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歷史從來很復雜，但1830-1910這80年，可能是美國史最復雜的一段。除了人們熟知的南北戰(zhàn)爭，白人與黑人的多重復合關系，還包括了美國與墨西哥的國際沖突，美國吞并夏威夷與菲律賓的擴張努力。本書雄辯地證明，美國從英國脫離出來，并繼承了后者的帝國體制（盡管把聯合王國改成了合眾國），經歷了這80年之后，美國才真正蛻化成了世界性的帝國。本書為人稱道的是它的多元視角，不是以白人–政府–資本家作為敘述主體，黑奴、工人、民眾同樣在書中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

——探照燈好書評委 |  楊早（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1830年至1910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以及和它聯系得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之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在此期間，人們的生活、工作、自我認知、維持生計和爭奪權力的方式均出現了巨大變化。誕生于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塑造了并持續(xù)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世界。

美國在此期間發(fā)生的一些變化主要體現在：人口增長了十倍以上；地理邊界從密西西比河向西拓展到了太平洋沿岸，隨后更是延伸至太平洋；南北戰(zhàn)爭爆發(fā)；存在將近三個世紀之久的非裔美國人奴隸制被廢除；曾主宰北美大陸大部分地區(qū)的原住民飽受壓迫，活動范圍被限制在保留地內；經濟、社會全面實現工業(yè)化；大批歐洲和亞洲移民渡海而來；反對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民眾運動此起彼伏；發(fā)動了征服墨西哥、古巴、菲律賓的戰(zhàn)爭；國家的權力和影響力擴展到西半球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qū)。

美國在這幾十年里，從一個以農業(yè)為主、中央政府相對軟弱、各州和“邊緣”地區(qū)相對獨立的國家，發(fā)展成一個社會徹底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國家，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所謂的“漫長的19世紀”的結束，到了1910年，美國已躋身全球強權國家之列。

那么，這些巨大的變化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又當如何解讀它們的意義呢？不難想象，幾乎每個重要問題都伴隨著巨大的爭議和分歧。美國治理模式的特點是什么？美國政治的軸心何在？奴隸制的影響范圍有多大，它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fā)展有怎樣的關系？圍繞著奴隸問題不斷加劇的沖突如何演化為內戰(zhàn)，內戰(zhàn)又在哪些方面改變了這個國家？政治暴力和征服對美國的發(fā)展有多重要？階級、種族和性別關系是如何構建的，它們如何成為變革的動力？美國的工業(yè)化始于何時，又是如何快速發(fā)展的？我們應當如何看待19世紀后期的民粹激進主義及其與進步主義的關系？美國從何時開始被視為一個帝國，帝國又是如何構成的？

這就要不僅以東北部為原點向外看——無論是向東跨過大西洋還是向西跨過北美大陸——還會從太平洋和外密西西比地區(qū)向東看，從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盆地（Caribbean Basin）向北看，時而還會從加拿大向南看。很多歷史學家為此也就認為：美國最初是一個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參與海外征服和對外貿易，逐漸成為一個帝國。其實，美國繼承自英國的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帝國的模式。換言之，從合眾國誕生之日起，美國就是一個對美洲大陸和西半球具有重大帝國野心的聯邦，許多目標是由奴隸主及其盟友推動的。經過19世紀60年代的大規(guī)模政治、軍事斗爭之后，美國才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與其他國家類似的民族國家。這個新美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帝國特征，它們先是表現在南方和外密西西比西部，然后是走向海外。

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爭論涉及19世紀前期社會、政治沖突的性質。此前幾乎所有論述都將美國劃分為奴隸制合法地區(qū)與非法地區(qū)，劃分為“南方”和“北方”，并將“地域主義”視為政治的主軸。本書雖然明確承認深南部（包括佐治亞、亞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羅來納）確實出現了各種類型的奴隸制社會，上南部（南部偏北的地區(qū)）出現了程度稍輕的奴隸制社會；但同樣主張，奴隸制在19世紀前60年是全國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吉姆·克勞種族主義最初出現在東北部和中西部各州，那里的奴隸制當時正逐漸被正式廢除。因此，所謂的“地域主義”與其說是一個政治事實，不如說是圍繞著奴隸制的未來展開的一系列斗爭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建構。而且這一時期的主要斗爭并不是北方和南方之間的斗爭，而是東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之間為爭奪整個大陸乃至整個西半球的控制權而展開的斗爭。奴隸主和反對奴隸制的擴張主義者（主要在民主黨內）結成聯盟，而該聯盟的破裂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分裂和戰(zhàn)爭。

密西西比河流域作為19世紀上半葉另一個發(fā)展區(qū)的重要意義，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直到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美國史著作帶有濃厚的“例外主義”色彩——不僅在于其如何看待美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還在于它們敘述許多故事時囿于國界。近年來，早期美國學會等，特別是那些研究奴隸制的學者，通過采用所謂的“大西洋框架”，挑戰(zhàn)了這種分析上的孤立主義。這種新主張有充分的根據。毫無疑問，北美社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歐洲、西非、中非，以及西半球其他地區(qū)的影響，所有這些都與大西洋有關，它們逐漸創(chuàng)造出一個相互關聯的復雜世界。到目前為止，這個框架不僅為早期的美國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如艾倫·泰勒的《美洲殖民地》所示——也影響了關于19世紀的研究，特別是對加勒比地區(qū)的研究。

同時，也要看到大西洋框架大大低估了太平洋作為一個日益強大的力場的重要性。自18世紀末商人開始涉足太平洋和印度洋利潤豐厚的貿易以來，各個政治派別的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北美的太平洋海岸對國家利益至關重要，并將其視為通向未來的繁榮與偉大的門戶。實際上，如果不承認太平洋關乎美國人的命運——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就無法理解19世紀許多重要事件的意義，從吞并得克薩斯、美墨戰(zhàn)爭到南北戰(zhàn)爭，再到開發(fā)外密西西比西部。

帝國、奴隸制、太平洋，以及東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爭奪大陸與西半球主導地位的斗爭等問題，使讀者得以從一個新穎、引人入勝的角度重新認識所謂的“內戰(zhàn)與重建”。本書考察了1830年至1861年間，美國中央政府的權威遭遇的種種挑戰(zhàn)，以及這些挑戰(zhàn)如何重塑了政府自身的主權主張。其中，最重要的挑戰(zhàn)無疑來自深南部和上南部的奴隸主，他們不僅希望保護以奴隸制為基礎的既有秩序，還構想在西半球大部分地區(qū)建立一個奴隸制帝國的可能性。他們頑固地追求勝利，先是競逐國家權力，嘗試失敗后又發(fā)動了一場叛亂，70多萬人在平叛過程中喪生，國家也留下了久久難以愈合的傷痕。在后文中，筆者將像當時許多聯邦的支持者那樣，把這段血腥的過程稱為“叛亂戰(zhàn)爭”（War of the Rebellion），而不是“內戰(zhàn)”（Civil War），并將南方的“美利堅諸州同盟” 視為非法政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相較于“同盟”或“邦聯”，筆者更傾向于稱其為“叛亂州”）。

不過，叛亂戰(zhàn)爭其實只是眾多對抗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這些對抗或是為了挑戰(zhàn)聯邦政府的主權權威，或是為了宣示自身的主權主張。這些對抗包括：美洲原住民為反對殖民者對其土地的掠奪而展開的斗爭，特別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塞米諾爾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越南戰(zhàn)爭之前美國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戰(zhàn)爭）；19世紀30年代前期，南卡羅來納反動奴隸主支持“拒絕承認或執(zhí)行聯邦法令”運動；19世紀50年代，摩門教徒努力限制猶他的聯邦權力并自行設立“德撒律州”；19世紀四五十年代，由私人資助、發(fā)起的針對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對外征伐”，該行動顯然違反了1794年《中立法》；1861年冬至次年春，林肯政府采取行動應對南部同盟叛亂時，加利福尼亞、美國中西部和紐約市分離主義騷亂的蔓延。除了上面列舉的這些，這期間還發(fā)生了其他對抗，包括美國原住民在高地的抗爭、“銅斑蛇”運動（“銅斑蛇”指不忠于林肯政府的北方白人）、暴力反對征招非裔美國人參加聯邦軍隊的運動，以及對聯邦權力擴張的抵制。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將發(fā)生在19世紀前70年的叛亂統(tǒng)稱為“復數的叛亂戰(zhàn)爭”（Wars of the Rebellion）。

“復數的叛亂戰(zhàn)爭”這個概念從幾個方面挑戰(zhàn)了我們對所謂的“重建”的理解。關于這段復雜時期的文獻資料（大多數的起始時間是1863年或從1865年至1877年這段時間），非常成熟且很有深度。它們主要關注脫離聯邦的南方諸州，涉及的問題包括政治上如何重新統(tǒng)一，以及如何從奴隸制向自由過渡。這當然是有道理的。叛亂大多發(fā)生在這些地區(qū)，原因在于奴隸制被廢除后，奴隸主未能得到賠償。土地、勞動力和財產權等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聯邦政府繼而開始干涉外密西西比西部以外的地區(qū)。在美國西部和南方，聯邦官員——大多與共和黨結盟——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關于勞工、信仰、家庭生活、紀律、性行為、財產權和土地使用的規(guī)定，目的是使這些地區(qū)及其居民完全融入作為新生的民族國家的美國。不服從這些規(guī)定的人，尤其是原住民，將受各種處罰，從鎮(zhèn)壓和監(jiān)禁到剝奪公民權和放逐。這可以說是由強烈的帝國意識驅動的建國事業(yè)。

美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也因此受到影響。如今的歷史學家似乎已經達成一個基本共識：資本主義擴張是歐洲人向北美大陸，尤其是在從切薩皮克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一個遼闊的新月地帶移民的核心動力。在那里，奴隸種植園為國際市場生產主要農作物，并在19世紀以后推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至少在18世紀初，一個以商業(yè)和強迫勞動剝削為主的大西洋世界業(yè)已成形；到了19世紀初，它的影響力更大。不過，這應該是一個時間跨度更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體系”逐漸在美國生根發(fā)芽。

一方面，19世紀上半葉，美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在社會、政治、文化方面遇到了極強的阻力，包括以自給自足和地方貿易為主的家庭經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悖并使商品和服務市場受到限制的奴隸勞動，以及大眾對紙幣和銀行的敵意。筆者認為，該時期發(fā)生的主要變化是市場強化，即人們更廣泛地參與市場，而不是生產、交換和社會組織形式的改變。雖然州政府等地方政府在促進商業(yè)擴張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例如，給運輸公司和銀行發(fā)放許可證——但資本主義的勞動和財產關系只是逐步站穩(wěn)腳跟，部分原因在于聯邦政府是否應插手這些領域這件事本身就爭議重重。

另一方面，北美大陸的大部分地區(qū)都有原住民群體——部分群體在經濟上充滿活力，政治上富有攻擊性——這些社區(qū)的勞動分工、性別關系、社會等級制度、財產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形式，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更不用說關于時間、空間和精神的觀念。雖然美洲原住民和歐洲人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通商的“中間地帶”，但這僅僅顯示了原住民經濟模式的靈活性，而無法證明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接受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方式。19世紀的美國幾乎連年爆發(fā)激烈沖突，其實質是為了決定哪種社會組織形式將占據上風。直到戰(zhàn)爭爆發(fā)，當一種新型中央政府站穩(wěn)腳跟以后，天平才徹底傾斜。

事實上，戰(zhàn)爭不僅鞏固了民族國家，還使新的金融家和實業(yè)家階層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在共和黨盟友的幫助下，推動了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中的發(fā)展。他們尤其看重外密西西比西部的開發(fā)。在軍隊、法院、國會，常常還有地方政府的幫助下，他們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鐵路網，消滅阻礙他們的原住民部落，大力發(fā)展采礦業(yè)，并試圖將不斷增加的勞動力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很快將目光轉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為隨后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冒險奠定了基礎。在許多方面，戰(zhàn)后的西部和南方曾一度幾乎等同于東北部的“殖民地”，并成為重新組織起來的帝國的試驗場。比如，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從屬地位，這里的人遭受的無情剝削以及不得不與各有色人種接觸，無論是原住民、西班牙裔，還是非裔。

不過，資本主義在獲得巨大發(fā)展動力的同時，在19世紀下半葉也引發(fā)了激烈的抗議。一些最堅定、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南方和西部擁有深厚的基礎，從“勞工騎士團”到平民黨運動，從亨利·喬治和愛德華·貝拉米的追隨者到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這些“邊緣”地帶因為民眾運動和政治實驗而動蕩不已。這些運動主要圍繞著“反壟斷”意識展開，不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19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歐洲革命流亡者傳入的共和主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運動參與者在工作場所和政府中爭取權力，猛烈抨擊資本主義關系和價值觀以及似乎在背后支撐著它們的政治腐敗，希望動用包括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內的政府力量平衡雙方的權力關系，使其更有利于“生產者”，而不是“富人”。在一些地方，他們設計了建設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有效替代方案。這些方案與資本主義擴張共同將美國與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世界聯系在一起。

這些社會和政治斗爭發(fā)生在國際經濟陷入長期蕭條之時——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持續(xù)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并與之密切相關。這些沖突有時非常激烈——在當時的工業(yè)國家中，美國的勞工運動最為暴力——政府常常需要動用軍事或準軍事力量加以鎮(zhèn)壓，這使人們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危機感。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常常被提及——當時工人們控制了法國首都，尋求實現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正義，但最終遭到政府當局的殘酷鎮(zhèn)壓——有人認為它象征著美國勞工運動的潛力，也有人用它來提醒人們應當警惕勞工運動。其結果是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前20年的“重建”時期——這是筆者的說法，習慣上它被稱為進步主義時代——社會、勞工、政治和企業(yè)等領域的改革者努力重新構建國家權威、工業(yè)所有者和投資者的產權關系、工作的組織方式、大眾的政治參與、社會責任的性質以及帝國武力的影響范圍。重建是在反資本主義運動失敗后進行的，因此也反映了這些運動的影響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所以，不妨在全球背景下再現1830年至1910年間美國的轉型。其中地理范圍涵蓋大西洋、加勒比地區(qū)、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區(qū)，以及逐步發(fā)展的太平洋地區(qū)。影響力、權力和意義的邊界不斷被跨越。我們無法孤立地思考這一時期——或者說任何其他時期——在美國發(fā)生的任何一起事件，而國際舞臺同樣越來越多地感受到發(fā)生在美國的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但是，國家和帝國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國家有明確邊界，這些邊界劃定了主權和財產的范圍。與之相反，帝國雖然可以擴張和收縮，卻沒有真正的邊界，而往往與載體、權利聲索和聯盟相關。因此，從19世紀30年代墨西哥北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qū)的沖突，即當時所說的“得克薩斯革命”算起，當時的美國已經具有帝國野心；最終將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結束，并將再次回到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地區(qū)，因為20世紀的一場大革命既定義了民族國家美國的帝國擴張的界限，也預示了美國在下一個世紀將面臨的新的挑戰(zhàn)。

（本文摘編自史蒂文·哈恩 所著《美國的內戰(zhàn)與重建：1830—1910》一書，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考慮到閱讀體驗部分內容進行了去第一人稱化的修改。）

《美國的內戰(zhàn)與重建：1830—1910》

【美】史蒂文·哈恩 著；方宇 譯（譯者：方宇，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自由譯者，譯有《兩個世界的戰(zhàn)爭》《全球化簡史》，校譯有《哈佛中國史》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國：唐朝》）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3年10月

本書是一部關于1830年至1910年間美國政治和經濟轉型的顛覆性作品。作品聚焦于美國南北戰(zhàn)爭前后80年的歷史，講述了美帝國的建立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重要歷程，介紹了工業(yè)資本家、金融家和無產者，奴隸主和奴隸，企業(yè)家和工人等各種力量之間的斗爭。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從一個 中央政府軟弱的農業(yè)社會，變成了一個逐漸城市化的工業(yè)社會，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框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美國的帝國屬性卻從未改變。作品顛覆了人們對美國國家和帝國的認知，深刻揭露了美國作為一個帝國的本質和屬性，回答了美國是如何跨越漫長的19世紀，逐漸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的。同時，本書也揭露了美國內戰(zhàn)與重建過程中的黑暗歷史和遺留問題，而這些問題仍然是今日美國所不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