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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9年，蒙古人滅南宋后，五世十一帝，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成功，由通州進大都，元順帝北逃。至此，蒙古人統(tǒng)治中國僅89年的時間之后，中國再次回到漢人統(tǒng)治者的手中。但是，就在這不到一世紀的過程中，中華文明卻發(fā)生了斷代式的巨變。以至于，明代的社會制度、文化氛圍，與不到一百年前的宋代出現(xiàn)了明顯的斷層。中學歷史課本上關(guān)于元代的錯誤知識點，讓當代中國人對這個朝代的等級制度有了一些錯誤的成見。課本上說，元代施行四級制，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事實上，元代的戶籍管理制度是非?；靵y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制度層面上全面落實四級制。公號：無犀之談不過，在真實的歷史中，南人，也就是最后歸順大蒙古國的江浙一帶的中國人，確實在各種層面上遭受著不公的待遇。元初，由于江南士人過硬的風骨，心中存著復宋的決絕，因此政府頗為忌憚，極少任用南人為官。“士生于南方者，為時所棄，恒不得為顯官?！?/strong>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元代最著名的漢人文學家趙孟頫的仕途經(jīng)歷，若不是一系列機緣巧合，他既為南人，又為趙宋后裔，絕無可能做到那么高的官階。此外，元代的官僚系統(tǒng)還有一個奇葩邏輯：漢人的鄙視鏈——也就是四級制度中的漢人鄙視南人。漢人指的是中國北方的漢族中國人，進入仕途的漢人（中國北方人）對于南人的歧視，甚至比蒙古人、色目人更過分。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南人一旦進入帝國權(quán)力核心，不會撼動蒙古貴族的權(quán)力，但一定對同為漢族人的北方漢人產(chǎn)生影響。南北方的漢族中國人，學術(shù)上同治經(jīng)史子集，在治國方略上也有共通之處，因此處在官僚體系中的一個層次上，屬于一種競爭關(guān)系。相對于前朝趙宋，元代的教育體系也縮水不小，江南科舉出身的儒士家族衰敗的很突然，而這些曾經(jīng)依靠科舉出仕尋求上升通道的南人，必須要盡快找到新的謀生途徑，是什么呢？這些人中，有人從商，有人從醫(yī)，有人以販賣書畫作品為生，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去寫了雜劇和小說。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y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我們都知道，有宋三百年，是中國歷史上對文人最好的朝代，即便將宋后千年的歷史加總進去，也再沒有哪個時代能如宋代一樣對待文士那樣優(yōu)渥及充滿善意。在兩宋三百年間曾經(jīng)高傲的儒士，竟然淪落到了第九流，元代不過百年的歷史，徹底的摧毀了儒士的社會階層優(yōu)越感。我們從《東京夢華錄》中看到的北宋都城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繁盛景象，而到了元代的都城，也就是今天作為都城存在的北京的最初形態(tài)——大都，是什么樣呢？在元大都的中心位置上有一座齊政樓，功能上就是鼓樓，有一座石碑，刻有“中心之臺”。公號：無犀之談齊政樓北側(cè)是一座三層的鐘樓，上面有一口大鐘，每夜鳴鐘報時。到了三更，也就是午夜十二點，鐘響之后，任何人都不允許上街出門，只有特別緊急的事，比如孕婦生產(chǎn)或要死的病癥，才可以申請出街。從宋到元，不過百年間，城市治理上從寬松到嚴苛，竟然可以變化得如此猝不及防，也是明代無法追效宋治的一種觀察角度。元代是中國第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全面進入中原統(tǒng)治的朝代，在這個朝代交替的過程中，漢人所承受的屈辱感，并不僅僅是一種感受，而是實打?qū)嵉某鸷蕖?/section>元至元十四年(1277)，黨項族藏傳佛教薩迦派僧人楊璉真迦管理東南的佛教事宜時，在杭州駐扎在靈隱寺西部石筍山下的永福寺，準備復建江南諸寺，但預算不夠。至元二十一年，這位藏傳佛教的僧人和他的擁躉們開始挖掘先朝陵寢，獲取冥器斂財。公號：無犀之談翌年，他們竟然向忽必烈提出，要把紹興的寧宗墓地、錢塘南郊的宋朝祭天臺拆毀建為寺院，新修寺廟的僧人可以為忽必烈和東宮太子的長壽安康祈禱。于是，楊璉真迦在本年八月在紹興挖掘了南宋帝陵，挖出的宋理宗尸身外觀完好，楊璉真迦就以理宗頭蓋骨制作成骷髏碗當作飲器。十一月，楊璉真迦又挖掘了宋徽宗、宋欽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的皇陵和四個皇后的陵墓。楊璉真迦把南宋帝后的遺骨和牛、馬、羊、犬的骨骸混合埋到鳳凰山（今杭州市饅頭山）的皇宮遺址上，在上面修建“鎮(zhèn)南塔”表示鎮(zhèn)壓之意。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fā)生過挖掘前朝皇陵的事！至少，從沒有過當朝皇帝公然允許挖掘前朝皇陵這種匪夷所思且令人發(fā)指的事件。這種事，以前沒有過，后來的明清兩代，也沒有過，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只在元代發(fā)生過。不到一百年的元代，對于中華文明體系的摧毀力度，是我們站在后世所無法真實感知到的。至少，就我本人，所能感知到的——這，不，是，中國！我在這里，只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地講幾個元代的片段，如果你更深度的了解了蒙古人在統(tǒng)治中國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所做的很多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宋明之間不過百年相隔，卻似斷代。明代一個特別悲催的問題在于，創(chuàng)始人朱元璋，繼承了元代的很多違背社會進步的制度，比如科舉，但卻摒棄了元代很多優(yōu)秀的制度，比如開放的沿海商貿(mào)體系。在元代，三年一考，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試難度很低，而漢人和南人就要難很多。更重要的是，元代針對漢人、南人的考綱用的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到了明代，朱元璋特別討厭孔孟對于皇帝的批評，專門出了一本閹割版的《孟子》，科考的考綱用的也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以及其他一些與朱熹同一學術(shù)體系下的內(nèi)容。說到底，理學在南宋萌芽，到元代成長，到了明代，已經(jīng)成了官方強力背書的學術(shù)。熟悉宋史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有宋三百年，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偉大的、令人敬仰的以蘇軾為首的文人士大夫，最看不起理學，或者說，嗤之以鼻。這也是宋代與明代僅隔不足百年，卻在文化場景上區(qū)別巨大的一個觀察視角。多說一句，在宋代，讀書人之所以受到尊敬，因為他們讀書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進入廟堂，至君堯舜。而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要當官，并不是一味的向皇帝妥協(xié)，而是希望用理想主義視角撐展開一個時代，這其中的佼佼者，比如王安石，比如蘇軾。公號：無犀之談由于元代對于讀書人在制度意義上的蔑視與打壓，傳承到了明代，讀書人的人生目標已經(jīng)發(fā)生了本質(zhì)變化。明代有兩種涇渭分明的讀書人，一種是純粹讀科舉的考綱，寫八股文的讀書人，目的就是要做官，要聽皇帝的話，做皇帝的狗，幫皇帝辦事，完全沒有了學術(shù)精神。另一種讀書人則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主動放棄了科考之路，堅持自我。你們看，這是不是很像元代那些被排斥在仕途之外的南人？與文化體系相比，明代對后世中國影響最大、也最令后人扼腕的在于，閉關(guān)鎖國，始自明孽！明代繼承了元代的大部分制度，卻沒有繼承元代的貿(mào)易精神。農(nóng)民出身的朱元璋過分強調(diào)農(nóng)業(yè)的重要性，輕視商業(yè)，邊境官吏不僅不鼓勵貿(mào)易，反而限制貿(mào)易。有明一代貫穿始終的政策是：海外貿(mào)易不是互利的，而是天朝恩賜。我們都知道，泉州是宋元時期的國際性貿(mào)易大港。在宋代，一艘商船從大海上影影綽綽地駛來，就意味著大筆的財富即將到來。明代官僚的認知中，這些外國人來中國，純粹是仰慕天朝，過來朝貢的，而不是經(jīng)商的。從明代開始，一直到清代的鴉片戰(zhàn)爭，幾百年，中國，幾百年啊，就這樣被一場荒唐的海禁給耽誤了。說句題外話，明代的海禁，遺患無窮，流毒現(xiàn)世。即便在今日之中國，國人依然沒有從這條陳舊的思維軌道上完全擺脫出來，社會上依然有很多人，對海外世界充滿了偏見和敵視。其實，作為一個深度研習宋代的歷史愛好者，東坡門下一棵柳，有多少個夜深人靜的時刻，我總在想——如果宋朝沒有滅亡，不僅中國，還有世界，整個人類的歷史將如何發(fā)展？歷史永遠沒有如果，最近我在讀一些元代歷史的相關(guān)書籍時，對于宋朝的滅亡，更增添了很多無奈與失落。以前，我嘗以為崖山一戰(zhàn)是中國的封底，后來逐漸明白，明代，真的是徹底改變了中國和中國人的格局與氣質(zhì)。閉關(guān)鎖國，導致世界對中國缺乏足夠的了解與理解，東西方價值觀在缺乏溝通基礎(chǔ)的情況下唐突且魯莽的碰撞，這些年來，雙方都碰得頭破血流，傷痕累累。有時候我們委屈于世界對中國的濃濃敵意，反過來想，中國在經(jīng)歷了短暫的崇洋媚外時代后，今天，又何嘗不是在以敵意反饋于世界呢？可是，或許，還是德國先哲看得更通透一些：我們唯一能從歷史中汲取的教訓，就是從來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注：插圖節(jié)選自宋徽宗《文會圖》局部，及趙孟頫畫作，傳為其本人像。文會圖中，文人學者以文會友飲酒賦詩。九名文士圍桌飲酒賦詩，宋之風雅，舉世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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