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即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諭令立即停罷科舉，廢除了從隋代起綿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該諭令后半段文字如下: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傊瑢W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歷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各門科學，又皆切于實用。是在官紳申明宗旨，聞風興起，多建學堂，普及教育，國家既獲樹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榮。

　　科舉取士制度是中國延續(xù)時間最長的最重要制度之一，而竟一旦予以罷廢，對這樣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當時的社會上反應如何呢？相對冷淡。只有極少數的雜志對此事表示關心，而且這種關心只是停留在刊登袁世凱等人的奏折而已。報紙的反應稍積極，但也只有極少數的報紙，有簡單的評論和報道。其中有些評論不但并不將立?？婆e當作如何重大的舉措，且表示種種的疑問。這里僅以傳播面最廣的《申報》為例。在上諭下達的第四天，《申報》雖在第二版上作了全文刊載，但同時又以“謹注”的形式發(fā)表了一篇與今天評論員文章相似的文字。文中盡管承認科舉制度的廢除是一件大事，但是卻又尖銳地指出：

　　今上諭謂學堂優(yōu)予出身，本與科舉無異，則日后畢業(yè)將至于中學生員、省學舉人、大學進士，人人鶩此虛學趨于仕路，不幾與科舉之舊習名異而實同乎？

　　這句話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正是這種科舉與學堂無別的感覺，使得停罷科舉的歷史性舉動沒有引起多大的波瀾。科舉制度本是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一種默契，在統(tǒng)治者一方是以此來籠絡士紳階層及一般百姓，以形式上平等的考試方法吸收部分士紳參政，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以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在被統(tǒng)治者一方則藉此而平步青云，換取功名利祿，進入統(tǒng)治者行列。這種默契的成立，使得科舉制度盡管弊端叢生，仍能沿續(xù)千余年而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但是晚清以來，中國已無法繼續(xù)保持鎖國狀態(tài)，西方新式的教育與考試制度明顯優(yōu)于科舉制度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改革以至罷廢科舉成為清末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雖然在起初就是激進的維新人物也并未堅決主張罷廢科舉，但到后來即使重臣勛貴也都傾向于科舉非罷廢不可的建議。于是科舉的廢除變成只是時間問題，在欲廢未廢的這段時間里，在高層統(tǒng)治者與士紳之間都持一種觀望態(tài)度，以尋求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新的默契。最終，由最高統(tǒng)治者以用學堂出身代替科舉出身的辦法昭告天下，而廢除了科舉制。因此廢科舉興學堂是新的一輪默契的成立，這一默契與前一默契形式上改變而實質上不變，這對訂立契約的雙方來說都是心知肚明的。

　　下面先對清末罷廢科舉的全過程作一鳥瞰式的回顧，然后再回溯科舉制產生的背景，以看出兩種默契是如何轉換的。

　　十年歷程

　　清末科舉的廢除并非一時的行為，而是一個長時段的過程，如果從1895年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算起，可以說整整花了十年時間，才有這最后的結果。在此對最終的這個上諭，有兩種感覺同時存在，一是早該廢除了，一是廢除不廢除都一樣。既然有這兩種感覺，那就無怪乎引不起社會大的震蕩了。

　　首先讓我們以年代為經，將一系列的反對與改革科舉的言論簡介如下：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zhàn)滿清敗于日本之后，人人皆有憂國之思，亡國之懼，因此只要有關改革舊制的建議都會引起普遍的響應。

　　1895年，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中有教民一節(jié)，列舉科舉之弊，主張三場考試的第二場試掌故策，三場試外國考，殿試則試策問，頭場雖仍試四書文，但讓試者“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過去不準用秦漢以后書與諸子書）?！辈贿^康氏并未提出廢除科舉制，這是十分初步的要求。

　　1896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fā)表《論科舉》，認為“欲興學校、養(yǎng)人才以強中國，惟科舉為第一義。”并提出變革的上策是“合科舉于學?！?，這實際上是主張廢除科舉，而以學校為取士之源；中策是“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以免有實學之人才流失；下策是“鄉(xiāng)會試必三場并重”，防止只重第一場的八股文。

　　1897年，徐勤在《時務報》警告說：“覆吾中國，亡吾中國者，必自愚民矣，必自舉業(yè)愚民矣?！蓖闯獍斯晌闹Γ埠魪U除科舉制。

　　但是如徐氏主張全盤廢除科舉制的人并不多，上述梁氏之言論表達了當時的社會思潮，欲以上策為理想，而愿從中下策開始變法。所以梁氏之三策以及其他人士的改革意見提出前后，清廷在不同程度上已作了政策上的調整。于梁氏上策而言，雖不能合科舉于學校，但已于1896年籌備建立京師大學堂。于梁氏中策而言，則有1897年貴州學政嚴修奏請設經濟專科之議，第二年初即準備經濟特科與歲舉兩途并行。嚴修之議實質上是分科舉之勢，使部分人才能由經世致用的途徑出。

　　至1898年四五月間，由于維新志士們的宣傳效果，內外臣工上書請廢止八股、改革科舉制度者紛紛：

　　4月6日，浙江巡撫廖壽豐在嚴修建議的基礎上進而主張經濟歲科不應附庸鄉(xiāng)、會試，亦不應試四書文，實際上是主張經濟學堂的學生成績優(yōu)秀者可以有同進士出身的資格。

　　14日，御史楊深秀有奏請厘定文體一折，猛烈指責制藝貼括之消磨人才。但又因制藝之科行之已數百年，猝無善策更之，因此主張以取消八股文體作為改革科舉制之先聲。

　　6月17日，康有為上《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析》；

　　同日，御史宋伯魯亦上《請改八股為策論折》（實為康有為代擬）；

　　22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請廢八股育人才折》（亦為康有為代撰）；

　　這些奏折力陳八股之害，是自明代以來類似言論的繼續(xù)，但是在當時有亡國之憂的背景下說來更加痛切。

　　在維新派不斷地鼓動下，在全國之勢的改革氣氛中，光緒皇帝的反應也極其快速，先在楊深秀上奏后，當即諭示各項考試不得割裂經文命題。又于徐致靖上疏后的第二天，即6月23日，頒發(fā)了《自下科為始，鄉(xiāng)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的上諭。這可以算是改革科舉制度的第一步，也是自明代成化年間實行八股取士以來第二道廢止八股文的諭旨，其文略曰：

　　我朝沿宋朝舊制，以四書文取士?！敖鼇盹L尚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藝，大都循題敷衍，于經義罕有發(fā)明，而谫陋空疏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為始，鄉(xiāng)、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盡管在康熙初年也曾有過廢除八股文的成例，上述諭旨還算不得是什么驚人之舉，但為了堅定光緒皇帝的變法信心，一周后（30日）康有為還代宋伯魯擬了一份《請廢八股勿為所搖》片。而且究其實光緒這一步邁得并不算大，因為當年本科本試剛結束，去年鄉(xiāng)試也剛過，若自下科為始，最快要等兩年以后才有實際的改革行動。維新派等不得這種蝸行牛步，同日又由宋伯魯出面提出一份奏折，請將經濟科歸并正科，各省歲科童試立即改試策論。光緒立即發(fā)上諭表示同意，其速度之快，即在今日亦洵稱奇。

　　又過十天，即7月10日，掌管科舉事務的禮部尚書懷塔布，將該部依據光緒兩次諭旨討論擬定的具體改革條款上奏（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同時又詢問向來頭場考中的必有的五言八韻詩是否仍舊命題？不久，光緒即明示，“嗣后一切考試均著毋庸五言八韻詩?！?/p>

　　看到光緒表態(tài)于上，封疆大吏也紛紛響應于下。

　　7月4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聯(lián)名具奏《妥議科舉新章》，倡言“求才必自變科舉始”，不但對廢止八股文極表贊同，且提出“先博后約，隨場去取”之法。此法是將原三場考試次序顛倒，第一場試中學經濟（即中國傳統(tǒng)學問中的經國濟民之學），取預定錄取人數的十倍，取中者方準試二場；第二場試西學經濟，取預定錄取人數的三倍，取中者進入三場；第三場才試四書義與五經義，合格者就是最終錄取者。據說在夏歷閏三月間，張之洞已與鄂、湘撫會商請改科舉之法，后見光緒下詔廢止八股，立即上此長奏。19日（《清德宗實錄》系于七月初三，即8月19日，不知孰是），光緒同意此奏，并贊其“所奏各節(jié)，剴切周詳，頗中肯綮?！?2日，又諭禮部詳議條目頒行。同時又諭示：“嗣后一經殿試，即可量為授職，至于朝考一場，著即行停止?！粦{楷法取士?！?/p>

　　7月15日，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之父）繼張之洞、陳寶箴之后亦上一折，中有“籌科舉即出于學?！币徊撸菍⑶笆隽螇圬S所建議的，逕由學堂先舉的經濟歲舉擴大歲科與鄉(xiāng)會試正科，使科舉雖存而猶亡，因為所有人才如果都從學堂出身，則科舉將無人鉆營。

　　8月27日，光緒又下諭批準徐致祥之奏折。徐折專就歲科生童兩試而言，指出經古一場考試如不改革，則策論之試不專。主張歲科兩試清照鄉(xiāng)會試新章，分場去取。使從來之八股文體即在生童考試階段亦無容身之地。

　　重要的改革科舉條陳及舉動大致如上所述，從中可以看出即使重要維新人物亦少有廢科舉于一旦主張，而是將停止以八股取士作為改革的重點，同時化科舉單一的取士之道為多元地提拔人才的途徑。而光緒所同意的改革方案亦皆不出此二方面。但即使是這樣比較溫和的倡議，也受到多方的阻格。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所說，康有為與楊深秀于夏歷三月時曾上書，為禮部尚書許應骙所駁。四月初旬，梁啟超復聯(lián)合舉人百余人，連署上書，亦格不得達。故五月初而有宋伯魯攻擊許應骙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之奏，兩天后許即予以回擊，而光緒此時尚取息事寧人態(tài)度，未即解除許氏之職，只是下詔表明廢止八股文的決心而已，而上面已說過這一步其實邁得并不大。而且所有主張溫和地改革的建言亦多未曾付諸實施，便遭遇了戊戌政變。政變發(fā)生在9月21日，首先當然先解決軍政大權問題，至第十九天，即10月9日，便有太后懿旨，對基本上尚未著手進行的科舉改革開刀：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本先儒傳注，闡發(fā)圣賢精義。二百年來，得人為盛。近來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襲雷同，毫無根柢。此非時文之弊，乃典試諸臣不能厘正文體之弊?！锰孛靼仔荆核煤筻l(xiāng)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貼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罷。

　　科舉改革如同其他戊戌新政一樣，不過曇花一現(xiàn)，而且比其他新政更多地只體現(xiàn)在紙面上而已。真正大聲疾呼要將科舉一舉而摧毀之的主張出現(xiàn)在庚子事變以后，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時期。

　　這一時期也可以以年代為脈絡來看出究竟。

　　1900年，義和團起于山東，八國聯(lián)軍入京師。清廷逃往西安。

　　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下詔變法，要求內外臣工在兩個月內“詳悉議以聞。”這是再次挨打重創(chuàng)以后無可奈何的補救。于是變通科舉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4月，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建議逐年核減歲科鄉(xiāng)試的取中名額，另增實學一科。將舊科所減之額，作為實科之數減到五成為止，此時學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實學之人，然后將舊科中五成中額，一并按照實科取士章程辦理。（《經世文新編續(xù)集》卷一〈通論中〉）

　　7月12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會銜上疏，認為：酌改文科科舉一事，為自強求才之首務?！瓟M即照光緒二十四年臣之洞所奏變通科舉，奉旨允準之案酌辦?！枪蕽u改科舉之章程，以待學堂之成就?！箤W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

　　此兩折實際即釜底抽薪，使科舉名存而實亡，但名義上仍保持科舉制之存在。但兩廣總督陶模的奏折則直以廢除科舉為說，痛陳：“自甲午以后，詔設學堂者屢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則以利祿之途仍在科目，欲其舍詩賦、八股、小楷之慣技，棄舉人、進士之榮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變法必自設學堂始，設學堂必自廢科目始。今宜明降諭旨，立罷制藝、大卷、白折等考試?！颇考葟U，進身之階舍此末由，自無不踴躍從事（按：指入新式學堂）。（同上揭書）

　　陶模此論之直率劇烈連維新之士亦未嘗多見。當然清廷不可能一舉廢去科舉制度，而是選擇能夠表明改革決心而又影響不大的舉措來應付。首先是在6月3日，有舉行經濟特科之詔，接下來才有8月28日自打耳光的科舉罷時文試帖，改以經義時務策問試士的上諭。這就是說在兜了一圈，五年之后，又回到原來的停試八股文的老地方。而且此詔書不但在內容上與五年前的那份相同，甚至連行文口氣都無大差：

　　我朝沿用前明舊制，以八股文取士，……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 日深，士子但視為弋取科名之具，剿襲庸濫，于經史大義，無所發(fā)明，急宜講求實學，挽回積習?！悦髂隇槭?，嗣后鄉(xiāng)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脊僭u卷，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場?！陨弦磺锌荚?，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空衍剽竊。

　　但此次科舉之改革亦只到此為止，清廷對劉、張之奏與陶模之折還無任何表態(tài)。直到10月2日才空頭地對前者表態(tài)說：“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仿行西法各條，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钡蛔植患翱婆e改革之事?？梢姳Ｊ貏萘σ暱婆e為重要堡壘，不肯輕易退卻。11月12日政務處會同禮部議復劉、張之奏，并不采其“分場發(fā)榜，各自棄取”之議，反以為“鄉(xiāng)會試分場棄取，不免有偏重之弊，目前仍宜三場合校，毋庸更張。堵死了進一步改革之路，更不用說全盤廢止科舉制了。

　　一年多以后的1903年初，下詔為慶祝明年慈禧七十壽辰而籌備癸卯恩科鄉(xiāng)試與甲辰恩科會試，絲毫沒有廢除科舉的意思。

　　但是洞悉中國弊病的有識之士與部分高級官員明白科舉制度存廢關系國家的興亡，因此第三度提起改革科舉的話題。1903年3月13日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又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變通科舉，明確指出科舉不廢，則人人有僥幸觀望之心，無人肯上新式學校學習，故各省于興立學校一事，大率非觀望遷延，即敷衍塞責：

　　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為學校之敝而阻礙之者，實莫甚于科舉?！握?？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yè)，人所畏阻。學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期獲售。雖廢去八股試貼，改試策論經義，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誼可比?！艘娖涞弥滓玻合嗦蕿樨飧`抄襲之學，而不肯身入學堂，備歷艱苦。善謂入學堂亦不過為得科舉地耳，今不入學堂而能得科舉，……又孰肯舍近而圖遠，避易而就難？

　　但對于實際操作，張、袁亦并不提議立即廢科舉一旦，而仍重提按年遞減科舉考試取中之額，并將所減之額移作學堂中當取之額的辦法。但是此折遞進后交政務處議奏，卻沒有下文。

　　于是在1904年1月13日，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在聯(lián)銜奏《重訂學堂章程折》時，又附片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強調“時局阽危，非人莫濟，除興學堂外，更無養(yǎng)材濟時之術。”主張自下屆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起每科分減中額三分之一，俟三科后中額減盡，即停止鄉(xiāng)試；歲科試中額亦相應減少，俟學額減盡，即行停止歲科試。以后生員即可盡出于學堂。此奏的最終目的是要廢除科舉，但所采用的是漸進的，將科舉制消弭于無形的辦法。這個提案總算邀準，但在年底何時廢除科舉這一點上清廷仍含糊其詞，諭令說：“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xiāng)、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后均歸學堂考取，屆時候旨遵行。

　　可見清廷還是沒有廢除科舉制的打算。因而在一年多以后，更劇烈的要求由袁世凱等人提了出來。1905年9月2日，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與湖南巡撫端方上折，請立停科舉，以廣學堂。認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后，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年甫?？婆e，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須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币虼丝婆e非即時停罷不可（據陳恭祿《中國近代史》584頁錄有袁世凱之奏語曰：“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即士子永無實在之學問，則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不知此語從何而得，謹附于此以作參考）。

　　袁氏等人奏折所舉理由雖以科舉“阻礙學堂，妨礙人才”，但這一點其實并不對清廷的統(tǒng)治構成威脅，威脅是來自“現(xiàn)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就在上文張之洞之奏折與此次袁世凱奏折之間，已發(fā)生了世界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日俄戰(zhàn)爭。戰(zhàn)爭雖是為解決日本與俄國之間的矛盾，但戰(zhàn)場卻在中國，所爭者為兩國在華權益，而清廷竟宣布中立，這不但是大丟臉面的事，而且也是明顯的亡國之兆。袁世凱等人都是封疆大吏，五年前南方之總督巡撫們已有東南互保的半獨立行為，若清廷再不接受這次的提案，則這些方面大員的向背將直接影響清廷的統(tǒng)治，尤其上折者一為直隸總督，直隸是統(tǒng)治核心區(qū)；一為盛京將軍，盛京乃是滿清老窩；南方最重要的三大總督亦皆列名其中，萬一再有其他變故，則亡國可立待。

　　因此真正使科舉得以廢除的并不是這些大臣的各種奏折，而是“時局阽?！?、“現(xiàn)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的威懾作用。除了日俄戰(zhàn)爭的沖擊以外，立憲的呼聲已經到處可聞，革命團體華興會、光復會與同盟會相繼成立，革命已是近在眉睫之事，專制制度面臨即使不覆亡也有被嚴重削弱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不得不在一些非致命性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于是而有在1905年9月2日下詔立?？婆e之事。

　　一個人人皆知其為弊病叢生的制度，其廢除過程竟延續(xù)了十年之久，除了保守派的負隅阻撓外，必須還有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在。

　　千年默契

　　這個社會原因就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默契。統(tǒng)治者以利祿來勸誘少數被統(tǒng)治者參與統(tǒng)治，作為穩(wěn)定國家的最基本的措施之一，亦即所謂“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倍唤y(tǒng)治者則為一己的私利，而埋頭于熟讀經義之中，以冀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從隋代實行科舉制以來，直到清末罷廢以前的千余年間，盡管有種種批評科舉制弊病的議論與不斷變化的考試，但這一默契始終不變。

　　科舉制度與許多其他后來變成歷史前進絆腳石的制度一樣，在實行之初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其進步性就體現(xiàn)在比此前的任何舉官制度都要平等?；厮輾v史，在春秋時期以前，實行的世卿世祿制。這一制度簡而言之，就是以血統(tǒng)作為當官的唯一標準。只有貴族才具有當官的候補資格。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大動蕩大分化，世卿世祿制度受到挑戰(zhàn)，出身雖不高貴，但有才有學的人逐漸有了食祿當官的可能。所以孔子辦私學，以“學也，祿在其中”作為廣告，吸引人們向學求官?？鬃颖救艘驳教幎凳圩约?，擔任了短時間的魯國司寇。把學與祿掛起鉤來的政策在數百年后的兩漢時期得到了發(fā)展，《漢書·儒林傳贊》對此有所描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浸盛，支派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庇胁艑W且品行端正的人在兩漢時通過察舉制，即鄉(xiāng)舉里選制，被逐級推舉到政府里當官。被推舉到中央的人帶要接受皇帝的策問，以覘其實際上的行政能力。如西漢的第一布衣宰相公孫弘，頭一次策問就未通過，到六十余歲才在第二次選舉中被武帝所賞識。但這種舉薦制度有明顯的缺陷，那就是容易產生弄虛作假的弊端。所以東漢時便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之嘆。為糾正這一弊病，魏晉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在州郡兩級分別有小中正與大中正兩級官員，專門鑒定人物的品級高低，以備錄用。盡管如此，能列為上品的仍是貴族，而出身寒微者只有名列下品的份。

　　于是從隋代起，九品中正制遂被科舉制所取代。從形式上看來，這是一個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時代的開始。這一制度使人的品級從以出身為準，真正轉變?yōu)橐圆拍転闇?，而才能的標準則是考試的成績。所以這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對于九品中正制而言顯然是進步的。由于是憑考試當官，就使得“朝為讀書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現(xiàn)實而不是夢想，相對而言使國家能得到有真才實學的人來參與治理。但是利之所在弊亦隨之，這就是科舉制度與生俱來的兩個無法克服的毛病。

　　第一個毛病是目的不正。這個毛病又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參加科舉之人非為造福社會，而是為一己當官食祿的私利；二是主持科舉的統(tǒng)治者，是要以籠絡人才來為自己的統(tǒng)治服務。統(tǒng)治者視科舉為愚民之術，絕不肯輕易放棄。從隋唐以來科舉就有籠絡天下英俊的企圖，到明清以后則更有消磨海內志士意志的目的，使千百萬人埋頭于時文貼括之中而不能自拔，明顯對于穩(wěn)定統(tǒng)治有莫大的好處。由于科舉制度能滿足雙方的需要，實際上就成為雙方之間的一項默契。不但統(tǒng)治者要維持科舉制度，使之長存不廢，在被統(tǒng)治者一方更未想到這個制度會有結束的一天。因此科舉制的這第一個毛病反而成為使這個制度得以延續(xù)千年的原因。與此同時，這個毛病基本上是不可克服的。因為在農業(yè)社會里，讀書做官是最佳的前途，所謂“學得千般藝，貨與帝王家”，說的就是這一社會現(xiàn)象與心理狀態(tài)。對于這一現(xiàn)象，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表示過不滿。尤其是南宋的理學家朱熹多次批評科舉制度，他說：“可惜舉業(yè)壞了多少人”，尖銳地指出其目的的不高尚。目的既不高尚，也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這一觀點直到清代還有人屢屢言之，如清代乾隆初，兵部侍郎舒赫德就認為“人才之盛衰，由于心術的邪正”，而科舉制度導人以僥幸求售之心，弊端百出，于人之道德氣節(jié)，轉足為害，因此主張朝廷“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但是大部分人雖然覺得科舉制度不理想，卻想不出有更合適的辦法來取代它。即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制度不易改革，嘆息道：“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p>

　　而且由于目的不正而使得學校變成不是育才之地，而是準備應試的儲才之所。更由于中式與落第者（或未及第前）的地位名譽與利益的巨大反差，而使人不但不去顧及目的高尚與否，而且不認為科舉應該改革，而只是拼命只想通過科舉去改變自己的地位，因為一旦改革則自己反而失去了安身立命之處。據《郎潛紀聞》紀載：“翁文端公（翁心存，即翁同和之父）年二十四時，猶一貧諸生也，其祀灶詩有云'微祿但能邀主簿，濁醪何惜請比鄰。’士當困厄無聊，易作短氣語。當公為此詩云，豈自料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為本朝希有人物哉。”翁心存在未中式前只敢企望微祿，不料平步青云，天下聞名，這種反差何等憾人，無怪乎人皆用心于科舉而不思其弊病所在。

　　科舉制的第二個毛病是考試方法有問題。因為有才能的人不是用簡單的手段可以考出來的。既然形式上公平的科舉制度難于取消，那么改進的辦法只在于改善具體的考試方法。這就是如何減輕第二個毛病。唐代是詩賦取士，詩賦不但標準難定，而且于治國無關。宋代王安石變法，計劃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以經藝（即理論與實際辦事能力）取士，然因變法失敗而未果。歐陽修知諫院時，也提議以策論代替詩賦，并改為三場分試，每場有淘汰。頭場策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試三場。南宋朱熹則提議兼試其他科目，以使應試者有真本事。到了明朝，則科舉之法改而為以經義取士。為了防止作弊，容易批閱，第一場所考經義且有一定的作文范式，俗稱八股文。因以四書為說，代圣賢立言，又稱四書文，又稱時文。既有一定格式，就不能發(fā)揮自由思想，就會產生模仿剿襲，有真才實學的人有時不得不受其所累，而禁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

　　以八股文取士，人人都認為應予廢除，而且也一度有廢除的記錄：康熙二年下詔曰：“八股文章，實與政事無涉，自今之后，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中出題考試。”但停止卻只一時，并未“永行”，兩科以后，恢復舊制。雖然以后仍不時有反對八股之議論出現(xiàn)，但都不成氣候。真正成為規(guī)模性的改革科舉制度（包括主張一舉予以廢除或實行某種程度上的改革）的運動，直到戊戌變法前夕才出現(xiàn)。

　　新默契的成立及其遺害

　　雖然戊戌維新前夕已形成規(guī)模性的改革科舉的運動，并且在百日維新中將廢止八股的主張付諸實施，但連這點最起碼的改革，也夭折于搖籃之中，遑論罷廢整個科舉制的主張了?？婆e制度改革之難還不單是一個制度的問題，而是改變一種社會習俗，矯正一種社會心理的問題。在通常所說的文化三層面中，制度是中間的一個層面。雖然比物質文化難以變革，但相對于精神層面而言，還是較易于動搖的。問題在于一項制度行之已有千余年，無論是利用這一制度的統(tǒng)治者一方，還是受此制度制約的被統(tǒng)治者一方，都產生了一種心理上被束縛的感覺?？v使這項制度百孔千瘡，雙方所想的也只是補罅苴漏，而不是去舊圖新。因此科舉制度的改革實質上僅是制度上的更新，而且還有移易風俗、改造心理的成分在內。只要隨便幾個例子就可說明科舉制度如何影響了或者說如何規(guī)范了民風與士習。

　　明朝著名學者艾南英《應試文自敘》云其“為諸生者二十年，試于鄉(xiāng)闈者七年，餼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于各家制義無所不習，而未中式?！暗谝荒钪粒麠壟e業(yè)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卑嫌以嚥皇?，灰心已極，但還是繼續(xù)考下去，雖不想當官，但也不甘心于連一個小小功名也弄不到，那到底太丟人了。如果說這在明代還不可笑，那么到清末，連嚴復這樣洋派人物也以不得功名為恥，回國后仍要去參加科舉，似乎就有點讓人笑中含淚了。而且社會風氣一旦養(yǎng)成，即使個人想要擺脫世俗之累，也是難乎其難。清初顧炎武說“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專業(yè)于帖括，而終將為坎軻不利之人?！?/p>

　　清末反映社會風俗畫面的《點石齋畫報》，就有不少與科舉有關的社會生活圖。以辛卯年出版的〈石集〉為例，在形形色色的107幅圖中，就有7幅是直接講到科舉的，分量不小。這七幅的標題依次為：南闈放榜、西人赴試、預迎經魁、僥幸成名、望榜笑談、掄元佳話、及第先聲等。以〈南闈放榜〉為例，該圖描繪的是江南考區(qū)鄉(xiāng)試放榜的盛況，中舉者有正榜145人，副榜21人。在小小的畫面上，新科舉人的名字籍貫竟都歷歷可辨，因為登榜者不但有關利祿且影響到臉面，故而連一小幅風俗畫也不敢馬虎。屢試不售是很難堪的事，而一旦金榜題名，又極為光榮。湘軍著名將領羅澤南七應童子試，不售，及入縣學，泫然泣下曰：“吾大父及母勤苦資讀，期望有年，今不及見之稍慰也，痛哉！”他當時還只是考中秀才而已，就如此感慨萬千，中舉當然更是天大的事。〈預迎經魁〉則是湖北特有的習俗。在每屆秋闈放榜前，湖北省城都有迎五經魁的游行，這個游行的末尾竟然是江夏縣右堂！由于科舉制已融入社會習俗之中，而且科舉制又與士紳階層，甚至一般農民的利益相關，徹底改變殊非易事，這就使得官紳之間要有一段互相觀望的時間。因此盡管在時局阽危的情況下，清廷已有罷廢科舉的趨向，但仍不敢貿然從事，表面上仍然按兵不動。

　　也因此，從局外人看來，立停科舉的上諭是因袁世凱等人的奏折而下達的，其實在公開的立停科舉的奏折和上諭背后有著一番高層統(tǒng)治者之間的磋商，《時報》當時對此有過連續(xù)報道，但不為今天的研究者所注意。據報道，立?？婆e事首先是端方在慈禧太后召對時所提出，得到初步同意，并受命與當時幾位最重要的封疆大吏，即南北洋大臣、兩廣總督、兩湖總督與奉天將軍商議，這些人都表示支持，而后才由袁世凱撰寫奏折，再經張之洞略改數處，而后于9月2日呈遞，于是當日就發(fā)布上諭。這些幕后活動雖然是新聞界的報道，但可信度很高，在重大舉措之前，高層統(tǒng)治者之間不可能不先統(tǒng)一步調。問題是，除了方面大員的支持外，清廷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決心是如何下的。報道又說，慈禧太后（報道雖均以“兩宮”這說，其實誰也明白光緒皇帝不過一個傀儡而已）當面問過端方，如果廢了科舉，學校是否真能興起。這個話的實質是問，學校是否能代替科舉。端方明確回答，只要給予獎勵，必能使富紳勇于興學。這個回答骨子里是要求學校出身要與科舉相當。所以才有立停上諭的那句話：“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這句話使得廢科舉有了最廣泛的社會基礎，消除了士紳階層的疑慮，成為官紳之間新的一種默契。

　　事實上還在1901年7月張之洞、劉坤一會奏遞減速科舉取額后不久，即9月14日（光緒二十七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已要求各省及學部籌議學堂出身章程，惟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先將前在山東任內之辦法奏復，政務處及禮部即據以厘訂章程，摺上于該年十月，以科名獎勵學堂畢業(yè)生之聲。

　　新默契的成立使辦學的成績突然提高：廢除科舉前的1904年，全國學堂總數為4,222所，學生總數為92,169人；五年以后的1909年，這兩項數字分別變?yōu)?2,348所與1,560,270人（第三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宣統(tǒng)五年）。很顯然，新式學堂成了科舉的替身，這是明眼人誰也看得出來的。只有某些洋人似乎比較天真，將立停科舉的上諭看成是“中國振興之新紀元”的標志?！度f國公報》九月號“時局”專欄以〈中國振興之新紀元〉為題全文刊登了停罷科舉的上諭和袁世凱等人的長折。并在此前加了按語：“中國政府近于改變之事頗有可觀而立廢科舉一節(jié)取數十年來敗壞中國及近日屢蹶屢起、根深柢固之附屬物一旦拔棄之，是真中國歷史上之新紀元而東方大局之轉移在此矣。本館記者不禁為之額手，爰取此次諭折冠于'時局’之首，以明其關系之大，固不僅在中國也。”林樂知一類人到底太不了解中國了。

　　雖然立停科舉的上諭在官紳之間建立了新的默契，但并非所有的人馬上予以認同。在上者有人不同意：據新聞報道，某大軍機就不以立?？婆e為然，要求按照新規(guī)定，將袁氏奏折交部院各署會議，各抒己見，再行酌核。某尚書擔心部院多守舊之士，若交會議，徒亂是非，致阻新機，故未交議即請降諭。在下者也有人不買帳：在毀學校者，有集會抗議者。如四川廣安州學校一毀再毀，如江西秀才千數百人集會，公舉代表要求將本省舉貢生員選入學堂肄業(yè)，否則將不交納課稅等等事件。但這些事件都不成氣候，廢科舉興學堂的轉換過程沒有產生太大的波折。因為大多數人心里明白，學校不過是“科舉之變相”而已，名異而實同，因此就既無激烈的反對者，也無熱情的支持者。其實何止科舉制度如此，許多不合時宜的典章制度早應改革，但不到不得已的時候，改革反被視為不合時宜，但到不得已時，這一改革往往已失去時效，只有用革命來快刀斬亂麻了。

　　學校與科舉原有根本的差別，前者重在育材，后者重在用材。學生所追求的是學問，生員所考慮的是利祿。由于科舉制不是廢于一旦，而是遷延十年之久，最終又以一種貌廢而實存的形式延續(xù)下去，這就使得名為學校而實同科舉的教育制度越過辛亥革命而遺害民國，“讀書做官論”始終沒有失去它的魅力，連革命也無奈何于由考試而弋取利祿的這團亂麻。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表面上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三權分立的發(fā)展，實際上還是不脫中國舊制?？荚嚤静粦怪畽嗔?，否則考試院不過是清代禮部與吏部兩者的合一而已。

　　改革科舉制度的運動從1896年算起已經過去一百年，但是整個科舉制度的廢除過程還值得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