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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武大人 受訪人：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羅永寬 “武大人曾經(jīng)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代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羅永寬教授講述武大校史上那段鮮艷的紅色篇章時說道，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武大人，李漢俊、李達、陳潭秋、董必武、周佛海在武大學習、工作過，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李”籌備建黨會議 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是由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李達、李漢俊兩人完成，“二李”負責會議議程安排、安全保障、食宿等后勤，連發(fā)通知都是由李達一個個親筆寫信通知的。 會址設(shè)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位于法租界的住宅。李書城是同盟會元老，此時他帶著警衛(wèi)去了外地，李公館里只剩下李漢俊和他的妻女、嫂子、廚師。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舉行。而當時李漢俊的嫂子和妻子就在二樓，并不知道這些人是干什么的。后來據(jù)李書城妻子薛文淑回憶，以為他們是丈夫的客人，在談叢書出版的事。 參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還有兩位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 13位中共一大代表均為知識分子，其中9人有大學學歷，6人留學日本。從地域分布看有5個湖北人，4個湖南人，有5人在武漢大學學習、工作過。 羅永寬說：“這一情形與兩湖地區(qū)在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位置、留日學生中兩湖地區(qū)學子居多等因素有關(guān)。武漢在風云激蕩的近代中國具有突出位置，從清末洋務(wù)運動后期重鎮(zhèn)，到打開中國進步閘門的辛亥革命，再到大革命時期的武漢國民政府，有著'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在半個多世紀里向來為世人所矚目。而武漢大學又是兩湖地區(qū)首屈一指的高校，自然不會在革命大潮中超然物外，是不會缺席的。” 此外，日本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主渠道之一。蔡元培曾在《社會主義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才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 但顯然，當時傳播的主渠道是東線的日本，而非西線的法國。當時的武昌高師（武大前身），有不少留日歸來的老師，武昌高師的三任校長：張渲、談錫恩、張繼煦都曾留學日本，其倡導的民主開明的校風，能夠包容激進思潮。 “馬克思主義”播火者 在中共成立之前，“三李”（李大釗、李漢俊、李達）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各有千秋。 早年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的李漢俊學識淵博，除精通日語外，法文英文也能讀能譯，德文尤其流利。留學日本期間，他結(jié)識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者河上肇，深受其影響。李漢俊十分勤奮地學習馬克思原著，并用其指導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共產(chǎn)國際駐華代表馬林曾贊其為“最有理論修養(yǎng)的同志”。 五四運動前后，李漢俊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之一。1919年至1921年兩年多的時間內(nèi)，他發(fā)表了90余篇著作，系統(tǒng)全面地解讀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0年8月，李漢俊與陳獨秀發(fā)起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并回到武漢聯(lián)絡(luò)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并將日文版進步雜志給他們傳看。董必武閱后“深以為然”，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董必武曾回憶說：“李漢俊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二七”罷工的幕后指揮 1922年初，李漢俊來到武昌高師任教，次年就任歷史社會學系主任。他主講過唯物史觀、社會學史等科目，是我國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觀列為高校教學科目的教授。 李漢俊充滿新思想、新學說的課程吸引了不少進步青年，連社會上的進步青年劉子通、夏之栩、徐全直、李伯剛等都去旁聽過。在李漢俊的影響下，一些青年學生后來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漢俊并未把自己禁錮在三尺講臺上，而是積極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李漢俊以省工團聯(lián)合會教育主任委員身份，參加了罷工的領(lǐng)導工作，揮筆寫下“大地赤化”四個大字，獻給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由于張國燾不顧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十多條嚴格要求，并要吳佩孚一一答復，致使罷工失敗。李漢俊等人被通緝，不得已離開武漢去上海，又轉(zhuǎn)到北京。 本報記者 余魯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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