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是指13世紀到16世紀左右侵擾朝鮮、中國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海盜集團的泛稱，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從事中日走私貿易，最早是朝鮮人稱來襲的日本人為三島倭寇，又因中國古籍稱日本為倭國，故稱倭寇。倭寇分為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以1523年寧波事件為分期界限，后期倭寇里十之七八是中國人，許多首領頭目也是中國人，比如汪直、徐海等。但前期倭寇主要是日本人，最早來自于平戶藩，也有一些是來自濟州島等地的高麗人和元末明初方國珍余部。鄭成功就出生於日本的平戶藩，其母為日本人，直到其七歲時才被帶回中國。平戶藩在德川幕府時期為小藩，位於今天的日本九州島的西北部長崎縣境內。平戶市雖也隸屬於長崎縣，但離長崎市的距離卻相對較遠。

平戶藩的藩主為松浦氏，在日本戰(zhàn)國時期，以水軍驍勇而著稱。13世紀末忽必烈侵略日本期間，松浦氏所控制的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等地曾遭受蒙古高麗聯(lián)軍的屠戮。故而，在蒙元侵略日本失敗之后，這三島的居民便開始報復行為侵擾朝鮮南部沿海，而被朝鮮人稱之為三島倭寇。其后，日本進入南北朝時期，松浦家族所支持的南朝長期處於下風以及明朝禁海的影響，而使松浦氏的處境日益艱難。于是，松浦氏便開始從對中國、朝鮮沿海地區(qū)的侵擾報復行為，而轉為直接的經濟寇掠。最為著名的倭寇頭目---汪直（王直），便是受到了松浦氏的當主--松浦隆信的大力支持，被奉為上賓。汪直于是以平戶為基地，從事日本——中國——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因暴利成為富商巨賈，也使平戶搖身一變成了日本對外貿易的重鎮(zhèn)。汪直在平戶自封“徽王”，建立華人社區(qū)，雇傭部分日本當?shù)乩巳?，并勾結明朝東南沿海的百姓而進行寇掠活動。汪直以后大量的來自中國海盜以平戶為基地，比如李旦（鄭芝龍義父）、顏思齊（鄭芝龍義兄）、鄭芝龍（鄭成功之父）等等；另一大海盜徐海和其叔叔徐惟學則是以日本種子島為基地。對于前期倭寇的侵擾，明太祖朱元璋只是怒派大臣帶著國書出使日本恫嚇，被收到國書的九州懷良親王斬了使者中的5個隨員，拘押了兩位正使，直到3個月后才放回去。 朱元璋于是發(fā)布禁海令，規(guī)定“寸板不許入海，寸貨不許入番”。

14世紀末統(tǒng)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希望肅清南朝的殘余勢力，打擊海上盜賊，同時也想發(fā)展與明朝的貿易，獲取豐厚的利益。于是，中日兩國恢復了關系。明成祖時，雙方建立了勘合貿易關系，明朝給予足利幕府貿易憑證，即勘合，日本方面憑勘合來中國進貢，進行貿易，這種貿易關系繼續(xù)近一個半世紀之久。此時日本與高麗也開始就打擊倭盜進行一定的軍事合作，并主動送還被倭寇擄掠的高麗人口。明朝發(fā)展與日本的關系，主要為了消除倭寇對中國沿海地區(qū)的侵擾，足利幕府也積極剿捕倭寇 。在足利義滿、足利義教父子的打擊下，明初，從洪武到永樂的57年間，倭患次數(shù)共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樂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間的倭患記錄次數(shù)僅為17次，也就是說前期以日本人高麗人為主的倭患年均發(fā)生不到一次，主要是以報復劫掠為主，破壞力甚至比不上以南洋為據(jù)點，攻打過50多座沿海鎮(zhèn)城、施行三光政策、連明朝的使船也搶的大海盜陳祖義；然而在后期倭患開始后，僅在嘉靖一朝的45年間，倭患次數(shù)就猛增到628次，占明時期倭患次數(shù)的80%，除了財物的大量損失，人員傷亡也極其慘重；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西元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室町時代的大永三年）。日本大內氏和細川氏，分別派遣對明朝貿易使團來華貿易，兩團在抵達浙江寧波后，因為勘合真?zhèn)沃q而引發(fā)沖突，在浙江寧波爆發(fā)了武力殺戮事件。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寧波之亂（也稱爭貢之役、明州之亂、宗設之亂）。當時，明朝的朝貢外交已經蛻變成朝貢貿易。朝貢，朝在前而貢在后，目的是通過上貢這種方式重申各國的等級秩序，禮物多寡反在其次。明朝為了凸顯“強盛”，回賜朝貢國的禮物數(shù)量經常是貢物的數(shù)倍。各個朝貢國早就實事求是的抓住了朝貢的貿易本質，為了獲得巨額經濟利益，以朝鮮、琉球、日本為首的朝貢國不斷向明朝加派朝貢使團。實際上接連不斷的朝貢使團對明朝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財政負擔。為了彰顯大國風范，朝貢使團來了之后要好生接待，無論吃住都必須高于社會平均水準。除了接待費用之外，朝廷還要花高價購買使團帶來的大部分貨物。為了遠播天朝美名，普惠番邦外夷，在官方外交禮儀進行完畢之后還有民間商人同使團進行有限的自由貿易。朝貢如此暴利，如果不加以限制一定會扯下最后一塊遮羞布，變成赤裸裸的貿易行為。同時也為了減少接待使團產生的財政負擔，明朝廷制定了限制朝貢次數(shù)的勘合制度。明朝禮部會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定期向其當局發(fā)放“勘合”，只有持有勘合的使團才能得到明朝廷接待，沒有勘合的遠洋商船不允許?？扛劭?，更不允許上岸交易。

大內氏和細川氏雙方都要求明朝承認自己才是合法的貿易使團。當年是大內氏掌握了朝貢正德勘合，派出了謙道宗設為使團長的三艘使船300余人前往寧波港口。聽說大內氏派出使團之后細川氏不甘人后也派出了一艘使船百余人，但細川氏手中只有一張過期失效的弘治勘合。然而大內氏卻處于不利位置，因為細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中國人，深知明朝官場的腐敗。宋素卿原名朱編，浙江鄲縣人。其父朱漆匠曾受日商場四五朗的委托代購漆器，但直到日商回國，其父也未能按價交貨，遂以子朱編抵債。朱編至日仕于細川氏，改名宋素卿。宋素卿通過重金賄賂，事先已經對市舶司主管太監(jiān)賴恩進行了賄賂，從而使得較晚來的細川氏船隊，反而可以先行入港檢查。這種做法遭到大內氏的強烈反對。大內使團本以為勝券在握，手持唯一的勘合憑證，又早早來到了寧波港口，但是卻打不過細川使團送給賴恩的銀子。沒有賴恩的配合，細川使團根本見不到圣上，貿易的事就更別提了。投訴當然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沒地方投訴。要么灰頭土臉的回到日本，要么拼出去大干一場，大內使團選擇了后者。

明廷接待使團的宴會過后，大內使團從明朝兵丁手中搶回了按規(guī)定收繳保存的兵器，開始襲擊細川使團和船隊。細川被突然襲擊打得蒙頭轉向，正使鸞岡端佐當場被殺，副使宋素卿只好抱頭鼠竄逃至紹興城躲避。大內使團打完細川使團后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火燒了宴會大廳，追至紹興，要求城守交出細川氏人員，但遭到拒絕。當時整個紹興府人口近200萬，紹興城內正規(guī)軍加民兵至少4、5000人，大內氏區(qū)區(qū)300人只能望城興嘆。從紹興回寧波的一路之上，這群大內氏的貿易使團遷怒與明朝，變成了劊子手，肆意殺戮和搶劫，沿途明軍竟然阻攔不住，而且被日本人殺傷許多。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zhí)指揮袁班、百戶劉恩、百戶胡源均被這群日本使者殺害。

寧波之亂最后演變成嚴重的外交事件。巡按御史歐珠、鎮(zhèn)守太監(jiān)梁瑤奏聞，將細川氏代表宋素卿等人逮捕入獄。大內氏奪船出海后遁入海島，無法尋獲。一場本來正常的貿易卻陰差陽和變成了大事件，如果當時明朝方面依照律法辦事，不貪戀賄賂，便不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最終釀成大禍，成百上千的官兵被區(qū)區(qū)300人的大內使團所殺，而大內氏卻只死傷幾人，可見明軍當時的作戰(zhàn)水平有多差勁了。而1555年6月由浙江紹興上虞縣登陸的約100人真倭，經行數(shù)千里，不奸淫，不擄掠，攻打了11個縣城，表現(xiàn)出特種部隊一樣驚人的戰(zhàn)斗力。這伙真倭只挑戰(zhàn)官軍，殺戮明軍四五千人，還殺了一名御史、一個縣丞、兩個指揮、兩個把總，最后剩下53個倭寇竟然打到南京，歷八十余日始滅。

由于寧波事件影響惡劣，朝廷中嚴行海禁的呼聲甚囂塵上。經過廷臣商討，禮部奏請“罷市舶”，即關閉寧波市舶司，斷絕同日本的往來?？墒谴藭r日本已經與明朝通關貿易122年，共來往商船十五批。日本對于明朝所產的絲織品、銅器、藥材、砂糖、瓷器、書畫、漆器、棉布等物品需求巨大，并且已經形成依賴。突然關閉寧波市舶司對日本來說無異于天降橫禍。與此同時，寧波附近也形成了一支依靠對日貿易生存，力量巨大的商人群體。俗話說斷人財路等于殺人父母，明政府一刀切關閉寧波市舶司，兩頭不討好。一面是日本急需明朝商品，一面是明朝商人急需出口獲利。干柴烈火一相遇，走私應運而生。最嚴重的時候，寧波沿海的豪族、官府、商人互相勾結，由于處在黑色地帶，沒有官府提供秩序，這些走私團伙逐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武裝力量。

寧波事件之所以“名垂青史”，并不是因為其跌宕曲折的戲劇性，而是因為這件事直接導致了后來延續(xù)嘉靖、隆慶、萬歷三朝約40年的最嚴重倭寇之亂。嘉靖、隆慶和萬歷三朝的倭寇被稱作后期倭寇，又作大倭寇。不同于人們往常印象中的日本海盜倭寇，后期倭寇是主要由中國商人組成的走私集團，其間只有有少部分日本人和朝鮮人受雇參與其中，這時在東亞海域初現(xiàn)身姿的葡萄牙人也被當作倭寇的同類對待。而這個走私集團，正是嘉靖逼出來的。

明政府為了消滅倭寇，在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派鄭舜功前往日本，從豐后國（今九州島大分縣）登陸，被當?shù)仡I主大友義鎮(zhèn)抓獲并軟禁。翌年，鄭舜功的部下與大友氏的使者赴京都室町幕府請求鎮(zhèn)壓倭寇，鄭舜功被允許調查日本國情，仍然留在豐后。1558年，鄭舜功與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同被送往寧波。正是根據(jù)在日本進行的國情調查，鄭舜功寫出了《日本一鑒》。書中關于日中的走私貿易，是從倭寇開始記錄，其中提到了以日本為據(jù)點的王直（汪直）：

夫廣私商始自掲陽縣民郭朝卿。初以航海遭風漂至其國、歸來亦復往市矣。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獄。嘉靖丙戌五年，越獄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投托合澳之人盧黃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十九年継之，許一松、許二楠、許三棟、許四梓，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自茲東南釁門開矣。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寧波知府曹誥，以通番船招致?？?，故每廣捕接濟通番之人，鄞鄉(xiāng)士夫嘗為之拯拔。知府曹誥曰：“今日也說通番，明日也說通番，通得血流滿地方止。”明年，癸卯二十二年，鄧獠等寇閩海地方，浙海寇盜亦發(fā)，海道副使張一厚，因許一、許二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統(tǒng)兵捕之。許一、許二等，敵殺得志，乃與佛郎機夷竟泊雙嶼。伙伴王直，于乙巳歲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誘博德津倭助才門等三人，來市雙嶼。明年，復行風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

該記錄中提到的“雙嶼”，是明朝海商和葡萄牙人、東南亞人、日本人進行貿易的國際港。從這里可以得知，當時葡萄牙人的活動范圍已經從以廣東為據(jù)點的南海，擴大到以寧波雙嶼為中心的東海。葡萄牙人在雙嶼修建官府、醫(yī)院、教會，企圖將其殖民地化。明朝對此深懷戒懼，于1548年派朱紈進攻雙嶼。當時，在許棟手下的王直從戰(zhàn)斗中逃生，組織起海盜團體，占據(jù)浙江省舟山群島的烈港，自稱“徽王”，成為與徐海并稱的倭寇首領。

鄭舜功在《日本一鑒》中談到，與王直接觸并進行貿易的，是日本北九州博德的商人“助才門”。博德是日中政府官方貿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自唐朝以來，一直在日中貿易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日本的許多大海商也居住在這里。在平安時代，朝廷在博德設有相當于國家機關的大宰府，統(tǒng)轄對外政策和日本西南沿岸的國防。此外，還修建了用于接待唐國、新羅、渤海使節(jié)的迎賓館——鴻臚館。外國使節(jié)入住鴻臚館后，再前往大宰府或者都城。因此，博德很長一段時間，作為平安時代（中國唐代）到前近代日本國家外交的窗口，一方面承擔了重要的貿易作用，另一方面商人也通過私人貿易積累了大量財富。王直在這種背景下造訪博德，進行商業(yè)活動，其后又將據(jù)點遷移至日中航線上的五島列島。

1540年，五島的領主宇久盛定正式承認與王直的商貿關系，在福江島修建了住宅（現(xiàn)在，王直住宅舊址附近還保留著王直使用過的六角井）。1542年，王直與平戶的領主松浦氏會面，之后交流十分活躍。據(jù)說1543年，乘坐王直的船來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將火槍帶到薩摩（今鹿兒島縣）的種子島，是火槍第一次傳到日本。后來，在王直的指引下，葡萄牙船在1550年來到平戶港，平戶成為日本與中國和葡萄牙海商進行貿易的國際港。汪直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交易，購入火器一直在日本出售，積累了很多財富，實力大大增加。

以平戶為據(jù)點的日中貿易，在王直死后由手下李旦、李華宇兄弟繼承下來。李旦是福建泉州人，起初以馬尼拉為據(jù)點進行活動，其后與西班牙人發(fā)生沖突移居平戶，繼承了王直開辟的貿易線路，從日本政府取得了象征貿易許可的朱印狀，開始了朱印船貿易。李旦將自己在平戶的宅邸借給英國商人考克斯作為英國商館，甚至將日英貿易納入到自己的管理之下。在李旦死后，平戶貿易則由鄭芝龍繼承下來。

鄭芝龍與平戶領主松浦氏交往甚篤，在松浦氏留下的諸多物品中，有被認為是鄭芝龍所使用過的印章，以及生絲貿易中用于計量的“絲印”。所謂絲印，是在進口生絲時，作為確認生絲的依據(jù)而打在每束生絲上的，同時也是計算交易額的重要憑據(jù)。根據(jù)松浦史料館所藏《平藩語錄》的“上鄭氏古銅印記”的記述可知，這個絲印是鄭芝龍所用過的，并且鄭芝龍的貿易是被松浦氏公開認可的商業(yè)活動。據(jù)推測，通過鄭芝龍的生絲等貿易，平戶領主松浦氏也從中獲得了不小的利益。1623年，鄭芝龍在平戶與日本女子田川松結婚；次年，生下了兒子鄭成功。于是，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日本和明朝各自進入大變革的時期，投身到時局的驚濤駭浪中，同時也經受了很多磨難。

明末時期（日本室町時代末期，即安土桃山時代、織豐期）的平戶，繼葡萄牙之后，又有西班牙、英國和荷蘭前來從事貿易活動。而日本正處于列國（地區(qū)）割據(jù)，織田信長和曾是他手下的豐臣秀吉逐步完成統(tǒng)一時期。織田信長在1577年被任命為右大臣，地位僅次于左大臣。雖然被家臣謀反殺害，但其統(tǒng)一日本的事業(yè)由豐臣秀吉完成。豐臣秀吉成為輔佐天皇的攝政，權傾一時。豐臣秀吉親自出馬平定九州島，發(fā)現(xiàn)九州島各地基督教橫行，特別是天主教勢力的擴張，導致教堂的大量興建和神社、寺院的凋敝。日本人被販賣至歐洲，受到奴隸般的對待。豐臣秀吉受到刺激，在1587年發(fā)布了《伴天連驅逐令》（“伴天連”是葡萄牙語“padre”的音譯，意為“神父”）。在豐臣秀吉去世后，政治實權掌握在江戶的德川家康手中，一方面，為杜絕西班牙、葡萄牙對日本國土的覬覦，開始實施一系列鎖國政策，將耶穌會等天主教傳教士逐出國門，對那些執(zhí)意留在日本國內的傳教士和日本信徒處以刑罰，宣布與葡萄牙和西班牙斷絕國交（英國在與荷蘭的戰(zhàn)爭中失敗，已從日本撤退）；另一方面，又認為有必要了解以歐洲為代表的世界形勢，因此保留了長崎作為國際貿易港，與中國和信仰新教的荷蘭保持貿易往來。

在這一狀況下，鄭芝龍只得遷至長崎進行對日貿易，這比起之前在平戶的貿易要嚴苛許多。由于他有基督教信徒身份，甚至有洗禮名叫做“Nicholas”，而日方掌握了這一信息，因此，他的船隊在長崎進行貿易時，經常會被長崎的政府部門嚴格盤問。荷蘭海商作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也密切關注著鄭芝龍在長崎的動向，記錄下他們的貿易品和交易額，甚至記錄下他們由于基督教嫌疑受到長崎政府盤問，從船上搜出與基督教相關的中文讀物的事情。

與此同時，中國的明朝被滿族政權打敗，建立了清朝。鄭芝龍在開始的時候與鄭成功一起抗擊清軍，但后來在1646年時向清軍投降。其后，鄭芝龍受清軍之命勸降鄭成功，但鄭成功抗清意志堅決，勸降未能成功，鄭芝龍反而因此冠以謀反的罪名被殺害了。在此期間，田川松夾在投降清朝的丈夫鄭芝龍和抗擊清朝的兒子鄭成功中間左右為難，終于在1646年清軍攻陷福建之際，在自家宅邸內以劍切腹自殺身亡了（一說自縊身亡）。鄭成功得知母親死后，更加堅定了抗清的決心。由于鄭成功出生在平戶，母親又是日本人，再加上對鄰國從明到清改朝換代的關心，鄭成功自出世起就為日本人所知曉。鄭成功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在1661年占領澎湖諸島，三月起攻打安平古堡，次年二月攻陷城池，一舉擊潰荷蘭人，建立鄭氏政權。荷蘭戰(zhàn)敗，棄臺灣。鄭成功的艦隊自臺江海域進攻安平古堡，擊潰荷蘭人入城后，將其改名為“安平城”。鄭氏政權三代都居于此城，城內的基督教教堂里安置有媽祖像。

幾乎與王直同一時期，與海盜有關聯(lián)的歷史人物還有林道乾和其妹林姑娘?，F(xiàn)在，林姑娘是以泰國的北大年府為中心所信仰的女神。林道乾出生于華南地區(qū)，王直死后，他接手王直的海盜船隊，勢力龐大，他們以浙江舟山等地為據(jù)點展開活動。1566年，林道乾在與明軍將領俞大猷的戰(zhàn)斗中失敗，逃往澎湖群島，入臺灣北港。

有趣的是，此時，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向東南亞、東亞擴張這一全球動向相關，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弗萊·胡安·德拉·康塞普西編寫的《菲律賓諸島通志》第三卷“附錄二·臺灣略記”中，也記錄了俞大猷與林道乾之間的戰(zhàn)斗和林道乾在澎湖列島、臺灣入港時的情況：

1564年，都督即艦隊長俞大猷在中國東海航海時遭遇海盜林道乾。海盜林道乾勇猛傲慢，愛惜名譽，渴望榮光。一看到那個中國人，立即張起船帆，對其發(fā)起進攻。如果不是中國艦隊的司令官頗有膽略，處置得當，恐怕難以取勝。司令官面對海盜的進攻并不慌亂，在海盜的突擊過后進行了強硬的反擊，戰(zhàn)斗持續(xù)了五個多小時。入夜后，海盜退卻，退至澎湖島讓部下休息，以圖再次進擊。但中國司令官更加老到，乘勝追趕到港口。到第二天拂曉，海盜不得不接受敵方艦隊占領一部分港口的事實。他在戰(zhàn)斗中失去眾多士兵，生存下來的人變得毫無戰(zhàn)意，認為再次入港是魯莽行為，于是航行至愛爾摩莎島（即臺灣島），在此停泊。中國艦隊長欲乘勝追擊，但是由于對港口了解甚少，為了船只安全，退回并占領澎湖島。將此地士兵全部捕獲，留下守衛(wèi)隊駐守此地后凱旋回國?；貒?，將此次出征與發(fā)現(xiàn)之事報告朝廷，朝廷大喜，派出一文官就任諸島長官。林道乾認為當?shù)?/span>（臺灣）人“野蠻”，不滿于此，隨將捕獲的島民全部殺死，將其鮮血涂上船板，殘酷之極，前代未聞。之后，出港退至廣東省，在此地不幸身死。

由此可見，林道乾與明朝對峙的行為，也引起了歐洲的注意，認為這是發(fā)生在明朝乃至東亞的大亂。但是，認為林道乾敗走廣東并在當?shù)厮廊ィ莻€誤傳。林道乾的確從東海撤退至南海，但是這場戰(zhàn)斗的十年之后，即1578年前后，他又從南海南下，登陸馬來半島，之后來到北大年。北大年蘇丹國女王拉圖·比伽對于有過率領大船隊經驗的林道乾十分歡迎。為了打敗敵國大城王國，女王命令林道乾制造火炮。林道乾制成了兩門大炮，一門小炮，為北大年蘇丹國的戰(zhàn)斗做出了貢獻。根據(jù)道乾的發(fā)音，女王賜予林道乾以馬來名“Tok Kayan”（Kayan，即“卿”的意思）。制成火炮后，他被任命為北大年港的管理官，并改信伊斯蘭教，獲得巨額財富，藉此建造了庫塞清真寺。

但是，林道乾的母親思念兒子，擔心道乾來到北大年后不再回國，派女兒林金蓮來到北大年。由于在北大年，林金蓮是傳說中的人物，人們尊其為愛國女神，因此，關于林金蓮的記載真假難辨。最為流行的傳說是：林金蓮為帶回哥哥道乾，來到北大年，但哥哥一心想要留在北大年，無意回鄉(xiāng)。金蓮心系母親，在道乾建造的清真寺旁自縊身亡。在北大年，林道乾被華人華僑視為英雄；同時，林金蓮被稱為“林姑娘”。作為愛國女神，她受到華僑們的信奉，人們在她自縊的庫塞清真寺旁建成林姑娘道觀（道教寺院），參拜者甚多。

若將明清時期（1368～1911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可以被視為是“中國海盜的黃金年代”。根據(jù)安樂博的研究，1522年至1810年間，中國海盜的規(guī)模及范圍都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擴大，為全球之冠。在這段超越了三個世紀之久的時期內，海盜活動共出現(xiàn)過三次高峰：第一次發(fā)生在1522年至1574年間，第二次發(fā)生在1620年到1684年之間，第三次則出現(xiàn)在1780年至1810年間。這三次大規(guī)模的海盜勢力的迅增，以強大的海盜組織形式稱霸海上世界，并遮蔽了明清兩朝海上力量的光芒為共同特征。1810年之后，海盜活動并沒有減少，不同的只是大規(guī)模的海盜組織消失了。也就是說，小規(guī)模的海盜活動在1810年前后并沒有減少或變更，只有大型的海盜組織有所變化。

1522年至1574年的海盜。這一時期的海盜被稱為“倭寇”。目前大多數(shù)有關此時期的研究，都專注于明朝中期（1520～1570年）的中國海盜問題、沿海黑市交易、政府對海盜的鎮(zhèn)壓策略及沿海海防等。各國學者多認為，此時期的倭寇問題，實是因明朝實施嚴厲海禁而產生。明中葉的海禁，使得商人賴以為生的海上貿易之路斷絕，商人不得不鋌而走險，以走私等非法方式進行貿易。1975年蘇君偉在以大量中文資料為參考的基礎上，用英語發(fā)表了第一篇關于16世紀海盜活動的重要研究。蘇君偉是第一個清楚地表明，“倭寇”多數(shù)是中國海盜而非日本海盜的學者之一。根據(jù)他所使用的中文資料顯示，只有30% 的倭寇是日本人。蘇君偉與另一些學者認為，1570年后“倭寇”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明朝海軍效率增強，廢止多數(shù)海禁，主要海盜頭目或死亡、或歸降，以及外交政策的改變等。倭寇崛起的原因起自明朝廷強制實行的海禁政策與海商走私活動間的矛盾。例如張彬村解釋道：這場危機導致了當?shù)厥雷?、海商、與明朝水師三者之間勢力的失衡，使得原本平衡的海上力量崩潰。

鄭芝龍從事海外貿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貿易關系。在短短幾年內，鄭芝龍父子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商業(yè)貿易的最強競爭對手。鄭成功因為把荷蘭人驅逐出臺灣和反對外來滿族征服者，向來被中國及臺灣地區(qū)的學者和主流文化視為國家英雄。直到近年來，才有臺灣學者和其他學者對鄭成功的形象提出了新說法，其中亦有學者認為他是臺灣“鄭氏王朝”或“東寧王國”的奠基者而非明朝的效忠者。正如拉爾夫·克羅澤爾在40多年前所說的：“歷史人物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們的形象價值和事跡，符合后世人們的需要?！焙商m人認為鄭氏家族的海上勢力，已強大到可以取代明朝及新興的滿清的海上勢力；西方人的看法足以證明在中國海域上的私人海上勢力（海盜），對明清的政權及海防已有決定性的影響。那時，無論是朝廷（明）或荷蘭人，都熱衷于與海盜合作，因為海盜的勢力影響到這個地區(qū)的安定與繁榮；而雙方都對這群海上私人力量（海盜）感興趣的原因，是因為雙方的勢力，都難以對付這群海上私人力量（海盜）；并且這群海上私人力量（海盜），對整個地區(qū)的穩(wěn)定有著極大的影響。17世紀的時代特色是：全球各地的新興政權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xiàn)。鄭氏家族的海上勢力也在其列。鄭氏的海上勢力獨自稱霸海上近一世紀之久，一時之雄無與倫比，它多數(shù)時候遠超過當時的明朝、滿清、及荷蘭人的海上勢力。鄭氏的海上軍事力量使得東亞大陸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打贏渡海戰(zhàn)役，占領臺灣島，而清帝國也是依靠鄭氏海軍體系之施瑯力量使得大陸帝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臺灣島納入行政版圖。而這些都是唐宋、蒙元、明帝國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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