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美國總統(tǒng)選舉制度存在的問題

公元2012 2022-11-18 發(fā)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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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支持者們經常會說，川普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美國人民并不傻，所以應該信任美國的總統(tǒng)。美國的總統(tǒng)選舉真的是像他們說的那樣每次都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我們現在就以美國歷史上總統(tǒng)選舉的幾起爭議為例，來看一下美國總統(tǒng)選舉人團制度存在的的問題。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所謂的間接選舉，它不是按比例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總統(tǒng)，而是先由各州選出選舉人，組成選舉人團，然后再由選舉人團投票選出總統(tǒng)。最開始設計這個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要保護小州的利益。建國初期，州與州之間的人口差別非常大，像紐約這樣的大州有幾十萬人，特拉華這樣的小州人口只有幾萬，如果按比例分配，美國13個州中只需5個州就可以決定多數，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另一個原因是，像麥迪遜這樣的開國先賢對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能力沒有信心，由于美國地域遼闊，那時候通訊交通都不方便，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也不高，他們對總統(tǒng)候選人缺乏了解，如果讓他們選出他們信得過的當地精英（選舉人）來投票選舉總統(tǒng)，更能保障選出所謂的“自然貴族”。那個時代，民主并不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價值，開國先賢設計一種間接選舉制度，恐怕也有對民眾易被陰謀家煽動而出現狂熱的多數暴政的恐懼。

選舉人團制度，是按照各州參眾兩院的人數來分配選舉人指標的。參議院每州兩個名額，大小州相同。眾議院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指標，但最小的州至少有一個指標。憲法只規(guī)定選舉人的指標和由選舉人團投票選舉總統(tǒng)及選票送達格式，但每個州具體怎么操作聯邦憲法是不管的。聯邦憲法中的聯邦權力是州權的讓渡，除了明文規(guī)定的聯邦權力外，剩余的權力都是州的權力。

這樣，后來選舉人投票演變成贏者通吃就很自然了。比如某個州的選舉結果是民主黨候選人得票51%，共和黨候選人得票39%，另外10%的選票投給了第三黨或獨立候選人。恰好這個州的參眾兩院最高法院法官多數和州長都是民主黨人，他們就會改變選舉規(guī)則，規(guī)定只要本州的多數人選擇的是民主黨候選人，那么選舉人票就全部投給民主黨候選人，這種贏者通吃就實現了黨派利益的最大化。當一個州這樣規(guī)定，其他州能不跟著效仿嗎？因為每個州都有一個占多數的政黨，看到某個州贏者通吃，其他州如果不跟進，其多數黨就覺得自己吃虧了，因為他要把選舉人票分給對手。如此一來，所有州的選舉人票最后都變成了贏者通吃，那么這就不再是一種間接選舉，選舉人團變成了僅僅是一個名額的概念。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直接選舉，起碼不是按人口比例的直接選舉，選舉人團的名額分配跟人口比例極不相稱。比如，羅德島人口是加州的1/60，他的選舉人票是加州的1/18，也就是在加州是60萬人一個選舉人，羅德島18萬人一個選舉人，各州選民選票的含金量差別太大。這就是為什么有的總統(tǒng)候選人贏得全國總票數多數甚至超過半數，卻輸在了選舉人票上，典型的代表就是2000年戈爾和小布什的選舉，戈爾多出53萬張普通票，卻敗給了小布什，小布什獲得271張選舉人票。從1961年，美國的參眾兩院人數就固定成538人不再增加，它的一半是269個人，也就是誰獲得270張選票以上誰就獲勝。當時小布什獲得271張選舉人票，只多出兩張，獲得了美國總統(tǒng)職位。這個過程非常復雜，經過了好幾次來回的訴訟，最后由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決定了總統(tǒng)歸屬，這不能不說是對美國民主的諷刺。

迄今為止，歷史上發(fā)生多次類似情況。

托馬斯·杰斐遜 | 約翰·亞當斯

第一次選舉危機出現在1800年亞當斯與杰斐遜競選美國第四任期總統(tǒng)時期。那時規(guī)定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一起投票，托馬斯·杰斐遜和阿隆·伯爾作為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參選總統(tǒng)與副總統(tǒng)，約翰·亞當斯和查爾斯·平克尼代表聯邦黨人搭檔競選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每個選舉人可以投兩張票，但為了防止地方主義，有一張選票必須投給非本州的候選人，得票最多且過半數者可以就任總統(tǒng)，得票第二者為副總統(tǒng)。

選舉結果杰斐遜與伯爾得了相同的73張選舉人票，亞當斯和平克尼分別得了65和64張選舉人票。顯然，亞當斯和平克尼落選，但因為杰斐遜和伯爾票數相等，而那時候選票并不區(qū)分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這樣誰是總統(tǒng)就成了問題。按照聯邦憲法規(guī)定，當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時，應該由國會眾議院一州一票進行表決，過半數者當選。但如果眾議院截至總統(tǒng)就職日（3月4日）（此時只剩兩周時間）還無法決出勝負怎么辦？聯邦憲法并無規(guī)定。而且吊詭的是，聯邦憲法規(guī)定國會會期是每年的12月份起，當時已經進行了國會選舉，民主共和黨大獲全勝，但必須到1801年12月份才能開會。這樣，決定總統(tǒng)命運的投票只能交給已經落選到期即將離任的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去決定。聯邦憲法實際上漏洞百出。問題是聯邦黨人的選項不止是杰弗遜和伯爾，一篇署名“霍雷休斯”的短文發(fā)表在《華盛頓聯邦黨人報》上，通過對聯邦憲法進行解讀和推理，得出結論：只有一種途徑可以終結“總統(tǒng)難題”：如果眾議院陷入僵局，行將離任的聯邦黨人國會和總統(tǒng)應該通過一個新的法律任命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官員”擔任總統(tǒng)以取代托馬斯·杰斐遜。這個官員應該是誰？霍雷休斯沒說。但按照他的邏輯，最合適的人選應該是時任國務卿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約翰·馬歇爾。而后據考證，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正是此公。

對于聯邦黨人的陰謀，民主共和黨人進行了激烈的反擊，杰斐遜告誡亞當斯，此時一種非常危險的實驗正在醞釀著，志在通過國會立法挫敗總統(tǒng)選舉……這一措施很可能導致武裝抵抗，后果不可預料。實際上，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兩個極容易組織起來向華盛頓進軍的州長職位——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門羅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托馬斯·麥凱恩已經采取措施，籌建他們各州的民兵組織以采取有效的行動。雖然聯邦黨人的報紙叫囂要“武裝馬薩諸塞州的六萬民兵以摧毀那些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外國人或者弗吉尼亞的一些氣勢洶洶的滋事者所形成的力量”，但鞭長莫及，新英格蘭離得太遠。對于聯邦黨人來說，更為不幸（卻是美國的幸運）的是，本來在美國與法國沖突之際，漢密爾頓曾想組建一支常備軍由他親自指揮以應付法國可能的入侵，但由于亞當斯跟法國達成了和平協(xié)議而使這一動議擱淺。

在經過35輪投票后，杰斐遜一直以8票領先于伯爾（6票），那時共有16個州（兩個州因兩人得票持平而棄投），杰斐遜沒過半數。此時，特拉華州的唯一的眾議員聯邦黨人詹姆斯·貝亞德站了出來。如果繼續(xù)僵持下去，一旦發(fā)生內戰(zhàn)，特拉華州將成為戰(zhàn)場，這是這個小州無法承受的，據說其通過私下與杰斐遜談判，貝亞德在第36輪投出了支持杰斐遜的關鍵一票，使危機得以化解。

經過這一次爭議以后，美國的國會開始修改憲法，增加了第12修正案，主要是解決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分開投票問題，總統(tǒng)就是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就是副總統(tǒng)，以防止再次出現類似情況，但這并沒有解決其他的問題。

昆西·亞當斯 | 安德魯·杰克遜

第二次是1824年昆西·亞當斯與安德魯·杰克遜之間的競選。昆西·亞當斯獲得30.5%的選票，安德魯·杰克遜獲得43.1%的選票，杰克遜的選票數超過亞當斯，但是沒有過半數。命運又一次交給議會，由議會來選出總統(tǒng)。因為第三名放棄競爭，轉而支持亞當斯，這樣亞當斯的選票就過半了，議會宣布亞當斯當選，這讓杰克遜出離憤怒。民主共和黨的創(chuàng)立人是杰斐遜，而現代民主黨的創(chuàng)立人是杰克遜，是他分裂了民主共和黨。這次倒霉的是民主黨，但民主黨的霉運才剛剛開始。

拉瑟福德·海斯 | 塞繆爾·蒂爾頓

第三次是1876年民主黨人蒂爾頓與共和黨人海斯競爭。蒂爾頓的選票多出海斯25萬張，他的選舉人票也多，獲得184張選舉人票，海斯是165張選舉人票，但蒂爾頓落選了。奇怪蒂爾頓為什么會落選？因為他差一票（185票）才能過半，這個時候出現了爭議。當時南北戰(zhàn)爭剛剛結束，南方黨爭激烈，南方的四個州（南卡羅萊納、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岡）報來的選舉結果報告都有兩份。本來，按照憲法規(guī)定，要有作為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tǒng)在兩院全體會議上當眾拆封，宣布總統(tǒng)選舉結果。但現在，如果由他來決定，肯定選擇有利于自己黨（共和黨）的報告（當年杰斐遜作為參議院議長拆封宣布佐治亞州不太合規(guī)但有利于自己的選舉結果報告有效，避免了更復雜化的局面的出現）；如果由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決定，則肯定是蒂爾頓當選。于是國會就組成了一個15人（參眾兩院和最高法院各派5人）的選舉委員會（其中，民主共和兩黨各7人，無黨派的大法官1人），進行投票，1877年3月2日，離總統(tǒng)宣誓就職僅剩兩天，委員會以8:7裁定，海斯獲得四個州的選舉人票，以一票之先當選總統(tǒng)。

民主黨在南方占多數，選舉結果不利于南方，然而南方為什么會接受這一結果？因為他們達成一項骯臟的交易，總統(tǒng)給共和黨的海斯，但是北方軍隊撤離南方，結束南方重建和對黑人的保護。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說：兩黨“妥協(xié)的真正受害者是南部的黑人，因為它正是以他們?yōu)闋奚范_成的，從而使寫入第14和第15條憲法修正案的各項保證的實際施行，延遲了三個世代之久”。

為了彌補這一憲政漏洞，1887年國會制定并通過了《選舉人票計算條例》，規(guī)定某州的總統(tǒng)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時，州立法機關應在選舉團正式投票選舉總統(tǒng)的前一個星期，按大選前制定的選舉規(guī)則，解決爭議，產生該州總統(tǒng)選舉人名單，以免把矛盾推給聯邦國會。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期”條款。

本杰明·哈里森 | 格羅弗·克利夫蘭

第四次爭議出現在1888年民主黨人克利夫蘭與共和黨人哈里森競選時。民主黨人克利夫蘭得了5540050張普通票，168張選舉人票；共產黨人哈里森得了5444337張普通票，233張選舉人票，哈里森當選，受傷的又是民主黨人。

喬治·沃克·布什 | 艾伯特·戈爾

2000年共和黨的小布什與民主黨的戈爾競選總統(tǒng)，戈爾的普通票多出了53萬張，這不是個小數，但小布什以271張選舉人票微弱多數當選美國總統(tǒng)。

國內有些反美人士曾經說，美國也是世襲制，因為老布什當完總統(tǒng)，其兒子小布什繼續(xù)當，這種說法很無聊。戈爾跟小布什一樣，也是政界元老的后代。小布什的爺爺是康涅狄格州國會參議員，父親老布什是兩屆副總統(tǒng)加一屆總統(tǒng)，小布什本人干了好多年德州州長，干得不錯；戈爾的父親是田納西州的國會參議員，戈爾本人的政治經歷也非常輝煌，28歲當選眾議員，后來當選參議員，當過8年的克林頓的副總統(tǒng)，不管是出身還是個人的經歷都不輸小布什。

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導致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使得總統(tǒng)競選的競爭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搖擺州。對于深紅州和深藍州，基本不存在競爭，比如紐約等這些大州，是民主黨的票倉，有些州則是共和黨的票倉，因此這些州也就沒有多少競選的價值。民主黨票倉主要是北方幾個比較開明的大城市，共和黨的票倉主要是西南方向這些偏遠的落后的小州。那么為什么又會出現受傷的都是民主黨現象？因為大州是民主黨的票倉，民主黨在總人口上是占優(yōu)勢的，而小州在選舉人票上占優(yōu)勢的，至少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員席位。

2000年大選前，雙方算來算去，有三個搖擺州最關鍵，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佛羅里達州。11月7日計票開始，選舉結果很快出來了，雙方都拿下了自己的“票倉”和預計獲勝的州，同時戈爾拿下了賓州和密歇根州，如果再拿下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將入主白宮。計票截止日東部時間晚9點，媒體報道戈爾獲勝。正當民主黨歡慶的時候，10點多，媒體宣布數據有誤，佛羅里達是未定之州。到次日凌晨2點，CNN宣稱小布什贏得佛羅里達25張選舉人票，最終獲得271張選票當選。于是戈爾打電話祝賀小布什當選美國總統(tǒng)，然后驅車前往田納西州州議會大廈，準備公開認輸。此時佛羅里達州檢察長（民主黨人）給戈爾打電話，通知他先不要急于認輸，因為兩人得票差距不到0.5%。按佛州法律，如果兩個人的選票差達不到0.5%，可以重新計票。戈爾立即給小布什打電話，稱現在不承認敗選，要重新計票，剛才的祝賀作廢。

11月8日下午，佛羅里達完成了67個縣的計票工作：在大約6百萬張選票中，小布什贏了2909135張，戈爾贏了2907351張，其他候選人贏了139616張，小布什僅比戈爾多得1784張。票差不到0.03%。按照法律規(guī)定，各選區(qū)（縣）選舉委員會必須重新機器計票，另外，候選人有權在選舉結束后72小時內提出人工重新計票的要求，由縣選舉委員會決定是否可行。11月19日，經過機器的重新計票，小布什比戈爾只多327張票，這下戈爾更不甘心了。于是戈爾方面要求對棕櫚灘縣等若干屬于民主黨勢力范圍的選區(qū)進行人工計票。

對于佛州的重新計票，小布什陣營非常不滿。11月12日，小布什方面向佛羅里達的聯邦地區(qū)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法院下令停止人工計票，但地區(qū)法院以人工計票屬于州法管轄范圍，聯邦法院不能隨便干涉為由，拒絕了小布什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方面決定向在亞特蘭大的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16日，該院以相同理由駁回。

佛羅里達州務卿、共和黨人哈里斯女士宣布，11月14日（當選結束后第7天）是各縣上報選舉結果的最后期限，逾時概不接受。對此民主黨人難以接受，因為棕櫚灘等縣的人工計票剛剛開始，不可能在法定時間內完成。棕櫚灘等縣向州法院申請寬限被駁回，它們立即上訴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決前簽署任何選舉結果。此舉終于成功。11月20日，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開庭。法庭辯論主要集中于兩個問題：（1）縣選舉委員會是否可以決定進行人工重新計票；（2）州務卿是否有權拒絕逾期上報的計票結果。

11月21日，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以7:0（法官中有6位民主黨人）做出判決：首先，如果機器計票和抽樣人工計票的結果出現差異，縣選舉委員會有權進行人工重新計票；其次，州務卿的確有權拒絕逾期報來的計算結果，但這一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因為選舉權是州憲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是其他公眾自由的基礎，必須得到尊重和保障，“技術性法律規(guī)定不能凌駕于選舉權的實質內容之上”。為此，它宣布：棕櫚灘等縣可以繼續(xù)進行人工計票，但計算結果必須在5日內（11月26日下午5時前）上報州務卿，后者必須將這些結果包括在大選的最后結果中。這一判決顯然是民主黨的勝利，但是5日內完成幾十萬張選票的人工統(tǒng)計，談何容易。11月23日，邁阿密-戴得縣選舉委員會宣布停止人工計票，因為不可能在5日內完成計票工作。對此，民主黨方面立即向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其下令該縣立即恢復人工計票工作，被駁回。截止到11月26日，只有一個縣完成了人工計票。當晚，州務卿哈里斯正式簽署了佛羅里達選舉結果：布什贏得2912790票，戈爾贏得2912253票，布什領先537票。哈里斯拒絕了邁阿密-戴得和棕櫚灘縣的計票結果（戈爾在兩縣分別凈增加168和215張選票），理由是前者報來的只是部分統(tǒng)計結果，后者則超過了截止時間。民主黨不服，向佛羅里達巡回法院提出緊急請求，要求下令哈里斯接受上述兩縣的計票結果，并命令邁阿密-戴得縣完成人工計票工作。法院作出判決：下令兩縣將爭議選票運到法院備查，但沒有同意恢復邁阿密-戴得縣的人工計票。

戈爾方面又把這個要求上訴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12月8日，最高法院以4:3推翻了佛羅里達巡回法院的判決：棕櫚灘的計票結果和戴得縣不完整計票結果都應該包括在最終的統(tǒng)計結果中（這樣使兩人票差縮小到154票。）；另外，下令在全州范圍內人工統(tǒng)計6萬張漏選票。

布什團隊立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以5:4否決了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維持佛羅里達巡回法院的判決。簡言之，最高法院判決小布什贏得了大選。5:4陣營是這樣劃分的，投否決票的5個人中，有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斯卡利亞大法官、托馬斯大法官，這三個是保守派的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和奧康納大法官是中間偏右的大法官，所以他們支持了共和黨。理由之一，計票時間遠遠超出了1876年的《選舉人票計算條例》規(guī)定的時限；理由之二，要求對作廢票進行重新審核并沒有統(tǒng)一標準，違反了第14修正案平等對待的條款。對立陣營中4位開明派大法官，是史蒂文森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蘇特大法官。開明派的理由一，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有權對佛羅里達的選舉法進行解釋，而聯邦最高法院無權干涉州最高法院對本州司法的解釋。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并沒有創(chuàng)設新法，只是在執(zhí)法。理由二，選舉的制度就是由各州各縣自己來決定的，本來就沒有統(tǒng)一標準，要求有統(tǒng)一標準并且平等對待，是很荒唐的；所以，要求維持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持續(xù)了36天的紛爭，終于在2001年1月6日結束，尷尬的是由美國參議院議長戈爾宣布競選結果，小布什以271票當選美國總統(tǒng)，這就是布什訴戈爾案最后的結果。

于是問題出現了，美國最高法院該不該干涉美國的總統(tǒng)選舉。最高法院是是唯一非民選的機構，是總統(tǒng)任命的，是最沒有資格干涉美國總統(tǒng)選舉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先例，它們一般是只涉及司法問題，不涉及政治問題，因為政治是民主；雖然參眾兩院的選舉也有一些問題，比如單一選區(qū)的格里蠑螈問題，但畢竟是民選，而最高法院不是民選的，最高法院只是執(zhí)法，只是解釋法律。在美國的傳統(tǒng)上，即使最開明的沃倫法院時期，也基本上不插手美國的政治，只是對憲法進行解釋，進行司法審查。

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是一個保守派，倫奎斯特法院是個保守法院，保守派更強調州權，更應該尊重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布什訴戈爾案被大家認為是違反了保守派自己的司法理念的一個典型案例，原因可能是：一，這些保守派大法官本身是共和黨任命的。二，他們面臨著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接任者將會由新任總統(tǒng)任命，這涉及未來最高法院將是一個保守的最高法院，還是一個開明的最高法院的問題。這本身就是黨爭，就是政治。而我們知道，開國先賢們在費城立憲時，是不可能預見到美國政黨政治的，在總統(tǒng)選舉制度設計上注重了對民粹的防范，卻忽視了黨爭的危險。這就要求最高法院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應該盡量遠離黨爭，保持專業(yè)與獨立。雖然最高法院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去化解一場憲政危機，但是從長遠來看，是福是禍，實難定論。因為，選舉人團制度所體現出來的憲政危機是如此明顯，已經不是一個憲法解釋或司法審查的問題。不管是1800年杰斐遜與伯爾之爭，還是1876年蒂爾頓與海斯之爭，危機過后，國會都及時對憲法進行了修正或立法補救；但小布什和戈爾之爭由最高法院解決，使得民選議會并未承擔起憲法創(chuàng)制的責任，去解決這一憲法危機。布魯斯·阿克曼談到美國為什么可以屢屢化解憲政危機時，把原因歸結為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幸運；而這一危機在不久后的2016年總統(tǒng)大選中，以一種更為嚴重的姿態(tài)重新出現，不知道未來的政治家是否還有這種超凡能力，亦或幸運繼續(xù)降臨美利堅。

唐納德·川普 | 希拉里·克林頓

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獲得65853514張普通選票、227張選舉人票，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普獲得62984828張普通選票、304張選舉人票。后者當選，前者多出接近290萬張普通選票卻落選。仔細注意一下會發(fā)現，兩人選舉人票之和531張，并不等于總票數538張。少了7張？這就是所謂的“叛票”——選舉人沒有投給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是投給了別人，比如本是希拉里的票卻投給了桑德斯。這豈不荒唐？但竟然合法。開國先賢設計選舉人團制度本來是信不過民眾，但現在卻是你要不要信任選舉人團的“精英”的問題。川普是人民選出來的嗎？當然是，是美國46.1%的人民選出來的，同時也是48.2%的美國人民反對的（明確支持希拉里）。但問題在于，這46.1%，可能就是開國先賢最信不過的那一部分。川普上任后的所作所為及其最近應對疫情的表現，就說明了這一選舉制度帶來的憲政危機，已經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

選舉人團制度的問題出在哪？

首先，從以上分析來看，美國開國先賢設計的這種間接投票，其目的并未實現，帶來的一個直接效應卻是對民意的極度扭曲。且不說選舉人票數與按比例的普通票數的巨大背離；更為嚴重的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的出現，由于這種選舉制度使得兩黨競爭戰(zhàn)場主要設在了幾個人口較少的搖擺州，使得深藍州、深紅州都沒有太多爭奪價值。也就是說，決定選舉結果的，不是成比例的主流民意，而是搖擺州的“權重”民意，這樣選出的總統(tǒng)就可能不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代言人，這就是哈耶克所擔憂的“少數暴政”現象。川普就是一例。美國是一個以自由理念普世價值（決不是基督教）為立國根基的國家，但川普代表的顯然是一種白人至上宗教極端主義和市場原旨主義的極右保守主義思想譜系，這不僅扭曲了美國價值觀，也影響了包括中國思想界在內的世界思潮，貽害無窮。而這些保守勢力看中的是總統(tǒng)通過任命大量保守派地區(qū)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實施更長遠的社會控制。

其次，這種贏者通吃的選舉模式固化了前一缺陷，也固化了兩黨制，使得美國政治失去了更多的選擇，妨礙了多黨競爭。如果前一缺點是對主流民意的歪曲的話，此一缺陷恰恰是妨礙了多元化民意的政治表達。因為如果按比例計票，可能會有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當選，如果州與州之間累加，可能在某個州第三黨都是相對少數，但由于兩大黨競爭激烈，這個州共和黨相對多數民主黨是極少數，另一個州民主黨相對多數共和黨極少數，那么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就可能變成第二候選人，全國的計票結果很有可能超過第一名，當選總統(tǒng)。但是按照現在這種贏者通吃的計票模式，票數不能累加，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就無法當選，因為你在幾乎任何一個州都不會是第一，這樣就使得美國永遠是兩黨制。

綜合以上兩方面，隨之而來的就是，由于主流民意的沉默和其他選項的闕如，黨爭造成的極化成為趨勢，社會認同也會出現極化或者撕裂；而反過來，要想贏得選舉，必須盡量爭取極端選民。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進步和發(fā)展，依賴于擁有一個龐大的溫和、穩(wěn)定的中間群體，兩極化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社會嚴重撕裂和極化，是產生狂熱分子的溫床，同時也就成了煽動家引領民粹的戰(zhàn)場。川普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這恰恰違背了開國先賢設計這一制度的初衷。所以，布魯斯·阿克曼認為，這是“建國之父的失?。ò⒖寺鼤薄?/span>

[美]布魯斯·阿諾德·阿克曼

Bruce Arnold Ackerman，1943

那么，如何走出這一危機？或者回到前面我們的問題，通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司法審查解決類似危機是否是長久之策？

多年以來，在研習政治哲學的過程中，我一直有個疑惑，作為自由主義者，我贊同自由價值的優(yōu)先性，特別是一些基本價值，比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必須得到憲法的保護，不可商討，當然不可以通過民主投票以多數名義隨意剝奪。但同時，憲法的最終權威來源于哪里？當然是人民，人民主權，這是民主的第一要義。這是一個終極價值的悖論。

我在研究美國憲政思想史的過程中，發(fā)現他們和我一樣糾結，這就是布魯斯·阿克曼所謂的“一元民主論者”與“權利本位主義者”的對立。

前者的代表人物有伍羅德·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tǒng)）、詹姆斯·賽耶、奧利佛·霍姆斯等。這些人認為，民主要求授予最近一次大選的勝出者以全面的立法權威——只要這次選舉是建立在自由公平原則基礎上，而且勝出者沒有試圖妨礙下一輪選舉挑戰(zhàn)。這里面蘊含著一個邏輯：當最高法院或者任何別的什么人宣布法規(guī)無效時，它就面臨著“反多數難題”，這種難題只有在完善的民主制宣稱能夠容忍這種特殊行為時才能夠克服。我們發(fā)現這一理論的最好詮釋就是英國這樣的議會制，選舉賦予下院以絕對權威，而不像美國這樣的體制，必須容忍一個強大的非民選機構——最高法院的桀驁不馴。這一派的理論受到另一些被稱為權利本位主義者的挑戰(zhàn)，他們認為美國憲法首先以及最主要涉及的是對權利的保護，這種權利不管是諾齊克的自由權、德沃金的平等權、羅爾斯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權還是愛潑斯坦的財產權，亦或歐文·費斯強調的弱勢群體的權利。對于最高法院的“難題”，權利本位主義者覺得并不可怕。相反，他們會震驚于這樣的事實，民主的立法竟然贊同各種壓迫行為——確立國教、允許酷刑等等。前者指責后者為精英主義，后者指責前者為民粹主義。

那么在有關選舉人制度問題上，這兩種理論的分歧會給我們什么啟示？對于一元論者來說，最高法院干涉總統(tǒng)選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去認定議會制定的法案違憲是不可接受的，是對民主政治的不當干預。前幾次危機的解決就是這一理念的體現，不管是第12修正案，還是《選舉人票計算條例》，都是議會通過立法對憲法漏洞進行彌補，即以民主的方式解決民主政治問題；但這一解決方案面臨著一個難題，就是美國憲法規(guī)定的修憲門檻過高，必須由2/3兩院議員及3/4州的通過，才可以修憲，對于選舉人團制度，受益方一直是共和黨，除非民主黨獲得全面大勝，修憲基本不可能。2000年布什訴戈爾案，聯邦最高法院對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判決的違憲審查確立了總統(tǒng)歸屬，但這是否符合權利本位主義的理念？這一判決維護了誰的、哪一項基本權利？反過來，倒是由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通過判決，給予了支持保守派總統(tǒng)繼續(xù)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權力，使得最高法院繼續(xù)保守化，未來有可能對一些已經被承認的權利法案構成威脅。比如福音派支持川普的條件，就是川普保證任命大量地區(qū)保守派法官及最高法院強硬保守派大法官，福音派針對的就是一些類似于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平權法案，最高法院不但不是自由的保護神，反而有可能變成自由的瘟神。回顧一下歷史上導致了南北戰(zhàn)爭、判決黑人不是美國公民的斯科特案（1857），裁決種族隔離合法并確定“隔離但平等”的普萊西案（1896），和認可聯邦政府無理拘留日裔美國人的是松案（1944），再看看大量的州（密西西比、俄亥俄、肯塔基、密蘇里、佐治亞、阿拉巴馬、路易斯安那等）已出臺嚴格的反墮胎法案，而這些州多數都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蓄奴州。對于權利本位主義者來說，是否應該思考一下如何約束最高法院的任性？

民主一元論者與權利本位主義者的矛盾不是不可協(xié)調的，布魯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論”就試圖協(xié)調二者的矛盾。在阿克曼看來，對于常規(guī)政治時期，也就是兩次大選之間或者沒有憲政危機的常規(guī)選舉中，民選的議會履行常規(guī)立法的任務，甚至公民在選舉中可以不用過于積極地參與，更多的是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最高法院則以其憲法權威，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時權利本位主義的權利優(yōu)先理念得以實施。但如果出現了類似于南北戰(zhàn)爭或羅斯福新政時期的重大憲政危機，人民就要出場承擔起積極公民的角色，行使人民主權，通過選舉使自己的代言人進入國會，行使高階立法權，不但可以廢除舊法，而且可以創(chuàng)制新法。這時候最高法院作為非民選的機構，必須服從人民的權威。

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走到今天，以290萬張選票的誤差，讓46.1%的人民的意志凌駕于48.2%的人民的意志之上，選出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總統(tǒng)，不僅僅破壞了美國的憲政體制，而且正在侵蝕美國的價值觀，這既說明了美國的撕裂和極化，也說明了選舉人團制度的失敗。怎么辦？一切取決于美國人民。2020年11月份的大選，美國人民需要出場，用自己的選票向保守主義者和川普說不。人民從來不是一個集體概念，只能是一個一個的個人，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侵犯，單憑個人卻無法從現有法律得到救濟時，他們就用選票結成一個堅強的集體：我們（合眾國）人民。

我相信美國的未來，但對于最近期的未來信心不足。因為布魯斯·阿克曼的理論仍然無法解決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愚蠢怎么辦？那只有靠文明去戰(zhàn)勝愚昧，這是人類長期的艱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