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印度共和國的簡稱，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印度的國家元首是總統(tǒng)，號稱是三軍統(tǒng)帥。

聽起來好似是至高無上，但其職責在整個國家體系中卻是象征性的，其實印度的所有實權都掌握在政府總理手中。

那么，印度總統(tǒng)到底是誰？為什么印度露面的都是總理莫迪？

其實，印度現任總統(tǒng)的拉姆·納特·科溫德，他于2017年當選，任期5年。

而現任總理莫迪則是2014年率領印度人民黨打敗國大黨后獲得執(zhí)政權，并于2019年蟬聯總理寶座。

二人不但同屬于印人黨，而且科溫德還是由莫迪親自挑選出來競選總統(tǒng)一職的。

相比于總統(tǒng)科溫德的默默無聞，總理莫迪卻是頻頻露面，因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莫迪都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而公眾卻都對印度總統(tǒng)是誰鮮為人知，甚至很多人會忽略印度還有總統(tǒng)，因而才有“印度總統(tǒng)到底是誰？”的疑問。

1、從草房走出的“賤民”總統(tǒng)

印度被稱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這個國家非常奇葩，它歷史上傳承下來的種姓制度根深蒂固。

印度自古以來，就有婆羅門、剎帝利、吠舍、所羅門四大從高到低的階級存在，后來又弄出來一個第五種姓----賤民階層，這是一個在印度地位最低的族群。

印度等級森嚴到何種程度，簡單地說，就是所謂的高種姓欺壓、強奸甚至殺死低種姓的人，有可能根本不會獲罪。

即使憲法里有明文規(guī)定，不得進行階級歧視更不可歧視“賤民”，但在實踐中卻常常淪為一紙空文。

而印度的這任總統(tǒng)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賤民”。

他在得知自己當選總統(tǒng)那一天，71歲的科溫德激動萬分地說，“我想告訴所有賤民，帕拉溫卡村走出的拉姆·納特·科溫德將作為你們的代表，前往總統(tǒng)府?！?/span>

由于出身于很少能夠引起人們關注的低等“賤民”階層，科溫德雖然長期在印度政壇工作，卻很少有人熟悉他。

在成為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推薦的候選人之前，科溫德從未上過媒體的頭條。

科溫德的當選被眾多媒體描述成“賤民”的勝利、貧民的反轉，莫迪更是在社交媒體上貼出20年前兩人的舊照，寫著“與科溫德相識甚久，令我萬分榮幸”。

作為印度總統(tǒng)，科溫德理所當然會住進維多利亞宮。

這座建成于1929年的豪宅，最初為英殖民時期總督府，樣式兼具印度和英國維多利亞傳統(tǒng)及風格，內部共有340個房間。

印度獨立后改作總統(tǒng)府，見證眾多重要歷史時刻，也成為印度的國家象征之一。

科溫德從沒想過會成為維多利亞宮的主人，因為他自己最早的家與這里簡直是天壤之別。

1945年，科溫德出生在印度北方邦坎普爾郊縣的一個“賤民”家庭。

科溫德少年時生活極為艱難，一家人住在一間根本無法遮風擋雨的茅草房中。

坐上總統(tǒng)寶座的他表示，現在還有許多農村少年像他當年一樣被雨淋透，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改善他們的生活。

科溫德出生時還是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時期，當時的“賤民”社會地位極為低下，與四大種姓之間竟然需要物理隔離，就是賤民不能與其他四大種姓間有任何的身體接觸。

他們甚至不被允許使用街道、水井等公共設施，被稱為“不可接觸者”。

即使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在印度的坦米爾納德邦發(fā)生的“賤民”舉報歧視案件，就有上百件，輕者是言語歧視，重者是搶劫或性侵，甚至謀殺。

但遺憾的是，即使是最嚴重的殺人罪，也沒有任何一名嫌疑人被定罪。

由此可見，所謂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至少在印度的“賤民”看來，這是根本不存在的。

法律只是為那些高等種姓展示公平的一面，而把不公平都留給了“賤民”。

好在科溫德是一個幸運兒。

20世紀70年代，科溫德考入印度坎普爾大學攻讀商業(yè)和法律學位，大學畢業(yè)后曾先后在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和印度最高法院擔任法律顧問。

1991年他加入印度人民黨，曾經擔任過該黨的新聞發(fā)言人，并成為印度比哈爾邦邦長。

他后來在印人黨的繼任者同樣也是新聞發(fā)言人的夏斯特里說，“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當時夏斯特里正在籌辦一本雜志，缺乏資金，知道消息的科溫德悄悄地給他送來一張11000盧布的支票，并要求夏斯特里不要告訴任何人。

正是科溫德的低調，使得他能夠得到總理莫迪的注意，并在印人黨內“欽定”科溫德作為總統(tǒng)候選人，這是一個明面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雖然是由于受到莫迪的信任，科溫德才能走到今天這個高位，但是他一路以來的學習和從政的機會，卻是因為“賤民之父”安培德卡爾的努力爭取才得到的。

1947年，印度宣布獨立，曾留學倫敦多年、擁有4個博士學位的安培德卡爾，成為印度首任法務部長。

他與同事制定印度憲法時，將限制種姓制度的法規(guī)寫進法典中，這部被稱為“世上最長的憲法”中明文規(guī)定，印度“廢除賤民制”，并給予“賤民”應有的權利。

自那時起，“賤民”終于可以接受教育和從政。

為保證“賤民”有權參與國家的立法和政府的管理工作，新憲法還實行“保留制度”。

就是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在政府下院人民院中，各邦的立法會議中均為“賤民”、低級種姓保留一定的席位。

同時，在中央政府或各邦政府中也為他們保留一定名額，以保證他們享有行政管理的權利。

有人稱，科溫德能當上總統(tǒng)，并不是因為他曾經的功績，而是“賤民”身份。

占整體選民16%的2億賤民，是任何一個印度政治家都不敢忽略的重要群體。

2、莫迪與他有聲有色的大國夢

2014年大選中，莫迪和他的印度人民黨（印人黨）創(chuàng)造了歷史，一舉贏得人民院全部545個議席中的282席，其所領導的國家民主同盟更是一共拿下336席，遠超代表議會多數所需的272席。

5年后的2019年，莫迪成功連任，開啟他印度總理的“第二春”。

自上臺以來，莫迪大膽推動印度改革，大刀闊斧破解結構性難題。

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和“數字印度”計劃，提振制造業(yè)，大力推進工業(yè)化。

在20年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印度制造業(yè)的擴張速度高于整體經濟。

莫迪還對印度繁文縟節(jié)的稅收制度開刀，成功推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國統(tǒng)一商品與服務稅立法，使印度終于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

莫迪執(zhí)政以來，印度經濟對外的開放性不斷增強，對內陸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

在其執(zhí)掌之下，印度一度成為亞洲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莫迪全力追求大國外交，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zhàn)略，組成四國安全機制。

但是同時也努力維持與俄羅斯的傳統(tǒng)友誼，以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在國際關系中力求左右逢源。

印人黨最大的信心也是來自于莫迪本人。

作為總理，大多數印度人認為莫迪是稱職的，從奶茶小販的兒子成長為全身心致力于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人民公仆，莫迪走過了不同尋常的人生路。

不過這7年來絕非一帆風順，多年來，印度的腐敗問題已是沉疴難愈，基礎設施建設更是落后于經濟建設，幾乎是原地踏步不動。

“印度制造”口號很響但效果卻甚至微，“廢鈔令”更是搞亂全國，印度盧比淪為18年全亞洲表現最差的貨幣。

特別是自新冠疫情暴發(fā)以來，莫迪政府雖采取強力措施，卻未能控制住疫情傳播。

面對新冠疫情時，印度政府先是公布官方預防新冠病毒的指南，隨后莫迪下達全國“封國”21天的行政命令，并且要求警局系統(tǒng)強制懲戒不服從命令的群眾。

然而效果極為有限，在3個多月的時間里，印度的累計新冠感染病例數就已經接近200萬。

黨爭引發(fā)內耗、游行提升風險，政策低效、人口眾多、醫(yī)療艱難等一系列問題，使疫情在印度一路狂奔。

目前一直是緊跟親密盟友美國之后，累計新冠確診感染病例數已超過3300多萬人，累計死亡人數達44萬多人。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隨之而來的是印度經濟陷入全面癱瘓。

莫迪政府的封國政策使印度經濟突然停擺，造成超過4億多印度人陷入深度貧困之中，全國范圍內抗議莫迪經濟政策的游行示威活動不斷爆發(fā)，很多基層民眾不再相信莫迪是他們利益的捍衛(wèi)者。

莫迪出身草根，本人更是爭議人物，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就因為信奉極右翼主義思想、煽動邦內教派矛盾進而引發(fā)暴亂受到美國和英國的制裁。

當選總理之后，他更是在強制推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以及克什米爾等問題上與國內穆斯林群體發(fā)生激烈沖突。

莫迪為維持自身權力，采取這些激化矛盾的舉措，真實反映出莫迪政府內憂纏身，極為虛弱與不安。

３、草莽如何出英豪

拉姆·納特·科溫德當選印度第14屆總統(tǒng)，也是印度歷史上第二位“賤民”總統(tǒng)。

而連任兩屆總理的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也出身于下層種族。

在種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這兩人能夠走到政壇的頂峰，實在是印度社會的一大進步。

首先，這是印度堅持法理平等的結果，印度憲法中明文廢除“賤民”制度。

“偉大的領袖、思想家”、“賤民之父”安培德卡爾，他最早致力于廢除“賤民”制度，成績斐然。

印度獨立之初，作為法務部長的安培德卡爾，在編寫憲法的過程中將限制種姓制度寫進了法典，明確規(guī)定“廢除賤民制”。

這一點是對印度多年來的種姓制度的一個極大的限制和改造。

雖然在現實中還有很多對低等種姓和賤民的不公平現象發(fā)生，但是至少在法理上，賤民和低等種姓人群是與高等種姓人群享愛同樣的社會權利。

賤民從不可與高等種姓進行物理接觸，到能夠接受教育和甚至是從政，和高等種姓人群一樣可以享受正常的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這一政策大大提高“賤民”的政治經濟地位。

對于印度長期以來，因為種姓制度而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這都是一個最為可行的解決路徑，當然這需要印度政府去真正貫徹執(zhí)行，而不能是寫在紙上，說在口中，卻在實際執(zhí)行中故意忽略，甚至是執(zhí)行種姓制度的種種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

其次，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賤民和低等種姓已經是選票與民主標簽。

印度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其“賤民”階層的“成功”還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及民主標簽作用。

印度是議會制共和制，總理及內閣成員執(zhí)掌政府職權，總統(tǒng)由中央和地方議員以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其職責主要是禮儀性的，但卻是政府重要職員任用不可或取的一個程序。

因此，與總理同屬人民黨的科溫德被推選出來，對于鞏固莫迪政府的地位、改善執(zhí)政環(huán)境會產生更為積極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科溫德的“賤民”身份背后是占整體選民16%的選票，作為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賤民”階層選票至關重要。

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尤其是號稱學習美國民主最優(yōu)秀的學生，印度如果不解決種姓問題，很可能將會面臨“賤民之父”安培德卡爾所言的窘境：“辛辛苦苦創(chuàng)造的國家就有崩塌的一日。”

這種根本性問題無法改變，今后無論有多少個像莫迪和科溫德這樣的底層民眾登上高位，都不能夠徹底解決印度現代化的安全發(fā)展問題，印度這頭亞洲“巨象”，將始終不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