最基本、最關鍵知識的讀者面前，用一種簡潔而連貫的方式去展示他的題目。就卡巴拉（kabbalah）而言，情況則更為嚴峻：一些讀者不僅會在讀到這本書的某幾頁時收獲到新的知識，還會用它們來印證自身對卡巴拉定義的既有印象，有些人甚至會有意無意地在這里尋找卡巴拉本質(zhì)的描述。五十年來，我一直在嘗試回答“什么是卡巴拉？”，而許多時候，我的回答引來了人們的失望甚至怨恨：這不是我相信（believe）的卡巴拉，更絕不可能是我所感知（feel）到的卡巴拉所應有的模樣。

卡巴拉一詞從未像現(xiàn)在一樣被頻繁地運用在各種語境之中，但是與古代一樣，時至今日，它也沒有一個“明確而清晰”的定義。從一開始，卡巴拉就被運用在各種各樣的領域。每一個中世紀的卡巴拉主義者（kabbalist）都對卡巴拉有自己的看法，并且相互之間或多或少有著一定差異。而在現(xiàn)代，猶太教或基督教的神學家、哲學家甚至科學家都在以多種多樣且有時相互矛盾的方式來使用這一名詞。它既是嚴格的猶太教正統(tǒng)的表述，也是一種激進的、創(chuàng)新的世界觀的載體。因此，對該術語含義的解釋必須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并說明過去或現(xiàn)在使用它的時間、地點和文化。從一個宗教思想史家的觀點去看，并不存在一個高于其他一切的“真實”的卡巴拉含義。因此，這篇簡短的介紹旨在介紹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被描述為“卡巴拉主義”的不同現(xiàn)象的一些最突出的特征。

我們的圖書館收藏了數(shù)百部卡巴拉的作品，有印刷作品，甚至也有手稿。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作品——關于圣經(jīng)經(jīng)文和《塔木德》（Talmud）的布道集、倫理論文和評論——使用了一點或更多的卡巴拉術語和思想。因此，我們難以用某種評價方式確定一個猶太式的觀點是“非卡巴拉”的——畢竟這些觀點往往是存在于使用卡巴拉術語的作品中的。我們該如何區(qū)分猶太傳統(tǒng)倫理規(guī)范和卡巴拉的倫理規(guī)范呢？就當下而言，似乎一個“卡巴拉式”的想法相較于傳統(tǒng)猶太觀點更容易受到外人的歡迎。中世紀卡巴拉的主要作品《佐哈爾》（Zohar）一書有1400頁，涉及了每一個可以想到的主題，沒有什么是不能被《佐哈爾》的引文所證實的。在20世紀60年代，我的一個朋友在加州的一所大學教授卡巴拉，他引用了《佐哈爾》中的一段優(yōu)美的話來證明，人們不得在未吸食大麻的情況下研究卡巴拉，他甚至要求他的學生在課堂上也這樣做。我試圖說服他改變態(tài)度，但并未獲得成功；因為在他的觀念中，我的權(quán)威無法與《佐哈爾》相提并論。因此，這本小書應當被視為是我在結(jié)合自身作為宗教思想史家的經(jīng)歷后，對附加在整個卡巴拉歷史時期中最突出的觀點的個人闡釋。至于當代文化中賦予這個術語的大量含義，也只有期待未來的歷史學家才能區(qū)分出其中速朽的部分和永恒的部分了。

劍橋 馬薩諸塞州，2005年5月

圖1 一個拉丁語版本的Shaaey Ora （“The Gate of Light”光明之門）封面，這是卡巴拉主義世界觀最有影響力的文本之一，由拉比Joseph Gikatilla撰寫于十三世紀。

一個前往以色列旅游的游客每天都能遇見好幾次“卡巴拉”：當他踏進任意一間酒店，便一定會看見一張桌子，而桌子后面則掛著一張寫著“卡巴拉”的大牌子，如果用中文來翻譯這個詞，就是指“接待”這一含義；而他若購買商品或為服務付費時，他又會收到一張用希伯來語寫著“卡巴拉”的小紙條，而假如這紙條上有中文翻譯，便會寫著“收據(jù)”，并且這個詞還會在上下文反復出現(xiàn)；如果他受邀加入招待會，那么用希伯來語描述這個行為便是“kabbalat panim”，字面意義即“接待面孔（receiving the face）”；再比如他想要進入銀行或者政府辦公室，他就必須小心翼翼地檢查是否有“kabalat kahal”字樣，因為這意味著職員正在上班，而這個詞組也幾乎等同于“正在開放”；大學教授每周會有一個向同學們開放的辦公時間，用希伯來語又寫作“sheat kabbalah”；此外，在希伯來語中，動詞“kbl”每隔一個句子便會出現(xiàn)，其意為“接受”?？剂窟@些舉動，說希伯來語的以色列人似乎忘記了他們沉浸在神秘主義之中的深度，而僅僅把他們的語言中的“卡巴拉”視為一個簡單、平凡的詞。

在宗教語境中，使用這個詞的關鍵句子出現(xiàn)在公元二世紀所撰寫的最受歡迎的拉比希伯來文本《塔木德》的avot章開篇。這一章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代代相傳的宗教教育與猶太律法的傳統(tǒng)鏈條。依照該章所講，這一傳承的最初階段如下：“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了托拉（Torah，即摩西五經(jīng)），并傳遞給約書亞，約書亞又傳給以色列的長老們……”，緊接著，它又描述了這一口頭傳承傳統(tǒng)是如何傳遞給士師（the judges）、先知（the prophets）以及早期的塔木德哲人的。近兩千年來，這一段被用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確認猶太傳統(tǒng)，并且將西奈山啟示確立為起源點，再從這一事件的神圣性中獲得合法性。句中的“托拉”一詞可以被被理解為萬事萬物的象征——包括經(jīng)文、法律（halakhah）、倫理規(guī)則、圣經(jīng)經(jīng)文的闡釋（midrash）——一切與神圣起源的真理有關的東西都可包含其中。甚至有人認為，任何圣經(jīng)學者可能創(chuàng)新的部分都已被上帝傳遞給了摩西：事實上，摩西早已知曉了所有看似創(chuàng)新、卓越的宗教洞察，這是上帝在那包羅萬象的啟示中告訴他的。摩西在這一場合“接受”的是卡巴拉——傳統(tǒng)，在這種情況下，傳統(tǒng)獲得了神圣起源的神圣傳統(tǒng)的特殊含義，其中一部分是書面的（以經(jīng)文的形式傳遞），另一部分是由猶太人民的宗教領袖一代代口頭傳遞的。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也被發(fā)現(xiàn)過類似的傳統(tǒng)觀念。對于天主教會而言，傳統(tǒng)的寶藏給予了他們指令的神圣性；而伊斯蘭學者則掌握了一套《古蘭經(jīng)》之外的，由穆罕默德口頭傳給他的門徒們以及門徒的門徒們的一個巨大的神圣智慧寶藏。在希伯來語中，這種傳統(tǒng)被稱為“masoret（意為被傳承之物）”或“kabbalah（意為被接受之物）”。在這種情況下，“卡巴拉”這個詞是一個縮寫，表示摩西從上帝那里得到的神圣真理，該術語并不指特定種類的內(nèi)容。它僅僅只描述了起源和傳播方式，沒有強調(diào)任何學科或主題。本質(zhì)上來講，這個詞匯恰恰與通常所認為的涉及起源的、個人觀念或體驗的“神秘主義”不同，“卡巴拉”在猶太宗教詞匯中，指的是一種非個人的、非經(jīng)驗的宗教真理，這是從傳統(tǒng)中所繼承的。

“卡巴拉”在中世紀

整整一千年中，卡巴拉都僅有“傳承傳統(tǒng)”這一宗教含義。直到十三世紀，一種新的變體才被納入到卡巴拉中。這一變化主要來自于猶太神秘主義者團體，他們大多來自于西班牙、普羅旺斯以及稍晚時候的意大利。這些神秘主義者聲稱他們掌握著蘊含于于古代經(jīng)卷以及文本當中的神秘傳統(tǒng)，并且這些神秘傳統(tǒng)被表述為與神圣領域的運動過程相關。有關它們的起源以及教授內(nèi)容，我們將在后續(xù)的章節(jié)中詳細討論，這里先不展開。對于這些神秘主義者而言，他們大多自認為與其他的猶太教徒不同，所以便采用某些術語來描述自身以相互區(qū)別。這些名稱中不乏自吹自擂的詞匯，譬如“maskilim（掌握知識之人）”、“nakdanim（通曉語言秘密者）”等等。而其中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詞匯“yodeey hen”，即“理解神秘智慧的人”，也就是所謂的“hochmah nisteret（隱秘智慧）”。這些術語中還有一個是“mekubalim”，意思是“那些擁有秘密傳統(tǒng)的人”。以上這些都是除了“卡巴拉”之外這些人所常用的詞匯。而隨后的幾十年中，“卡巴拉”、“卡巴拉主義者”成為了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措辭，不過即便如此，以上那些別的術語也未被徹底替代。在這個語境下，術語“卡巴拉”的含義表現(xiàn)為在傳統(tǒng)之上增加的一個新的層次，不過這一新增層次并沒有取代通常的開放傳統(tǒng)中的任何東西，而僅僅只是為術語“卡巴拉”增加了一個神秘的內(nèi)涵。卡巴拉主義者聲稱，他們所信奉的神秘傳統(tǒng)是摩西在西奈山直接從上帝那里接受的，并被一代又一代地秘密傳播到現(xiàn)在。他們宣稱，這種神秘傳統(tǒng)的傳遞大部分是僅通過口頭傳播的，不是父子相繼，就是師徒傳承。

因此，“卡巴拉”一詞從中世紀晚期到現(xiàn)在都被猶太通靈術士們（spiritualists）認為是一種保存了許多個世紀的隱秘傳統(tǒng)。這是一種否定創(chuàng)造力與獨創(chuàng)性的自我限定。這些人只是碰巧收接收了上一代的這些秘密，或者碰巧找到了包含這些教義的手稿。在一些特殊的例子中，人們聲稱以一種宗教幻覺的方式了解到了這些秘密，如通過預言之靈；或者通過將他們的靈魂提升到神圣的世界，并參與天之學院的審議；亦或者通過會見一個超自然的信使、一個天使或一種神圣的力量，甚至有時還可能是一個先知，如以利亞，經(jīng)由他們向人們揭示了這些秘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卡巴拉主義者也不曾宣稱他們獲得的知識是嶄新的或者原創(chuàng)的。以至于在少數(shù)超自然的卡巴拉傳播方式的案例中，其內(nèi)容和教義也被認為是古老和傳統(tǒng)的。令人驚訝的是，從卡巴拉主義者的視角來看，那些中世紀或者現(xiàn)代的通靈術士們能夠以一種更深入更精確的方式知曉所羅門王、先知以賽亞和塔木德圣賢所不知道的知識。神圣的真理是永恒的，每個配得上它的人都可以分享它。越接近傳統(tǒng)的源頭，即西奈山上的啟示，能掌握的知識就越完整和深刻。一個人只能通過發(fā)現(xiàn)更多的古籍，或者更深入地研究舊資料來了解更多的東西。卡巴拉主義者認為卡巴拉從來都不是新的；它可以是新發(fā)現(xiàn)的，也可以是新接收的，但本質(zhì)上它仍是幾千年前便存在不變的神圣真理。

毋庸置疑，學者們當然持有反對意見。從思想史家和宗教史家的角度來看，卡巴拉是一種新的現(xiàn)象，最早出現(xiàn)在12世紀最后幾十年的南歐地區(qū)。它是原始思維的結(jié)果，也是每個卡巴拉主義者個人創(chuàng)造力的結(jié)晶（盡管他們的思路通常依賴于古老的源泉，這將在下面詳細討論）。卡巴拉主義者認為卡巴拉是獨一的真理，盡管被不同的方式與術語所描述，但是學者們則認為每個卡巴拉主義者都是原創(chuàng)作家，他們表達了自己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可能與其他卡巴拉主義者所持有的世界觀或多或少有些差別。對于歷史學家而言，從不存在單數(shù)的“卡巴拉”。因為在事實上，既有在普羅旺斯的學校里教授的卡巴拉，也有在希羅納（Girona，西班牙小城，是中世紀猶太人聚居地——譯注）學院傳授的卡巴拉；有十三世紀西班牙的拉比摩西·德萊昂（Moses de Leon，約1240—1305，被認為是《佐哈爾》的撰寫者*——譯注，下同）的卡巴拉；也有十六世紀采法特（Safed，以色列北部城市*）的以撒·盧里亞（Isaac Luria，1534—1572，現(xiàn)代卡巴拉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卡巴拉。新卡巴拉主義者寫了大量的作品，致力于表明盧里亞的教義與《佐哈爾》的教義是一致的，而歷史學家們則傾向于強調(diào)卡巴拉主義作品的個性與獨特性。毋庸置疑，尋找一些潛在的相似性是合理的，這些相似性在大多數(shù)（從來不是全部）卡巴拉主義者的表達中都存在，它們是整個學科的特征。然而，如果某人想要總結(jié)如此之多的卡巴拉主義者的共有特質(zhì)的話，他必須非常小心：有些時候，相似性掩蓋了真實。這些卡巴拉作家沐浴著相同的宗教氛圍，讀同樣的書，使用相同被認為是真實和權(quán)威的的術語。他們還閱讀對方的著作，并且經(jīng)常模仿他們前輩的風格，然而，事實上，他們的作品實際上傳達了不同的意思。現(xiàn)代卡巴拉作者總是強調(diào)卡巴拉的古奧與思想的一致性，因為在事實上，他們力求證實與支持既往卡巴拉主義者的主張，而非以批判的、歷史的態(tài)度研究他們的作品。

卡巴拉含義的擴展

當在其他的語言環(huán)境或者文化氛圍中時，猶太教的宗教術語往往能夠保留其原始含義。諸如“Halakhah（哈拉卡，猶太口傳律法*）”、“Talmud（塔木德，猶太戒律書注疏*）”、“Midrash（米德拉什，猶太舊約注疏*）”、“Mitzvot（米孜茨特，摩西從上帝處獲得的613條誡命*）”、“Hasidism（哈西德主義，猶太神秘主義的一種*）”以及許多其他術語已經(jīng)與其他宗教中的相似現(xiàn)象進行了比較，但是它們的猶太背景從未被否認或削弱。但是，“卡巴拉”一詞的命運則截然不同。讓我們看看最近五百年來這個詞含義的變化，它的許多用法不能——甚至到現(xiàn)在也不能——被視為猶太文化中的一部分。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基督教哈西德主義”或者“伊斯蘭塔木德”，然而卡巴拉卻被堅實地認為存在于基督教傳統(tǒng)以及普遍的精神體驗之中。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甚至是最善于此道的學者似乎也如此認為——從反對卡巴拉的海因里希·格里茲（Heinrich Graetz，1817-1891，猶太歷史學家，著有《猶太史》*）到將卡巴拉視為猶太教最本質(zhì)精神力量的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猶太哲學家與歷史學家，現(xiàn)代卡巴拉學術研究的創(chuàng)始人*）——認為卡巴拉類同于靈知主義（Gnosticism）。文藝復興時期，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伯爵（Count Giovani Pico dela Mirandola，1463-1494，基督教卡巴拉創(chuàng)始人*）以及他的追隨者認為卡巴拉就是魔法的最終表達形式，是希臘哲學，尤其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精髓，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的最重要的源泉。無需贅言，這些言論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都會視為是神秘主義（Mysticism）的。它被認為表達了不分民族、文化或宗教的普遍精神愿望。作為形容詞的“卡巴拉”已然被用于能想象到與想象不到的各個場合，比如芬蘭的一位現(xiàn)代學者西蒙·帕波拉（Simo Parpola）便聲稱在古代亞述宗教中發(fā)現(xiàn)了它。在“新時代（New Age）”的世界觀中，卡巴拉是一個有意義，甚至位于核心的觀念?？枴す潘顾颉s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精神分析學家*）從卡巴拉中看到了人類心靈的普遍原型，整個17-18世紀，包括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到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tz）在內(nèi)的歐洲哲學家、神秘主義者以及科學家都無不受到了這一原型的影響，而這一事實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著作中看到。耶魯大學的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將其等同于文學批評，并發(fā)現(xiàn)其影響遍及現(xiàn)代文學和哲學。它已被視為是神秘主義、魔法和普遍靈性的同義詞。

或許以上的一些含義包含了真理的重要要素，但應該指出的是，并沒有其他的后圣經(jīng)時期的猶太術語或概念以類似的方式被如此廣泛地應用。只有很少的非猶太思想家聲稱《塔木德》對所有文化和宗教都有普遍意義?？梢哉f，從猶太教的各個方面來看，卡巴拉都是獨一無二的。它被歐洲文化完全吸收，以至于其本身附帶的的貶義與負面含義都未能削弱它的普遍吸引力。雖然這個詞會被用來表示秘密、黑暗和邪惡的意圖（如英語中“cabal”意為陰謀集團），并被認為是迷信和非理性的，但它仍然是歐洲文化的一個有意義的組成部分。即使卡巴拉是邪惡和有害的，它仍然被認為是如此重要且有價值，斷然不能只留給猶太人。

另一方面，自16世紀以來，“卡巴拉”一詞在希伯來語和猶太語中的含義也成倍增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魔法”這一含義在卡巴拉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16世紀以來，用以描述中世紀和當代的學者以及領袖的圣徒文學繁盛極大地助力了這一過程。關于邁蒙尼德（Maimonides，1138—1204，摩西之后最重要的猶太思想家，非卡巴拉主義者*）和納赫曼尼德斯（Nachmanides，1194-1270，著名的卡巴拉主義者*）等人物的傳說描述了他們通過卡巴拉的奧秘力量創(chuàng)造奇跡。時至今日，在以色列，那些尋求宗教權(quán)威的人有時被自己或他人描述為“卡巴拉主義者，這個詞通常不是指對精神渴望或?qū)μ祗w運行過程的了解，而是指神奇的能力。在許多正統(tǒng)猶太人看來，被認為是“卡巴拉主義者”的人所給予的祝福是格外有效的。有時，這種效力被認為是“kabbalah ma’asit”即“魔法傳統(tǒng)”的作用結(jié)果。在現(xiàn)代以色列希伯來語中，“卡巴拉主義者”幾乎等同于“魔法師”。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卡巴拉呢？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很少有人會說這是亞述宗教的精髓，但是卻有如此之多的人認為它是基督教的本質(zhì)。幾乎每個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神秘主義，而又有許多人會認為這是一類秘密的魔法傳統(tǒng)。我相信，雖然對我而言卡巴拉的定義如此模糊，但是總會有人針對這個問題在某時某地能確切地理解它的含義。

觀念史家的作用并非是去揭示“到底什么是真實”，而是去呈現(xiàn)一種概念在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含義，并且嘗試盡可能地確定它在整個歷史時期中獲得的眾多用法與定義。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去斷定哥舒姆·舒勒姆是對的，西蒙·帕波拉是錯的，反之亦然。他的任務不是宣稱約翰尼斯·勒赫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德國天主教人文主義者，影響過馬丁·路德*）是“真實不虛”的卡巴拉主義者，而卡爾·榮格不是。一個歷史事實是，在過去的五千年里，數(shù)百位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過這個術語，他們用法遠遠超過甚至脫離了這一詞匯產(chǎn)生時候的語境。有關這個過程的故事必須用歷史的術語來講述，避免把一個含義說成比其他意義更像是所謂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