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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明先生）
書話是現代中國文學中獨特的“文”（創(chuàng)作）、“學”（研究）合一的寫作體例：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豐富與拓展了散文的空間和內涵；作為文學研究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蘊和重要的學術價值。在當代，姜德明是繼唐弢之后專注于現代文學的書話名家。筆者以為，將來如果要寫當代的書話史，姜德明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貢獻無法繞過。第一，姜德明是書話創(chuàng)作的組織者和“催產婆”。姜德明從上個世紀50年代在《人民日報》編輯文藝副刊始，就積極組稿刊發(fā)書話隨筆，到后來主編出版“現代書話叢書”。半個世紀中，姜德明在推動和組織書話寫作發(fā)表方面的貢獻，可謂居功至偉。筆者在翻閱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報》時，發(fā)現在充滿政治風云和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版面中總保留著一角清新淡定的園地，在這片園地里時時會有驚喜的發(fā)現：除了鄭振鐸、阿英、唐弢等人的書話外，還有李健吾、路工、謝興堯等人談藏書、訪書、讀書心得和感悟的文字?！度嗣袢請蟆肪钩蔀槟且粫r期書話最重要的發(fā)表陣地，可以說這一切與姜德明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第二，他是書話文體理論的思考者、探索者。姜德明一直關注和思考書話文體的理論，對書話的源流、概念、特征等都做了有益的探索。第三，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是當代中國繼唐弢之后最突出的新文學書話家。姜德明筆耕不輟，先后出版書話集有《書葉集》《書邊草》《書夢錄》《書味集》《活的魯迅》《燕城雜記》《書廊小品》《余時書話》《夢書懷人錄》《書攤夢尋》《流水集》《文林枝葉》《姜德明書話》《書坊歸來》《文苑漫拾》《守望冷攤》《獵書偶記》《新文學版本》《金臺小記》《書邊夢憶》等二十余冊。如果將姜德明的書話寫作放置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視野中審視，我們就會發(fā)現，其書話亦具有“文”（創(chuàng)作）、“學”（研究）合一的特點：不僅是當代一種重要的文學文體，還是進行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著述體例?；诖?，本文主要就姜德明書話之作為文學文體和作為現代文學研究方式所提供的有益啟示做以論述。姜德明對書話文體形式有著自覺的實驗意識，其大量的和多樣化的書話寫作實踐，對于書話文體的繁榮、豐富、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縱觀姜德明書話創(chuàng)作，其在文體上有較為清晰的變化軌跡。早期的寫作，多篇幅較長，語言抒情氣息和議論氣味也很重，多屬研究論文類。這大概源于姜氏早期書話對新文學的研究目的和批評意味都是過于強烈的緣故。如《書葉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5月版）、《書邊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議論過多，篇幅過長，語言也較為峻急，態(tài)度過于迫切。到了《書夢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的時候，篇幅已經大大縮短了，語言風格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行文不似前面幾本那樣議論風生了。其情感的抒發(fā)也開始注重蘊藉，多是融事融書而出之，這已經接近書話之正路了。如《王統照的<題石集>》一文就是這種轉變的代表之作?！额}石集》是王統照1941年在上海自費出版的譯詩集，當時抗戰(zhàn)軍興，而王統照正在上?！肮聧u”中，看到國家滿目瘡痍，痛心之至，通過譯詩“隱言曲喻”，表達愛國抗日的心情。這正是此詩集當時的翻譯和出版背景。姜德明在此篇書話中，并沒有就王統照的處境與心情作過多的發(fā)揮和議論，只是說：當我了解到《題石集》誕生的背景以后，再看譯者手書于扉頁上的題辭：“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n非子?！庇X得我們離詩人更近了。這里，姜德明并沒有直接說出當時詩人王統照的孤憤之情，而是抄引王統照《題石集》的題辭，則讀者對王統照當時的心跡自然了然。這種含蓄和蘊藉筆法，使姜德明的書話逐漸的走向醇厚純熟，耐得住咀嚼了。
（《書夢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姜德明書話則更加淡定，行文僅憑興味和機緣，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少了早期的浮躁凌厲的議論和抒情，卻多了在平實的說明和娓娓的敘述中蘊藉似有或無的淡淡的情緒。而與此相適應的是，在文體上多采用了題跋式的、解題式的、甚至是批注評點式的短札。如出版的《獵書偶記》、《金臺小記》等集。這種轉變，正是姜德明對當代書話文體的貢獻。他以豐富的創(chuàng)作，接續(xù)了唐弢的新文學書話寫作的傳統，并開拓了新的文體風范，使得新時期以來的書話成就一片相當亮麗的人文風景。姜德明書話文體的轉變，說明作者一直在思考書話文體理論和探索書話文體建設。90年代之后，至遲至姜德明主編“現代書話叢書”時，姜德明對書話的文體與概念做出較為深入的溯源和概括：……書話本來就內容寬廣，可以無所不談，不必強求統一。但，有些認識已經逐漸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實。如書話源于古代的藏書題跋和讀書筆記，并由此生發(fā)、衍變而成。書話不宜長篇大論，宜以短札、小品出之。書話以談版本知識為主，可作必要的考證和?？保嗫缮婕皶鴥葧獾恼乒?，或抒發(fā)作者一時的感情。書話不是書評，即不是對一本書作理論性的全面介紹、分析和批評。書話不能代替書評。我常說，書話只要能夠引領讀者愛慕知識，并喚起他們愛書、訪書、藏書的興趣就好，不必過苛地要求它承擔更多的繁重任務。盡管對書話做出概括，但是姜德明決沒有將書話文體歸于一統，定于一尊，而是能保持一種開放多元的書話觀。他不僅推崇唐弢那種熔鑄知識性、審美性、趣味性、文學性于一體的一類書話，同時還肯定了傅增湘、鄧之誠等近于目錄學范疇的書話路數，而對孫犁《書衣文錄》“一反傳統藏書題跋的寫法，甚至把與書本身全無關系的一時感觸寫在書衣上”的書話類型也給予高度評價：“沒有人不承認那是書話，而且是思想深刻、別具一格的書話”。事實上，姜德明自己的書話寫作也并非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走的完全是唐弢一脈，其實他的書話也在有意識的不斷嘗試多種寫法。如新近發(fā)表的《書外雜記》組文就與唐弢式書話拉開了距離，在與孫犁《書衣文錄》式神韻相通的同時，凸顯了姜德明自己新的特點：《書邊草》，1982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年5月再版。我請錢君匋先生設計封面，葉圣陶先生題書名。圣翁做事認真，橫寫、豎寫，既有簡化字，又有繁體字，處處想到當事者的方便。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曾約錢君匋先生為副刊寫“裝幀瑣談”的專欄。當時我出差上海，某日過南京路的朵云軒，見有錢先生的治印潤例，數日后可取，遂當即選了一塊石頭，請他刻了“書葉”閑章。后來我對錢先生講了此事，他說我太客氣，專門刻了一方名章贈我。區(qū)區(qū)小事，足見前輩風流。其多樣化的書話寫作實踐，給書話以后的多元發(fā)展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更為可貴的是，姜德明對書話文體的思考并沒有停留在書話外在的體制形態(tài)上，而是深刻地認識到書話之所以成為書話的內在規(guī)定性。他曾在評價唐弢的書話時說：“人們不應該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其中的奧妙一時也是學不來的。若是真心想學的話，反不如先學他那種愛書的一片童心?！薄皭蹠囊黄摹保旅魇置翡J的抓住了書話的核心：書話要有獨特的靈魂，就是愛書人對書刊典籍的魂牽夢繞。支撐書話的恰恰是其背后的人。而姜德明的書話就是這樣的：有人，有我，有關懷。姜德明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試筆寫作直到到新世紀，其書話風格和文體認識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經歷了從凌厲到淡定的內在轉變，從長篇議論到隨札短論的外在轉變。這種變化的背后頗值得思考玩味。時殊世異，時代的語境的滄桑巨變，加之作者本人年歲逐增，性情的變遷，寫作的心情與目的前后迥異。姜德明早期書話大都是集中于魯迅及其著作，此時寫作有“撥亂反正”的意味在焉，作者對長期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魯迅研究狀況不滿和焦慮。這種心態(tài)在書話《魯迅與馬玨》中有表露：“在前些年，有人總把魯迅先生形容為一張口就是'斗爭’，一行動就是'原則’。魯迅先生當然是一位偉大的戰(zhàn)士，但是戰(zhàn)士也不能脫離開社會和生活。魯迅當然有高度的原則性，然而在某些日常生活中，他同我們普通人也并沒有什么兩樣。”在《魯迅的幽默感》中姜德明再次強調：“魯迅先生并不是隨時隨地總是握緊拳頭和橫眉怒目的，這樣的形象是前些年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生造出來的。特別是有些繪畫，總是把魯迅先生畫得很嚴厲，或大聲疾呼，或劍拔弩張，令人生畏。好象革命總要發(fā)怒，這是極其片面的?！币蚪旅魈^明確的寫作目的和焦慮的心態(tài)，自然造成其早期書話行文的峻急，議論的直露。而到了后來，作者經歷人生種種世事變遷之后，對很多事情都能淡然處之，從容面對了。于是，此時的書話，更多的就是為自我寫作，而不再僅僅為為外物鼓呼了。書話的作者都是藏書家更是愛書家。真正的愛書家是遍嘗了人生苦樂之人，所以書話大多是作者中老年以后寫得更蘊藉、有滋味、耐咀嚼。姜德明當然也是如此。葉靈鳳說過：“真正的愛書家和藏書家，他必定是一個在廣闊的人生道路上遍嘗了哀樂，而后才走入這種狹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他固然重視版本，但不是為了市價；他固然手不釋卷，但不是為了學問。他是將書當作了友人，將讀書當作了和朋友談話一樣的一件樂事。”姜德明的《余時書話》“小引”中的話表露了他后來心境的變遷，此時書話寫作目的已與早期大不相同了：“近年來我在翻檢舊藏書刊時，那焦黃發(fā)脆的書葉早已經不起反復摩挲，事后往往是落華滿地，愛也愛不得，碰也碰不得。書與人一樣，彼此都老了。我們相守了幾十年，怎樣才算個了結？我想最妥善的辦法還是選擇一些稀見的版本，一一寫成書話，亦不枉我們相聚一場。這里當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陰，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為伊傾倒過、迷醉過、歡愉過，也曾經為之懊悔過、擔心過，甚至想一把火毀滅之。然而，終于還是舊緣未了，不能負心忘情。”這夫子自道讓所有經歷世事的愛書者心有戚戚。人與書的情緣到了這種境界時，書話寫作就能自然天成爐火純青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對書話文體，往往寫作者的年齡愈長，其文愈淳愈厚。因為越到老年，對書籍的愛好，離功利性越遠，淘洗掉了少年的浮華后，書籍完全成為一種寄托，成為一種自我確證的方式。眾所周知，在文學史研究中，對史料的考掘，對歷史細節(jié)還原，看似瑣屑，其意義卻不容小覷。其實歷史都是由細節(jié)組成。一個一個偶然的質點，連成一條必然的曲線，這曲線就是歷史，而一個個的質點則是組成歷史的無數細節(jié)。如果我們丟失了細節(jié)，歷史就是空疏的。歷史是需要血肉的，如果剔除了血肉，歷史只是一個簡化了的概念和抽空了的殼子，失去了鮮活生動。沒有血肉的歷史敘述，其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的。還原歷史的細節(jié)、修復它應有的血肉，使之鮮活、豐滿、生動起來，這樣才能恢復歷史的復雜面相，最大可能的接近歷史真實。姜德明書話之作為現代文學研究方式，最突出的在于其對新文學史料的考掘與研究。唐弢在評價姜德明《書葉集》時就稱贊：“他只是撿拾一下零枝片葉，甚至是冷僻的被人忽略了的小事，以此說明問題，從細微處寫出魯迅的性格。在這點上，我以為作者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我還必須指出：'惟陳言之務去’，是《書葉集》的又一特色，不僅不講或少講別人講過的話，所用材料，或新或舊，大都經過匠心的搜羅與組織。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點。個人以為這樣做是難得的，必要的，我因此更加喜歡這本書?！币詴捫问綇氖滦挛膶W史料考掘，姜德明有著明確的意識，做出自覺地努力。比如，《文載道與<蕭蕭>》一文，抄錄了《巴金全集》失收的軼簡一封，并對全集中的注釋作了修正，這對于巴金研究其實是有實際意義的。僅出一期且不見于《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的《青年作家》刊物，實為現代文學的罕見史料，姜德明的《金臺小集》中談及此刊，并做了相當詳細的介紹，可謂彌足珍貴。他在一次談話中曾自信的稱自著《余時書話》：“一是我所談的多是別人未談過的書和材料；二是這些文章里都沒有空話，全都是實實在在的材料；多少有點小考證，大多是別人弄錯了的或不周到的，做了些修正。”這樣的定位可以用在他的幾乎全部的書話上。
（《書邊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姜德明有極深的魯迅情結，其新文學史料研究是從研究魯迅開始的。姜德明往往能細心修復歷史細節(jié)，還原生活化的魯迅。姜德明充分發(fā)揮書話的敘事性文體特征復活了文學史著和文學評論中無法展現的魯迅許多活生生的歷史細節(jié)。馮亦代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姜德明的書話時說作者：“不僅獨具慧眼，發(fā)人所未發(fā)，而且為現代文學史添補不少資料……后人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的，必將有所感謝于他?！比缃旅髟陂喿x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手稿時，將魯迅1925年5月15的信、許廣平5月21日的復信、魯迅5月27日的答信，三封信進行了還原。給讀者展示出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柔情與愛戀，這在出版的《兩地書》中是很難讀出來的。姜德明《活的魯迅》一文中特別描述了5月15日魯迅書信的原稿用箋：“五月十五日魯迅寫信時，特地用了兩張琉璃廠制的花色信箋，一張是三個枇杷，正是愛人的稱心之物；一張是兩只蓮蓬，象征著蓮可生子?！贝苏掉斞副鄙咸接H時，許廣平在上海正懷孕待產，魯迅選擇這樣的信箋，其心情與蜜意顯露無疑。許廣平當然能體會魯迅的此番心情，于是在5月21日的回信中說：“打開信來，首先看見的自然是那三個通紅的枇杷。這是我所喜歡的東西……其次是那兩個蓮蓬，并題著的幾句，都很好，我也讀熟了。你是十分精細的，那兩張紙必不是隨手檢起就用的?！濒斞戈P于此事的回信，查《魯迅全集》是這樣說的：“我十五日信所用的箋紙，確也選了一下，覺得這兩張很有思想的，尤其是第二張。但后來各箋，卻大抵隨手取用，并非幅幅含有義理，你不要求之過深，百思而不得其解，以至無端受苦為要。”而姜德明卻錄下了魯迅原信中的話：“'我十五日信所選的兩張箋紙，確也有一點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測。蓮蓬中有蓮子，尤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但后來各箋，也并非幅幅含有義理，小刺猬不要求之過深，以致神經過敏為要?！眱上啾容^，無疑姜德明此篇書話對還原“活的魯迅”頗有助益。當然，由于研究的深入，對于現在的研究者來說，魯迅的手稿早已不是稀見，但是對普通讀者，尤其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時候，魯迅生活中的細節(jié)發(fā)掘和講述，還原一個生活化的魯迅則意義重大。因為從1949年以來至1970年代末期，近三十年間，魯迅被意識形態(tài)化和“神化”到了極端，在那種情況下，對“活的魯迅”、真的魯迅的還原，才是魯迅研究深入的開端。從姜德明的呼吁：“我們需要的是真實的魯迅，活的魯迅！”，可以看出姜氏在當時對魯迅研究狀況的不滿和憂慮。而姜德明書話中有關魯迅的研究，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做出的積極努力。在這個意義上講，姜德明早期的書話寫作，其實包含著頗為激切、焦慮的心情，遠不是后來那樣的悠閑從容。后來，姜德明書話關注的對象擴展到了整個現代文學史料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不僅填補空白，往往還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之后，姜德明就提出：“正如目前已有人公允地評價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早期的貢獻一樣，周作人的晚年生活也可以研究，這種風氣首先就值得提倡。”盡管說姜德明在隨后的談論中并未將周氏的“人”和“文”分而視之，但是畢竟很早就提出要研究晚年周作人的創(chuàng)作。在當代，對葉靈鳳的研究直到現在為止，幾乎所有的文學史著給我們的只是“半個”葉靈鳳，葉氏的另一面被遺忘了。對于葉靈鳳而言，他當然有著突出的小說創(chuàng)作，但同時也有著豐富的散文隨筆，如《白葉雜記》（1927年9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天竹》（1928年7月上?，F代書局出版）。抗戰(zhàn)勝利之后，直到1975年逝世，這三十年間葉靈鳳始終筆耕不輟寫作了大量的書話隨筆。這些書話隨筆越來越老道凝練，沉穩(wěn)持重，既有耐人咀嚼的文化含量，也有趣味，語言也頗生動，融匯葉靈鳳藝術、思想、情感、人生經歷。姜德明早在80年代初，就曾多次撰文專談葉靈鳳的散文，如《〈白葉雜記〉和〈天竹〉》、《葉靈鳳的后期散文》等，還原給讀者一個散文家的葉靈鳳，揭示了被文學史遮蔽的葉氏的另一面。這對文學史的糾偏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對于葉靈鳳的散文小品，姜德明曾評價說：“一些讀書筆記和抒情小品亦很有特色，除了文字簡練，知識豐富以外，生活氣息也很濃，讀來親切自然?！北仨氈赋?，姜德明專談葉靈鳳及其散文創(chuàng)作時，文學史研究對葉氏的身份頗為敏感，能對葉氏的創(chuàng)作給予了比較全面的評價，這在當時難能可貴。相似的，姜德明書話還較早的關注到儲安平的文學活動，詳述了其主編的文學刊物《文學時代》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給以后文學史視野中的儲安平研究提供了史料線索，很有啟示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姜德明將書籍裝幀也作為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方面。姜德明先后出版了《書衣百影：中國現代書籍裝幀選》（三聯書店1999年12月）、《插圖拾翠：中國現代文學插圖選》（三聯書店2000年6月）以及《書衣百影續(xù)編》等。姜德明的這些史料研究工作對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書話在現代文學的普及與經典化過程中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書話以其短札式、掌故性、趣味性的特點，呈現文學歷史的細節(jié)，豐富文學歷史的血肉，這毫無疑問會大大激發(fā)讀者閱讀興趣，尤其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這遠比“總賬式”的空疏的文學史教材著作更具有吸引力。這是書話在普通讀者、非專業(yè)性的讀者中產生更大的影響，更易所接受的原因。姜德明書話就集中關注現代文學歷史，在現代文學的普及與經典化過程中發(fā)揮作用，這是姜德明書話作為現代文學研究方式的又一重要價值。書話，作為新文學重要的經典化途徑，對人們尤其是初入門徑的青年人接受新文學，并進而初步構建新文學史圖景和認識起到不容忽視的導向作用。比如說，當時還是青少年學子的姜德明就是通過唐弢的書話而認識新文學的。后來姜德明多次提及：“40年代初，我開始對新文學書刊發(fā)生興趣。在課堂里無法滿足的知識，只好到舊書攤前去探秘，開頭是盲無所從，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樸的《魯男子·戀》，曾經讓我癡迷多時，誤以為是新文學最偉大的小說。到了40年代中后期，突然發(fā)現唐弢先生寫的關于新文學的書話，一下子頓開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門的老師。我羨慕他的藏書豐美，那些充滿魅力的版本一直誘惑著我。我采取的是笨方法，循著他書話中提到的書一一去搜訪。讀唐弢的書話，打開了我的眼界，如讀一部簡明的新文學史?！笨梢娦挛膶W書話，對于當時的普通讀者的引導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換句話說，書話中所提到的作家作品，在一般讀者眼里，是被奉為是經典的。書話談論作家作品所安排的次序，所議論的觀點，所做出的評價，都易被讀者接受認同。我們應該注特別意到，姜德明說的得到“一本曾孟樸的《魯男子·戀》，曾經讓我癡迷多時，誤以為是新文學最偉大的小說”，等看到唐弢的書話后，建立起了對新文學史的初步認識，其對現代文學的想象發(fā)生了重大的轉折，拋卻了先前的認識，循著唐弢書話所提及的新文學書籍一一尋訪，開始將唐弢書話所描述的新文學圖景作為自己認識那段歷史那些作品的標準。由此可見，唐弢等的新文學書話作為新文學經典化的重要的途徑對讀者們的新文學史圖景和想象的構建起到不小的作用。
（《書葉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后來，姜德明也致力于新文學書話的寫作，姜德明的書話發(fā)揮著與唐弢書話相似的經典化的功能，并在讀者中起到相當的普及作用。很多非中文專業(yè)出身的讀者，他們更容易從這些書話隨筆的書籍中獲得文學知識，通過書話來認識文學。學院派以外的學者，也對書話很有興味。重要的原因是，書話的隨筆散文特性使人愛讀、易讀，還原的諸多歷史細節(jié)使文學史變得有趣生動。筆者在翻閱圖書館藏的姜德明《書味集》、《書夢錄》等集子時，曾留意書后面借閱卡上的記錄，發(fā)現借閱者有很多，但幾乎沒有中文系的讀者，大多是中文以外的如政治、歷史、地理、電教、數學等專業(yè)的大學生。這里我們就會發(fā)現：主要是以文學故實、文學書刊為談論對象的書話，以其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生動多姿的文壇掌故，受到學院派以外的讀者的喜愛，而少為專業(yè)學者所關注或提及。是在學院派的“專業(yè)人士”看來書話所論的不夠“專業(yè)”？還是另有原因？不管怎樣，這個現象至少說明了，對于普通的非文學專業(yè)的讀者來講，書話成為他們閱讀、認識和接受文學歷史的一個重要途徑。與體系化卻失之空疏的文學史著作相比，面容可親的書話反而發(fā)揮著文學史知識普及的更大的作用。因為文學史著述的體例所限，再加上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現行的文學史大多是為了教學使用的，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學史概念化、空疏化，忽視了歷史的復雜性豐富性，失去了必要的歷史細節(jié)與血肉。有學者曾提出編寫一部“有文學故事的文學史”。其實這種“有文學故事的文學史”早就存在了，書話就是最重要的一種。書話恰恰就很好呈現了近現代文壇故實，豐富了歷史的細節(jié)，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文學史著空疏的遺憾。姜德明的書話所作提供給讀者的，正是那一個個歷史的細節(jié)和瞬間。書話作為文學研究的特殊體例，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蘊和重要的學術價值。在當代學術史上，這種獨特述學體例，正是對傳統述學體例的接續(xù)、重建。當然，在對接、延續(xù)的過程中也發(fā)生著種種新變。作為現代中國文學中具有龐大創(chuàng)作群體和豐富創(chuàng)作實績的重要存在的書話，有著深厚的傳統。書話大都游弋于文學與文化、創(chuàng)作與研究、趣味與思想之間，葆有頗為有趣的彈性和張力。這種“文”、“學”合一的現代札記體、筆記體寫作，正得傳統筆記體著述的精神和形體的遺傳基因。事實上，書話是極具傳統特性的文體形式，它與古人讀書筆記、題跋解題等目錄之學、詩話詞話等幾種傳統方式在文體上相通。關于古代讀書筆記，夏丏尊和葉圣陶曾在《文心》中借用主人公王仰之的口對此做過一番論述：“古今人所作的筆記，真是數也數不清，僅就我們圖書室所備的說，已有一二百種了。書名有的叫什么'筆記’，有的叫什么'隨筆’，有的叫什么'錄’，有的叫什么'鈔’，此外還有別的名目?！胀üP記之中有關于讀書心得的記述，這可稱為讀書筆記。筆記書類之中盡有不記別的，專記讀書心得的。這種純粹的讀書筆記數量也著實不少。比較古的有宋人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困學紀聞》以后，讀書筆記有名的有楊慎的《丹鉛總錄》，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王念孫的《讀書雜志》，王引之的《經義述聞》，錢大昕的《十駕齋養(yǎng)新錄》。”書話亦是由書而談開去，書話與傳統的讀書筆記體例有著血緣聯系。其實很早就有學者看到它們之間的承續(xù)關系。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知非（謝興堯）指出：“筆記這一體裁，在宋朝已廣泛地發(fā)展擴大，如宋祁的《筆記》、謝采伯的《密齋筆記》等。有不稱筆記而名為隨筆的，如《容齋隨筆》；有名為筆談的，如《夢溪筆談》；又有稱為雜記、筆錄、見聞錄等等的，實際上都是筆記，其內容不是雜說，便是雜考。……因為筆記的范圍廣，無所不包，所以近人寫文章用筆記體的更為普遍。在報刊上并進一步把筆記體作為專欄，如《讀書隨筆》、《讀書札記》、《書林漫步》、《書話》、《拾穗小札》、《掃邊劇談》等，可以說是筆記體的進一步發(fā)展?！焙苊黠@，知非將書話這種文體視為傳統筆記雜述的現代發(fā)展演變，這是很有見地的。周作人也明確說：“民國廿一年以后，只寫隨筆，或稱讀書錄，我則云看書偶記，似更簡明得當?！敝茏魅说臅捯舱敲髑骞P記傳統的新變。
（2009年11月1日，作者在姜德明先生北京金臺小區(qū)寓所的合影） 知非（謝興堯）在1961年《人民日報》副刊發(fā)表的《筆記》、《雜學》等文章時，姜德明正是在該副刊工作。為此，筆者向姜德明求證，得知知非（謝興堯）的文章為姜德明所約，是經姜的手發(fā)表的。時任編輯的姜德明認同知非的觀點。后來，姜德明在談及當代散文的發(fā)展時候就曾呼吁擴大對筆記的認識：“值得慶幸的是今天我們的文壇上北有《散文》，南有《隨筆》兩個刊物。真是各有特色。人們不再擔心小品文的傳統會中斷了?，F在看來，《散文》似乎更重游記和抒情散文，那么《隨筆》豈不正好發(fā)展自己的所長?！峨S筆》應該更雜一些，多一些文史隨筆和掌故軼聞?，F在有很多青年讀者不熟悉筆記文學，有的編輯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更值得重視和提倡?！边@無疑與二十年前知非（謝興堯）的文章觀點是相通的。而且從姜德明書話創(chuàng)作上看，越到后來，越顯示出，作者自覺地與通行的現代的學術體例拉開距離，向傳統筆記體例的寫作方式回歸。可見，重新認識包括姜德明書話在內的書話寫作之作為學術研究體例的價值，對于當下文學研究方式良性的多元的發(fā)展頗有意義。在五四以后，現代西方學術著述體例進入中國，尤其當代以來，追求宏大、體系化學術寫作方式，成為一種通例，一統天下。在學術評價體制的推助下，學者更多地醉心于理論的闡釋和議論的發(fā)揮，造出一個個“鴻篇巨制”，因為在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中只有寫作出長篇的理論文章才算“學術”。（評價機制的導向明顯偏向體系化的論著，據說甚至有不成文的規(guī)定，低于3000字的文章竟然不能算作學術論文，這實在是最沒有邏輯性的規(guī)定）當下的很多學者，往往會被一些新理論、新名詞所吸引，從而患上了一種理論的焦慮和體系的焦慮癥。不去認真的深入的探究問題的真相和歷史的原貌，而是先入為主的設定了一個理論話語，或設定了一個看似謹嚴的論述框架，甚至是先入為主的設定了最終的結論。這樣的研究，再加上目前很多學術刊物的編稿偏好（大部分的學術期刊，更喜歡充滿陌生詞匯、概念的，看似高深實卻模糊的文章）的推助，更為大多數學者所自覺采用。其實，文章篇幅宏大，理論炫目，并不必然能對文學史的歷史面貌的還原和學術研究工作的實質性推進起到真正的幫助。在“大”文章一統天下的情況下，書話一類的札記體、日知錄式的學術著述方式，更顯可貴。但現實是，書話幾乎不能見容于學術體制之內。盡管說，體系化的理論化的“鴻篇巨制”學術著述體例自有其特殊重要的意義，但是任何一個事物，一旦趨于極端了則必然走向反面。這完全有害于學術寫作和發(fā)表的良性生態(tài)機制。事實上，傳統札記體的著述體例有其重要的價值，尤其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來講，書話這種著述方式往往能夠解決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學術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認識包括姜德明書話在內的書話作為現代文學研究的著述方式的價值，就顯得更為必要了。——原載《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2期，發(fā)表時題為《“文”“學”合一傳統的衍變：論姜德明的現代文學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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