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邊緣化問題，在一些達觀人士看來恰恰是正常的狀況，是詩歌的回歸本位，我也傾向于這種態(tài)度和看法。如此，我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承認和接受這么一個事實：詩歌的確是一門小眾的藝術。因此詩歌從來沒有、今后也不大可能成為一種謀生的手段。

詩人從來不是一種職業(yè)，在我看來，即便因為詩歌而獲得了類似職業(yè)的穩(wěn)定性，也只是由詩歌派生出來的幸運的少數(shù)，如詩學教授、詩歌評論家、詩歌編輯和出版人，他們在數(shù)量上肯定也是極為有限，屈指可數(shù)。至于職業(yè)詩人，不是沒有，那更是少之又少。我所知道的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在他七十歲的時候接受一次記者的訪談。記者問他：“你是一個職業(yè)詩人嗎？”扎加耶夫斯基只能苦笑著回答：“不是，我只是在通往職業(yè)詩人的道路上”。這不只是幽默，也不只是謙虛。眾所周知，在我們這里，別說詩人了，就是作家和翻譯家，大概也只有像巴金傅雷這樣的名家和大家，曾經(jīng)能夠不要工資而僅靠稿酬生活。

詩人需要一個職業(yè)。職業(yè)是獨立的基本保證，竊以為也是保持某種“必要的清高”最起碼的前提條件，否則極易生出一些不良的心理錯位。詩界常見一種奇怪的人物，簡直可稱為“給詩歌毀容的人”，此類“懷才不遇”之士往往心態(tài)失衡，甚至遷怒于詩歌，動輒聲稱“詩歌害了自己”。這些自認被詩歌所害的人，內(nèi)心有個天大的誤會。他們以為詩歌可以許諾他們榮華富貴？如果自己把生活弄得一團糟，然后回過頭來抱怨一切都是詩歌造成的，這個邏輯鏈如何成立？詩歌從來不曾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形式的世俗成功。向詩歌要捷徑的人，完全是被自己的虛榮心大大地誤導了。

說到底，一個詩人從詩歌所能得到的回報只能是詩歌本身。誠如意大利作家馬可·羅多利所言，詩歌使生活履行它許諾過又落空了的東西。

“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這是陸游留給后人的詩教，放在今天不僅不過時甚至更顯真理的意義。在我看來，它包含了詩歌發(fā)生學的最大秘密。詩外即生活，生活即全部，尤其是職業(yè)生活，其意義首先便體現(xiàn)在盡作為一個“社會人”的義務，是責任倫理的承擔。我們說詩人也是人，其實更應該著眼于此。不必諱言的是，詩歌（寫作）和職業(yè)之間，有時的確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沖突，比如后者顯然可能擠占可以用于前者的時間，但試想一個人即便在離職期間，也未必是在全日制地寫作吧？沒有參與具體實際的生活，寫作本身也很容易成為無源之水。倒過來一想，恰恰是那些能從職業(yè)和實際生活中汲取養(yǎng)分、反哺詩歌的詩人，各地都是大量存在的。比如R.S.托馬斯，他的工作是一名職業(yè)牧師，一輩子都在偏遠的威爾士鄉(xiāng)村從事教職，是主動的選擇，也有長期的內(nèi)心掙扎，但他始終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灌注到對至高存在的沉思和追問，這構成了他詩歌寫作的重心，從而將英語玄學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藝術境界。

如果詩人不能從自己的職業(yè)當中受惠，我認為要改變的只能是詩人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在職業(yè)生活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別的，而是如何不被世俗的庸見所束縛，如何不使心靈被流俗浸染和侵蝕，根本問題只在這里。詩歌總是并將永遠是一個拒絕墮入粗鄙和粗俗的東西，詩歌總是要將凡人從粗鄙與粗俗之中拔將出來的那么一種力量，否則詩歌何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人也就是一種狀態(tài)，是一種出離的狀態(tài)?！霸娙恕币苍S可以成為某個人許多個身份之中的一種，卻永遠不能成為、也不應該成為他唯一的身份。我們有時甚至不難發(fā)現(xiàn)，某個詩人在表現(xiàn)出太強的詩人身份意識的時候并不總是可愛的，許多時候倒是十分尷尬的，甚至顯得有些矯情。這也就是為什么有的詩人在他們必須出示詩人身份的時候常常顯得有幾分“羞澀”，這并不是說他們羞于自己是一個詩人，不，真詩人往往是自恃的，如果他們感到卑微或者羞愧，也不是在世俗意義上如此，他們表現(xiàn)得驕傲或者格格不入，也只是針對庸俗的異己之物，詩人的羞澀只是因為他在存在論的意義感到茫然無措或者無能為力，仿佛普羅提諾“羞于有一個身體”。

有一個著名的反例，就是布羅茨基，他是唯一愛稱自己是“詩人”的人。眾所周知布羅茨基曾被叫做“寄生蟲”遭到流放，只因他缺少一份能夠說明他是詩人的“官方證明”。后來他始終把詩人身份掛在嘴邊其實并不好笑，這在他顯然是一種挑釁的姿態(tài)，是身份意識明顯帶有強烈反彈的表現(xiàn)，仿佛在向世人昭示：如果無人承認或者無法證明作為一個詩人的權利，那就勇敢站出來自己主張好了。

我目前所能接受的信念是，詩人是一種狀態(tài)。詩人僅在寫詩的時候是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委婉的詩句：“詩人被攝影/在他們不是詩人的時候?！睋Q句話在鏡頭對準詩人的時候他只是一個人，或者是獲獎者或者是新聞人物，作為詩人其實只是過去時。

但這并不是說詩人只是一種偶然的狀態(tài)，恰恰相反，要做一個詩人就要一直做，就得始終保持對世界觀察的、感受的、體驗的狀態(tài)，歸根結底是保持作為詩人的一種生命狀態(tài)。

我從大詩人痖弦先生那里找到了證明。痖弦先生2005年回大陸期間在廣西師范大學做過一次題為《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的演講，我看過文字記錄，其中充滿許多高級而深刻的見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詩人是對生命認真的人，詩是認真生活的結果。他還引用了我們熟悉的“江郎才盡”的例子，他說不是江郎的才盡了，而是江郎的生活盡了。痖弦先生也提到大陸改革開放以后很多文人紛紛下海，本來寫詩的人去做生意，想把錢賺足了再來寫詩。痖弦先生說，這好像是個如意算盤，其實很難回頭。他的話也符合我的觀察和判斷，更換跑道就是更換生命的狀態(tài)，至于到底還能不能再回到詩人的狀態(tài)，我沒有痖弦先生想得那么絕對，但是我也傾向于認為回歸很難，得看不同人的造化吧。

從更實際的角度來說，作為一個詩人，最好選擇一個相對自由的職業(yè)，所謂自由首先是有充分的自由支配的時間，所為之事可以跟寫作毫無關系，但也不要有過多的干擾與牽扯，這也是就狀態(tài)來說的。前不久，一個頗有才華的年輕詩人對我抱怨說自己如何被從事的工作“耗盡”心力，我便鼓勵他趕緊離職。時代大不相同了，我們這代人曾經(jīng)是把職業(yè)跟個人的人生捆綁的，現(xiàn)在看來實在是有些“想不開”?，F(xiàn)在靈活就業(yè)、從事自由職業(yè)的途徑多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其次我以為選擇職業(yè)最好考慮另外一個條件：能夠多與人接觸的工作。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先生在訪談里說過，從事文學的人應該對人感興趣，是不是？我很難想象一個寫作者不研究人、不研究人性?！把芯咳恕北旧砭蛻摮蔀槿粘顟B(tài)的一部分，這才可能有洞察力。研究人固然可以時時進行，也存在許多的途徑，比如閱讀歷史人物傳記，但是“第一手”的接觸，如果不是具有太多的深度，至少總可以有著更多的新鮮度，不可代替。

我本人從2000年起雖然長期待在一個大型的國企，但流動性仍然使我接觸了多個不同的崗位，從與人打交道到與機器打交道，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的人生經(jīng)驗。我長期認為自己應該是一個入世不深的人。“入世深”固然不是衡量一個寫作者的唯一的標準，但是“入世深”而又“出得來”，無疑是對成熟的寫作者很有利的一個條件。王國維所謂“須入乎其內(nèi)，又須出乎其外”的論斷，相信我們耳熟能詳：“入乎其內(nèi)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nèi)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這與其說是理論，不如說是經(jīng)驗，誠不欺也。

說起來也許有些遺憾，我也知道和認識不少被職業(yè)完全吞噬的文友、筆友和熟人，被吞噬的意思是終于完全放棄了寫作，而另外有人，雖然有著實際上跟寫作并不沖突的職業(yè)，甚至頗令人羨慕，卻最終受制于職業(yè)性的要求，變得不再那么敏感、不再那么超脫，姑且不說是變得那么唯利是圖，卻還是失去了那么一股子“氣”、作為詩人（文人）的“真氣”和“生氣”，遂損壞了個人的寫作。說到底這還是沒有做到“出乎其外”。在全然投入和必要的超然之間，的確，中間的平衡度是不太好把握的。

無論如何，對我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不能成為職業(yè)詩人也許并不是什么災難，其實前面還有一個更切實、也可謂美妙的境界在等著我們：業(yè)余的精神、專業(yè)的水準?！獦I(yè)余的精神：意味著純粹、初心、生命的天真、本真實存，它就是詩的狀態(tài)；專業(yè)的水準：意味著技藝的理想目標、抱負、嚴格的自我要求與不斷提升，無止境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