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的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在有些領域已經跨入世界前列，誰能想到，僅僅在30年前，我們還是一個整體科技水平落后的國家，當時甚至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只需要跟在西方國家后面亦步亦趨就行了。

但我們中國人有志氣，科學家王大珩為科技自立自強奔走呼號，不惜“走后門”找到鄧小平。

鄧小平高瞻遠矚，直接批下了100億，以推動中國科技發(fā)展，這就是著名的“863計劃”。

王大珩

中國光學之父

王大珩出生在日本，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的父親王應偉當時在日本留學，抱著科學救國的理念，一心學習最終成長為出色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

1929年，王應偉回國在青島氣象臺任職，王大珩在青島禮賢中學讀書，課余時間他總會去氣象臺，在父親的引導下觀測天文氣象，小小年紀的他就這樣開始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天文觀測非常依賴光學儀器，王應偉每每嘆氣說，由于中國不能制造精密光學設備，要完全依賴外國，這話被王大珩暗暗記在心里，這為他從事中國的光學儀器研究和制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大珩

他滿懷理想，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并于1938年獲得公費留學資格，進入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深造，獲得光學專業(yè)碩士學位。

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zhàn)爭，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在軍事上有著重要作用的光學玻璃制造越發(fā)受到重視，王大珩決心要為中國掌握這項技術，便轉到謝菲爾德大學學習光學玻璃制造。

1948年5月，從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學成歸國的王大珩，受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嚴濟慈先生的邀請，開始從事光學研究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夕，王大珩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選擇：留在祖國大陸，參與大連理工大學的創(chuàng)建工作，并擔任應用物理系主任。

王大珩等人

當時國家一窮二白，雖然有光學，卻造不出一塊光學玻璃。

1951年，在錢三強等人的大力推薦下，王大珩開始籌建中國科學院儀器館，也就是后來的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這里成為中國光學人才的搖籃。

儀器館的原址是一片戰(zhàn)爭留下的廢墟，當時王大珩帶著28名助手，清理廢墟，填平彈坑，硬是用雙手在千瘡百孔的土地上開辟出幾間房屋，然后從舊貨市場淘換日本人丟下的天平秤、顯微鏡等，從無到有，為中國的光學工業(yè)拓荒。

對于這段經歷，王大珩動情地說：“我就是沖著'沒有’這兩個字來的。如果中國'有’，從前我也許就不會那么孜孜以求了?！?/span>

這就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作為，他們從來不會等靠要，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正是他們的這份堅持，才使新生的共和國能在西方的技術封鎖中傲然挺立。

王大珩

沒有黃金儲備和外匯儲備，國家能夠給予的支持只有1400萬斤小米，王大珩團隊克服各種困難，陸續(xù)建立起3個實驗室和2個實驗工廠，逐漸發(fā)展為中國光學事業(yè)的龍頭和骨干。

1953年12月，中國科學院儀器館試制出第一堝光學玻璃，取得了零的突破。

此后王大珩持續(xù)攻關，到1958年已經結出累累碩果，包括經緯儀、夜視儀、電子顯微鏡、多臂投影儀和有色光學玻璃等，被《人民日報》形象地概括為“八大件、一個湯”。

光學廣泛應用在各個科學領域，當“兩彈一星”項目上馬時，王大珩又帶領團隊轉向國防工業(yè)，研發(fā)了可以抓拍原子彈爆炸的高速攝像機，可以測算導彈軌跡的大型靶場設備，以及對地觀測衛(wèi)星上使用的觀測系統(tǒng)。

“兩彈一星”也奠定了中國航天事業(yè)的基礎，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制的電影經緯儀等先進設備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航天測量中的一系列技術難題，王大珩因此獲得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儀器

唯一一次走后門

王大珩不僅僅是一位實用型科學家，也是一位有眼界有見識的戰(zhàn)略型科學家。

上世紀80年代，高新技術領域迎來一波發(fā)展熱潮，世界主要國家相繼提出了各自的戰(zhàn)略計劃，最典型的如美國的“星球大戰(zhàn)”計劃。

時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部長的王大珩，在參加完國家科委牽頭的中美合作研討會后，意識到中國也要有自己的對策，不然就會與世界先進水平拉開距離，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處于下風。

然而當時剛剛改革開放不久，舉國體制松動，國家的主要精力要用來發(fā)展經濟，因此有一部分人認為，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足夠的資金發(fā)展科技，不如先把經濟搞上來，直接從西方國家引進就是了。

王大珩

這就是當時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造不如買，買不如租”，而對于王大珩這些經歷過戰(zhàn)爭年代的人來說，這話根本不值一駁，畢竟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國人用百年屈辱史換來的教訓。

經過深思熟慮，王大珩撰寫了一份關于戰(zhàn)略性高技術發(fā)展的建議書，然后與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三位科學家一起斟酌，報告中憂心忡忡地指出：

“當今綜合國力的競爭非常激烈，稍有懈怠，就會落后于人?，F(xiàn)在不抓起來，以后恐怕就翻不了身了?！?/span>

王大珩心情急切，知道如果走正常流程，這個建議書要經過層層審批，不知什么時候才能送達最高決策層。

王大珩想到了同樣在科學部工作的張宏，他還有一個特殊身份——鄧小平的女婿，從不走后門的王大珩走了他人生中唯一一個后門，請張宏把建議書盡快送到鄧小平手里。

王大珩

其實王大珩與鄧小平早有淵源，1964年，鄧小平來到長春，在王大珩的陪同下視察了光學研究所，對團隊的科研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只是后來他們二人都遇到了波折，再次見面已經是在1977年的科學大會上。

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提出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因此對王大珩的建議非常支持，短短兩天后就做出批示，要求從速辦理。

1986年3月，經過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的討論，國家正式出臺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調撥100億元用于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fā)，根據(jù)出臺的時間簡稱為“863計劃”。

“863計劃”著力于生物、航天、信息、自動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個高技術領域，實施30年來，不僅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使我國的科研水平始終緊跟世界前沿。

隨著2016年新的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的提出，“863計劃”完成了歷史使命。

王大珩

嚴謹治學為國育才

從創(chuàng)辦長春光機學院開始，王大珩就貫徹了非常先進的辦學理念，提出了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學校、研究所、工廠三結合的思路，不要說在幾十年前，就算在現(xiàn)在，也符合科技成果轉化的要求。

學院的教授參與科研項目，校辦工廠作為學生實習基地，與全國五個光學機械所展開合作，在先進辦學理念的指導下，學校培養(yǎng)了大批技術骨干，桃李滿天下。

即使取得了這樣那樣的成就，王大珩仍然以身作則，對學生對自己對學問嚴格要求，做到不驕不躁一絲不茍。

比如他最看重的學生蔣筑英，獨立研制出中國第一臺光學函數(shù)測試儀，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贊揚，本來蔣筑英被安排在全國光學大會上做發(fā)言。

王大珩

但最后由王大珩決定改為了書面報告，理由是那時候蔣筑英還很年輕，這樣做是為了避免產生驕傲情緒。

蔣筑英英年早逝以后，同事們整理他的資料時，稱他為著名科學家王大珩的研究生，王大珩在審閱時，把“著名”之類的形容詞全部劃掉，他說著名不著名，要由國家和人民評價，自己說了不算。

他的另一位學生趙文興準備發(fā)表一篇文章，為了表達對老師的致敬，將王大珩的名字寫在最前面，作為第一作者。

王大珩看到后，認為文章的主要觀點雖然是自己提出的，但沒有來得及做實驗，證明過程都是趙文興的勞動成果，于是動手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后面，誰知在定稿時趙文興又改了回來。

王大珩

這時王大珩嚴肅了起來，他認為如果仗著導師的身份，沒有做實際工作就把名字署在前面，是有失人格的，導師應該言傳身教告訴學生，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在他的堅持下，最后還是把署名順序改掉了。

王大珩還一再要求別人不要稱自己為“中國光學之父”，他曾非常認真地說：“叫開拓者或奠基人，我可以接受，但如果說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恩師葉企孫，又該怎么稱呼呢？”

退休以后，王大珩卻堅持著終身學習的精神，在信息時代到來后，他以古稀之年自學編成語言，說自己是個計算機盲，如果不認真學習，知識結構就要落伍了，這種精神尤其值得現(xiàn)代的年輕人學習。

王大珩

王大珩除了推動“863計劃”外，也時時關心其他領域的科學發(fā)展，2003年，他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了發(fā)展國產大飛機的建議。

2007年，又提出了建立中國光學科技館的建議，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

他身上對祖國的赤子丹心，和對科學真理的孜孜以求，一直持續(x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11年，他在病榻上去世，享年97歲，把一生奉獻給了中國光學事業(yè)。

參考資料

學習時報.《王大珩：提出“863計劃”的戰(zhàn)略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