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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魏 麗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國家飛速發(fā)展的工業(yè)技術不斷改寫人類生存與生產方式中的原有經驗，始終追隨工業(yè)生產邏輯的包豪斯，更是為工業(yè)時代下藝術與設計文明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雖然僅存在了14年，但其理性、民主的設計思想在全世界廣為傳播。20世紀上半葉的亞洲，唯有日本和中國曾有機會接近包豪斯本體，但當時中國社會接納包豪斯主要是通過翻譯和介紹的間接過程展開，而近東地區(qū)卻更為直接、完整地接受了包豪斯，今天特拉維夫保留有四千多座包豪斯風格的建筑，成為全世界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200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特拉維夫為世界文化遺產，特拉維夫的包豪斯建筑隨之享譽世界。本文通過梳理20世紀上半期特拉維夫城市建設的三個重要歷史時期，來觀察近東包豪斯發(fā)生的社會環(huán)境和演化過程，以及所起的社會作用。 20世紀初近東地區(qū)知識精英的行動方略 19世紀末針對歐洲國家出現(xiàn)反猶浪潮而興起了猶太民主主義思潮，1897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Zionism）成立，〔1〕目標是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人的家園。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奧斯曼帝國瓦解，英國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qū)，1917年英國政府發(fā)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2〕1918年在英國政府的準許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進入巴勒斯坦，20世紀初猶太移民開始穩(wěn)步增長，并主要進入特拉維夫。 一、特拉維夫田園城市的形成 特拉維夫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視為“20世紀早期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的杰出典范”，〔3〕這里的“城市規(guī)劃”是指英國人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爵士的“田園城市”規(guī)劃，具體為：城市中心是公共建筑和綠色公園，周圍由居民區(qū)和工業(yè)區(qū)環(huán)繞，城際公路和鐵路的邊界被農田環(huán)繞。這是對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園城市思想的演繹，〔4〕屬于歐洲“田園城市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也希望借助“田園城市”的國際聲望來吸引更多海外富裕的猶太人。1927年特拉維夫城市規(guī)劃委員會批準了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規(guī)劃，1938年形成最終方案，〔5〕這不僅確立了特拉維夫南北向和東西向的城市主軸線，也在不同街區(qū)內劃分出層次分明的住宅區(qū)街道和居民區(qū)小街道，這些街區(qū)和街道就是今天特拉維夫主要干道的基礎（圖1）。  圖1 特拉維夫田園城市的主干道 二、20世紀30年代的建筑樣式 隨著帶有大量私人資本的猶太移民潮（1924—1929）的到來，巴勒斯坦出現(xiàn)了第一次經濟繁榮，并推動了特拉維夫的建筑熱潮。從1909年沿赫茨街的僅有65棟建筑，〔6〕到1931年增到850棟，〔7〕1937年猛增至2700棟?！?〕猛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經濟條件都要求高效快速的建設和簡潔實用的建筑。 20世紀30年代，鋼筋混凝土成為流行建筑材料，由于這種新材料可以預制建筑配件，使得建筑效率翻倍，所以特拉維夫的建筑師們都采用了這種新材料，并產生了一種與新材料相匹配的幾何樣式，如1936年建筑師盧西·科恩戈德（Lucian Korngold）設計的魯賓斯基住宅（Rubinsky House）是由與街道轉角相適應的三大體塊組成，富于動態(tài)的外墻像一個外殼將三大體塊包裹起來（圖2），體現(xiàn)出新材料容易處理的特點。  圖2 魯賓斯基住宅 筆者攝于特拉維夫 20世紀30年代活躍在特拉維夫的建筑師幾乎都是歐洲出生或在歐洲受過訓練，他們主要在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地學習建筑?！?〕而當時來自歐洲的富裕猶太移民們希望他們的生活只是在地理上發(fā)生改變，而不是革命性的巨變，他們希望能保持原有的生活習慣。所以，特拉維夫成為歐洲文化的前哨，如樓梯扶手、陽臺上的鐵藝欄桿等都是對歐洲裝飾藝術運動的再現(xiàn)。當這些在歐洲學習過的猶太建筑師們陸續(xù)回到巴勒斯坦后，面對大量來自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他們主動創(chuàng)造出了適應當?shù)貧夂驐l件的新建筑樣式，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獨特的遮陽處理。由于特拉維夫的濕熱和強光的氣候條件，建筑師們需要解決強光照射和通風問題。1936年建筑師耶胡達·盧卡（Yehuda Lulka）設計的沙麥住宅（Shamai House）有效解決了強光照射，如在窗戶或陽臺上方安裝一個厚約10厘米至12厘米的混凝土框架遮陽板，在垂直的樓梯間安裝有數(shù)塊水平排列的模鑄混凝土薄板，這些薄板產生的陰影可以有效的遮陽。這種通過有序排列的數(shù)塊薄板來遮陽的方式在今天仍被沿用。 其次，建筑底層的架空柱結構。1933年建筑師澤·雷希特（Ze’ev Rechter）設計的恩格住宅（Engel House）是首個在巴勒斯坦使用底層架空柱式結構的建筑，建筑底層的數(shù)根水泥柱將建筑物整體抬高，使得空氣更加流通，也使得建筑底層空間與街道連接起來，這是將私人用地和公共空間連接起來，有效加強了公共空間領域的連貫性。底層架空柱結構也被現(xiàn)代住宅普遍使用，成為今天特拉維夫最獨特的景觀。 最后，開放性的空間。在當時的建筑中普遍出現(xiàn)了一種半開放式的公共庭院，如恩格住宅中半包圍式的庭院。另外，由于特拉維夫降雨量少，以前傾斜的坡頂被平坦的屋頂取代，平屋頂成為一個被所有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區(qū)域。開放性的空間重新界定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界限，模糊或合并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這不僅是領土方面的，而且在建筑內部布局中也體現(xiàn)出了這種開放與創(chuàng)新，如帶有陽臺的客廳開始朝向了街道，增加了社交功能。 20世紀30年代，特拉維夫城市發(fā)展已見雛形，本土的現(xiàn)代設計體系初步形成，大量增加的私人住宅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面貌，這是將歐洲文化轉譯成新興的希伯來文化的結果，也是年輕的建筑師們對特拉維夫未來發(fā)展的一種定位和設想。 踐履型知識群體的社會建設 1930年以后歐洲國家實施了嚴格的移民法，1933年德國納粹的上臺，巴勒斯坦成為猶太移民的主要避難所，大批移民的到來使得原先個體私人住宅已不適應社會需要，迅速建設大規(guī)模住宅區(qū)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當時主導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設工作的是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Labor Zionism），其成員都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自給自足的集體公社?！?0〕所以，一種建造成本低廉、最大限度利用建筑材料和土地資源的集體公社——基布茲（Kibbutz）應運而生。 一、農業(yè)集體公社——基布茲 基布茲受20世紀初俄國激進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尤其是烏托邦集體農莊思想的影響下而建立的一種農業(yè)集體公社，基布茲的所有成員集體勞作，共同承擔義務。由于通過基布茲可以獲得巴勒斯坦大片土地的所有權，所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將大量籌募到的建設基金都投入到基布茲土地的購買和建設中，基布茲成為消化移民和重建猶太家園的最有效手段。 三位基布茲的建筑師阿里·沙榮（Arieh Sharon）、舒穆·梅斯金（Shmuel Mestechkin）、穆尼溫勞·基泰（Munio Weinraub-Gitai）從1920年起分別前往德國德紹包豪斯學習建筑技術，1930年后他們陸續(xù)返回，并迅速投入基布茲的建設中。這三位包豪斯的學生將包豪斯的建筑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帶到了這片“應許之地”，并培育出了獨特的文化特征，為以后的國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基布茲非常強調公共設施建設，如餐廳、禮堂、圖書館和辦公室等都位于社區(qū)中心位置，住宅區(qū)分布在公共設施周圍，社區(qū)周邊被大面積農田環(huán)繞，這不僅有效利用了土地和建筑資源，還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形成一種有效的鏈接方式，形成了一種基于平等和勞動的新型社會，這是對包豪斯所主張的在個體努力與群體建設之間建立理解、溝通、合作關系的體現(xiàn)，也是對包豪斯理想中的“社會革命”“烏托邦”精神的顯現(xiàn)。 包豪斯所強調的為大眾服務的原則是對猶太復國主義所宣揚的集體主義的延伸，包豪斯意識形態(tài)中的民主性也一直被猶太復國主義贊美，基布茲成為包豪斯理想與猶太復國主義相互擁抱的結果，基布茲的建筑形態(tài)和意識形態(tài)具有明確的指向性與示范性，對當時設計語言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特別是促進了城市集體公社的出現(xiàn)。 二、城市集體公社——工人集體住房項目 隨著移民潮的到來，特拉維夫工人的居住問題也顯現(xiàn)出來。1932年當阿里·沙榮從包豪斯回到特拉維夫后，他與當時的青年建筑師組成了一個建筑精英團體“擁抱”，〔11〕致力于解決工人的住房問題。“擁抱”團體在1931年至1939年間設計的梅奧諾特（Me’onot）項目至少為特拉維夫的一千多個工人家庭提供了住房。梅奧諾特項目共有18個住宅區(qū)組成，阿里·沙榮在1934年至1935年間獨立完成了其中的郝德（Hod）住宅區(qū)。 郝德住宅區(qū)共有154套結構完全相同的住房單元。阿里·沙榮大膽改進了單體住房的結構，將單元住房劃分為活動區(qū)（廚房、客廳、陽臺）和夜間區(qū)（臥室、盥洗室），活動區(qū)朝西，西向陽臺提供了陰涼和傍晚的海風，夜間區(qū)朝東，東向臥室?guī)в幸粋€懸臂式的小陽臺（圖3），這是對德紹包豪斯校舍陽臺的再現(xiàn)。郝德住宅區(qū)是由兩條街道隔開的三組建筑組成，三組建筑都呈環(huán)繞式排列，在三組樓群中間均形成了一個公共庭院。在建筑底層都設有為居民們提供服務的公共設施，如洗衣房、診所、閱覽室、幼兒園等，這就建立起了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人社區(qū)。  圖3 郝德住宅區(qū)的東南視角 圖片采自Arieh Sharon, Kibbutz + Bauhaus/an architect’s way in a new land, p.54 郝德住宅區(qū)通過重復的單元住宅和大規(guī)模連接的樓群降低了建造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建筑材料和土地，并取代了當時小塊分割土地的方法。建筑中的公共庭院和公共設施體現(xiàn)出了民主性，它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人階級在同質化、有組織的社會環(huán)境中，建立起合作、平等的社會體系，這是對包豪斯理想的完美再現(xiàn)。以郝德住宅區(qū)為代表的梅奧諾特項目是一場大膽的社會實驗，推進了城市低收入住宅區(qū)的建設，一系列類似的工人集體住房項目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也紛紛建立起來。 巴勒斯坦的集體公社，即基布茲與城市工人集體住房，都是對包豪斯質樸而具體的生產方式、民主與革新的建筑理念的顯現(xiàn)，具有改革和開拓精神的包豪斯理想已滲入到當時巴勒斯坦的社會生產與生活結構中，培育了一種共享、共生、共治的有序社會機制，形成了強大的文化凝聚和組織力量，確保了每一次新移民浪潮的到來不是對原有模式的破壞，而是順利完成文化與心理的轉化。包豪斯使得猶太復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變得切實可行，成為聯(lián)接理想與現(xiàn)實的最佳平衡點。 從國家崇拜到政治疏離 1930年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勞工黨（Mapai），〔12〕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勞工黨成為執(zhí)政黨。當時新生的國家面對著持續(xù)的安全威脅、巨大的人口沖擊、沉重財政負擔等重大問題，作為國家首腦的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強調要將權力集中在政策執(zhí)行者手中。在國家建設中，集中權力和集中控制資本配置也成為最有效的途徑，國家推出了宏觀的設計政策，不僅消化了大規(guī)模移民，還建立起了理性的行政體系和公共秩序。 一、勞工黨領導下的國家建設 新生的國家僅在1948年至1950年間就有六十九萬移民，其中，80% 的人口集中在特拉維夫和海法，〔13〕過度擁擠的城市面對著貧民窟、交通擁堵、空氣和水污染等嚴峻問題，如何消化移民、平衡全國人口的分布比例等都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集中控制著土地和建設資源的勞工黨政府推出了“發(fā)展新城鎮(zhèn)”的國家計劃，在全國設立了約三十個鄉(xiāng)鎮(zhèn)，〔14〕完成了新移民的分流，確保了新生國家的健康發(fā)展。 曾在包豪斯學習的三位學生也積極投身于國家的建設中，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就是阿里·沙榮，他在1948年至1953年間投入新城鎮(zhèn)的規(guī)劃工作，1950年他還策劃了特拉維夫博物館的“國家計劃”城市規(guī)劃展，〔15〕向公眾解釋了國家的規(guī)劃政策。1960年以后，阿里·沙榮的設計語言更加成熟，他設計了很多高質量的大型公共建筑，如1970年的特拉維夫大學醫(yī)學院成為今天的建筑經典，阿里·沙榮成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 到了20世紀70年代，勞工黨領導層出現(xiàn)的固化、腐敗、行政失誤、權力斗爭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勞工黨所掌控的中央集權式經濟逐漸危及以色列自由經濟的發(fā)展。1977年以色列保守主義政黨利庫德（Likud）首次成為執(zhí)政黨，取代了一直主宰以色列社會長達28年的勞工黨。勞工黨突然發(fā)現(xiàn)他們對國家的各種管理權都被剝奪了，作為對新的政治和經濟變革的回應，勞工黨重新叩訪歷史的重要時刻，試圖從中汲取新的精神能量。這個時刻就是20世紀30年代特拉維夫的建筑歷史。 二、“文化基因”的提取與再生 200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特拉維夫20世紀30年代的建筑為世界文化遺產，主要表現(xiàn)為四種建筑風格，〔16〕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私人住宅，并不是包豪斯風格。將特拉維夫和包豪斯建立起聯(lián)系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展覽，〔17〕而包豪斯的學生阿里·沙榮成為支撐著特拉維夫是包豪斯建筑的關鍵人物，由于他與勞工黨領導人的密切聯(lián)系，〔18〕勞工黨將他塑造成了以色列建筑史上的民族英雄，他在以色列極高的名望使得包豪斯神話廣為流傳，但他設計的包豪斯建筑——郝德住宅區(qū)并沒有保存下來。 將20世紀30年代的建筑定義為包豪斯，不是對歷史的忠實回顧，其實是對過去的部分選擇。20世紀六七十年代體現(xiàn)勞工黨宏偉建筑視野的大型建筑項目并沒有進入勞工黨的文化議程，勞工黨選擇了30年代的私人住宅，因為30年代的建筑和包豪斯都是牢固地建立在歐洲文化基礎上的，這種選擇反映了一直主宰以色列社會的在喪失政治權利后對自身文化的定位，也就是強調自己的歐洲文化身份。 勞工黨領導人的祖輩多屬德裔猶太人。早在英國托管期間，德裔猶太人和德國文化對本土希伯來文化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第三、第四次移民潮中至少有五萬移民來自德國，〔19〕他們有著很高的教育水平，之后的以色列再也沒有遇到過如此受過良好教育的移民潮，直到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移民的到來。1989年近一百萬的俄羅斯移民來到以色列，占以色列猶太人口的17％，〔20〕他們帶來大量的技術和科學知識，幫助以色列迅速轉變?yōu)橐粋€高科技強國，之后，俄羅斯移民不斷到來，并形成自己的社區(qū)。 勞工黨精英們感到了日益增長的文化威脅。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移民是出于猶太復國主義的狂熱而來到巴勒斯坦，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移民是出于俄羅斯政局不穩(wěn)和經濟危機而移民至以色列。這種對身份的追溯對勞工黨來說是迫切的，勞工黨才是國家的真正開拓者。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二戰(zhàn)記憶的使用”是以色列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被納粹關閉的包豪斯成為了舊執(zhí)政黨勞工黨的新避難所，包豪斯實際上提供了某種形式的精神慰藉。另外，利庫德黨領導人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上臺后提出了“建造自己住宅”計劃，使普通公民首次能根據(jù)自己的喜好來建造房子，但卻導致了混雜無序的城市面貌。〔21〕而包豪斯風格的秩序和理性，正是對貝京計劃的直接譴責。 1992年勞工黨重新執(zhí)政，〔22〕為了充分參與全球化進程，吸引海外投資者和游客，新的勞工黨政府需要把特拉維夫打造成一個國際大都市，而包豪斯精神又能賦予特拉維夫以獨特的文化特性，這使得在短短不到一百年建立起來的特拉維夫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和文化記憶。隨后，以色列各大網站紛紛提出“特拉維夫是包豪斯建筑”，〔23〕特拉維夫于2000年成立包豪斯中心（Bauhaus Center），2008年設立包豪斯博物館（Bauhaus Museum），使得“特拉維夫是包豪斯建筑”的觀念不斷合法化。如今，特拉維夫是包豪斯建筑早已成為一個被公眾普遍接受的事實。 “新生”的包豪斯又被置于全球語境之下進行傳播與推廣，相關的學術著作、展覽、建筑保護等工作也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特拉維夫被推向了國際視野。〔24〕每次展覽和會議其實都是對包豪斯和特拉維夫之間聯(lián)系的強化，特拉維夫包豪斯是勞工黨對自己文化記憶的回望與整理的結果，這不僅在國際關系中界定了自己的文化特性，還賦予了自己以世界性位置，正如2002年特拉維夫市長瑞·赫戴（Ron Huldai）在“特拉維夫的世界遺產提名名錄”前言中寫道：“這個城市既有地方特色，又與世界同步?！薄?5〕 結語 總體來看，20世紀上半葉近東地區(qū)形成三次建筑革新：第一次集中在30年代，歐洲先鋒文化在新的文化語境下轉化為新興的希伯來文化；第二次為30年代至50年代，農業(yè)基布茲、工人集體住房不僅是對包豪斯理想的再現(xiàn)和延展，更是在一片荒蕪之地上實現(xiàn)“社會主義之夢”的必由之路；第三次為50年代至60年代，在勞工政府的新城鎮(zhèn)規(guī)劃、大型建筑項目中，曾在包豪斯學習過的建筑師成長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盡管只有30年代至50年代出現(xiàn)了包豪斯建筑，但這三次變化體現(xiàn)出當?shù)亟ㄖ熋鎸φ螇木?、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主動做出的調整和修正，這正如包豪斯所起的先鋒作用一樣，他們主動地在國家建設中充當了先鋒。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包豪斯又在國家形象的塑造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并演變?yōu)榻裉焯乩S夫重要的文化和經濟杠桿，包豪斯的“再生”也宣告了一個新的設計范式的到來。包豪斯在近東地區(qū)的不斷解構與重構，使設計更為深層、主動與整體性地參與并服務于國家建設、社會經濟及文化發(fā)展，這也為當下中國重新審視歷史文化資源提供了路徑參考。 今天，農業(yè)基布茲也轉向了工業(yè)和高科技產業(yè)，如基布茲耐特菲姆（Netafim）成為全球最大的滴灌技術設備生產商，中國也積極學習這種節(jié)水技術，而基布茲轉型背后所蘊含的發(fā)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經驗，又成為當下中國發(fā)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參考。
魏麗 北京服裝學院美術學院講師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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