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現(xiàn)象。其形成和終結的歷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圖和派系權力的演變，也牽動著朝廷、北洋和南洋的關系，還體現(xiàn)了內政外交的互動。該格局雖奠基于湘軍之崛起，但形成過程復雜多變，大體可以1880年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后，清廷盡力阻止曾國藩久任江督，遂使曾氏七年三往返，難以穩(wěn)坐江督。1872年曾國藩去世后，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為首的湘系都試圖影響江督任用。而沈桂芬主政的清廷高層大體有兩個用人傾向：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非湘非淮；希望既能聽命朝廷，又可兼顧湘淮。但這令江督既難得人，又動輒得咎，遂使江督人事極為紛更。直到1880年代湘人江督格局才最終形成。這是中俄危機和中法戰(zhàn)爭形勢、左宗棠和曾國荃刻意經(jīng)營、東南湘系軍政實力增強、慈禧和醇親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促成的結果。湘人江督格局形成的歷史表明，除了內外輕重和央地關系，南北關系的平衡和演變也是分析晚清權力格局的一條重要線索。

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曾國藩；李鴻章；沈桂芬

中國政治史上常有一些重要現(xiàn)象，類似不成文的體制，產(chǎn)生著深遠影響。晚清史上的“湘人江督格局”就是如此。清末常有兩江總督非湘人不可的說法。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署理江督僅兩月，湘人魏光燾即補授江督，張之洞頗覺掃興，“恒語人曰：朝廷此缺不啻為湖南人買去矣”。光緒三十年（1904），滬上報刊就江督與湘人的特殊關系多有討論，雖意見不一，卻說明該現(xiàn)象引人注目，影響廣泛。宣統(tǒng)二年（1910），湯殿三也論道：金陵光復后，“戰(zhàn)兵雖遣撤，留防湘軍常萬數(shù)，故同、光朝江督一缺必于湘軍宿將中選之?！鹆晁靸盀橄嫒藴逡匾印?。后來研究者亦常引湯氏之說。前輩學者在分析晚清軍政派系平衡時，也早已指出此現(xiàn)象。瞿兌之曾說，自曾國藩任江督以后，“左宗棠，曾國荃、劉坤一、魏光燾、李興銳更迭居之，遂有非湘人不能任兩江之諺?！绷_爾綱提出：“自從曾國藩做兩江總督以后，曾國荃、劉坤一相繼任職，差不多直到清末，南京就成為曾國藩一系湘軍反動派統(tǒng)治的地區(qū)。”石泉有言：李鴻章淮系“駐兵近畿，捍衛(wèi)北洋”，歷時二十余年，“而東南財賦之區(qū)與西北要沖之陜甘則始終主由湘軍屯駐，由湘帥或與湘軍有密切關系之人任總督”。又說：“兩江總督自咸豐十年，直至光緒甲午，如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劉坤一，皆湘帥，此外惟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三人，然亦皆久與湘軍共事者?！眲V京有云：光緒五年（1879）沈葆楨去世后，“兩江總督皆以湘系人物充任”，“曾國荃、劉坤一任兩江總督較久，皆以其治軍理財之能力與聲名為基礎，且與當時督撫間派系之平均分配有關”。樊百川強調曾國荃在江督任上最大“功業(yè)”，“是把江南弄成湘軍部屬的安樂窩”?！扒逭疄榱伺c李鴻章的淮系搞平衡，兼以安撫湘系，兩江總督和南洋大臣自此必用湘軍將帥，形成一個湘系軍閥盤踞江南20多年的局面。”

當然，指出有趣的歷史現(xiàn)象固善，但還不能讓人滿足，追索其背后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更為激動人心。如果細究起來，既往概括或較為籠統(tǒng)，或互有出入，值得認真檢討。首先，自1860年曾國藩出任江督，到1879年沈葆楨任上逝世，其中至少有十年時間，江督并非由湘人擔任；非湘籍的江督多達七人，湘籍江督僅有曾國藩和劉坤一（短暫署理）。而從1880年劉坤一接任江督，直至1904年李興銳薨于任上，實任江督均系湘人；僅有四位非湘籍大員曾署理江督，總時長僅兩年多而已。那么，為何湘軍在東南建功以后，湘人江督格局實際并未形成；迨湘軍攻破南京二十年后，反而形成穩(wěn)固的湘人江督格局？其次，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后的數(shù)十年中，東南財賦之區(qū)并非如石泉所言“始終主由湘軍屯駐”，而是以1880年代的中法危機為界，發(fā)生了從“淮主湘輔”到“湘主淮輔”的重要變化，涉及湘、淮勢力在東南地區(qū)的消長和晚清政治格局的演變。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如何解釋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及其意義。眾所周知，兩江總督統(tǒng)轄蘇、皖、贛三省財賦人文之區(qū)，軍務、吏治、淮鹽、漕運、河工無所不管；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主持洋務交涉，為東南第一要缺。故江督易主歷來都是政壇大事。而當湘、淮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駐兵江南后，江督位置更為重要敏感。這時，南北滿漢、文武兼資、洋務與吏治、科名與軍功、湘淮分制、湘系內部平衡，甚至外人的態(tài)度，都成為清廷遴選江督時需要審慎考量的因素。饒有意味的是，與晚清直隸總督前有李鴻章，后有袁世凱，相對穩(wěn)定不同，自1860年曾國藩出任江督后，直至清朝覆亡前的半個世紀，圍繞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位置和人選，經(jīng)歷了漫長而復雜的多方互動。其中既有權力斗爭，也交織著中央與地方關系、湘淮南北的平衡、洋務新政與國防建設等國家治理的核心內容。1904年，最后一位湘籍江督李興銳溘然長逝，有北洋淮系深厚背景的山東巡撫周馥出人意料地南下接任，輿論紛紛將此看作央地關系和南北權力變動的重大標志。確實，隨后兩年，周馥的一系列舉措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的終結和袁世凱北洋勢力的南下，其深遠影響一直持續(xù)到民國北洋時期。這都說明“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和終結對晚清民初的政局演變和南北關系意義不凡。

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利用檔案、書信、日記、文集等大量新舊資料，一方面解釋晚清湘人江督格局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討論其中反映的清廷統(tǒng)治方策以及南北關系的平衡和演變。

一 七年三往返：曾國藩難以穩(wěn)坐江督

咸豐十年（1860），清軍江南大營徹底崩潰。朝廷舉目四望，不得不依靠湘軍來鎮(zhèn)壓太平天國。于是，清廷一改“靳而不與”曾國藩督撫實權的政策，授曾氏兩江總督，隨后又令其統(tǒng)轄東南四省軍務。久苦于不得督撫實權的曾國藩，終于集兵權、財權和人事權于一身。湘軍借此迅速發(fā)展，終在次年取得安慶之役的重大勝利。加以李鴻章率淮軍從上海逐漸克復蘇南地區(qū)；左宗棠帶兵入浙，收復杭州等地。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久圍天京（江寧/南京）的湘軍曾國荃部一舉攻破城池，持續(xù)十數(shù)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隨之被清朝壓平。與此同時，兩江總督終于在多年之后可以赴其駐地江寧就任。六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從安慶登上輪船，次日抵達金陵。

可以說，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后，權責統(tǒng)一，措置得當，與湘、淮軍的壯大和太平天國的覆亡關系密切。而曾氏削平太平天國的身份，既是湘軍領袖，更是兩江總督。故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進入南京坐鎮(zhèn)后，江督自然成為彼時政局的一大重心，清廷和曾國藩系統(tǒng)的關系也就到了最微妙的時刻。如果說朝廷對曾國藩早有防范之心，那么他此時遭到疑忌就是勢所必至了。加以湘軍攻入天京后燒殺搶掠，也讓清廷和江蘇京官及紳民非常不滿。以故，自恃首功的曾國荃不僅賞賚甚薄，還頗受裁抑。為了持盈保泰，也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曾國藩決定“裁湘留淮”。

問題是，已經(jīng)主動大幅裁軍的曾國藩，可否穩(wěn)坐江督？答案是否定的。同治三年十月，曾國藩入駐金陵還不到四個月，朝廷就命他帶兵到皖豫鄂交界地區(qū)剿捻，令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江督。此事讓曾氏的核心幕僚趙烈文感到“咄咄可怪”；南京同僚的反應則是：“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湘鄉(xiāng)公（曾國藩）久居?！笔聦嵣?，這道上諭同時令漕運總督吳棠署理江蘇巡撫，而以滿人富明阿署理漕督，“皆無明發(fā)”，相當秘密。曾國藩自然不滿，“意殊寥落”。他以種種理由拒絕親赴前線，并以請辭試探。十一月初三日，曾國藩已與李鴻章完成交接。兩日后，終又奉到后命，曾、李分別還任江督和蘇撫。于是，此番調動風波暫告平息。

然而，僅僅半載，剿捻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曹州陣亡。清廷大為震動，急召曾國藩督師北討，復令李鴻章署理江督。按理說，曾氏兄弟的湘軍已大部裁撤，而江蘇巡撫李鴻章的淮軍正兵強馬壯，直接調李鴻章率部剿捻，豈不更善？清廷計不出此，必欲將曾國藩調離兩江，其意何居？原來，尚有后手。同治四年（1865）九月，曾國藩北上僅僅三個多月，朝廷就命李鴻章帶兵剿滅豫西捻軍，兼顧山、陜門戶。重要的是，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江督。顯然，清廷有意將平定東南的湘、淮軍領袖曾國藩和李鴻章一齊調離東南。此時淮軍軍餉主要依靠蘇、滬厘金。此前李鴻章坐鎮(zhèn)南京，籌餉尚不致掣肘；然一旦江督易主，身在前敵的曾、李必大感不便。所以，曾國藩堅決反對，李鴻章則巧妙抵制。清廷正依靠曾、李剿捻，權衡之后，終于取消吳棠署理江督的任命。此后由于曾國藩剿捻無功，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鴻章接任剿捻欽差大臣，曾國藩回任江督。然而不久之后，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恒就奏請召曾國藩“入贊講帷”。軍機大臣李鴻藻透露，這是在保舉曾國藩入軍機。只是清廷并未采納。

不過，隨著高層對1868年中外修約的焦慮有所緩解，加之捻軍漸滅，曾國藩再度不能安于江督之位。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捻軍甫平，清廷就調曾國藩為直隸總督，以閩浙總督馬新貽補授江督。不久前，負責長江水師的湘軍元老彭玉麟也開缺回籍。趙烈文不禁感慨：長江下游“同時去楚軍中兩尊宿，朝廷慮患，可謂疏矣”。他對曾國藩說：“朝廷用人，自有深意，以瘡痍未復之兩江，加之反側不安之民氣，遽移人心膠固之重臣于閑地，誠非草茅所能窺度其權衡之道?！迸c此同時，江蘇紳士呈請曾國藩留任，由江蘇巡撫丁日昌入奏。結果，不僅無濟于事，丁日昌還受到申飭。

了解內情的領班軍機章京朱學勤在密信中透露，此次調動由軍機大臣沈桂芬和文祥聯(lián)手促成：“南豐（曾國藩）之調任三輔，出自休文（沈桂芬）之意。潞公（文祥）于夏初曾與弟商之，極力阻止。而扶風（馬新貽）與休文同年至好，此番扶風來，想嫌八閩瘠苦而大紳之難處，故休文極力推轂，而潞公為所愚耳。”原來，早在當年夏初，文祥已有調動曾國藩之意，但為朱學勤勸阻，此番終由沈桂芬慫恿而成。由此可見文祥、沈桂芬不欲曾國藩久居江督的心思甚明。據(jù)曾國藩親身觀察，當日“時局盡在軍機”，恭王等幾位軍機大臣“權過人主”。所以他們能夠做出調離曾國藩的決策。

那么，文祥、沈桂芬為何毅然決然調曾國藩督直？從表面看，這固然因為畿輔久不得人，有“借重其勛望，坐鎮(zhèn)畿輔”，并“借重其經(jīng)驗，整頓練軍”的考慮。確實，時任直隸總督官文不甚得力，“官民俱有煩言”，軍機處“亦嫌其怯”，換人實為必然。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調動曾國藩。不久前朱學勤預測此席非“臨淮（李鴻章），其東壁圖書（文煜）乎？”可見直隸總督也并不是非曾國藩不可，至少李鴻章就未嘗不可。

所以，朝廷欲改變內輕外重局面，故不愿曾國藩久任江督的意圖亦不可忽略。早在同治四年，李鴻章就批評都中“但以內輕外重為患，日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從同治七年的局勢看，修約問題既經(jīng)就緒，捻軍亦平，中原已治已安，故“都中無事，宴會頗多，有升平氣象”。在清廷看來，此時正是“削藩”收權的良機。朝廷或許并不擔心曾國藩有意“造反”，但實憂慮他久任坐大，不易控制。況且曾國藩對朝廷的供應頗不積極。當清廷避開他，私下專向江蘇巡撫丁日昌索取神機營餉銀時，曾國藩就向丁日昌傳授應付朝廷之法。當?shù)绬T孫士達向中樞報告江蘇財政寬裕時，曾國藩斥其“妄有所陳”，非常不滿。因此，為加強東南財賦之區(qū)的掌控，也有必要調開曾國藩。

進言之，調動曾國藩也是清廷處理湘、淮勇營整體部署的一個重要步驟。就在曾國藩調動的同時，朝廷也令李鴻章“盡撤淮軍”。朱學勤就說：“臨淮（李鴻章）之軍悉行裁撤，可以優(yōu)游鄂渚，西事已有詠史（左宗棠）任之。從此休息，諒不至再有勾當公事矣?！彪S后，沈桂芬等還推動李鴻章率軍征西南。只是因同治九年（1870）初，湘軍大將劉松山于西北前線陣亡，在李鴻藻、朱學勤極力斡旋下，才令李鴻章改援陜西。沈桂芬對此極為不滿。因此，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回任湖廣總督，馬新貽補授江督，也是朝廷裁撤湘、淮勇營，努力將東南財賦之區(qū)控制在手的一盤大棋?？梢哉f，這是鎮(zhèn)壓太平天國以來朝廷一直想要達到的目的。

至于為何選擇馬新貽，主要是沈桂芬等軍機大臣的主張，而非如一般所言，由李鴻章舉薦。馬新貽固然與李鴻章是進士同年，但他與沈桂芬也是同年至好。更重要的是，這是當時清廷用人傾向的反映。李鴻章就說：馬新貽“調兩江尤出意外。軍事稍定，喜用圓軟之人”。在陳蘭彬看來，“中外既和，且大盜甫平，人心不遽思亂，斷可無事”。故“封疆大吏能專拔用安靜悃愊之吏，與民休息”，則治象可以漸成。馬新貽“寬深靜細，為政從容”，正是這種類型的疆吏。

不過，相較于曾國藩和李鴻章，馬新貽的弱點也甚明顯。不僅朱學勤擔心他“資望稍輕，不能指揮如意”，李鴻章也認為其“虛名威望，似未足制中外奸人”，擔心“長江從此多故”。在此背景下，馬新貽表面謹守曾國藩舊章，“無少更動”，實則擔心“楚軍不可獨用”，故“奏調淮北舊部將，召標兵三千”，在金陵置營教練，以臨淮軍領袖袁甲三之侄袁寶慶領之。可見，馬新貽并非簡單的蕭規(guī)曹隨。同時，他籌措?yún)f(xié)餉，兼顧湘、淮，兩不得罪。曾國藩對左宗棠西征軍餉“每多介介”，馬新貽卻“不待催請而自籌”，令左宗棠很是贊賞?；窜姼稣探宪婐A，從李鴻章與馬新貽的信函往來看，也大體合作無間?？磥砬逋⒂梅窍娣腔吹鸟R新貽出任江督，倘若沒有劇烈的局勢變動，已經(jīng)悄然解決了曾國藩系統(tǒng)盤踞江南的“大患”。

然而，1870年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和刺馬案，令局勢陡然而變。清廷意識到畿輔防衛(wèi)和對外交涉的嚴峻形勢，于是急調手握重兵、擅長外交的李鴻章兼程赴直。極為離奇的是，馬新貽在七月二十六日竟被刺身亡。在此情況下，以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令曾國藩南下坐鎮(zhèn)，就是最穩(wěn)妥的安排。于是短短七年中，曾國藩第三度以江督身份入主金陵。

綜上，從1864年以來曾國藩不得久任江督的情形看，這一時期督撫雖然權力增大，但朝廷實際握有調遣督撫的大權。不過，朝廷的大權也頗有限度，至少受制于兩大條件：一是中外平和無事，二是隱伏在江南的騷動尚未爆發(fā)。可以說，正是由于朝廷需要在穩(wěn)定東南半壁和防止曾國藩系統(tǒng)尾大不掉之間進行微妙平衡，結果曾國藩被頻繁調動，不能穩(wěn)坐江督。湘人江督格局自然難以形成。

但曾國藩未能久任江督的影響不可輕忽。首先，這無疑延緩了東南的洋務新政。就在調任直隸總督前夕，曾國藩剛剛視察了江南制造局。更重要的是，他與丁日昌、彭玉麟等東南要員正在雄心勃勃地籌劃建設南洋、北洋、閩粵三支海軍。馬新貽繼任后，長于綜核吏治，而洋務新政推進不足。從1868年初馬新貽反對公使入覲和遣派駐外使節(jié)以及反對電報、鐵路的保守論調看，或許他也并無意愿推進洋務。后來，身在直隸的曾國藩有些無奈地說：“東南新造之區(qū)，事事別開生面，百戰(zhàn)將士尚不乏有用之才，餉項足以濟之，制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币虼耍鴩诤V總督李鴻章對于東南洋務新政，不妨“引為己任，不必以越俎為嫌”。迨1870年曾國藩回任江督后，幼童留美等新事業(yè)才終于實現(xiàn)。此外，頻繁調動無疑影響了曾國藩的健康狀況。曾氏治兵十余載，備極勞苦；“其蒞兩江，七年之間凡三往返，心力俱困”。加以天津教案為國受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精神大損。所以，曾國藩再任江督僅一年多，就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溘然長逝。于是，由誰繼任江督成為朝野關注的頭等大事。

二 非湘非淮：曾國藩去世后的江督紛更

曾國藩在世之日的關鍵是能否坐穩(wěn)江督；迨曾國藩逝世后，難題則是用誰繼任江督。這不僅涉及各方的權力之爭，也反映了內治與洋務、科舉與軍功的不同政治路線和治國理念。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循例命江蘇巡撫何璟署理江督。何璟，廣東香山人，與李鴻章、馬新貽、沈桂芬均是進士同年。何氏非湘非淮，但歷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山西布政使，山西、江蘇巡撫，與湘、淮將帥聯(lián)系不少；其進士出身，也符合朝廷彼時重科名而輕軍功的策略。此外，軍機大臣沈桂芬意欲何璟實授江督。

依賴江蘇餉源，明言“南洋為北洋根本”的李鴻章，自然格外關心江督人選。何璟剛剛履新，李鴻章就說：“內意頗以兩江難得替人，惟賴筱翁（何璟）努力耳?！鄙綎|巡撫丁寶楨也是候選人之一，李鴻章就曾半真半假地慫恿過丁氏。郭嵩燾也聽聞丁寶楨將升授江督，急忙向湖南巡撫王文韶求證。王闿運則聽說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外放兩江，言下頗不樂觀。此外，新任閩浙總督李鶴年亦有“量移之謠”。這些所謂的“候選人”均未成事實，但饒有意味的是，他們均系進士出身，也都非湘非淮。

不久，李鴻章說當軸之所以用何璟，是因為其“與湘、淮將帥氣誼素投，緩急可恃”，“似是常局，非暫攝也”。隨后，李鴻章在私下透露更多內情。原來，軍機大臣沈桂芬意欲以“江督畀水部（何璟）”。同時，前山西巡撫李宗羲即將丁憂期滿，也有希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當年十月何璟丁憂去位。十月二十五日，朝廷循例命署理江蘇巡撫的淮軍大將張樹聲署理江督。同日令李宗羲即行來京陛見。皖人因回避原則難以久任江督，且淮系同時坐擁直督和江督，也絕非朝廷所愿。故張樹聲必為暫局。朝旨如此，明顯是準備用李宗羲。李鴻章就稱：“內意盼雨亭（李宗羲）甚切，或為江左真除?！逼鋵崳嫌诨滦g、消息靈通的李鴻章早在七月間，就曾請四川總督吳棠向李宗羲致意，敦促早日出山。當年冬季又曾泐函勸說。果然，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初六日，李宗羲還在沿江東下途中，清廷就令其補授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徑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可知朝廷急于讓李宗羲坐鎮(zhèn)江南的迫切之情。

無獨有偶，前任江南鹽道、新任安徽按察使孫衣言，也認為江督一席無出李宗羲右者。他一則稱李氏“天懷恬淡”，“惟此天懷恬淡之人乃始可用”；再則極力反對用洋務人才。他說：“竊謂目前東南大局尤以內治為先……其談洋務者，往往挾外人以自重，則貽誤疆事更不可測，尤宜慎之?！逼鋵?，李鴻章在私下對何璟、李宗羲均有保留，主要因為二人“均于洋務隔膜”，擔心久之諸政俱廢。在李鴻章眼中，與他氣味相投、熟諳洋務的丁日昌實為合適人選。只是丁氏雜途出身，深受科甲中人訾議，與當日用人風氣尚多不合。因此，當時江督的選任，也反映了內治與洋務的先后、輕重問題。

李宗羲，四川開縣人，與沈桂芬、李鴻章、馬新貽、何璟、沈葆楨均是道光丁未科進士。李氏隨曾國藩日久，長期在兩江地區(qū)任職，平定太平天國后，獲得火速提拔，躋身封疆大吏。他由科第起家，雖與湘、淮軍將帥比較熟悉，但并非軍功一流，且籍貫非湘非淮，與馬新貽、何璟的情形相類。盡管朱學勤覺得李宗羲不過平穩(wěn)一流，“豈能理繁治劇”，但沈桂芬對他“稱之不容口”?？磥恚蚬鸱蚁群笾С竹R新貽、何璟和李宗羲出任江督，得到最高層首肯，頗能代表當日選用江督非湘非淮、進士出身的傾向。

與李鴻章相似，正在西征的左宗棠同樣非常在意江督人選，也感到“替人殊非易易”。迨何璟丁憂去職，朝命張樹聲署理，而遲遲不簡放實缺江督，令左宗棠意識到朝廷“似留以有待”。同時，他屢接京信，均謂西事報捷后，朝廷將令其“調兩江（總督）、補協(xié)辦（大學士）”。當時西寧已大致肅清，肅州也即將克復，再有數(shù)月，甘肅可一律澄清。故左宗棠并不愿意在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離開西北。他在家書中說：“吾意使相、兩江，非我所堪，臨時辭遜，未能如愿，不若先時自陳為得也?！彼?，同治十一年（1872）臘月，他上疏乞休，又請仍留西部，以備咨訪。至于何以李宗羲簡放江督，左宗棠認為是朝廷知其“不能去江南”的緣故。事實或許比左宗棠所言更為復雜。但無論如何，左氏確是江督重要人選。相比于左宗棠，李鴻章顯然更愿意李宗羲出任江督。

李鴻章雖不滿于李宗羲洋務隔膜，但當后者簡放江督后，自然要極力聯(lián)絡。他稱“洋務近頗平靜，悉有條約章程可循。軍務則水陸留防各營隨時聯(lián)絡整飭，可備緩急”?？傊?，必可勝任愉快。此外，他特意強調直隸“專恃江南為輔車之助”，與李宗羲“本是一家，遇事更易商辦”。措詞極為動人，足見李鴻章超強的溝通能力。不過，在四川同鄉(xiāng)嚴樹森看來，李宗羲未必勝任。因為“江督須兼用權術”，李氏雖“忠信明決”，卻“少倜儻權奇之概”。郭嵩燾則認為，李宗羲“終系善人君子”，由其出任江督，究遠勝于“旗員不曉事者”，只是“忠信明決四字”未必擔得起。嚴樹森沉吟良久道：“明字尚能勉企，決恐不足?！边@些品藻頗得幾分真相，故不無先見之明。

李宗羲就任江督一年后，發(fā)生了日本侵臺事件。朝廷欽派船政大臣沈葆楨帶兵援臺，東南沿海形勢驟然緊張。科舉起家的李宗羲于是弱點暴露。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二十六日，李宗羲的同鄉(xiāng)密友李鴻裔就聽人議論李宗羲“布置不能鎮(zhèn)靜”。十月二十四日，李宗羲就托李鴻裔為其擬“乞病疏稿”。在此背景下，海防需要大為增強，故軍功起家者聲價驟漲。

其時，奉命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私下強烈批評李宗羲，向領班軍機章京朱學勤推薦左宗棠繼任江督，顯示科舉與軍功（文與武）的分歧。他一則謂：“秣陵主人（李宗羲）是承平好封疆……無如太不知兵，而身家性命太看得重，稍聞警則形神改易，舉動荒謬不可言狀?！痹賱t稱：“當此時世，此席最關東南大局，實非甘肅公（左宗棠）來不可?！边@時，朝廷召曾國荃、楊岳斌、蔣益澧等湘系將帥入都陛見。彭玉麟認為楊岳斌、曾國荃均可大用，但“實宜偏安之地（西北為宜，原注）”，不宜兩江；或以楊、曾替換左宗棠南來亦可?？傊缱笞谔淖?zhèn)兩江，與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亦是一氣”，加以福建有船政大臣沈葆楨，“則江南、直隸、蘇、浙聯(lián)成一片，東南不致決裂，事大可為”。

可見，彭玉麟的提議，不僅是為江督擇人，實為東南海防選帥。如果調左宗棠入主兩江，便可能形成以南洋為核心的海防體系。正是在此背景下，李鴻章迫不及待地向軍機大臣文祥推舉沈葆楨，并直言左宗棠“坐鎮(zhèn)西陲，似難兼營海澨”。而閩浙總督李鶴年則認為“南洋大臣與北洋同一重任”，需要威望素著的“知兵大員”出任江督。言下似對李宗羲和沈葆楨均表不滿。迨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不幸駕崩，光緒皇帝即位，兩宮再度垂簾，亟需穩(wěn)定局勢。同日，李宗羲開缺調理，江西巡撫、湘軍大將劉坤一署理江督。劉坤一是湘軍中江忠源、劉長佑一系的代表，相對弱勢。當時湘系大佬左宗棠、曾國荃、彭玉麟等人資歷聲望固在劉氏之上，即湘人之外的沈葆楨、何璟也非劉氏所及。況且劉坤一缺乏沿海經(jīng)驗，與海防要務不無隔膜。所以，李鴻章估計此為“暫署之局”，認為清廷懸之以待沈葆楨和何璟，而李鴻章更傾向于沈氏。此外，駐扎江蘇的淮軍大將吳長慶透露，垂涎江督者頗多，若論資望勛名，則曾國荃“當居八九”，不久就會揭曉。

這時，海防、塞防爭論甚烈，李鴻章和左宗棠互不相讓。江督人選實與海防、塞防之爭交織在一起。對清廷來說，只有等海防、塞防之爭塵埃落定，江督人選才能隨之敲定。由于文祥“以西域停兵為非計”，沈桂芬亦主用兵收復新疆，最終朝廷決定西北用兵和東南海防并舉。故三月二十八日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四月二十六日任命沈葆楨為兩江總督。顯然，清廷排除了軍功起家的湘人曾國荃和劉坤一，而選擇了進士出身且諳練洋務的沈葆楨。

李鴻章無疑不樂見劉坤一出任江督，而沈葆楨補授江督，李氏的推薦是起了作用的。但朝廷之所以選擇沈葆楨，卻絕非僅因李氏支持。以下幾點更值得注意：一是沈葆楨的才能聲望，深受高層欣賞，文祥就曾保舉過沈氏；二是沈氏非湘非淮的出身，且與沈桂芬同年交好；三是沈氏此前與李鴻章、左宗棠關系均好，有望兼顧海防和塞防。此外，沈葆楨同治初年在江西巡撫任上與曾國藩公開爭餉，齟齬特甚，為人熟知。他的入主兩江，或許也可抑制曾國藩、國荃兄弟在兩江的勢力。這些因素正與朝廷彼時政策相吻合。因此，即便閩浙總督李鶴年上折參劾沈葆楨不勝南洋大臣之任，朝廷也毫不為動。

耐人尋味的是，左宗棠一開始對沈葆楨出任江督非常高興，許為時局之幸。讓左宗棠始料不及的是，與其向來融洽的沈葆楨一上任就奏駁左氏息借洋債的主張，令他憤不可言，以致屢次抱怨沈葆楨與李鴻章聯(lián)絡一氣。其實，沈葆楨與李鴻章也并非像一般所講的那樣合作無間。至遲到光緒三年（1877），李鴻章已對沈葆楨在江南“鴟張紛更”極為不滿，以至于在給李瀚章的家信中詆斥沈氏為“任性偏執(zhí)之剛愎之人”，后悔此前推薦他，認為還不如何璟出任江督。

沈葆楨自光緒元年（1875）十月到任，至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去世。在此期間，入覲一次，請病假多次。為此，江蘇巡撫吳元炳兩次署理江督。當時及后人震于沈氏大名，謂其坐鎮(zhèn)東南措置裕如，甚至比之于曾國藩。揆諸史實，沈葆楨的確在湘、淮之外保有相當?shù)莫毩⑿?，但這也使他左右為難，動輒得咎。從沈葆楨家書看，他多次乞退，奈何朝廷始終不允，最終憂勞以歿。

綜上，曾國藩去世后，江督替人頗為難得。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和以左宗棠、彭玉麟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響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層則大體有兩個用人傾向：一是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聽命朝廷，又可兼顧湘、淮。何璟、李宗羲、沈葆楨、吳元炳都可作如是觀，此前的馬新貽亦然。湘人江督格局自然難以形成。

三 聞鼙鼓而思將帥：劉坤一短暫督江的臺前幕后

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初六日，沈葆楨在南京薨逝。一時間，江督繼任人選又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很快，郭嵩燾就聽說接任者當是吳元炳，何璟大概無望。豈料九天之后，清廷令兩廣總督劉坤一補授江督，未到任前，由吳元炳署理。劉坤一何能升授江督？郭嵩燾得到的消息是借助軍機大臣沈桂芬之力。他聽說劉坤一與沈桂芬為師生，“情誼甚厚”。后來的研究者亦多據(jù)此立論。

沈桂芬支持劉坤一應無疑義。但沈氏與何璟素來相善，此前多次希望何璟出任江督，這時李鴻章仍透露“吳江（沈桂芬）為水部（何璟）預留地步”?？梢姡鐚⒗ひ谎a授江督僅歸因于沈桂芬的援引之力，或尚有未足。當日因伊犁、琉球問題，正是中俄、中日關系極為吃緊之時，尤其中俄戰(zhàn)爭頗有一觸即發(fā)的危險。故為穩(wěn)定局勢，加強海防，急需文武兼資的大員坐鎮(zhèn)東南。所謂“兩江職守，就現(xiàn)在論，以防務為重”，“次為洋務”。何璟、吳元炳都在軍事方面有所欠缺，故不盡合乎當日情勢。此外，熟諳洋務的丁日昌在光緒五年閏三月曾“加總督銜會辦南洋通商”，籌辦海防，東南官員就稱“此為兩江（總督）預兆”。丁日昌得到李鴻章支持，也確在希冀江督。但他不僅軍事方面亦有欠缺，而且科甲清流極力反對其人。在此背景下，江督替人十分為難。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恭親王就向慈禧面陳：“南洋沈某死后竟無人可代?！边@樣，非湘非淮、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的“用人傾向”，也不得不適度調整。即便如此，朝廷也未任用湘系內部強勢的曾國荃，而是選擇相對弱勢的劉坤一。劉氏廩生出身，軍功起家，經(jīng)過江西巡撫和兩廣總督多年歷練，吏治、洋務已頗在行，上繳稅賦也令朝廷滿意；四年前又曾署理江督，實為合適人選。

當時朝內因對俄關系和崇厚案，形成水火之勢。先是沈桂芬保薦崇厚使俄，而后者與俄國所簽條約有辱使命，結果舉朝嘩然，清廷遂將崇厚下獄，甚至要治以死罪。這引起俄國極大不滿，認為是侮辱其國，遂以開戰(zhàn)相威脅，中俄關系有決裂之勢。英、法等國也認為中朝做法有違萬國公法，希望釋放崇厚。不巧的是，慈禧太后久病未愈，慈安太后“不甚作主”，沈桂芬因保薦崇厚陷入?yún)惨杀娭r之中，懊惱成疾。而與沈桂芬有競爭關系的軍機大臣李鴻藻開始權勢增長，但洋務甚為隔膜。為了緩和局勢，李鴻章和劉坤一均建議減輕崇厚之罪，但李鴻藻“獨不謂然”，“朝局水火已成”。隨后，朝廷在寶廷等清流勢力的鼓動下，召對俄強硬的左宗棠從西北入朝。李鴻章估計，一旦左宗棠到京，主政的沈桂芬、王文韶師徒就當引退。不幸的是，未等左宗棠到京，沈桂芬就在憂憤中病逝了。光緒七年（1881）初左宗棠一入京，即兼任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朝局變動自然影響到新任江督劉坤一的處境。

劉坤一于光緒六年（1880）六月初七日到任后，措置十分不易。他在購買鐵甲艦、輪船招商局等事上竟與李鴻章頗生爭執(zhí)，南洋、北洋不能和衷。迨沈桂芬去世后，缺少了內援的劉坤一遭到張之洞、陳寶琛等清流干將輪番參劾，奉旨交彭玉麟查復。彭氏復奏雖然“多方剖辨”，實則“未免遷就人言，件件為之坐實”。劉坤一甚至聽王之春說，參案實由彭玉麟提供材料鼓動而成。光緒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朝旨令劉坤一進京陛見，彭玉麟署理江督。如此處理，算是給劉坤一留足了面子。但清廷高層了解彭玉麟素來屢辭任命，在張之洞的呼吁下，七天之后又下旨催其到任。而彭玉麟果然連續(xù)兩次力辭任命。延至九月初六日，清廷終于外放左宗棠坐鎮(zhèn)兩江。

劉坤一何以被罷免？崔運武和易惠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崔運武的結論是：“以私論，主要是李鴻藻的挾嫌報復；以公論，是清廷分治湘、淮以及意在統(tǒng)一東南事權，加強洋務自強求富活動的需求所促成的。” 易惠莉更著重南洋、北洋對抗，認為劉坤一最終被李鴻章攜手清流勢力推倒，凸顯了李鴻章的“倒劉”作用。二者的結論相互補充，基本可以解釋這一問題。但關于湘、淮分治，還可再作討論。崔運武說：劉坤一在諸多大事上和李鴻章“頻起沖突”，“這是符合清廷分治湘、淮之意的。但問題又不盡然”。因為“在更為直接的南、北洋的沖突中”，均以劉坤一失敗告終。換言之，劉坤一的“資歷、權勢、魄力等等，不能與李鴻章抗衡，已在客觀上形成某種南洋被北洋消融的趨勢”，使得清廷已難收湘、淮“兩難競爽之功”，很可能導致北洋“居奇之弊叢生”?！罢驗榇?，清廷才會讓左宗棠取劉而代之出任兩江，因為左不僅是李的政敵，而且資歷也超過李，更容易形成相互牽制的局面?！?/p>

不過，所謂湘、淮分治，殆指朝廷樂見兩系勢力相當，形成制衡，而不希望某系獨大居奇，似乎并非樂見兩系勢如水火。通常情況下，朝廷自然更期盼雙方和衷共事，支持大局。因此，南洋大臣劉坤一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諸多大事上勢如水火，就絕非清廷所愿。況且以劉坤一當日的資歷聲望，確實無法在南洋指揮如意。而且言者所參各節(jié)，也經(jīng)彭玉麟的復奏大致坐實。所以，劉坤一被罷免也是勢所必至。至于外調左宗棠為江督，與北洋李鴻章形成制衡態(tài)勢，或許也是題中之義，但左氏由軍機大臣外放江督的內情，實際上要復雜得多。左宗棠從西北奉詔入京，本是李鴻藻領導的清流所主張。然而，左宗棠入軍機后，反而與李鴻藻、寶鋆、景廉等軍機大臣大生矛盾。恭親王也對左宗棠頗有意見。從七月初開始，左氏已經(jīng)連續(xù)奏請賞假、開缺四次。以故，在劉坤一江督不保的同時，如何“安置”左宗棠，是清廷高層急需處理的要事。

其實，從光緒七年春開始，劉坤一的地位已經(jīng)動搖，故覬覦江督者大有其人。三月，李鴻章以“江左不甚得人”，曾密陳恭親王奕起用盟友丁日昌。不過，恭王直言丁氏受舉朝謗議，禮部尚書徐桐竟斥其為“奸邪”，“如何敢攖其鋒”。故李鴻章“倒劉舉丁”未獲成功。同時，四川總督丁寶楨也“思移一鎮(zhèn)”，而李鴻章頗加慫恿迨劉坤一下臺已定，據(jù)說“內中集議”，曾有意調丁寶楨為江督，只因東南大局所關，“未便遽易生手”。當時“防患之道，其大者無如西北之邊防、東南之海防”。但兩江總督兼轄安徽，故淮系大員因回避原則不宜實授江督，且朝廷亦不愿北洋和南洋為淮系所包舉。所以，文武兼資、威望卓著、熟悉東南情形的湘系大員越來越成為江督的有力人選。

當時另一熱門人選正是力辭陜甘總督的曾國荃，唯最高層實不愿曾氏在其東南立功之地“盤踞”。閏七月二十日，彭玉麟在疏辭江督的同時，就曾密保曾國荃。八月初八日，李鴻章在致曾紀澤的信中說：“或謂兩江需人，峴帥（劉坤一）內召，雪翁（彭玉麟）堅辭”，曾國荃“可冀量移，亦未卜廷推及之否”。語意之間透露出曾國荃似不受高層許可。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在致護理陜甘總督楊昌濬的信中，也分析了曾國荃出任江督的可能性：“沅浦（曾國荃）書來，陜甘一席決不能赴，而圖報之念則未敢恝然。適劉峴莊（坤一）開兩江之缺，或者移節(jié)東南乎？金陵本其立功之地，水土復又相宜?！鼤r彭雪琴（玉麟）、張香濤（之洞）諸君子亦以為言。”迨左宗棠補授江督后，他又對楊昌濬說：“弟此次南行，亦頗不免意外之感?！?/p>

楊昌濬是左宗棠一系湘軍的得力大將，但左氏的話仍令人疑信參半。因為在彭玉麟不愿擔任江督，左宗棠在京又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左氏外放江督，坐鎮(zhèn)東南，明顯是一項兩全其美的安排。當局者對此應是心知肚明的。早在閏七月二十三日，劉坤一就說：以左宗棠的性情及當今時勢，并不適合軍機處，“唯有移之南洋”，方“于名位相稱，而于事體亦合”。迨左宗棠補授江督后，劉坤一又說：“朝廷此次于弟，可謂處分盡善。前以篯鏗（彭玉麟）署理，虛寫固妙；今以太沖（左宗棠）補授，實寫尤妙。況此老（左宗棠）進退兩難之際，恰有此席以位置之。弟早與此間僚友論及，既無損于使相重望，并可以維系西陲軍情耳?！笨梢?，此時以左宗棠調任江督，在湘人高層中實有共識。

如此，左宗棠固然調處善地，曾國荃卻不無遺憾。這也顯示最高層對曾國荃的有意壓制。所以，郭嵩燾歸咎當國諸臣，頗為曾氏抱屈。他說：朝廷于江督一席“獨吝之曾沅浦（國荃），曾不計曾沅浦有恢復東南之功，彭雪芹（玉麟）保折固不足以動聽也”。其實，此事關系至大，高層醞釀多日，當時也頗有閩浙總督何璟調任江督的消息。光緒七年九月初六日調動當日，慈禧太后特意召見醇親王奕譞，可知最終定策是慈禧與醇王做出的。從后來歷史看，湘系領袖左宗棠外放江督，確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四 從左宗棠到曾國荃：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在南京與劉坤一交接。不久，年邁的左宗棠就感到江南“棼絲難理”，頗有悔意。至光緒八年（1882）十月，左宗棠就以患病為由奏請開缺，奉旨賞假三個月。這時，隨著中法因越南問題而關系緊張，不僅西南邊疆已經(jīng)開戰(zhàn)，東南沿海也風聲鶴唳。左宗棠一向主張對外強硬，籌餉募兵，不遺余力，在當日洵屬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左宗棠雖然任江督僅僅兩年多，但他的諸多舉措對兩江地區(qū)產(chǎn)生重要影響。其中，大量增募湘軍駐扎兩江，引用湘系文武舊部，加強湘系軍政實力，就值得特加申論。

原來，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后，江南裁湘留淮，故多年以來，淮軍實為主力。光緒六年（1880）夏，劉坤一到任江督后，查明江南水陸兵勇共計三萬一千余名，內中駐扎江寧省城及沿江兩岸者，不滿二萬人，其中“淮勇居十之七……湘勇居十之三”。迨光緒九年（1883）朝廷命李鴻章督辦越南軍務，令兩江籌撥軍隊時，駐扎江南的淮軍尚有一萬數(shù)千人。左宗棠聽李鴻章挑帶，趁機就投效之湘楚舊部添立九營。他在給楊昌濬的信中直言：“借此可補收舊部，放膽作事?！彪S后，李鴻章前命取消，左宗棠所立湘軍卻暫緩裁撤加以左宗棠陸續(xù)增募的新湘、恪靖等營，共計水陸二十一營、五哨。左宗棠的行動，固然是“對外綢繆之計”，然“安頓舊部之用心”亦甚顯明。這一舉改變了兩江駐軍淮主湘輔的局面。此外，因左宗棠督江，湘籍文武官紳紛紛調至兩江。后來歷任東南封疆大吏的聶緝椝等人，就是這時開始受到重用的。這都明顯增強了湘人在兩江地區(qū)的勢力，有力促進了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

更值得強調的是，左宗棠隨后在奏請開缺的同時，竟然密保江督替人，這實屬非同尋常。曾國藩雖在戰(zhàn)時保薦過多位軍政大員，但作為兩江總督，還不曾敢于保舉替人。此前李鴻章因回籍葬親，曾在清廷的示意下，密保張樹聲或劉秉璋暫時署理直隸總督，與此情形亦自不同。光緒十年（1884）正月初四日左宗棠再次奏辭，同時保舉裕祿、楊昌濬和曾國荃繼任江督。他說：“既避賢路，則擇人自代有不容不盡心竭慮，以求上承恩眷，下釋私懷者。兩江地大物博，全賴得人而理?！`見安徽撫臣裕祿操履篤誠，寬宏簡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實罕其比。漕督臣楊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歷任繁劇，均得民和。臣與共事多年，知之最深。前兩廣督臣曾國荃任事實心，才優(yōu)干濟，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粵中士庶謳思不替，遠人敬之?！奔毼蹲笞谔膶θ说摹翱颊Z”和排序，再考慮到彼此的親疏遠近，似可知左宗棠之意實在第二位的楊昌濬。以裕祿居首，不過是以滿人應付朝廷，借以去疑止謗。將曾國荃排在最末，亦多少表明左宗棠對他實有保留。兩人此前就有競爭江督的因素在，此后更是頗有后言。

光緒十年正月十一日，左宗棠的折、片發(fā)給軍機大臣閱看。因事關重大，必須當面請旨，而當日慈禧太后未召見，故軍機處將折、片“暫留”。次日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遂決定左宗棠開缺，給假四個月回籍調理，以裕祿署理江督。然而，僅僅八天之后，清廷又改任曾國荃署理江督。此中大有文章。二月初四日，郭嵩燾一見到如此前后矛盾的兩道上諭，就推測“有言官陳奏”。事實比言官陳奏更為復雜。原來，令左宗棠開缺，以裕祿署理江督的上諭一經(jīng)頒下，就引起朝臣激烈反應。

正月十八日，包括內閣學士周德潤在內的兩件封奏，均言左宗棠“不宜引退”，遂使最高層不得不解釋決策苦衷。御史丁振鐸的措辭更為激烈。他以中法形勢嚴峻，兩江任重敏感，裕祿軍事、洋務均有不足，威望尚淺、人地不宜為由，奏請“另簡曉暢軍事、威望夙著之員”前往督理。盡管該折暫未發(fā)生作用，但兩日之后，御史張人駿以“慎重海疆起見”，再次上奏質疑朝命。他直言“南洋商防兼籌，江督文武并轄，非熟悉洋情，則必為外國所輕；非熟悉軍務，則必為諸將所輕；非熟悉吏事，則必為群下所輕”，故奏請?zhí)睾啞巴刂蟪肌?。張人駿的奏折條分縷析，說理透澈，讓人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視。

當時曾國荃在京署理禮部尚書。丁振鐸、張人駿接連奏請熟悉軍務、洋情、吏事，威望素著之大臣，雖不能挑明曾國荃，其實所指為誰，已是不言自明。正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二刻，終于決定曾國荃署理江督。故軍機大臣翁同龢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庶幾威望副此席乎。”早在正月初九日，翁同龢就發(fā)現(xiàn)英國公使巴夏禮對曾國荃頗敬重。翁氏此言正是針對丁振鐸和張人駿的封奏。

進言之，在丁振鐸和張人駿背后，或許還有李鴻藻的暗中主持。丁振鐸和張人駿雖不似張佩綸、張之洞那么出名，但也是李鴻藻麾下的清流干將。尤其張人駿是張佩綸的侄子，與李鴻藻長期親近。張佩綸一聽說裕祿署理江督，即向戶部尚書閻敬銘發(fā)出“如何如何”的感嘆。盡管張佩綸平時對曾國荃不無微詞，但此次曾氏入京后，他認為“沅帥（曾國荃）自是老成宿望”，特意往見，“倍致敬慕”。正月十七日，張佩綸在致李鴻藻的密信中說：“閩疆自以丁（寶楨）為上選，曾（國荃）則就地取才耳”，又稱曾國荃“到處皆得美譽也”。此處“就地取才”，似當作“為地擇人”之意。所以，有理由相信張人駿的折子是他們共謀的結果。就在張人駿上奏前一日，翁同龢邀請曾國荃、李鴻藻、閻敬銘、張之萬、廣壽在家喝酒。曾國荃赴約最早，與翁同龢長談，翁對曾多有贊詞。從前文看，不用曾國荃出任江督，實為最高層長期以來的秘策。故此次曾國荃終于勉強署理江督，乃系中外形勢逼迫所致，大概同時也獲得了李鴻藻和翁同龢的支持。

曾國荃到南京署理江督后不久，震驚朝野的甲申易樞突然爆發(fā)，恭親王、李鴻藻、翁同龢等軍機全部罷黜。雖然由于中法戰(zhàn)云密布，清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荃，但曾氏地位并不穩(wěn)固。六月之前，據(jù)在京的劉銘傳透露，“內意”欲令四川總督丁寶楨調南洋大臣，以曾國荃為閩浙總督。迨七月中法宣戰(zhàn)后，醇親王欲派左宗棠南下福建督師，相信“楚軍必為之一振，先聲奪人”。然而，左宗棠卻意欲駐扎江寧。所以，七月十六日，醇親王給軍機處的密信稱：“若按彼（左宗棠）意南下，則沅圃（曾國荃）必多掣肘，轉費調停。此節(jié)擬于后日請旨。”七月十八日，醇親王和慈禧太后商議后，下令左宗棠督師閩浙，曾國荃實授江督。當時頗有傳言左宗棠謀求回任江督，但據(jù)了解內情的湘人京官周壽昌說，曾國荃實授之命，實系左宗棠“婁〔屢〕言之醇邸，始有此旨”。無論如何，曾國荃之所以能夠坐穩(wěn)江督，很大程度上是中法戰(zhàn)爭之結果，而醇親王也與有力焉。

曾國荃在任幾近七年，至光緒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日薨于位。他之所以能夠久任江督，以下幾點值得揣摩。首先，曾國荃借中法戰(zhàn)爭的嚴峻形勢，延續(xù)左宗棠的舉措，“大招湘軍舊部，擴建新營頭，三月不到，竟至20余營之多。直到戰(zhàn)后裁留，也還有14營頭。加上督標、練軍、老湘營等14營，皆為湘軍舊部所掌握，已超過淮軍駐防存留的20營之數(shù)”。此外，陳湜、聶緝椝、劉麒祥、湯壽銘等湘系要員都相繼得到重用。中法戰(zhàn)爭之后，江南的湘系軍政勢力更加膨脹，終令朝廷不得不有所顧忌。其次，曾氏政尚寬簡，與民休息，“金陵官紳，交口稱頌”。后來，辦理江南賑務，得黃彭年相助，“聲名大佳”。第三，與其他人相較，曾國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更為和衷，南北提衡，支撐著大清王朝。最后，曾國荃不僅與江寧將軍、都統(tǒng)盡力結交，而且經(jīng)由榮祿走通了首席軍機大臣禮親王的路子，獲得了高層支持。

光緒十六年曾國荃去世后，朝旨以安徽巡撫、浙江人沈秉成署理江督。郭嵩燾見此情形，估計必是云貴總督、浙江人王文韶補授江督。他的湖南同鄉(xiāng)則謂山東巡撫張曜“朝眷方隆”，最有希望。有意思的是，這些候選人仍是非湘非淮。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家居十載的劉坤一再得眷顧，簡放江督。耐人尋味的是，郭嵩燾等湘人雖然非常在意江督人選，但也并不認為唯湘人可做，然而朝旨卻唯湘人是任。何以形成如此局面？李鴻章的說法值得注意：

忠襄（曾國荃）晚年政尚寬大，營務不無懈弛。尊論誠為洞微。文襄（左宗棠）、忠襄，兩政十載，湘楚舊部，視若家鄉(xiāng)，而隨忠襄者，尤多且久。昔之相從盡力，今則失職無歸，責望舊恩，原有不能盡繩以法者。然近年屢有造謀巨案，不免用鉞，而徒黨實不可爬梳。每值歲暮，訛言煩興，轉調江陰防軍，以為金陵翊衛(wèi)，竊謂此患非日久未易鏟除。選帥必于湘人，朝意亦深顧慮。

可見，自1880年代以來，由于中俄危機和中法戰(zhàn)爭中嚴峻的對外形勢，不得不用文武兼資的湘帥出任江督。而左宗棠、曾國荃近十年的有意經(jīng)營，遂使湘系軍政勢力在江南更為盤根錯節(jié)；加以湘軍和長江流域蠢蠢欲動的哥老會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終令朝廷頗有顧慮。同時，因有北洋淮系和湖北張之洞勢力的有力制衡，這時朝廷也不像曾國藩時代那么擔心東南湘系尾大不掉，反而更看重湘系勢力穩(wěn)定東南大局的作用。于是江督“選帥必于湘人”。這無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

進言之，隨著李鴻章淮系力量在北洋的不斷增強，朝廷在必須倚重李氏的同時，也開始有意扶植東南的湘系力量，以制衡北洋。醇親王奕譞在光緒七年和十年，先后說服慈禧太后同意左宗棠、曾國荃實授江督，或許就有平衡北洋的考慮。而當光緒十一年（1885）左宗棠去世時，這一政策轉向已經(jīng)非常明顯。研究者常引醇親王的一段話——“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駕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雙峰插云之勢，庶收二難競爽之功。否則偏重之跡一著，居奇之弊叢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chǎn)生的。醇親王建議謹慎裁撤左宗棠的恪靖營湘軍，意在扶植東南湘系力量，以平衡勢力日增的北洋淮系，但這并非希望湘、淮水火，通常情況下還是期望二者共持大局，避免出現(xiàn)獨大居奇局面。此外，據(jù)幫辦海軍大臣曾紀澤的情報，在光緒十二年（1886）巡閱北洋水師后，醇親王本有意在次年巡閱南洋兵輪水師。曾國荃也已“先事綢繆”，派湘系干將湯壽銘赴上?！鞍抵胁渴稹薄＿@也可視為醇親王對南洋的支持。但光緒十三年（1887）醇親王病體纏綿，很可能是未成行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東南湘系還注意調整和滿洲權貴的關系。與曾國荃相似，劉坤一更是經(jīng)由榮祿走通了領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的路子獲得了最高層的有力支持。在如此多種因素交織下，湘人江督格局得以維系。這不僅維持了東南的政局穩(wěn)定，而且與北洋淮系南北提衡，成為支撐清朝統(tǒng)治的權勢重心之一。

結  論

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現(xiàn)象，在時人及前輩學者的論述中多有依據(jù)。但以前論及晚清政治，或者含糊地提出同、光以來湘系長期盤踞東南，或者籠統(tǒng)地認為同、光以來朝廷在南洋用湘系、在北洋用淮系，貫徹湘、淮分治。但實際情況如何，仍有深入檢討的必要。

第一，本文認為，湘人江督格局雖奠基于湘軍之崛起，但最終形成實有復雜多變的內外因素。以1880年為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880年以前實為江督紛更的年代。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后，清廷在穩(wěn)定東南半壁和防止曾國藩系統(tǒng)尾大不掉之間微妙平衡，結果曾國藩被頻繁調動，七年三往返，不能穩(wěn)坐江督。1872年曾國藩去世前后，馬新貽、何璟、李宗羲、沈葆楨相繼出任江督。既往多認為，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雖非湘人，但都是“久與湘軍共事者”。然而，一方面，當時的東南大員幾乎都與湘軍共事過；另一方面，馬、何、李、沈諸人皆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畢竟與湘帥不同，況且沈葆楨與曾國藩還大為齟齬。直到1880年之后的二十多年，實任江督皆系湘人，湘人江督格局方才真正形成。這是中俄危機及中法戰(zhàn)爭形勢、左宗棠和曾國荃的刻意經(jīng)營、東南湘系軍政實力增強、慈禧和醇親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的結果。因此，1880年前后兩個階段的微妙差別值得注意。

第二，既往多強調李鴻章對江督人選的影響，以馬新貽、何璟、李宗羲、沈葆楨都是其進士同年為據(jù)。其實，以上諸人也都是軍機大臣沈桂芬的進士同年，且均為沈桂芬所賞識。此外，劉坤一盡管不為李鴻章所喜，卻能繼沈葆楨為江督，更可見沈桂芬的推舉作用。以往大體知道沈桂芬在1881年去世前長期“當國”，但限于論述角度和材料，往往語焉不詳。本文用可靠史實，論證了沈桂芬主政的軍機處在江督任用上的政治理念及其運作。進言之，曾國藩去世后，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彭玉麟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響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層大體有兩個用人傾向：一是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聽命朝廷，又可兼顧湘、淮。馬新貽、何璟、李宗羲、沈葆楨、吳元炳都可作如是觀。即使因為海防形勢嚴峻，必須借助湘系領袖，也傾向選用劉坤一這種在湘系比較弱勢，且供給朝廷上表現(xiàn)甚佳的湘帥。所以，此期江督的選任，不僅涉及朝廷、湘系、淮系各方的權力之爭，也反映了晚清內治與洋務、科舉與軍功的不同政治路線和治國理念的分歧。

第三，更重要的是，湘人江督格局形成和終結的歷史表明，在內外輕重和央地關系之外，南北關系的平衡和演變也是分析晚清政治格局的一條重要線索。自從唐宋時期經(jīng)濟重心南移后，中國經(jīng)濟財賦歷來南重北輕，清朝亦然。但就政治和軍事而言，清朝長期內重外輕，相應也就北重南輕。不過，19世紀60年代起家南方的湘、淮軍，在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并駐兵江南后，一時間東南不僅是經(jīng)濟財賦中心，也實為政治軍事重心。這時，清朝不僅暴露出羅爾綱提出的內輕外重和督撫權重問題，而且呈現(xiàn)出明顯的北輕南重局面。朝廷為扭轉這一局面，想方設法加強對南洋財賦之區(qū)的掌控。一方面，湘軍裁撤后曾國藩不能久任江督，李鴻章淮軍一開始也要盡量裁撤，或者開往西南或西北。另一方面，文祥、沈桂芬等清廷高層重用進士出身而非軍功起家的非湘非淮大員（如馬新貽），替朝廷接掌東南大權。然而，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刺馬案暴露出的中外緊張形勢和江南隱伏的騷亂，打斷了這一進程。清廷不得不優(yōu)先加強北洋畿輔實力，故手握重兵且擅長外交的李鴻章得到重用，由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就始于李鴻章。于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形成晚清的南、北洋體制。經(jīng)過十年由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和畿輔國防建設，政治軍事上的北重南輕固然回歸，但北洋淮系勢力也已膨脹。

以往為了凸顯清朝湘、淮分治的政治策略，過度強調同、光兩朝在江督和直督用人上的分治湘、淮原則，似不盡符合事實。其實，湘、淮分治南、北洋，要到19世紀80年代后才由于局勢變化而逐漸明顯。在1880年以前，朝廷頗忌諱湘人領袖坐擁江督。所以曾國藩在世時難以久任，頻繁調動；迨曾氏去世后，沈桂芬等“當國者”也盡量不用湘人出任江督。但1880年之后情勢大變。這時，李鴻章的北洋淮系自然是清朝最重要的支柱，但醇親王奕譞等清廷高層為了穩(wěn)固統(tǒng)治，開始有意追求南、北平衡和湘、淮分治，以防止北洋獨大居奇。加以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問題、中法越南危機相繼發(fā)生，海防形勢嚴峻，中外關系緊張，遂使南洋地區(qū)越來越需要軍功出身、諳練洋務者坐鎮(zhèn)。在1881年沈桂芬去世及樞廷不得力的情況下，醇親王的發(fā)言權增大。1881年和1884年，醇王說服慈禧，實授湘系領袖左宗棠和曾國荃為江督，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chǎn)物。左宗棠和曾國荃相繼出任江督后，利用越南危機和中法戰(zhàn)爭的局勢，大量增募湘軍，引用湘系文武，一舉改變了江南駐軍淮主湘輔的局面，遂使湘系軍政勢力在江南更為盤根錯節(jié)；加以湘軍和長江流域蠢蠢欲動的哥老會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終令朝廷頗有顧慮。于是江督“選帥必于湘人”，以穩(wěn)定東南大局。這無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1890年曾國荃去世后，劉坤一接任江督，正是這一形勢的反映，也使得湘人江督格局更加鞏固。

一旦形成湘淮南北平衡狀態(tài)，政局也就更趨穩(wěn)定。正如朝廷湘、淮分治，主要是避免獨大居奇，并非樂見二者水火，通常還是希望他們共持大局。湘人江督格局形成后，南洋湘系與北洋淮系的關系大體就是如此。他們南北提衡，共同維護著清朝統(tǒng)治。如果沒有劇烈的外力沖擊，這種平衡狀態(tài)應能持續(xù)更久。但甲午戰(zhàn)爭改變了一切。戰(zhàn)后北洋淮系崩潰，南洋湘系則為清朝保留了一個政局重心。這在戊戌政變至庚子事變中體現(xiàn)至為明顯。但庚子事變中，八國聯(lián)軍侵華摧毀了北洋力量，而東南互保讓劉坤一的南洋湘系權勢大增，北輕南重局面在晚清再次凸顯。東南互保雖旨在“留東南以救社稷”，但由此形成的“南方頡頏北地”和北輕南重局面，令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層五味雜陳。辛丑回鑾前后，面對京津及東三省外人迫在眉睫的武力威脅和畿輔空虛的嚴峻現(xiàn)實，朝廷有意重建北洋實力，并依靠袁世凱加強對東南財賦之區(qū)的掌控。迨1902年湘系領袖劉坤一去世后，在清廷集權政策和袁世凱“北洋下南洋”的沖擊下，湘系勢力遭受重創(chuàng)，湘人江督格局終難為繼。朝廷和地方、北洋與南洋、北洋系和湘系的關系都發(fā)生重大變化，清朝的政治版圖大幅重組，南北關系進入一個動蕩的調整期。即使1911年清朝覆亡，滿漢關系不再成為關鍵問題，而南北關系仍是北洋政局的核心。

〔本文為北京大學人文學科文庫2021“江督易主與晚清政治”（批準號：7101502715）階段性成果〕

《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