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一直是比較看重“做官”的，只要有可能，大概很少有人不在向往著弄個一官半職，不把做官看作一樁可以光宗耀祖，得享尊崇之幸事的。有一個人卻不這樣看，這就是明代高官呂坤。呂坤在他那部有名的語錄體著作《呻吟語》的《治道》篇中，曾經(jīng)發(fā)出如此痛苦的“呻吟”：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p>

        按說，進(jìn)士出身，由襄垣知縣、戶部主事、山東參政等，一路升遷至山西巡撫、刑部左、右侍郎（大概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省部級吧）的呂坤，仕途還是很風(fēng)順的，還是很得朝廷賞識的。晚年雖曾遭人構(gòu)陷，好像也沒受什么影響，只是獲準(zhǔn)“乞休”，就回老家河南寧陵做學(xué)問去了。有著這樣一番官場經(jīng)歷的呂坤，何以會將“做官”視為“苦人”“苦事”呢？

          細(xì)品一下呂坤所說的“為官原是苦人”中的“原”這個字眼，再結(jié)合他在《呻吟語》中的其他一些相關(guān)言論，我們 會體悟到，呂坤這兒所說的“苦”，很大程度上是從“應(yīng)該”角度看問題的。也就是說，他的話可以 更為準(zhǔn)確地理解為“做官應(yīng)該都是苦事，為官應(yīng)該都是苦人”。在《呻吟語》中，呂坤正是從“應(yīng)該”的角度，談?wù)摿怂麑Α肮賳T”這種社會角色的看法，如：“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廢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茍取一文錢?！保ā吨蔚馈罚τ跒楣僦?，這“呂五點”的要求，實在是不低，別說是萬惡舊社會的官吏，就是當(dāng)今時代有著共產(chǎn)主義覺悟的“人民公仆”，大概也很難真正做到。要是真正做到了，那恐怕真的是要很“苦”。

呂坤還進(jìn)一步強調(diào)：”官職高一步，責(zé)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治道》）也就是說，你官做得越大，你就應(yīng)該越“苦”。在呂坤心目中，這“應(yīng)該”當(dāng)然也包括了貴為“天子”的皇帝。因為皇帝的官職最高，承擔(dān)著最大的責(zé)任，當(dāng)然也就要有超過一切人的憂勤與勞苦。在《呻吟語》中，呂坤正是這樣具體要求皇帝的：要明白“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治道》），而不是讓其安享尊榮；要時刻反省 “吃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獲底？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堪曹囻嗰R如何該我乘坐？”（《應(yīng)務(wù)》），從而更好地“為民”操勞，為民著想；要惟天下之安而后樂，而不是凌駕于“民”之上，更不能窮奢極欲，恣意枉為，無法無天；與群臣議事時，要惟理是從，不得以勢相奪。你想一想，這樣一個不僅說話不算數(shù)，還要時時自我反省，憂思天下的皇帝，也實在該算得上一個“苦人”了。

        呂坤之所以會有“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的慨嘆，其中當(dāng)然也含有他個人踐行自己“五點”的切身體會。據(jù)《寧陵縣志》及其他有關(guān)史料載，呂坤在知襄垣縣期間，“督耕課農(nóng)，樹藝桑麻，疏渠鑿井，纖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chǎn)若己產(chǎn)。卒作興事，不憚勞瘁。”在山西出任提刑、按察使、提督及巡撫期間，能夠“正己率屬，身體力行，不受饋遺，不取贖羨，不妄薦以官，不枉劾以職?！薄睹魇贰分幸噍d：“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xué)?！比f歷二十五年五月，面對當(dāng)時朝綱頹廢、官吏腐敗、物欲橫流，南倭騷擾，北虜入侵，內(nèi)憂外患，民不聊生之危局，呂坤曾書疏陳天下安危（史稱《憂危疏》），其中寫道：“今禁城之內(nèi)，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望陛下之速登岸，而急起臥也。不然積于千日，決于一旦，陛下雖有千箱錦繡、千笥金珠，豈能獨厚享哉？”可以想見，像呂坤這樣一位能夠清廉公正，憂思勤政的為官者，自然是夠得上他所說的“苦人”了。

         從《呻吟語》中，我們還可從多方面感受到為官者呂坤時時心憂天下的“苦心”。他這樣論及治世之道：要“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起敝。”（治道）為政清明，“全在人心上用工夫”，“民心得，天下治”。要“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以固國家元氣。為政之道，嚴(yán)刑峻法固然重要，然 “五刑不如一恥”（《治道》）。他還曾具體指出，官方“簿書”，要防過濫。過濫，“何官經(jīng)眼?不過為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為下司增紙筆之孽，為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jīng)意，以為當(dāng)然，一細(xì)思之，可為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边@聽起來很像是我們現(xiàn)在的治理文山會海。你看，除了履行官職之外，呂坤還一直在不斷深思著治世之道、道德建設(shè)、行政改革，而不是將心思及余暇時間，用之于尋花問柳，游宴逍遙，“包二奶”、“跑官賣官”，這樣子“為官”，又焉得不“苦”？

       在呂坤看來，要做一個好官，首先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他這樣論及做人的原則：要“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干近情事?！彼f的“作本色人”，就是要真誠自然，要“我只是我?！保ā墩劦馈罚皠潘?、立錚錚的。若如春蚓秋蛇，風(fēng)花雨絮”。他所說的“說根心話”，就是言語應(yīng)為心聲，堅持真理，而非裝腔作勢，附庸他人。在《呻吟語》中，呂坤“呻吟”出的，正是這樣一些無所顧忌的“根心話”。比如他大膽指斥儒者存在著“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真，或執(zhí)偏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jīng)，或徇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之類“害道”之弊。在作為儒教之綱領(lǐng)的“仕、義、禮、智 、信”中，亦存在著相對應(yīng)的私恩煦感、直往輕擔(dān)、足恭偽態(tài)、苛察岐疑、茍約因守之類“賊”性他所說的“干近情事”，是指為人處事，要顧及情感與欲望因素，其中亦含有對儒教的不滿之意。在他看來，中國歷代所推崇的“圣人”之治，恰好缺乏了情欲維度。圣人本是緣情而生禮，但因禮之過盛，君子往往也就見禮而得情。眾人亦以禮視禮，而不知其情。其禮，也就難免成為為天下之虛文，而為“崇真者思棄之矣。”他這樣論及人格修養(yǎng)：要以虛靜平和心態(tài)面對一切，要“把意念沉潛得下”， 要體味到“天地間真滋味”， 要看得透“天地間真機括”。 要在患難時，心居安樂；在貧賤時，心居富貴；在屈局時，心居廣大?！靶刂星榫?，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fā)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顯然，有了這樣一種人格境界，什么功名利祿，榮華富貴，自然也都無所謂了。身居官職，不把功名利祿當(dāng)回事，不看重什么榮華富貴，不還要上憂朝廷，下念百姓，還要時時謹(jǐn)慎，低調(diào)做人，處理好情與禮之類關(guān)系，這樣子“為官”，想不成為 “苦人”都是不大可能的。

          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呂坤力倡并能切身踐行的這一套“苦人”說，應(yīng)當(dāng)是很了不起的，很超前的，聽起來很像是20世紀(jì)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的：“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wù)員”。尤其是呂坤竟把皇帝也作為“苦人”來要求，思想是夠解放的，也夠大膽的。估計當(dāng)時荒于政事，不怎么上朝，連大臣們的奏章也懶得批閱的萬歷皇帝，不怎么了解呂坤的這些言論，要是看到了，不知會做何感想，不知會怎樣發(fā)作。事實上，不只是皇帝，連那個時代一些有文化的人，也曾認(rèn)為呂坤太放肆了。直至200多年之后，清儒焦循（1763--1820），在其所著的《雕菰樓集》卷十中，還在對呂坤的那個“皇帝要惟理是從說”耿耿于懷，判定為“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要求，呂坤的“苦人”思想，當(dāng)然也還存在著時代局限性，這就是：沒能進(jìn)一步思考使官員成為“苦人”的制度建設(shè)。沒有制度保障，要讓“官員”都能成為“苦人”，恐是不現(xiàn)實的。在我們國家，正因為制度建設(shè)不夠，對“官”的看法也就一直變化不大。至今，之所以每年會出現(xiàn)那么火爆的報考公務(wù)員的場面，之所以有不少人在設(shè)法跑官買官，便足以證明，在國人心目中，這“做官”還斷乎不是“苦事”，“為官”亦決非“苦人”。天下大概沒哪么多傻瓜會去爭“苦”吃，更不會有人會傻到掏出大把的銀子去買“苦”吃。

      我們自然也不該苛求呂坤，作一位明代高官，能有那樣的為官意識與自覺踐行，已是很值得敬仰了。我們的當(dāng)代官員，雖已久經(jīng)先進(jìn)文化、先進(jìn)“主義”之類的教育，又有多少人敢與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