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都很早就與中國有密切的交通往來，根據(jù)文字的記載，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國的漢代（前206—公元220）。作為早期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為學(xué)界所重視，相關(guān)的討論也層出不窮。但是，那時候，這兩個國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斷變化中。下面我們從張騫出使西域開始，考察西漢和東漢時期中國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通。同時討論當(dāng)時的漢譯古名，如大夏（Bactria）、身毒（Sindhu）、罽賓（Kophen）、高附（Kabul）、迦畢試（Kapisha）等。

中國與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往開始于何時，很難得出確切結(jié)論。因為人類交往的歷史往往會比我們想象的要早得多。因此，我們目前只能根據(jù)中國方面的文字記載，將這個開端定在漢代使者張騫通西域訪問大夏的時候，即公元前2世紀。但實際上，其開端肯定要比這個時間早得多。

公元前176年前后，中國北方的匈奴人強大起來，他們將游牧于祁連山和天山一帶的月氏人趕走，殺死了他們的首領(lǐng)，并把他們首領(lǐng)的腦殼當(dāng)作酒杯。月氏人因此而仇恨匈奴人。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匈奴人經(jīng)常南下?lián)屄訚h朝的居民。漢武帝即位后，想聯(lián)合月氏人合擊匈奴人，便招募能夠出使西域并說服月氏人的使者。張騫應(yīng)募，并于公元前139年[1]率領(lǐng)百余人的使團出發(fā)。使團在半途中被匈奴人扣留，張騫被迫在匈奴人中生活達十年之久，以至娶妻生子。但張騫不忘使命，始終將節(jié)杖帶在身邊。他趁監(jiān)視不嚴的機會，向月氏人居住的西方逃去。在行走數(shù)十日后，于公元前129年到達大宛（在今費爾干納盆地），又從大宛至康居（此指索格底亞那[2]），再南下到大月氏。月氏人一年前（前130）征服了大夏人，此時已定居于阿姆河流域。他們在這里生活得比較安逸，已經(jīng)放棄了復(fù)仇的想法。

張騫在大夏居住了一年多，雖然沒有達到說服月氏人的目的，但他這次出使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他摸清了一條東西方交流的通道，使中國人了解到當(dāng)時這條通道上的一些重要民族和國家的位置及其概況。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了張騫對一些民族和國家的介紹，除了有大宛、烏孫（當(dāng)時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游牧部落）、康居、奄蔡（當(dāng)時在咸海北邊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外，還有安息（指帕提亞Parthia波斯王朝）、條支（指瀕臨地中海的敘利亞）和大夏。

關(guān)于大月氏，是這樣記載的：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通俗?？叵艺呖梢欢f。故時強，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3]

這里主要記敘的是大月氏西遷的原因和路徑，是張騫到達前的狀況。當(dāng)時大月氏人雖然已經(jīng)征服了大夏，但其王庭尚在媯水（即今天的阿姆河，Amu-daria）的北面。

關(guān)于大夏，是這樣記載的：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zhàn)。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4]

當(dāng)時的大夏在阿姆河以南，其人口很多，但無大頭領(lǐng)，又不善戰(zhàn)，故被月氏人征服。大夏都城叫“藍市城”（《漢書》作監(jiān)氏城），在阿姆河以南，和大月氏人的王庭不是一回事。百余年來，學(xué)界對藍市城多有考證，余太山先生認為：“可能是Bactra的別稱Alexandria的略譯。位于今Balkh附近?！盵5]這一意見目前代表了學(xué)術(shù)界較多人的看法。

從這段描述看，當(dāng)時的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以南、噴赤河以西的一大片區(qū)域，原為希臘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亞國。該地區(qū)約于公元前140年被南下的塞種人占領(lǐng)，便是《史記·大宛列傳》中所說的大夏國[6]，也是張騫親歷的大夏國，即后世稱為吐火羅的地區(qū)。

大夏東南的“身毒”，是《史記》和《漢書》中對印度的稱呼，或者說是西漢時期（前206—公元25）人們對印度的稱呼。東漢以后，中國人大多稱印度為天竺。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正名為印度。

又據(jù)《史記·大宛列傳》：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zhàn)。其國臨大水焉。[7]

這里所說的“大水”，一般認為是指印度河。既然是指印度河，那么，“臨大水”的“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河流域，即古印度的西北部，主要指今天的巴基斯坦，通常也包括今阿富汗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張騫不僅說出了印度的方位、里程、氣候特點和騎象作戰(zhàn)的軍事特長，而且還注意到中國和印度及大夏的交通和貿(mào)易關(guān)系。這是他在大夏一年多的重要收獲之一。

據(jù)《史記·西南夷列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shù)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余輩。歲余，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8]

同一件事的詳細記載又見于《史記·大宛列傳》。由此可知：（1）張騫和漢朝朝廷似乎是首次聽說有個身毒國，當(dāng)然內(nèi)陸的中國人更是第一次知道有這個身毒國。（2）中國和身毒早已有貿(mào)易往來，至少中國四川的絲織品和邛竹杖已經(jīng)輸入到身毒，說明中國西南方的商人是有可能知道身毒國的。（3）張騫正確地判斷出身毒在中國“邛西可二千里”，并說服了皇帝從西南方探求與身毒國交往的途徑。（4）漢朝朝廷派使者試圖通過西南道“指求身毒國”，經(jīng)一年多的努力，終莫能通。

其實，從大夏到身毒，也就是今天從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直線距離并不遙遠。只要翻越過興都庫什山，沿喀布爾河谷向東南走約200公里，便可以到達犍陀羅地區(qū)。只是因為要翻越雪山，穿越峽谷，實際行程難以計算，而且要經(jīng)受寒冷、饑渴等嚴酷的考驗。

這里還必須指出，古代的“身毒”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指南亞次大陸這片廣袤的土地。所謂“身毒國”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王國組成的，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身毒國”。對此，中國人很快就弄明白了，改稱整個次大陸為“五天竺”，簡稱“五天”或“五竺”，唐代以后又稱“五印度”。這是將次大陸按照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劃分為五個部分。今天的巴基斯坦處在古代“西天竺”和“北天竺”的位置上，而古代的高附、迦畢試等今屬阿富汗的土地也被認為屬于“北天竺”。 [9]

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于元朔六年（前123）受封博望侯后，第二年便以衛(wèi)尉的身份協(xié)助李廣將軍出擊匈奴，但因為張騫貽誤戰(zhàn)機使部隊蒙受巨大傷亡而當(dāng)斬，贖為庶人。但由于漢武帝非常重視西域遠方諸國，多次召見張騫，“數(shù)問騫大夏之屬”。可見，漢武帝對大夏的重要地位有清醒的認識，一旦局勢允許，便立即派張騫二次出使。

《史記·大宛列傳》，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由于西域道的開通，漢朝派往西域各地的使節(jié)日益增多。據(jù)《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二次出使西域時，曾在烏孫（伊犁河、楚河流域）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

其后歲余，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

自博望侯騫死后……而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fā)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shù)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后益習(xí)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shù)歲而反。[10]

張騫二次出使，多使齊發(fā)，收效很大，西域各國基本都派使者回訪了，其中也特別提到了大夏。

在張騫去世以后，漢朝不斷派出百余人到數(shù)百人的龐大的使團出使西域各國，主要是為了買回中亞和西亞出產(chǎn)的好馬。而出訪的主要國家是安息、奄蔡、黎軒、條支和身毒。這里雖然沒有點出大夏或者大月氏，但那里是必經(jīng)之地。尤其是身毒，當(dāng)時主要是指以犍陀羅為中心的印度西北地區(qū)，即今日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興都庫什山東南諸省，如喀布爾省、卡皮薩省、帕爾萬省、拉格曼省、楠格哈爾省等。

根據(jù)史書的記載，西漢后期人對今阿富汗境內(nèi)的一些地區(qū)的了解已經(jīng)相當(dāng)多了，有些記載十分準(zhǔn)確，成為今天人們研究阿富汗歷史的可靠資料。之所以說其中一些記載準(zhǔn)確可靠，是因為能夠得到多方面的證實，有些情況甚至可以與今天阿富汗的實際情況相印證。

為什么漢代人對犍陀羅一帶的了解會那么多，會那么準(zhǔn)確？是因為當(dāng)時中國和犍陀羅間存在著陸地交往的通道。主要是從西北方今阿富汗方向到達犍陀羅的通道，這就是張騫打通的道路，是其副使當(dāng)年走過的道路。在張騫之后，中國人對西域道和阿富汗的了解就更加詳細具體了。

《漢書·西域傳》記載罽賓國的情況尤其詳細：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shù)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種五谷、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11]

這個罽賓到底是哪里，學(xué)術(shù)界討論了一百多年。法國學(xué)者和日本學(xué)者都專門探討過這個問題。馮承鈞先生根據(jù)法國學(xué)者的意見認為克什米爾即“漢魏時罽賓”[12]。而余太山先生則認為，“按之《漢書·西域傳》本文，結(jié)合《后漢書·西域傳》等有關(guān)記載，可以考定，漢代罽賓國應(yīng)以乾陀羅、呾叉始羅為中心，其勢力范圍包括喀布爾河上游地區(qū)和斯瓦特河（Swat）流域?！盵13]《漢書·西域傳》關(guān)于罽賓國地理位置的記載，應(yīng)當(dāng)說是比較準(zhǔn)確的，就是當(dāng)今的塔克西拉和白沙瓦一帶，即以犍陀羅國為中心的地區(qū)。

書中強調(diào)，當(dāng)時罽賓的統(tǒng)治者為塞種人，其周圍一些小國也都是塞種人的國家。書中還詳細記載了罽賓國的地貌、氣候和物產(chǎn)等。

罽賓人很巧，工藝水平很高。這一點，從考古發(fā)掘的出土文物得到驗證。

另外，從當(dāng)?shù)氐奈锂a(chǎn)看，封牛、大象、猴子、孔雀等均系當(dāng)?shù)靥禺a(chǎn)，至今猶然。關(guān)于其貨幣的描述很有意思，中國那時候的貨幣只標(biāo)價值，沒有人像，而罽賓國的貨幣完全不同，顯然是接受了希臘、波斯方面的影響。這一點，從后世出土的貨幣上可以得到證實[14]。

除了以上摘引的三段話外，《漢書·西域傳》還記載了漢代罽賓與中國的關(guān)系，有兩大段，很詳細，不錄。但從這些記載可知，公元前1世紀時罽賓國的政治舞臺上，希臘人和塞種人都很活躍，有過爭奪。

關(guān)于烏弋山離國，《漢書·西域傳》記載道：

烏弋山離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余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15]

一般認為，文中的撲挑是Bactria的音譯，在今阿富汗巴爾赫?。焕珈y即《史記·大宛列傳》中的黎軒，指的是埃及托勒密朝的亞歷山大城；條支則指塞琉古朝時期的敘利亞[16]。

一般認為，烏弋山離即Alexanderia，即亞歷山大城。但此處所說的亞歷山大城不在希臘境內(nèi)，也不在埃及境內(nèi)，而在當(dāng)時的印度河流域。有學(xué)者以為在今阿富汗境內(nèi)的赫拉特[17]，其實是不對的。當(dāng)年亞歷山大東征，到達過印度河流域，在那里建過亞歷山大城，后來那里留有軍隊和移民。而如文中所說，烏弋山離國在罽賓國西南，并非正西（赫拉特基本上在正西），則烏弋山離國當(dāng)指印度河流域的希臘人移民地區(qū)。

但是，余太山先生的傾向性意見認為，當(dāng)時的亞歷山大城有多座，這座應(yīng)該是Alexandria Prophthasia，即在今阿富汗法拉省的亞歷山大城[18]。

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chǎn)、五谷、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guān)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裝備而動得安息。[19]

從這段記載看，烏弋山離國天氣炎熱、土地平坦、草木茂盛、物產(chǎn)豐富。因此，它可能在印度河流域，也可能在法拉河流域。由于此城離漢朝“絕遠”，不屬于都護府管轄，所以漢朝的使者也很少到那里去。

前文已經(jīng)介紹過，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既有“大月氏”條，也有“大夏”條。但在《漢書·西域傳》中，就只有“大月氏國”條了，“大夏”是附在“大月氏國”之后的。為什么？余太山先生認為，主要是這個時期大月氏將政治中心由阿姆河以北遷移到了阿姆河以南，并且開始通過在各地扶植的傀儡政權(quán)對大夏實行全面的統(tǒng)治了[20]。其實很簡單，因為大月氏已經(jīng)將大夏滅掉了，大夏名副其實地變成了大月氏的屬國。

大月氏國，治監(jiān)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fēng)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昌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zhàn)，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guān)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guān)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guān)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guān)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guān)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21]

上面第一段介紹大月氏所處的地理位置，去長安11600里。其與漢朝的關(guān)系，不歸都護府管轄。大月氏本是游牧民族，但遷徙到阿姆河流域后過上了定居生活，并且很快接受了安息的風(fēng)俗習(xí)慣。第二段只是簡要地重復(fù)了《史記·大宛列傳》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第三段介紹大月氏統(tǒng)治下的大夏有五部翖侯，五翖侯的名稱、治所的位置，以及距都護府和陽關(guān)的里程。

據(jù)余太山先生考證，翖侯為塞種或與塞種有關(guān)部落（諸如康居、烏孫等）常見的官職名稱，有可能是吐火羅語Yapoy的音譯。大夏國五翖侯治地均在吐火羅斯坦東部地區(qū)，其位置尚可據(jù)《魏書·西域傳》和《大唐西域記》等有關(guān)記載約略考知：（1）休密，唐代稱護密，Kumidae的對譯，和墨即《魏書·西域傳》之缽和，Wakhan（今阿富汗瓦罕）之對譯。（2）雙靡，后世又稱賒彌、商彌等，均為Syamaka的對譯，其地在Chitral和Mastuj（今巴基斯坦北端）之間。（3）貴霜，Kushana的音譯，護澡城的地點在瓦罕的西部。（4）肸頓，應(yīng)即Badakhshan（今阿富汗巴達赫尚）的對譯，“薄茅”應(yīng)為“薄第”之誤，亦為Badakhshan之對譯。（5）高附，有時指喀布爾，但此處的高附即《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之淫薄健，為Yamgan的對音。[22]

以上是西漢時中國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通的情況。

到了中國的東漢時期（25—220），由于西域道時通時絕，中國與阿富汗的交往也呈現(xiàn)時斷時續(xù)的狀況。根據(jù)《后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從王莽朝到明帝永平十七年（9—74），中間斷絕65年之久。“和帝時，數(shù)遣使貢獻，后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睆暮偷壑蟮交傅蹠r（105—167），中間大約又斷絕了數(shù)十年往來。盡管如此，這個時期中國和阿富汗的交往仍然有許多重大成果令人念念不忘。

據(jù)《后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的記載，佛教在兩漢之際通過月氏人傳入漢地，這也是中國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在西域道上進行文明交往的證明。

其實，漢代中阿、中巴間在西域道上的交往并非僅僅是使節(jié)們帶些禮物來回走走，也不僅僅是佛教開始向中國內(nèi)陸傳播。最近數(shù)十年間的考古發(fā)掘證明，中國與阿富汗、巴基斯坦間還有大量的商人往返奔波，還有大量的商品雙向流動。在這條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上，既有物質(zhì)文明交流也有精神文明交流，而精神文明交流也不僅僅是佛教的交流。

《后漢書·西域傳》講到安息時說：

和帝永元九年（97），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fēng)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fēng)，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shù)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23]

甘英西使安息、條支，臨西海（地中海）而歸，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件，有時人們會將它與張騫通西域相提并論。但《后漢書》的這段記載只是說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語焉不詳。所以近世國內(nèi)外多有考證其西行路線者。楊共樂先生注意到袁宏《后漢紀·孝殤帝紀》中一條不大為學(xué)界重視的材料，使一些誤解得以辯證，一些缺憾得以彌補。這條材料中明確說“甘英逾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24]。

近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該路線做了詳細描繪，盡管其中不乏主觀因素，但可備一說，謹據(jù)以簡化如下：

龜茲它乾城→姑墨(今阿克蘇) →于闐(今和田) →皮山(今皮山縣附近) →西夜、子合（葉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盤河) →（西南行，至葉爾羌河上游支流馬爾洋河，西行可達塔什庫爾干河上游，由明鐵蓋達坂或紅其拉甫達坂逾喀喇昆侖山或帕米爾高原進入克什米爾地區(qū)）→烏秅（今巴基斯坦罕薩地區(qū)) →難兜（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 →罽賓(以犍陀羅與呾叉始羅為中心的巴基斯坦西北地區(qū)及今阿富汗部分地區(qū)) →烏弋山離（今阿富汗西南地區(qū)）→安息（今伊朗）→番兜 (即今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其后由原路歸返中原[25]。

無論如何，在這條路線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其往返的必經(jīng)之地，也是當(dāng)時中國通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部的最近路線。

東漢時，班超在西域經(jīng)營達三十年之久（73—102），對維持西域道的交通起到積極作用。這一時期，中國人對印度河流域的了解比西漢時更進一步，其間的文化交流也較以前更為頻繁。

《后漢書·西域傳》有關(guān)天竺國的材料值得注意：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shù)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zhàn)。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shù)百，城置長。別國數(shù)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tǒng)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諸香、石蜜、胡椒、姜、黑鹽。[26]

這一段相當(dāng)準(zhǔn)確地描述了當(dāng)時印度的地理位置、氣候、宗教、習(xí)俗、政治變遷、小國林立等，強調(diào)身毒是總名。漢朝人認為，“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边@比起先前《史記·大宛列傳》中所記“身毒”已經(jīng)明顯更加接近事實了。這也和后來法顯《佛國記》中“北天竺”的概念、玄奘《大唐西域記》中“北印度”的概念均有不同。強調(diào)“其國臨大水”，說明其重點介紹的仍然是印度河流域的情況。對天竺國物產(chǎn)的介紹，顯然又比《史記》和《漢書》更加完善。說它“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的物產(chǎn)，正說明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天竺起到了中間站的作用。引文中還敘述了天竺國信佛和不殺生的習(xí)俗。后面還介紹了天竺國與中國的交往，以及佛教初傳中國中原的情況。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這里“天竺”和“身毒”混合使用，說明《后漢書·西域傳》中新舊資料一并采納，即在舊有資料基礎(chǔ)上加進了新內(nèi)容。

還有一條是關(guān)于大月氏的記載，因重點介紹的是阿富汗的情況，因而非常重要。其文曰：

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勝兵十余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于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余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fù)滅天竺，置將一人監(jiān)領(lǐng)之。月氏自此之后，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27]

此前《漢書·西域傳》中已有關(guān)于月氏和五部翖侯的記載，而這條材料則更進一步記載了月氏人建立貴霜帝國的情況，對于重建這一時期南亞和中亞的歷史極為珍貴。引文中所說的“五部翖侯”與《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略有不同，即以都密翖侯代替了高附翖侯。據(jù)考證，其“休密”約在今阿富汗瓦罕河谷一帶；“雙靡”約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吉德拉爾（Chitral）和默斯杜杰（Mastuj）之間；“貴霜”約在今阿富汗北部之噴赤河西岸；“肹頓”約在今阿富汗巴達赫尚省境內(nèi)；“都密”約在今阿姆河北岸烏茲別克斯坦一側(cè)?！案吒健痹诳Σ紶柡恿饔?；“濮達”指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地區(qū)[28]。也就是說，貴霜人平定了五部翖侯后，建立貴霜國。然后侵占了波斯部分國土，并統(tǒng)一了喀布爾河流域。又在此基礎(chǔ)上，將阿姆河南岸地區(qū)和印度河流域大部地區(qū)納入自己的版圖，開始強盛起來。

由于印度北方和中亞的廣大地區(qū)正處于絲綢之路的中間站，即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上，因而月氏人（實為貴霜人）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為促進中西文明交流及中國與印度的文明交流做出了貢獻。如希臘羅馬文化的東漸和佛教文化向中亞、中國內(nèi)陸的傳播等，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月氏人（貴霜人）的贊助。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漢代人所謂的“大月氏”人，有時是指大夏人，有時是指貴霜人。大月氏人的祖上是在中國祁連山、天山一帶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76年被匈奴人趕走，被迫西遷至中亞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130年，他們又從伊犁河、楚河流域西遷至大夏，主要居住于阿姆河以南地區(qū)。他們統(tǒng)治大夏期間，大夏分成五個主要部落，即五部翖侯，其中貴霜翖侯（Gushana yavuga）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 Ⅰ）統(tǒng)一了其余四部，又不斷擴張，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貴霜帝國?！逗鬂h書》稱貴霜人為大月氏人只是出于漢人的習(xí)慣。

佛教傳入阿富汗的時間，從可能性講，應(yīng)當(dāng)在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君阿育王時期，即公元前3世紀。著名的阿育王石刻詔書在今阿富汗的坎大哈省和拉格曼省發(fā)現(xiàn)過。其詔書的具體情況，我們在本章第一節(jié)已經(jīng)介紹過。其中宣揚了佛教的不殺生思想。在阿育王之后，即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大夏希臘人國王米蘭德統(tǒng)治北印度期間也曾經(jīng)宣揚過佛教。再往后就是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對佛教的大力推廣，阿富汗出現(xiàn)了佛教建筑，也許這才是佛教傳入阿富汗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jù)。

正如法國學(xué)者曾經(jīng)指出的：“我們絕對不應(yīng)將阿富汗的佛教遺址斷代得太古老了。如果我們曾講過，佛教是于公元前2世紀時傳入該國的，而且也同時傳入中國西域，那么它適應(yīng)那里的環(huán)境的過程卻非常緩慢，正如貝格拉姆和紅山口遺址所證明的那樣。任何一處佛教古建筑都不會早于公元1世紀，很可能是公元2世紀?！盵29]

關(guān)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歷來有若干不同的說法。但目前學(xué)界比較傾向于兩漢之交，即公元前后。主要有兩條文獻記載。

據(jù)《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30]

這條記載有確切的時間，公元前2年，有確切的人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傳授者是“大月氏王”的使者，說明佛教最先傳播到印度西北地區(qū)，然后又經(jīng)西北地區(qū)傳播到中國內(nèi)陸；“月氏人”在這中間起到很大作用。這里的月氏人一般是指塞種人，漢朝人習(xí)慣上稱他們?yōu)樵率先?。根?jù)考古資料，約在公元前后的40年間（約前20—公元20），有一位強大的塞種人統(tǒng)治者，叫毛伊斯（Mauos），他的勢力不僅覆蓋了呾叉始羅地區(qū)，而且已經(jīng)延伸到今印度北方邦的馬圖拉一帶。因此可以認為，佛教就是從那里傳到漢朝內(nèi)陸的。

又據(jù)《后漢書·西域傳》記載：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蛟唬骸拔鞣接猩瘢环?，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钡塾谑乔彩固祗脝柗鸬婪ǎ煊谥袊鴪D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shù)，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數(shù)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轉(zhuǎn)盛。[31]

這很像是一個傳說，但最初的信奉者楚王英是實有其人（《后漢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其后的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是實有其人，且《后漢書·襄楷傳》記載，漢桓帝時，襄楷上書皇帝曰：“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盵32]《后漢書》的這幾條記載都是一致的，說明佛教是在漢明帝（58—75年在位）時傳入中國中原地區(qū)有很高的可信度。而這一時期次大陸正是貴霜王朝時期，佛教也正處于向外大傳播時期。

此外尚有旁證。據(jù)《高僧傳》卷一《攝摩騰傳》和《竺法蘭傳》，也說漢明帝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去西域?qū)ぴL佛法，帶回了中天竺人攝摩騰和竺法蘭。學(xué)術(shù)界有人以為這僅僅是一個傳說，但也難以斷然否定。如果可靠，則這是印度僧人來華傳教的最早記載。漢明帝于洛陽“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從此中國有了第一座寺院——白馬寺。攝摩騰和竺法蘭來華后即翻譯佛經(jīng)，譯有《四十二章經(jīng)》《十地斷結(jié)》《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部。這是佛經(jīng)譯為漢文之始。[33]

又據(jù)《高僧傳》卷一，安息人安世高、大月氏人支婁迦讖等在東漢時來華譯經(jīng)。他們在翻譯佛經(jīng)的同時，也會接受弟子。安世高是來自安息國（在今伊朗）的人。而支婁迦讖則是大月氏人，月氏又作月支，故以支為姓。漢靈帝（168—189年在位）時翻譯了《道行般若經(jīng)》，他應(yīng)是來自貴霜帝國的僧人。

1．支婁迦讖

據(jù)《高僧傳》卷一本傳，支婁迦讖（Lokaksema，活動于2世紀，簡稱支讖），于東漢末年從大月氏來華，是中國佛教史上早期佛典翻譯家之一。據(jù)記載，他大約在167年來到洛陽，為人操行純良，持戒精勤，諷誦眾經(jīng)，志在宣法。他來到洛陽后，積極學(xué)習(xí)漢語，并很快就掌握了漢語。于漢靈帝光和、中平年間（約178—189）從梵本譯出佛典13部。其中《般若道行經(jīng)》《般舟三昧經(jīng)》《阿阇世王經(jīng)》《寶積經(jīng)》《兜沙經(jīng)》等，至今猶存。他的翻譯風(fēng)格很質(zhì)樸，較少修飾，傳達經(jīng)文要旨清楚直接，為了很好地保存原典的本來面目，音譯較多。所譯佛經(jīng)，多屬大乘典籍，為大乘經(jīng)典在漢地翻譯開創(chuàng)了先河。他有個受業(yè)弟子支亮，支亮又有弟子支謙，應(yīng)當(dāng)也是貴霜王朝來華移民的后代。

2.支曜

《高僧傳·支婁迦讖傳》尚附有多人事跡，其中之一為沙門支曜，亦為漢靈帝時（168—189）和漢獻帝時（190—220）的譯經(jīng)家，馳名當(dāng)時。支曜曾譯有《成具定意經(jīng)》和《小本起經(jīng)》等。[34]又據(jù)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卷一，其所譯經(jīng)有：《小本起經(jīng)》二卷、《成具光明定意經(jīng)》(一云《成具光明經(jīng)》，一云《成具光明三昧經(jīng)》)一卷、《馬有八態(tài)譬人經(jīng)》(一名《馬有八弊經(jīng)》，一名《八態(tài)經(jīng)》，一名《馬有惡態(tài)經(jīng)》)一卷、《賴咤和羅經(jīng)》一卷、《首至問佛十四事經(jīng)》(或無佛字)一卷、《聞成十二因緣經(jīng)》一卷、《墮落優(yōu)婆塞經(jīng)》一卷、《小道地經(jīng)》一卷、《阿那律八念經(jīng)》（或直云《八念經(jīng)》)一卷、《大摩耶經(jīng)》(或無大字)一卷、《馬有三相經(jīng)》一卷，共11部12卷?！耙造`帝世，于洛陽譯。”[35]此外，若干經(jīng)錄，如《開元釋教錄》等，均有簡短記錄，大同小異。另據(jù)《大正藏》所輯，支曜現(xiàn)存譯著僅余《成具光明定意經(jīng)》《阿那律八念經(jīng)》《馬有三相經(jīng)》《馬有八態(tài)譬人經(jīng)》和《小道地經(jīng)》等5種各一卷。

注釋

[1]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7頁。

[2] 康居本指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以今撒馬爾罕為中心的大片土地，索格底亞那（今粟特）在其東，時為康居屬地。參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8頁。

[3]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1—3162頁。

[4]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4頁。

[5]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22頁。

[6] 余太山：《古族新考》，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17、63頁。

[7]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6頁。

[8]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95、2996頁。

[9] 參見薛克翹：《從法顯的“五天竺”到玄奘的“五印度”》，《北方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21年第6期，第33—37頁。

[10]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9、3170頁。[1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84、3885頁。

[12] 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6頁。

[13]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219頁。

[14] 參見R.C.馬宗達等：《高級印度史》，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第154頁；A.L.巴沙姆主編：《印度文化史》，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878頁。

[15]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88頁。

[16]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上冊），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114頁。

[17] 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頁。

[18]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252頁。

[19]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89頁。

[20]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上冊），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126頁。

[2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90—3891頁。

[22]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54—55頁。

[23] 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18頁。

[24] 楊共樂：《早期絲綢之路探微》，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頁。

[25] 顏世明、高?。骸栋喑次饔蝻L(fēng)土記〉佚文蠡測——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線》，《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4年第2期，第130頁。

[26] 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21頁。

[27] 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20頁。

[28]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上冊），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123—125頁。

[29]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文明史》，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頁。

[30]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59頁。

[31] 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22頁。

[32] 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83頁。

[33]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頁。

[34]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11頁。

[35] 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卷一），《大正藏》第55冊，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