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君

知易行難nev5ph 2023-04-13 發(fā)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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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或勢

孟森《明史講義》第六章開篇云：“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將亡，乃曰有君無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風氣未壞，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盡，故無君而猶有臣；至崇禎時，則經(jīng)萬歷之敗壞，天啟之椓喪，不得挽回風氣之君，士大夫無由露頭角矣。思宗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毕荣t論國家興亡，常著眼于人，孟森此論，則側重于風氣或勢，眼界更高一籌。如其所言，風氣未壞或未大壞，哪怕遇上被視為亡國之君的明熹宗天啟帝朱由校，大明王朝依然可茍延殘喘；風氣已壞，哪怕遇上“自以為非亡國之君”的明思宗崇禎帝朱由檢，終究無力回天，難逃一劫。崇禎帝自縊之前，曾痛斥“諸臣誤朕”，從風氣或勢上講，誤他最深的并非諸臣，而是其列祖列宗，尤其他的爺爺明神宗萬歷帝朱翊鈞——一般認為，明朝風氣之壞，始于萬歷朝。這么說，不是在弱化皇帝的作用或責任，而是提醒今人讀史閱世之時，有時需要把目光從皇帝的龍體之上轉移開來，去觀摩一個時代的風氣或勢，上行還是下行，順流還是逆流。那么，史上有沒有出現(xiàn)過孟森所言的“挽回風氣之君”呢？縱觀古今，力挽狂瀾的寥寥無幾，推波助瀾的大有人在，使已經(jīng)敗壞的風氣趨向更壞。

亡國之君

崇禎帝自稱非亡國之君，孟森不以為然，以用人為例，大加批駁：“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后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論其人格，早年為天啟所遺之閹黨，后來親擢之中，入《奸臣傳》者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睹魇贰ぜ槌紓鳌烦R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后，其余只有胡惟庸、陳瑛、嚴嵩三人，占二百數(shù)十年，十七年獨得奸臣二人，亦極見促亡之效?！?span>（崇禎五十相一條，應出自王士禛《池北偶談》：“《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鞒绲澥吣觊g，命相亦五十人?？梢杂^治亂矣?！薄妒盅嗾Z》十卷，北宋葉夢得撰，葉氏晚年號石林居士。宋太祖建隆元年為公元960年，宋仁宗嘉祐四年為公元1059年，二者相距100年，有人認為嘉祐乃是元祐之誤，宋哲宗元祐四年為公元1089年，與建隆元年相距130年，怎么算都不對頭）與用人問題相應，崇禎朝的政策，朝令夕改，搖擺不定，反復折騰，不僅使民不聊生，官亦如此；政策搖擺所造成的災難，皇帝不愿承擔責任，而令主事的大臣背鍋，于是常常更換大臣，一示懲罰，二來救場，大臣漸漸看穿了這一幕，則以偷奸?；?、裝聾作啞來反制皇帝，終致朝中再無敢言之士，再無任事之人。如果硬說這些大臣都是亡國之臣，那么正如孟森所言，“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再結合風氣或勢來講，崇禎帝所接盤的大明王朝，搖搖欲墜，危在旦夕，不折騰亦亡，折騰亦亡，區(qū)別只在于快慢，他偏偏選擇折騰，于是加速覆亡。

朝廷舍臣

張岱論崇禎帝，有“苛以論人，而恕以自責”一語，十分精辟。由此來說崇禎帝遺詔。計六奇《明季北略》所記錄的版本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陸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薄睹魇贰でf烈帝本紀》亦云：“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鼻罢叱蓵栽?，可視為底本。盡管諶旭彬兄考證，《明季北略》版崇禎帝遺詔，是計六奇的加工產(chǎn)品，我卻以為，以崇禎帝的性情與德行，遺詔固然不是他的原話，卻大抵可以代表他的想法。

此外，我好奇的是，被崇禎帝指責誤國的諸臣，到底是什么想法呢？黃景昉《黃道周志傳》云，對大明忠心耿耿、最后以死報國的黃道周，在南明官居禮部尚書，因對朝政失望而請辭，“公自云，初出都，泊龍江灣，夢高皇帝（朱元璋）至，厲聲曰：'卿竟舍朕去耶？’公對：'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唬葆宥??！?o:p>

一方指責“諸臣誤朕”，一方抱怨“朝廷舍臣”，皇帝與大臣都不認為自己有問題，而把責任全盤推卸到對方頭上，這樣的王朝，不亡何待？

加速器史可法

南明不僅是晚明的延續(xù)，還是一個更不堪的注腳；不僅繼承了晚明的老毛病，還孳生了一堆新毛病。其中最顯著的一端，即人才匱乏。晚明其實不缺人才，天啟、崇禎兩朝，單論帥才，前有孫承宗、熊廷弼，后有袁崇煥、洪承疇，余下如孫傳庭、盧象升等，都能獨當一面?？上н@等人物，南明一個也無，甚至求一楊嗣昌之流而不可得。其統(tǒng)帥史可法的才略，充其量只是二流。夏完淳《續(xù)幸存錄》云：“史道鄰清操有余，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邁之風。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瑤草亦非令仆之才。內史外馬，兩得其長?！睂︸R士英的評價，以及令馬士英主外，皆可商榷，談史可法一語，完全成立。鄭廉《豫變紀略》說得更不客氣：“（史可法）為人廉謹無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變則信國、疊山儔耳。其于駕馭籠絡，應機濟變，非其所長?！币灾房煞ㄩL于民政而拙于軍政，在治世游刃有余而亂世捉襟見肘（甚至他的清操有余，在亂世反而成為局限），由其統(tǒng)領南明朝局，正應了古人所云的天下三危之第二危：“才下而位高”。是以南明這一年，因史可法一誤再誤，而國運一退再退，終至不可收拾，一命嗚呼。南明當亡，卻不當速亡，之所以亡得這么快，史可法正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恰與崇禎帝相應，雖然二人加速方式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