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璜（1895年－1991年11月15日），字幼椿，號學純，1916年從上海震旦學院畢業(yè)。曾參加國民政府主持的《中華民國史》編纂工作， 后到臺灣，任“青年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91年11月在臺北病逝。

日人對我東北三省竟起吞并的野心，當然始于甲午1894年戰(zhàn)敗了中國，一直攻占中國東北（1929年）南部稱為遼東半島的時候。

遼東半島位于渤海與黃海之間，其地以形勢言，則南臨龍口，控兩海之通道，而山東在其俯瞰之下。

以經(jīng)濟言，則其地煤鐵產(chǎn)量最豐，鞍山之東至連山一帶的鐵礦富藏即超過中國鐵產(chǎn)總量半數(shù)以上。況且，半島尖端有大連良港，經(jīng)冬不凍，更有旅順軍港，形勢險要。

故中日《馬關(guān)條約》，日人迫我割讓遼東半島，而法、俄、德三國皆反對之。尤以俄國早視我東北為其禁臠，豈肯任日人吞去這一塊肥肉，于是，始有三國干涉還遼之舉。

因日人當時國力尚不敢與三強為敵，乃忍痛退還遼東半島予我國。但從此日人仇視俄人日深，乃發(fā)生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日勝俄敗，俄國被迫而退據(jù)我長春以北的利益，盡棄遼南利益，讓渡于日本。

自是之后，我東北權(quán)益竟成日俄瓜分之局，而產(chǎn)生所謂“南滿”與“北滿”這一奇怪而不正當?shù)姆謩e名稱。

1906年，日本成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雖名為商業(yè)機構(gòu)，而實際上執(zhí)行其政府有計劃地開發(fā)及殖民政策，并且同時在旅順、大連租借地設(shè)置“關(guān)東州”都督府，以從事于軍事政治的積極布置，是日本無所顧忌，已視遼東為其殖民地，而心目中并無我國的主權(quán)存在了！

其后，遍筑鐵道（安奉鐵路、吉長鐵路、新奉鐵路、沈海鐵路等均為日本所包辦），并在鐵路沿線包辦工礦事業(yè)，大事殖民，不到十年，而日人移殖南滿竟有五六十萬之眾！

1916年之后，在沈陽主政之張作霖，表面雖親日，而為國人所不滿，但暗中卻時時與日人斗智，日本軍閥恨張狡黠，橫施暗殺手段，而在1928年的6月4日，乘張作霖自北京退歸東三省，車經(jīng)京奉與南滿兩路相交叉處的皇姑屯，埋起炸彈炸死之。

皇姑屯之一彈，已足證明日本軍閥的野心并不在小，立意吞并整個東北了！幸東北各方震于日閥的兇橫，念奉張之慘死，一致團結(jié)，擁戴作霖之子學良主政，秩序安定，軍隊戒嚴，使日閥尚不敢亂動。

然而，政府與南北方軍人皆尚不加警惕，內(nèi)戰(zhàn)不已；且在1930年的4月至9月，南北打了一次最大的內(nèi)戰(zhàn)——中原大戰(zhàn)，國民政府勸誘張學良以奉軍入關(guān)，占據(jù)北平，雖因是而將閻、馮大軍打敗，但東三省的省防空虛了，日閥并吞東北的計劃日趨積極了！

1929年的11月，張學良因中東路的糾紛，而與蘇聯(lián)大戰(zhàn)于海蘭泡一帶，關(guān)內(nèi)即有謠言，傳日閥將乘機襲取沈陽。

時曾慕韓（琦）兄正在天津，即命我馳赴沈陽，帶了一封致張學良的長信，說明日人為東北之大敵，日閥業(yè)已蠢蠢欲動，萬不應(yīng)再與蘇聯(lián)開釁，以致日閥有機可乘云云，于是，我秘密見張，面交了慕韓這一封信。

我與張學良有一種很奇特的神交關(guān)系，緣于1926年的3月，我在北大第三院反蘇援僑大會與人大打一場，他閱及天津《大公報》所載詳況后，曾命人向我致意，并稱贊我一番，故后來（1932年一1933年）我在長城組織義勇軍抗日時，他暗中給予我助力不小。

慕韓兄憂國最勤，且對于日人野心知之最深，故自1918年為反對中日軍事密約，曾鼓動日本留學生數(shù)千人歸國后，組織救國團、少年中國學會與中國青年黨，歷標“內(nèi)除國賊、外抗強權(quán)”的宗旨，未嘗一日忘卻日本的大患。

及1930年中原大戰(zhàn)起后，他在天津見國民黨內(nèi)爭鬧得兵連禍結(jié)，便深感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國難將不可免，故令我一會兒跑東北，一會兒又回四川布置；后我從四川出來，又令我去山西警告晉閻，直將我跑得身染重病，臥于北平醫(yī)院幾死，而“九一八”的大事變竟發(fā)生了！

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不能完全稱為“突發(fā)”事件，因事前有1931年夏天的萬寶山事件，日本軍警曾在吉林的長春當?shù)貥寶⑽肄r(nóng)民，死傷至數(shù)百人之眾！如此慘酷，而日閥還借此宣稱東北人排斥朝鮮人，引起朝鮮排華事件。

直至是當年8月28日，日閥又宣稱其陸軍大佐中村震太郎被我興安駐屯軍所殺，向東北及中央當局同時提出抗議后，又對其在東北的日人發(fā)傳單，稱“日本在滿洲之特權(quán)與利益現(xiàn)已處于危險狀態(tài)”，以激動其軍民的情緒；一面且增兵南滿。這種情勢之危急，而南京豈有不知之理！

然而，當時正因胡漢民被囚問題成為寧粵對峙局面，廣州方面正在醞釀起兵北伐，南京的國民政府竟無暇留意東北。

在張學良方面，安居北平，認為東北既已歸順中央，已不復(fù)為他張家的私人地盤，則萬事聽之南京處斷，也對日人之侵略，不再像他父親“老帥”那樣事事留心。

因是日閥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9月18日夜進攻沈陽，晨即占領(lǐng)之；而同日，長春、營口、鐵嶺、安東、撫順、延吉等重要城市均被占去；

張學良無法應(yīng)付，只有以“不做抵抗”一電令了之，以待南京中央的處理。因是吉林省代主席熙洽開門降敵，而9月22日，日軍便發(fā)出布告，聲稱永遠占領(lǐng)東北了！

以史家來據(jù)，當時真相以明不抵抗而即失掉東北的責任所在，則張學良與南京中央均應(yīng)各有其事前忽視問題，事起未能應(yīng)變的誤國之罪。

茲即以《陳布雷回憶錄》兩段記載證之，亦足見當日南京中央陷于國民黨的內(nèi)爭惡劣狀態(tài)，萬事莫可為，后來，南京竟鬧成無政府狀況，又才令日閥敢于發(fā)動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幾欲一舉而亡中國，此真所謂“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

《陳布雷回憶錄》中寫道：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沈陽淪陷。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惶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幟者，復(fù)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者之氣焰。

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lián)盟約及《非戰(zhàn)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jié)節(jié)抵抗。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wù)，日軍復(fù)銳進侵略，以至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占，而內(nèi)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這一段記載，我認為語語皆是紀實。最足注意的兩點：一是黨中元老不在中央者故樹異幟，推波助瀾，攻擊政府，竟令蔣主席不敢調(diào)兵北上；二是中央既不有大軍北上，以表示劍及履及，增強東北軍的勇氣與信心，而只是嚴令張學良——從來沒有當過大難的青年人——來單獨應(yīng)付這一強敵，又何能濟事！

至于蔣之不能調(diào)動大兵北上，其為所處的環(huán)境所不許可，則在《陳布雷回憶錄》另一段上即足見之：

國聯(lián)行動遲緩，英、美意見未能一致，日寇益鴟張，反政府分子之結(jié)合破壞亦愈烈。中央蔡（孑民）、張（溥泉）及陳真如等力主斡旋寧粵，合謀團結(jié)，……嗣接胡電非蔣公先有辭職表示，不允來京。（蔣）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將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海陸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并辭去……

國難當前，如是嚴重，而國民黨的巨頭竟不能容忍須臾，而一定要逼走一向手握軍政大權(quán)的蔣介石，方才快意，真是心目中并無國家危局，而徒逞私忿，令人齒冷！

因使日閥隨之野心愈熾，而1932年年1月28日之難又發(fā)作了！“一·二八”的上海事變將起的前夕，南京簡直陷于無政府狀態(tài)，據(jù)陳布雷所記云：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樞動搖，行政院長孫科離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zhàn)，蔣公既發(fā)表獨立外交之論文（邵元沖擬初稿而余承命潤色之），復(fù)不忍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既抵京而滬戰(zhàn)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zhèn)……

大敵當前，而政府乃成如此景象，無怪乎一聞上海炮響，而便倉皇出走，竟遠走至于洛陽！

有人說：“日本軍閥吞并了我東三省，等于吞下了一顆大炸彈在肚里去！”這個話一點也不錯。

自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軍閥乘東北軍大部都開入關(guān)內(nèi)，而其時主持東北的統(tǒng)帥張學良又在北平耽于享樂，東北像樣的正規(guī)軍只剩下駐在奉天的王以哲的一個第七旅。

此外，雖還有十一二萬兵，都駐在邊遠地方，且裝備也夠不上與日軍做敵，因此，日閥才敢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就消滅了第七旅，而占據(jù)了沈陽城，接著四處動兵，并沒有費什么事就占去了整個東三省！

但是，日本軍閥忽略了東北的民性強悍以及自來有所謂“紅胡子”的這一社會力量。

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初基，就由這個所謂“紅胡子”掀動起來，而并不只是在松花江以北日軍所遇著的裝備不足的馬占山、丁超、李杜等幾個旅的抵抗而已。

馬、丁、李等力量是有限得很的，只能且戰(zhàn)且走，退往邊遠地區(qū)號召抗日，所以日本軍閥起初并無所畏，他們得到漢奸合作，進展異常順利，可以說在“九一八”后不兩月，他們便算是傳檄而定了整個東北。

紅胡子在東北人平日視之，就是強盜，他們沿著山東的作風（東北人大半是來自山東的墾民），號稱“響馬”。這類大批強盜大都是馬賊，而他們的首領(lǐng)的馬戴銅鈴，聲音響亮，來搶劫時，表示不是偷偷摸摸、鼠竊狗偷之輩，而是明來明去，效法《水滸傳》“殺人者武松也”那種所謂英雄行徑。

不過，何以叫他們?yōu)椤凹t胡子”？則東北人的解釋不一，有說是大都戴紅色的胡須，這是不確實的；大抵其中有人以紅巾蒙著首臉，以蔽風沙，或故以紅巾圍頸，以示威風標幟而已。

但是，東北人是見慣了紅胡子的。據(jù)傳其歷史系起源于明末清初，那時有一部分不愿同著“三藩”降清，而仍忠于明室的好漢落草為寇，在東北的山中隱聚起來；在后來太平天國與捻軍之役（1851年一1863年），中原大亂，清室不及顧到東北時，這些多年伏莽便竄出山來造反，一時在熱河、錦西都有攻城略地的舉動。

及至義和團變起（1900年），蘇軍進占東北全境，那時的紅胡子便奪得不能抗蘇的官兵槍支而大干起來！

其中的領(lǐng)軍人物，就有東北后來巨頭馮麟閣、金壽山、洪輔臣、錢廣召等人，據(jù)地稱雄，以打“老毛子”為號召，張作霖、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等都是跟隨著他們的后一輩。

庚子亂后，奉天省巡防總辦張錫鑾對于張作霖等之能招撫土匪來歸，且安定了地方甚為賞識，特呈委張作霖等以官職，因之馬賊御侮安邦的社會風尚，自此流行于東北草莽之中。

“九一八”后，首先以紅胡子為首而組織義勇軍較多的為吉林的王德林。

王本人原系山東沂水人，少年即來東北為墾民，后來參加了紅胡子組織，初與通化唐聚五部合作對付日人，其游擊隊伍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及至日人成立偽“滿洲國”時，原在東北第十三旅下的九團三營九連連長孔憲榮也落了草。

孔與王是山東的小同鄉(xiāng)，兩人合股，組織“抗日救國軍”，王德林稱司令，孔憲榮為其副司令，在吉林打出旗幟，招兵買馬，直屬有十七個支隊，人數(shù)達二千三四百人；武器除舊有短槍外，還奪得日人的臼炮與輕重機槍，聲勢頓振，東北起自民間的義勇軍從此聲光顯出了！

日閥曾宣布王、孔為吉林兩大匪首，以大兵圍剿，但日軍第十七旅團“服部”，曾先后與王德林作戰(zhàn)十次，結(jié)果這一個日本旅團被消滅殆盡，而日本官兵被俘者有數(shù)百人之多！

當王德林部突襲橫道溝時，還活捉了日本憲兵團森木大佐及其以下二十多個軍官，日本屢次以大兵來搶救，雖然使王部義勇軍大受損失，但俘去藏著的森木大佐等總要不回來。

到了1932年冬，日本駐哈爾濱的特務(wù)機關(guān)長土肥原賢二被迫想出了換俘的方法，他逼迫著張作霖時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士白到穆棱地方，去與王德林部的另一副司令吳義成辦交涉，用彼此對換重要戰(zhàn)俘的辦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換回來。

范士白來到義勇軍中，吳義成很禮貌地請他去參觀其隊伍，他看見吳軍士兵身著的是日本兵的軍衣，使用的是日本軍武器，士氣旺盛，滿不在乎，他立刻感到白跑了這一趟差事后，便很機警地設(shè)法逃出“皇軍”掌握，去了上海，寫了一本書，完全紀實其做日本軍隊偵察東北義勇軍工作經(jīng)過，書名《日本的間諜》，我曾經(jīng)看過他這本書的譯本。

這是在吉林的義勇軍情形的一斑，除了有名的馬占山將軍等退往熱河，當時這類抗日救國軍，在遼寧還有遼寧民眾自衛(wèi)軍、東北人民革命軍等大小不等的地方組織。

有名的地方抗日人物，如活動于通化、臨江、輯安（今集安）一帶的王鳳閣、唐聚五，松花江一帶的謝文東，長春東南的許越衡等，都是地方舊有的潛伏勢力，而與日軍以不斷打擊糾纏。

一直到日軍占據(jù)東北十五個年頭里，還是用偽組織名義去招安，給予“滿洲國”屬下名義，方才漸就安定下來。

不過，這些所謂“偽軍”一部分還是隨時在想得機會以報國家的，可惜，勝利剛一到來（1945年），陳誠便下令把他們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