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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川漢鐵路，雖然說只是一條有始無終的路，但它卻是赫赫有名。說它有名，是因為它曾被稱作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最終竟導至千年帝制壽終。但今不就此事作論，單說該鐵路橫跨川鄂兩省，路有三四千里之遙，路線北依三峽之畔，途有“上青天”之險看，當初鐵路選線之長之難，即是在技術財力雄厚的今日，也被會視為畏途。 川漢鐵路的修建設想，表面上看是源自川督錫良的奏議，但是最初的動議，卻又是“務宏大”的鄂督張之洞。 張之洞十分注重修筑鐵路，在其得意之作《勸學篇》里，（1898年成書）就專列有“鐵路”一篇，在其論及士農工商兵皆可得鐵路之利時，其中“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兵有鐵路，則養(yǎng)三十萬精兵可以縱橫戰(zhàn)守于四?！薄Ａ攘葦嫡Z，盡顯鐵路對富國強兵之作用。 1903年，錫良升任四川總督，離京時，張之洞就與他商談過修建川漢鐵路之事。在張之洞后來給皇上的一道奏折中曾追述：“臣于光緒二十九年在都時，深知此事（川漢鐵路事）情形日緊……四川總督臣錫良臨行時，與之詳切籌商……錫良深以臣言為然，甫出都門，即將川漢鐵路與臣商定之大指奏明……”（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三《商定湖北境內川漢鐵路接修辦法折》，摘自《張之洞全集》，下同）
1905年1月，張在給錫的一封回電中也說：“川漢鐵路，上年在京，鄙人抒其管見，即蒙采納入告，深佩忠忱……”并表示“湖北雖財力薄弱，自不能處于局外”。 由于考慮耗資巨大，張認為，萬縣以上、宜昌以下都已通民船，唯萬宜之間時為一交通瓶頸，因此建議先修萬縣至宜昌的鐵路，“全工觀成不易……必宜先從萬縣至宜昌一段下手……獲利較易”。（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七《致成都錫制臺》）
先修萬宜段不與水路爭貨運 川漢鐵路動議雖早，但卻遲遲未能開工。線路的勘測選定、資金的籌措、各方的利益之爭……皆一直困擾于始終。 初始，張、錫擬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興建，宜昌以上，經興山、巴東接四川巫山。自宜昌以下由湖北修筑，“再由宜昌經當陽縣、荊門州、襄陽府以達應山縣屬之廣水驛，與京漢大干線接通”。張解釋道，宜昌至武漢已經有了一條長江水道，若再沿長江修筑鐵路至漢，“則是江輪與鐵路平行，并馳爭利，適足自擠自妨”。（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三《商定湖北境內川漢鐵路接修辦法折》） 另外，張早在修筑盧（京）漢鐵路時，就有繞開武勝關之險，從漢口經襄陽、河南再至北京，以便今后再從襄陽修筑至西安鐵路的想法，故此次又擬繞道至襄陽。因此可以看出，最初方案中的川漢鐵路東端并非武漢，而是在武漢以北的廣水驛（今廣水市廣水街辦）。 時過六個月后，張因考慮盡快與粵漢鐵路接軌，又上奏對原方案予以更改：“川漢一路，大致現擬由漢陽取道沔陽州屬之仙桃鎮(zhèn)以達沙市，為第一段；由沙市取道荊門州屬之當陽以達宜昌，為第二段；由當陽取道宜城以達襄陽，為第三段。”此方案中川漢鐵路湖北段呈一倒“T”字形，除東端可抵漢陽外，在當陽仍有一路至襄陽。(似考慮日后去西安之鐵路) 同時，張在此奏折中還計劃到了粵漢、川漢、京漢三大鐵路在武漢三鎮(zhèn)交匯時的輪渡、橋梁布局： “粵漢之路造成至鄂后，由武昌省城之北渡江至漢口，以接京漢一路，（今武昌徐家棚至漢口江岸火車輪渡碼頭遺跡尚在）由武昌省城之南渡江至漢陽，以接川漢一路。（擬自武昌鲇魚套至漢陽鸚鵡洲，但終未建成，今為武漢長江大橋所替代）川漢一路到漢陽，并可作橋過襄河（漢水）以與京漢一路接通。（今有漢水鐵路橋司其職）”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二《勘測粵漢、川漢鐵路折》）
京漢粵漢川漢三路在漢的連接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湖北的一些紳商、學生一直認為鄂省境內的鐵路為什么要讓外省來修？“鄂中紳士、學生堅不允讓”，提出宜昌以上鄂境段也由湖北來修建。但由于湖北還在擬建粵漢鐵路，同時修筑兩條鐵路，資金匱乏，假如湖北境內宜昌以上段也讓湖北來修，勢必遲遲難以完工，即便四川段鐵路全部修通也難出川。川人對此頗為擔心。 因此張之洞遂提出以象借洋人款項付利息的方法向四川借款，由鄂省自建：“而即以借洋款之法，改借川款……即以宜昌以上至邊境鐵路為抵押，二十年為期”。并說：“如此，則川自萬縣修起，鄂自宜昌修起，兩端相接，約六年可成”。（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致成都錫制臺》）
由于未見及時回復，張又提出仿照粵漢鐵路湖南境內宜章至永興段“讓歸粵修，地權概歸粵中收管，以二十五年為限，湘可備款照原用工本給價收回”的先例，也將宜昌以上段交由四川修建，二十五年后，鄂省再按原工本價收回。（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成都錫制臺》）
鄂人反對川省修路至宜昌 1907年初，川人似有停建川漢線，而另建經陜西到河南鐵路的想法，張急致電四川：“近見報紙頗傳'川漢鐵路擬改由川北經陜達汴之說，已于法（國）人議定借款包修’等語。竊思借款之害，人人皆知，我川人豈肯蹈其覆轍？”并說“棧（劍）閣、秦嶺一帶，施工恐亦不易……似與從前籌議川漢本意不合……”極力予以勸阻。（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十《致成都鐵路公司胡太史雨嵐》）
勸阻川人改道陝豫 1907年9月10日，張之洞離漢赴京入閣。川漢鐵路仍在紙上論兵。1908年，清廷又先后任命張之洞為“督辦粵漢鐵路大臣”、“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皶锑]傳部、湖廣總督，督飭在事官紳，認真籌款興辦”，并令“郵傳部暨湖廣總督（陳夔龍）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商定兩湖境內粵漢鐵路暨鄂境川漢鐵路借款合同折》定稿未奏） 這里順便指出，張之洞的“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的職權是有限的，即四川的鐵路建設、籌款仍由川督負責。張即為國人多發(fā)議論不干實事而無奈，對國力孱弱、資金匱乏又更是憂心。 張曾估計所負責之粵漢線、川漢線段“非有的款五千萬兩，難以觀成”。（其中粵漢線由武昌至湖南郴州，長約1700里；川漢線干路則由宜昌經荊門、襄陽至廣水，支路再由荊門經沙市至漢陽，長約1600里）但其中粵漢鐵路收（贖）回自辦后，“而時閱數年，籌撥官款為數甚微，招集民股亦僅百數十萬元，毫不濟事。” 即然國內官、商都無修建鐵路的能力，因此認為只有同時向外國借款：“誠以中國財源枯竭，商力未充，欲成此縱橫兩大干路工程，舍借款無速能興修之方……何如早日借款，同時并舉，利源既開，籌還自易。”（《商定兩湖境內粵漢鐵路暨鄂境川漢鐵路借款合同折》定稿未奏。從文中內容知，此稿作于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后） 直到1909年，川漢鐵路仍為畫餅，張之洞即因病撒手西歸。臨終之日，張仍念念不忘粵漢、川漢鐵路的興建，仍建議官民各半興辦鐵路。 其《遺折》最后述到：“……抑臣尚有經手未完事件，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籌款辦法，迄今未定，請擬旨飭下郵傳部接辦，以重路事。鐵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議，此次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關系繁重，必須官為主持，俾得早日觀成，并準本省商民永遠附股一半，藉為利用厚生之資，此尤臣彌留之際，不能不披瀝上陳者也。僅口授遺折，叩謝天恩，伏祈圣鑒。” （宣統(tǒng)元年八月二十一《遺折》）
張之洞至死未忘鐵路事 應該說，興建川漢鐵路的動議是正確的，但當時國力枯竭、民力孱弱，張等似犯了類如“大躍進”激進的錯誤。至于官府先自辦鐵路推行股票，后又堅持向外國借款、鐵路收歸國有，令川民利益受損生怨，加之革命黨的推波助瀾，致使四川保路風潮驟起、武昌首義槍聲驚鳴，大清王朝潰如雪崩，此則是張之洞生前所始料不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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