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確保其最高統(tǒng)治權益的前提下，基本按照“成吉思汗皇帝降生，日出至沒，盡收諸國，各依風俗”的原則進行統(tǒng)治。

忽必烈

因此，元朝的法律制度中，既包含了中原王朝固有的傳統(tǒng)法制，又夾雜著蒙古法、回回法等成分，可謂多元。

為統(tǒng)治中原漢地居民的需要，元廷的法律制度趨于漢化，但或多或少保留著一定的游牧民族特色，尤其在嶺北行?。晒疟就良耙员钡赜颍└鼮槊黠@。

元朝與“三大汗國”

嶺北行省的蒙古人仍按千戶、百戶的組織作為地方行政單位。戰(zhàn)事開啟時，就從他們中間起軍出征。而進入內陸的蒙古人，絕大部分都以軍戶著籍，即蒙古軍戶。

對于居于蒙古本土的蒙古人，施用的是蒙古法，主要由沿襲下來的所謂“習慣法”和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構成。不過，對于進人中原的蒙古人而言，《大札撒》中有些規(guī)定就不一定合適了。

譬如《大扎撒》規(guī)定，禁止蒙古人洗滌衣服，直至穿破為止。這顯然與蒙古人游牧的生活與生產(chǎn)方式，草原地帶水源珍貴的情況有關；而入居中原的蒙古人，就沒有必要繼續(xù)遵守這樣的規(guī)定了。

不過，元朝法律依然有很濃厚的蒙古元素。

譬如軍隊編制的十進位，對軍官考核提出的“治軍有法，守鎮(zhèn)無虞，甲仗完備，差役均平，軍無逃竄”，能從《大札撒》中見到相應的記載。

忽必烈狩獵

再如忽必烈登基后，為了體現(xiàn)“用刑寬恕”的意旨，笞杖之刑由沿襲金制“自10下至100下，分10等”，改為根據(jù)蒙古舊例的“各（等）減免三下”，即所謂“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杖、笞皆以七為尾數(shù)。

蒙古習慣法和成吉思汗《大札撒》都規(guī)定，對偷盜牛、馬、羊的蒙古人處以盜一賠九之罰。后來，這條法律也搬運到了元朝律法上面，即“漢人、南人盜牲口，也依著蒙古體例教賠九個”，“盜豬亦依偷盜牛、馬、羊畜例處斷”。

又如蒙古人嚴禁抹喉放血的屠宰法，并將此禁令強加給漢人和回回居民。像元朝和伊爾汗國，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違反禁令而被處死。

旭烈兀的軍隊在圍攻巴格達

從元朝法律中，也可尋找到回回法的痕跡。回回人之間的民事訴訟及輕罪，往往由元廷任命的回回法官“哈的太師”依照“回回法”進行決斷。

所謂“回回法”，顧名思義，指的是回回人的辦法或法規(guī)。由于伊斯蘭教滲透到回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回回法也深深地打上伊斯蘭教的烙印。

元朝的回回人，包括了在蒙古西征時從中亞和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與平民、入仕于元廷的官員學者、赴元朝經(jīng)商而留居的商人等等。他們構成了色目人中的很大部分，頗受元朝統(tǒng)治者信用，不少回回人在中央及地方中擔任要職。

老版《馬可波羅》中的宰相阿合馬，就是色目人

很多回回人“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不復回首故國也”，造成了“元時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不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遵守著傳統(tǒng)的伊斯蘭教規(guī)。

元廷按照“教諸色人戶各依本俗行者”的方針，允許諸色人戶各依本俗行理本族事務，從中央到地方也設立許多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務的機構。

波斯天文學家扎馬魯丁，也屬于“回回人”

作為管理伊斯蘭教教徒最高部門的“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師領銜。除了依回回法掌管苯教的宗教活動外，也管理著回回人的訴訟之事。

元仁宗即位后，“罷回回合的司屬”，并下令撤除各地設立的相應機構，即所謂“外頭設立來的衙門，并委付來的人每，革罷了者”。哈的大師的職掌也被限制在“掌教念經(jīng)”之內；到了致和元年（1328），文宗干脆發(fā)布了“罷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詔命。

不過，回回人相互間的訴訟，大都仍按舊制由哈的大師處理，只有無法解決的案件才向官府陳告。

建于元朝的松江清真寺（你能看出來這是清真寺嗎？）

對于“主體民族”漢族的治理，元廷從“依俗而治”的原則出發(fā)，“遵用漢法”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法律法條，并以此來統(tǒng)治漢族人民。可以說，中原歷代封建王朝的傳統(tǒng)法制，是元朝法律中的基本盤。

從《元典章·刑部》及《刑統(tǒng)賦疏》載錄的斷例看，至元八年（1271）前由法司援引的“舊例”，“其文字與《唐律》相似者，即達近百條”。

當然，這些“舊例”并非《唐律》原文，而是基本沿襲《唐律》的金朝《泰和律》。原因很簡單，蒙古人據(jù)中原漢地后，任用了大量的金朝降官舊吏來治理北方臣民。因此，沿用《泰和律》處理當?shù)匦淌拢矡o可厚非。

忽必烈與八思巴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令禁用《泰和律》，大量運用“舊例”作為量刑直接依據(jù)的情況不再出現(xiàn)。但在此后有關立法文書中，仍有援引“舊例”律文的現(xiàn)象。

不過，我們也要冷靜地意識到，元朝統(tǒng)治者們?yōu)榱遂柟套约旱淖罡呓y(tǒng)治權力，維護他們的特殊利益，其法律條文中，不乏一些帶有不平等色彩的規(guī)定。

尤其在官吏任免、科舉制度、斷獄量刑等方面，有著很強的“厚此薄彼”的現(xiàn)象。

• 在任用掌管兵權、錢谷的官吏時，就有“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北方漢族）”的規(guī)定；
• 在中央或地方官的任用上，也講究“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span>
• 漢人任右、左丞相的，只有忽必烈時的史天澤和元順帝時期的賀惟一（特賜蒙古姓氏，改其名曰太平)；
• 而掌實權的知樞密院事及同知樞密院事，終元一朝，居然無一漢人擔任；

• 地方統(tǒng)治機構路、府、州、縣，均設有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擔任的達魯花赤執(zhí)掌實際權力。

史天澤，字潤甫，燕京永清(今屬河北)人

元朝統(tǒng)治者曾三令五申，“嚴禁女直（女真）人、契丹人、漢人、南人充任達魯花赤”。

• 大德八年（1304）成宗下詔：“諸王、驗馬所分郡邑，達魯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直、契丹名為蒙古者皆罷之?！?/span>
• 至大二年（1309），元廷重申：“各投下多是漢兒、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達魯花赤，今后委付蒙古者，若無呵，于有根腳色目人內選用，欽此！”

• 延禱三年（1316），“有姓漢兒達魯花赤追奪宣救，永不敘用”。

除了軍事、政治法令中外，在民事法令條文中也有非常多“厚此薄彼”的條例：

蒙古人、色目人在與漢人、南人的沖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明文保護，而漢人和南人的生命財產(chǎn)，幾乎沒有什么保障。

元朝主題壁畫

至元九年（1272），元廷頒布了“禁漢人聚眾與蒙古人斗毆”的禁令。“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于有司”。

后面又規(guī)定：“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諸蒙古人砍傷他人奴，知罪愿休和者聽?！?/span>

蒙古人打死漢人，只需杖57下，征燒埋銀；“漢兒人毆死蒙古人”，不僅要被處死，并“斷付正犯人家產(chǎn)，余人并征燒埋銀”。

刑罰為何有所不同，官方多以“因爭及乘醉”為蒙古人開脫罪責。

此外還規(guī)定：“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諸四怯薛及諸王、附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盜、詐偽，從大宗正府治之?！?/span>

也就是說，蒙古官員犯了法，也只能由蒙古官吏負責斷罪、行杖，必然造成官官相護，重罪輕判的結果。

當然，我想說的是，元朝的法律雖然為蒙古、色目人規(guī)定了許多特權，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處橫行的只是蒙古、色目貴族。

廣大蒙古、色目勞動人民與漢族勞動人民一樣，過著受壓迫剝削的生活。貧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販賣到異鄉(xiāng)與海外的案例，這在《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中也屢見不鮮。

早在忽必烈至元年間，即有被當作商品，從泉州港販賣到“回回田地里”和“忻都（今印度）田地里”去的。甚至且還發(fā)生過回回、漢人、南人販賣蒙古貧苦婦女兒童的案件。

從圖片判斷，被販賣的大概率是邊疆地區(qū)的兒童

大德七年（1303），元廷特別下令，對將蒙古人口販入番邦的人要嚴加治罪，并命市舶司官員，發(fā)現(xiàn)“如有將帶蒙古人口，隨即拘留，發(fā)付所在官司解省”。

所以在封建社會，“民族矛盾”往往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嚴重，而“階級矛盾”則是一直貫穿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