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在建軍之初就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和優(yōu)秀人才，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國經濟并有相當理論建樹的專家。他們參加新四軍后，對于穩(wěn)定和發(fā)展根據(jù)地的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將抗日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搞經濟工作的經驗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為新中國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指導和依據(jù)，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四軍中的經濟研究人才

    薛暮橋，早年研究政治經濟學，曾擔任《中國農村》主編。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后，薛暮橋參加了新四軍，在歷險皖南事變之后，輾轉來到山東抗日根據(jù)地主持經濟工作。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發(fā)行法幣、日偽政府發(fā)行偽幣的壓力下，根據(jù)地發(fā)行的抗幣處于劣勢，物價急劇震蕩。薛暮橋認為：穩(wěn)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幣，使抗幣占領市場。這一舉措實施后不久，抗幣和法幣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囤積法幣的地主們紛紛拋出法幣，抗幣占據(jù)了市場，物價大幅回落。
    駱耕漠，早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41年初，駱耕漠來到新四軍軍部，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部財經部副部長兼江淮銀行行長。上任之后，駱耕漠加強稅收工作，征收公糧，發(fā)行抗幣，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后到新四軍三師負責鹽阜區(qū)的財經工作，首先進行土地登記，辦理驗契手續(xù)，其次在財經處增設生產建設局，種植蔬菜，組織棉紡織生產，保證了軍隊財政的需要。1945年5月，任蘇浙軍區(qū)供給部長，后又擔任華中軍區(qū)供給部長。1947年任華東局供給部副部長，并創(chuàng)辦了華東供給學校，為黨培養(yǎng)了一大批財經工作人員。1948年春，受陳毅之命，組建華野第一支財經接管干部大隊。
    顧準，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通過自學會計學，掌握了現(xiàn)代會計知識。上世紀30年代，他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是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其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被各大學采用。1940年后，曾任蘇北鹽阜區(qū)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qū)財經處副處長。
    孫冶方，1930年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積極參加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編輯《中國農村》雜志，發(fā)表了許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1941年到蘇北抗日根據(jù)地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傳部教育科長、華中局黨校教育科長、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長、蘇皖邊區(qū)貨物管理局局長。
    何封，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參加了沈鈞儒等領導的“救國會”，向青年學生講授革命理論，宣傳抗日與民主，并為上海地下黨的《團結》等雜志報刊撰寫文章。1944年先后在淮北根據(jù)地江淮大學、抗大四分校、抗大五分校任教授；1945年任蘇北公學副校長、華中建設大學教授；1946年起先后擔任山東大學政治系副主任、經濟學教授，華東大學經濟學教授，為抗日根據(jù)地的建設和培養(yǎng)干部做出了貢獻。
    錢俊瑞，1929年撰寫了《中國農村經濟現(xiàn)階段性質之研究》《中國地租的本質》等多篇論文。錢俊瑞主張把世界經濟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1936年，錢俊瑞出版了《怎樣研究中國經濟》一書。1940年，錢俊瑞進入華中抗日根據(jù)地，先后擔任了華中局文化委員會書記、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抗戰(zhàn)勝利后，奉調至北平軍調處執(zhí)行部工作，并任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兼總編輯，后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秘書，《解放日報》社論委員會主任，華北大學教務長。

新四軍的經濟學家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貢獻

    上海解放后，經濟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特別是銀元非法交易猖獗，新發(fā)行的人民幣站不住腳，各種企業(yè)開工不足，市民連口糧與日用品也無法保證供應。國民黨廣播電臺預言，共產黨在上海待不過半年。面對新的形勢和困難，華東局與華東局財委出臺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駱耕漠作為華東局財委委員，把財政接管與日后建設相結合，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方案，打擊經濟犯罪，有效地制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大上海經濟穩(wěn)定下來。這是新中國財經領域第一個具有重大意義勝利。從1954年起，駱耕漠任國家計委成本物價局局長、副主任。從1990年起，駱耕漠承擔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特點理論剖析》和《對我國十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調查報告》。著有《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三個過渡問題》《社會主義商品貨幣問題的爭論與分析》《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幾個理論問題》等。
    解放上海前夕，顧準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干部隊伍）隊長。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財稅工作做出了貢獻。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xiàn)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后，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并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guī)律，并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一書，是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后的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出版，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顧準旋風”。
    孫冶方1949年5月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工業(yè)處處長，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yè)部副部長，1955年任國務院統(tǒng)計局副局長，1956年11月寫出《把計劃和統(tǒng)計放在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他認為，正確處理國家集中領導和企業(yè)獨立經營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計劃應放在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按資金價值量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作為劃分企業(yè)小權和國家大權的標準；要按客觀經濟規(guī)律辦事，正確地運用經濟杠桿，提高利潤指標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等等。1958年，孫冶方在許多地方看到用小高爐煉鐵，根本不計成本，甚至煉出一堆廢鐵。在農村調查中，他看到因刮“共產風”、吃“大鍋飯”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向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寫了十多份報告，數(shù)十萬字，坦言“大躍進”把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看得太簡單了，犯了唯意志論的毛病。他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被關入秦城監(jiān)獄7 年。他身陷囹圄，繼續(xù)研究經濟。在獄中沒有紙筆，他就打腹稿。50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以驚人的毅力，先后默寫了85遍之多。1975年4月10日，孫冶方出獄后繼續(xù)寫出《要理直氣壯地抓社會主義利潤》《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等。
    錢俊瑞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關押8年之久。他一生潛心世界經濟的研究，這對于中國經濟與世界接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著有《世界經濟與世界經濟學》《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當代世界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探索》。1978年，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領導制訂了《1978—1985年全國世界經濟學科發(fā)展規(guī)劃草案》，籌建了世界經濟資料中心，發(fā)起成立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被選為會長。撰寫發(fā)表了多篇有關世界經濟的論文，主編了《世界經濟概論》《世界經濟年鑒》，出版了《論對外開放》《論改革》等專著。
    1966年薛暮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醞釀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1979年8月，這部歷時11年的經濟學著作經過7次修改后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對全體干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啟蒙的教材。1991年春，薛暮橋針對可能使改革發(fā)生逆轉的思想傾向，寫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從商品、貨幣、市場計劃、勞動工資、財政稅收、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yè)制度等10個方面進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一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薛暮橋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官員，親身參與中國兩個經濟體制建設。他是新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設計者之一，但也最早開始主動對這種僵化體制進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