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林 | 湖南博物院藏犧首獸面紋折肩銅尊的時代及相關(guān)問題

馱夫 2023-12-13 發(fā)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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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物院收藏有一件犧首獸面紋折肩銅尊，喇叭形侈口，方唇，粗頸，折肩，腹部內(nèi)收較緩，高圈足上部較直，下部外侈呈喇叭形，足根下折形成一個底座。

口部和圈足各有兩周凸弦紋；

肩部飾一周以云雷紋為地的回首尾下卷的夔龍紋，其上等距分置三個犧首；

腹部紋飾分為上下兩欄：

上欄為以云雷紋為底紋的六組夔龍紋，其上有一周連珠紋作為邊欄；

下欄為帶羽飾的凸眼獸面紋（圖一）。

這件銅尊系20世紀50年代從株洲征集，出土地點不清。不過從后來湘鄉(xiāng)[1]、寧鄉(xiāng)[2]、望城[3]等地多次出土這種形制的銅尊來看，這件器物出土于湖南的可能性很大。該器最早著錄于20世紀60年代湖南省博物館編著的《湖南省文物圖錄》中[4]，被稱為“犧尊”，時代籠統(tǒng)地定為“商”，1998年出版的《中國青銅器全集·4》也收錄了這件器物，被稱為“獸面紋尊”，時代定為商代晚期[5]。由于這件器物具有很多中原二里岡時期至殷墟一期銅器（尤其是銅尊）的特征，因此許多學(xué)者將其時代定為二里岡時期至殷墟一期[6]。2015年，湖南省博物館舉辦的“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銅器展”中也將之與湖南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中商時期的大銅鼎一起放在展覽的開頭部分，可見策展人也是同意上述觀點的[7]。

由于這件銅尊并非科學(xué)發(fā)掘出土品，這為準確判斷其時代帶來了困難。因此，只有開展類型學(xué)研究，并同時參考一批經(jīng)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時代比較明確的同類器物，才有可能準確判斷其時代。

一　犧首獸面紋折肩尊的類型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此類銅尊有20余件（表一）。根據(jù)其形制、紋飾的變化，可將其分為三式。

表一　犧首獸面紋折肩銅尊統(tǒng)計表

Ⅰ式，腹部紋飾帶較窄，為一周獸面紋，紋飾帶上下都各有一周連珠紋或方塊紋作為邊欄；犧首位置偏上，與腹部紋飾帶不相連；頸部、圈足較高，顯得器體比較瘦長，通高一般約為35厘米。根據(jù)細部的區(qū)別，又可分為二亞式。

Ⅰ1式：口、圈足為喇叭狀，頸部、圈足上的弦紋為三周，圈足上有“十”字形鏤孔，腹部較為寬深，幾與口部等寬。該式銅尊目前僅發(fā)現(xiàn)2件，為上海博物館藏葉叔重捐獻尊（圖二：1）和私人收藏的黍尊（圖四：2），但均非考古發(fā)掘出土品。

Ⅰ2式：喇叭狀口、圈足的頸部下段和圈足上段變?yōu)橹蓖残?，有的還有一個底座，頸部、圈足上的弦紋變?yōu)閮芍埽ψ闵乡U孔變?yōu)樾》娇?，腹部相對變窄，口寬一般大于腹寬。該式銅尊目前僅發(fā)現(xiàn)5件，為安陽殷墟大司空村M303:99（圖二：3）、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藏尊（圖四：4）、美國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藏尊、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尊和德國科隆博物館藏尊（圖二：2），其中只有安陽殷墟大司空村M303:99是考古發(fā)掘品。

Ⅱ式，腹部紋飾帶變寬，且分成上、下兩欄：上欄較窄，下欄較寬，主體紋飾仍是下欄的獸面紋帶；犧首位置下移，與腹部上欄紋飾帶相連；頸部、圈足變短，器形變粗矮，通高一般在23厘米以下。根據(jù)腹部上欄紋飾帶的不同，又可分為二亞式。

Ⅱ1式：腹部上欄紋飾帶保留了Ⅰ式的上、下連珠紋邊欄，上欄紋飾為雷紋或夔龍紋。該式銅尊目前共發(fā)現(xiàn)4件：1954年河南輝縣出土尊、寶雞石鼓山M4:210（圖三：1）、美國賽克勒美術(shù)館V-140（圖三：2）和《西清古鑒》著錄的舉（冉）尊（圖二：4）。其中僅寶雞石鼓山M4:210為考古發(fā)掘品。

Ⅱ2式：腹部上下兩欄之間的連珠紋界欄消失，上欄紋飾帶為夔龍紋或獸面紋。該式銅尊數(shù)量最多，共11件：湖南省博物館藏尊、湘鄉(xiāng)洪塘尊、寧鄉(xiāng)橫市云山尊、《西清古鑒》《西清續(xù)鑒》甲編著錄的周饕餮尊、周犧首尊、寶雞竹園溝M7:326（圖三：4）、1964年洋縣小江鄉(xiāng)張村出土尊（1964YZHCT:1）[8]、臺北故宮博物院JW2874-38（圖四：6）、布魯克林博物館藏尊、美國賽克勒美術(shù)館V-135（圖三：3）和《西清古鑒》著錄的周車（串或束）尊等。其中僅寶雞竹園溝M7:326為考古發(fā)掘品。

Ⅲ式，整體變得簡化，犧首消失。該式銅尊目前僅發(fā)現(xiàn)2件：長安普渡村M2:25（圖三：5）、望城高砂脊AM1:28（圖三：6、五：2），都是考古發(fā)掘品。其中長安普渡村尊的獸面紋線條極其簡略，布滿腹部；高砂脊尊則為素面。

由上可見，Ⅰ式和Ⅱ式尊之間總體變化比較明顯，經(jīng)歷了器形由大變?。á袷酵ǜ咭话阍?5厘米以上，Ⅱ式一般約為23厘米）；腹部紋飾帶由一欄變?yōu)樯?、下兩欄的過程。Ⅱ式和Ⅲ式之間總體造型變化較小，只是變得簡化而已。

二　犧首獸面紋折肩尊的時代

在這批銅尊中，經(jīng)過科學(xué)發(fā)掘、有明確出土單位的有5件：安陽殷墟大司空村M303、寶雞石鼓山M4、寶雞竹園溝M7、長安普渡村M2和望城高砂脊AM1所出尊，時代都比較明確。大司空村M303的斷代是建立在殷墟多年考古工作基礎(chǔ)上的，時代判斷比較精確，為殷墟四期早晚段之交。寶雞石鼓山M4的時代為西周初期，簡報將這件銅尊歸為殷商文化的器物，認為其“可能來自于寶雞以東的殷墟等區(qū)域”[9]，認為其時代可能早于墓葬的時代。但結(jié)合類型學(xué)的研究來看，Ⅱ式尊形體變小，腹部紋飾由一欄變成兩欄，顯示Ⅰ、Ⅱ式尊之間發(fā)生了突變。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變化可能與商周交替有關(guān)。因此寶雞石鼓山M4出土這件銅尊的時代最多也只能早到商周之際，因此其時代應(yīng)與墓葬基本上是同時的。寶雞竹園溝M7的時代是建立在整個

國墓地分期斷代基礎(chǔ)上的，學(xué)界基本沒有異議，時代為西周早期晚段，具體年代相當于康王晚期至昭王前期[10]。長安普渡村M2發(fā)掘較早，原報告將其時代定為西周初期，后來學(xué)界基本上統(tǒng)一將其時代定為西周中期早段，具體年代相當于穆王時期[11]。關(guān)于望城高砂脊AM1的時代，報告將其定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但有一些學(xué)者認為其時代可早到殷墟四期至商末周初或西周早期[12]。近年出版的《平頂山應(yīng)國墓地》完整地公布了應(yīng)國墓地M242的材料，該墓中出土了一件與高砂脊AM1:2形制比較接近的越式鼎[13]。應(yīng)國墓地M242時代比較明確，為西周早中期之際，具體時代在穆王前后。這件越式鼎的出土，證明高砂脊AM1應(yīng)與應(yīng)國墓地M242基本同時。此外，從類型學(xué)的分析來看，望城高砂脊AM1出土銅尊與長安普渡村M2出土銅尊同屬Ⅲ式，時代應(yīng)基本一致，這可與應(yīng)國墓地M242的時代對應(yīng)起來。

從上述出土銅尊的五座墓葬來看，其時代剛好從殷墟四期早晚段之交、西周初期、西周早期晚段到西周中期早段，基本形成了一個連續(xù)的時代序列，這與上述對銅尊的類型學(xué)分析可以對應(yīng)。雖說，考古上常有晚期墓葬出土早期器物的現(xiàn)象，但五座墓葬同時出土早期器物，而且其中的早期器物又剛好可以形成一個形制演變的邏輯序列，此種概率不能說沒有，但至少十分罕見，因此筆者認為這五座墓葬的時代應(yīng)該基本可以代表這五件銅尊的時代。

考慮到每式銅尊都有一定的使用時間，參照此五座墓葬的時代，大致推斷各式銅尊的時代如下。

Ⅰ式，Ⅰ1式2件尊從類型學(xué)的分析來看，時代應(yīng)早于以殷墟大司空村M303尊為代表的Ⅰ2式銅尊；Ⅰ2式銅尊中，德國科隆博物館藏尊（鐃齋舊藏）不僅頸部和圈足變短，形體變矮（僅25厘米），而且肩部紋飾帶也沒有連珠紋邊欄，這些特點已頗接近于Ⅱ式尊；結(jié)合殷墟大司空村M303尊的時代（殷墟四期早晚段之交），可認為Ⅰ式尊的時代為殷墟四期前后。

Ⅱ式，寶雞石鼓山M4和竹園溝M7兩件尊基本上卡住了Ⅱ式的時代上下限，但中間還存在成王至康王早期之間的缺環(huán)，但恰好可以由《西清古鑒》著錄的舉（冉）尊和以湖南省博物館藏尊（圖一）為代表的幾件銅尊（湘鄉(xiāng)、寧鄉(xiāng)出土尊以及《西清古鑒》著錄的周饕餮紋尊、周犧首尊等）來彌補?！段髑骞盆b》著錄的舉（冉）尊（圖二：4），上欄上下都有連珠紋邊欄，只是上欄主體紋飾不再是寶雞石鼓山M4:210、河南輝縣尊、賽克勒美術(shù)館V-140等的雷紋，而是變成了夔龍紋（與Ⅱ2式諸器相同）。而湖南出土的三件尊腹部上欄紋飾上邊都保留有連珠紋邊欄，這一點接近于Ⅱ1式中的舉（冉）尊，而早于以寶雞竹園溝M7:326為代表的幾件尊（洋縣張村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尊、布魯克林博物館藏尊、賽克勒博物館V-135、《西清古鑒》著錄的車[串或束]尊等），由此可見，舉（冉）尊和以湖南博物院藏尊為代表的幾件銅尊是Ⅱ1式和Ⅱ2式之間的過渡形態(tài)，其時代應(yīng)相當于西周早期早段，具體年代應(yīng)為成王至康王早期。

Ⅲ式，Ⅲ式銅尊中的兩件均有明確的出土單位，因此其時代比較明確，為西周中期早段，具體年代大致相當于穆王時期。

由此看來，這類銅尊的使用和流行時間不長，殷墟四期前后出現(xiàn)并逐漸增多，西周早期盛行，西周中期（穆王以后）趨于消失。

三　從犧首獸面紋折肩尊的再現(xiàn)看商代晚期的復(fù)古之風

湖南博物院的這件尊的時代為什么會被很多學(xué)者定為二里岡至殷墟一期？其時間差長達四五百年！究其原因是二里岡至殷墟一期的銅尊與上文分析的銅尊實在太像。若非細察，難以區(qū)分。

犧首獸面紋折肩尊這類器物最早出現(xiàn)在二里岡上層時期，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14]出土的銅尊就是這類尊的最早形態(tài)。這種尊在二里岡上層至中商時期非常流行，殷墟一期以后數(shù)量變少，但一直到殷墟三期時仍偶然可見（下文將這一批尊稱為“早期尊”，本文之前論述的那批尊稱為“晚期尊”）。比較這兩類銅尊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確實非常相似，尤其是二里岡時期至中商時期的銅尊與上文論述的Ⅰ式尊（如滕州大康留出土尊[15]、臺北故宮博物院JW2089-38等[16]與Ⅰ1式尊；鄭州人民公園出土尊[17]、上海博物館藏張雪畊捐獻尊[18]等與Ⅰ2式尊）（圖四：1~4）；殷墟一、二期的銅尊（如殷墟M331:R2070[19]、殷墟劉家莊北地M44:16[20]等）（圖四：5）與上文論述的Ⅱ式尊等難以區(qū)別。更為詭異的是，這類早期尊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同樣也經(jīng)歷了器形由高變矮、腹部紋飾由一欄變成上窄下寬的兩欄、再到簡化的過程（殷墟三期的王?？谀系豈94就出土了一件簡化式的素面尊[21]，另外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相傳出自安陽的犧首素面尊[22]和洋縣六陵渡出土的一件素面尊[23]都屬于這種早期的簡化式尊）（圖五：1、3、4）；甚至一些細部的變化，如頸、圈足的弦紋由三道變成兩道、圈足上的孔由“十”字形變成小圓孔、肩部、腹部作為邊欄的連珠紋從有到無等，其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都與晚期尊一樣。那么怎樣區(qū)別這兩類尊，尤其是絕大多數(shù)沒有伴出器物的傳世品呢？

仔細觀察，不難發(fā)現(xiàn)早、晚兩類銅尊之間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圈足和犧首的位置上：早期尊的圈足縱剖面多是斜直的，到殷墟二、三期時才變得略有弧度；犧首位置則有一個逐漸向肩部上移、變小的過程。而晚期銅尊的圈足經(jīng)歷的是由喇叭形向直筒喇叭形的變化過程；犧首位置的變化則與早期尊剛好相反，是由肩部向腹部逐漸下移。只要把握了這兩類尊的總體演化規(guī)律，就不難判斷其時代。如傳世的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布倫戴奇捐贈尊（圖六：1）[2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崑218-26（圖六：2）[25]、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獸面紋尊（圖六：3）[26]等，乍看很像晚期尊中的Ⅱ2式尊，但細審發(fā)現(xiàn)，這幾件尊的圈足僅為略有弧度地外撇，并非Ⅱ2式尊的直筒喇叭形；犧首較小且?guī)缀跬耆弦频郊绮?，不像?式尊犧首較大且下移到腹部上欄紋飾帶上，這些均為殷墟二期以后早期尊的特征。而且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布倫戴奇捐贈尊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獸面紋尊的圈足上均有獸面紋，這是殷墟時期銅尊才有的特征。因此這三件尊的年代均為殷墟二期前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獸面紋尊腹部紋飾不是兩欄，而是滿飾腹部的一周獸面紋，屬于簡化式，時代可能晚到殷墟三期。

為什么會出現(xiàn)早、晚如此相似的兩類銅尊這種現(xiàn)象呢？早在20世紀90年代，有學(xué)者在研究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收藏的那件銅尊時，就提出在殷墟晚期時“銅器工藝存在一種復(fù)古的思潮”[27]。此觀點頗有見地。殷墟晚期銅器的復(fù)古現(xiàn)象不僅在這種犧首獸面紋折肩銅尊上有反映，在三角援戈等器物上亦可見到。三角援戈與犧首獸面紋折肩尊一樣，也是主要流行于二里岡上層至中商時期（如河南安陽殷墟三家莊[28]、鄭州人民公園[29]、河北藁城臺西[30]等遺址出土三角援戈）（圖七：1、2），殷墟一期以后幾乎不見；但從殷墟三、四期開始，此類三角援戈又開始出現(xiàn)，如殷墟西區(qū)墓地的M279、M347、M355[31]等（圖七：3、4），并且同樣延續(xù)到西周時期。西周時期這種三角援戈雖然并非銅戈的主流，但在周文化的分布區(qū)（無論是王室控制的宗周、成周還是分封的諸侯國）幾乎都有發(fā)現(xiàn)，并且在巴蜀地區(qū)此類戈甚至一直流行到東周時期。早、晚不同時期流行的三角援戈，如果仔細觀察，形制也是有區(qū)別的：早期的三角援戈一般呈不規(guī)則的三角形，而且戈的上緣一般有一定弧度，鋒部較尖銳，援的位置偏上；晚期的三角援戈一般呈比較規(guī)則的等腰三角形，鋒部較圓鈍，援的位置居中。殷墟晚期的這種復(fù)古現(xiàn)象不僅在青銅器上有所體現(xiàn)，也見諸玉器[32]。由此可見，殷墟四期前后，確實存在一股復(fù)古之風，而且這種風氣一直延續(xù)到西周早期，直到西周穆王前后，周人銅器的風格才正式形成，銅器面貌發(fā)生了大的改變，此類現(xiàn)象才趨于消失。至于為什么會在殷墟晚期出現(xiàn)這樣一股復(fù)古之風，由于缺少文獻記載，今天已無法知道其中的動因。

四　余　論

湖南商周青銅器的研究是目前學(xué)術(shù)界意見分歧較大的熱點問題之一。之所以爭論較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湖南商周青銅器絕大多數(shù)是非科學(xué)發(fā)掘出土品，缺乏伴出器物，因此很難對其進行準確斷代。時代判斷不準，勢必影響后續(xù)研究。

近年來，為解決湖南商周青銅器的相關(guān)問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開展考古發(fā)掘的同時，也對以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湖南商周青銅器并不是一個整體，它至少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殷墟二期及以前的青銅器，很可能來自于商文化區(qū)域[33]。一部分是所謂的商代南方青銅器，如尊、罍等。這部分青銅器如張昌平的研究，可能來自于安徽或江西的某一地區(qū)[34]。第三部分也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則屬于商末周初的青銅器。這部分青銅器以往的研究多認為屬于商代晚期。但如果經(jīng)過仔細排比，可以發(fā)現(xiàn)其時代大多在西周早期的早段。筆者對犧首獸面紋折肩銅尊的討論和向桃初[35]、張懋镕[36]、高西省[37]等對皿方罍的研究即是其中的例證。由于西周早期周人自己特色的青銅器風格尚在形成之中，此時還保留了大量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特點，加之湘江下游地區(qū)確實在殷墟時期與商文化保持了交往，因此反映到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似乎商文化的因素更為濃厚。近年來，隨著湖北隨州葉家山、陜西寶雞石鼓山、河南平頂山應(yīng)國墓地等一批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老材料的完整公布，可以發(fā)現(xiàn)湖南商末周初青銅器中有許多來自關(guān)中地區(qū)的文化因素，而且西周早期時湖南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的交流十分頻繁。以寧鄉(xiāng)青銅器為代表的炭河里文化的性質(zhì)值得學(xué)界進一步思考：它的出現(xiàn)可能不是商文化退縮后地方文化興起的結(jié)果，而是在商周更替背景下另一支與周文化關(guān)系密切的新文化的勃興。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湘鄉(xiāng)洪塘鄉(xiāng)曾出土一件類似的尊，原藏湘鄉(xiāng)博物館，現(xiàn)藏長沙市博物館。

[2]2012年寧鄉(xiāng)縣橫市鎮(zhèn)云山村出土一件尊，惜已碎成多塊。參見熊建華《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第89、90頁，岳麓書社，2013年。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fā)掘》，《考古》2001年第4期。

[4]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圖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

[5]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4》，圖117、118，文物出版社，1998年。

[6]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銅器與殷人南遷》，《中國考古學(xué)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第269頁，線裝書局，2006年；熊建華《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第86、87頁，岳麓書社，2013年等。

[7]湖南省博物館《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銅器展》，中華書局，2017年。

[8]趙叢蒼《城洋青銅器》，第176、177頁，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該書中兩件銅尊的出土地點與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巴蜀書社，2006年）一書的出土地點剛好相反。查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1996年第6期）一文，發(fā)現(xiàn)趙書與李、張文章的介紹相符，故采用趙書。

[9]丁巖、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識》，《文物》2016年第1期。

[10]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參見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

[12]施勁松《對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銅器的再認識》，《考古》2002年第12期。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頂山應(yīng)國墓地Ⅰ》，大象出版社，2012年。

[14]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1》，圖106，文物出版社，1996年。

[15]張東峰等《山東滕州出土商代中期青銅器成分分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2年第9期。

[16]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第314~319頁，臺北故宮博物院，1998年。

[17]同[14]。

[18]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下，第2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9]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選粹》，第56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史語所八十周年籌備會，2009年。

[20]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殷墟劉家莊北地44號墓的發(fā)掘》，《考古》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