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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來，一直都想寫一篇關于河西之地的文章，總是感到無法下筆，主要是因為對當時的歷史地理情況不明。這兩天看李不白老師所著的《透過地理看歷史》時，才有一點思緒。戰(zhàn)國之初的魏國，和韓趙關系好，秦國在沉睡，齊國君權(quán)旁落，楚國內(nèi)亂不止，四周暫無強敵。再加上魏國橫跨黃河南北，主要領地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陜西的部分地區(qū)，都是當時經(jīng)濟文化很發(fā)達的區(qū)域，這些條件，為魏國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天時和地理優(yōu)勢。當然了，地理位置是死的，這個題目對地區(qū)作用稍有擴大，如果沒有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二人的胸襟、努力和審時度勢，如果沒有一幫能臣干吏甚至于是超級牛人的忠心配合，魏國也不可能成為戰(zhàn)國時期第一個崛起的大國。關于河，有一種解釋，就是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這里的大，不太好解釋細化，究竟多大為大，就得看當事人所站的角度了，歷史上的夜郎自大就是個例子，亦像木林老家所在的河東村，就因村在灞河的一條上游支流峒峪河的東邊而得名。以河為界分東西，如果這樣來看的話，河西之地，那就太多了。不過，關于河，在中國歷史的正式及大事記載中，只有黃河這一條河可以被稱之為河，其它的河都不能稱之為河，只能被稱為水。這種說法，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也能得到印證。而關于河西名地，中國古代歷史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河西走廊和河西之地。關于河西走廊，它位于中國的西北部，因在黃河之西而得名，是甘肅境內(nèi)的一條沿著祁連山脈，在祁連山以北、合黎山和龍首山以南、烏鞘嶺以西，東西長約1200公里、南北寬約100-200公里的狹長通道，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地，是古代中國溝通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只不過，這是自漢武帝征西域開始之后的事情，在更早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沒有被命名，還沒有這種叫法。而河西之地，它也位于黃河的西邊，在中國歷史中出現(xiàn)的則要更早一些，其屬于關中平原，是關中平原的最東部，東臨黃河。該地區(qū)在戰(zhàn)國時期原本是秦晉交界，在被晉國占領后，讓其以西河學派形象走上歷史舞臺中央的則是當時的晉國執(zhí)政魏文侯。到三家分晉之后，才變成了秦魏兩國交界處的熱點地區(qū)。在中國歷史上，與文化有關的最有名的兩個地方，一個是這個以儒者講學而成為戰(zhàn)國時期各國變法人才創(chuàng)始地的河西之地，一個就是后來以諸子百家學派爭鳴聞名于世的齊國稷下學宮。關于河西之地的核心地區(qū)，主要在今陜西洛河、黃河與渭河間的三角地帶。結(jié)合歷史，其大致范圍是東臨黃河，西至洛水（今洛河），北是少梁（今韓城南）、合陽（今合陽）、元里（今渭南澄城），南到洛河、渭河一帶的為洛陰（今大荔）、陰晉（先為鄭，今渭南華州區(qū)，原華縣）、潼關之間的區(qū)域。而西河講學的地方，主要在合陽附近，因為從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300年的150年間，合陽一直被稱作西河，洽川為西河的政治中心。今延安吳起縣吳起鎮(zhèn)，據(jù)說因吳起曾駐兵而得名。公元前413年，吳起率魏武卒奪下此地后，魏文侯任命吳起為河西郡守，憑武力威懾，扼住了秦國向東進入中原地區(qū)的兩條通道。關于吳起，很多人只知道他：求學時，母死不回家奔喪，缺德不孝；從業(yè)時，殺妻以求將，殘酷無情；只知道他是一位軍事家，卻不知道他同時還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亦是戰(zhàn)國早期出現(xiàn)的一位超級牛人。曹操對他的評價是：吳起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吳起在楚，三晉不敢南謀。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當時的名儒子夏為師，并請其到河西講學，繼而開始用文化優(yōu)勢壓制秦國于洛河之西。還有一種說法，是魏文侯請在西河飛浮山講學的著名大儒子夏為師，在西河開館授徒，不知真假！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被后世譽為傳經(jīng)之鼻祖，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傾向。當時，其已經(jīng)百歲而且眼瞎，講學的主力軍是其弟子齊人公羊高、魯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貢的弟子田子方等人。他們不以出身貴賤作為收取學生的做法，讓各國的士人都很向往，很多想謀求建功立業(yè)的士人紛紛來到西河學習，不僅為魏國吸引并培養(yǎng)了大批的人才，更把它變成了當時全國文化的中心，為戰(zhàn)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經(jīng)世濟用的法家變革之才，亦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西河學派。子夏西河講學，象征著當時華夏文化的重心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了魏地的河西地區(qū)，亦讓魏地成為了當時華夏文明的文化中心。只不過，當時的魏文侯，還是在晉國執(zhí)政，受封的是魏地，直到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后，后世才稱應該正式稱其為魏國的河西地區(qū)。戰(zhàn)國時期的各國變法，自魏國李悝始，且大多都是追隨李悝的步伐。而李悝，亦是中國歷史上首部成文法律《法經(jīng)》的制作人。之后，吳起在楚國變法，以及后來的商鞅在秦國變法、申不害在韓國變法等，無不受李悝變法的影響。可以說，自魏武侯攆走吳起之后，魏國開始走了下坡路，牛人開始外流。公元前361年，衛(wèi)鞅（后來又叫商鞅）離開了魏惠王統(tǒng)治下的魏國。關于魏國的人才流失問題，很久之前木林曾寫過一篇文章《魏國為什么能夠培養(yǎng)出那么多牛人，卻都留不住他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wǎng)上查找一下。商鞅在秦國取得成功的變法，和李悝、吳起的變法比較起來，幾乎是照抄照搬制度和做法，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其帶到秦國的《法經(jīng)》亦是其變法的起點，他只不過是變的更徹底、更務實，堅持的時間更長，在歷史上影響最深遠。公元前341年9月，秦孝公派衛(wèi)鞅進攻魏占的河西地區(qū)，魏國派公子卬迎戰(zhàn)。衛(wèi)鞅用個人交情騙了公子卬。公子卬被俘，魏軍大敗，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以求和。衛(wèi)鞅因為這次功勞受封了商於之地，這才有了商君這個稱號，自此開始，歷史中才正式稱衛(wèi)鞅為商鞅。魏國因為河西之地的丟失，只得把都城從安邑（山西運城）遷到大梁（河南開封），魏惠王亦被后世稱為梁惠王。再后來，西河學派逐漸沒落，西河的文化中心地位，被齊桓公于公元前374年創(chuàng)建的稷下學宮替代了。在稷下學宮，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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