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20日，一陣急切的電話鈴聲將睡夢中的美國總統(tǒng)卡特從睡夢中被吵醒，卡特絲毫不敢怠慢，因為這個時候的電話一般都是代表著緊急情況。

來電者正是卡特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卡特詢問“是有什么壞消息嗎？”顧問答道：“并不是的，我現在正在和鄧小平談話，但是他的一個問題讓我無法回答，只能冒昧地請教您”。

卡特知道這件事情并不簡單，于是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讓自己更加清醒“你說吧，什么事情？”

只聽到顧問說：“鄧小平問我可不可以派遣留學生到美國學習？”“可以，當然可以”面對這個“困難”的問題，卡特有些摸不到頭腦，這種問題難道值得大半夜打電話來？

“5000個留學生可不可以？”此言一出，卡特恍然大悟，言道：“別說5000個，十萬個人我們也歡迎！”

然而，在鄧公做出“向美國外派留學生”這個決定之前，國內許多人都持反對意見。不錯，他們怕的是人才流失，而鄧公的一句話就讓他們放下了心。那鄧公究竟是如何力排眾議促成留學生赴美學習的呢？

留學的發(fā)展歷史

由于晚清時期的閉關鎖國，讓曾經矗立于世界之巔的中華民族像是一顆隕落的流星一般，在西方世界面前失了光彩。

當西方列強用強硬的手段撬開我國大門的時候，國人才真正地意識到中國早已和世界脫軌。

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中國日益衰敗，有志人士想要扭轉這一現狀，都在不斷地尋求著新的方式和道路來拯救危在旦夕的中國。

后來經過不斷的研究，得出的最終結論就是走出去看看世界，學習新的理論知識，學習先進的治國理念。

于是在1912年的時候，一眾名流提出了“輸世界文明于國內”的口號，隨即發(fā)起了勤工儉學的運動。

經過幾年時間的準備，許多有志之士都漂洋過海出國留學深造，而這其中就包括了年輕的鄧小平！

而經過了這次“留學潮”之后，我們認識到留學這個開眼看世界的方法是我國前進的捷徑，是能拯救我國于水火的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在此之后，這批革命精英又先后參加了留蘇運動，鄧小平同志也在這行列之中，先后的兩次留學經驗，為他的思想形成提供了必要條件。

閔維方教授曾經這樣說過：“鄧小平同志廣闊的視野，不能說和他的留學經歷毫無關系。”

因此留學不僅僅讓他豐富了自己的學識，更加重要的是讓他開拓了視野和思路，能夠更有深度地看待問題，這為他日后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后來，鄧小平同志肩負起來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責任，但是身為一個人口大國的中國，在那個時候的人才儲備量是少之又少，僅僅只有七萬余人。

所以從那時起鄧小平就意識到，國家的發(fā)展、民族的復興，最終的著力點都在于人才！如果沒有人才，那么所有的都是空話！

因此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鄧小平一系列的舉措大都在為國倫才！

關于是否應該大力派遣留學生的爭執(zhí)

1977年，復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認為：新中國的建設迫在眉睫，于是他多次訪問歐美、日本等國，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

等到鄧小平同志身臨其境的時候，他才發(fā)現與我們與國外的差距是如此之大，為了盡快推動我國的全面發(fā)展，鄧小平便萌生了大力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的念頭。

1978年6月，清華大學校長劉達提出：可以派遣一些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先進經驗，這個方案的提出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高度肯定，但是也遭受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

其實，當時人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對資本主義國家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另外，以我國當時的國力而言，派遣留學生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決定，想要付諸實踐還需要一筆龐大的支出。

但當時的國家剛剛邁開改革開放的步伐，做什么都離不開錢。再加上國家的外匯儲備捉襟見肘，想要斥巨資進行公派留學實在是不小的負擔！

而更重要的是，國外的生活燈紅酒綠，待遇更是高出國內很多！因此許多人都認為國家花費大力氣將他們送出去，如果這些人學成歸國參加建設還好，如果流連異國他鄉(xiāng)，最后豈不是為他人做了嫁衣，空歡喜一場？

對此一問，鄧小平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外派留學生，不僅僅要派，還要成百上千的派。

我們不能保證派出去的留學生都能回來，即便有一成的人不回來，那還有九成，兩成不回來，那還有八成。

外派留學生是使我國在五年之內科教水平得到全面提升的重要方法，借此我們可以看清國內的大學和國外的大學差別在哪里，知道差距才能從真正意義上進步?！?/p>

鄧小平還說：“按照每人5000元生活費的標準來計算，3000人才1500萬元美金?！?/p>

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外匯儲備凈值只有1.67億，如果這一舉措付諸實踐，就要花費將近十分之一，因此眾人都不敢輕易表態(tài)。

但是鄧小平的眼光畢竟看得長遠，他認為這筆支出是十分必要的。要知道周總理當年就曾經提出“再窮不能窮教育”。因此，鄧小平決定用實際行動來貫徹這句話！

而在場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在聽了鄧小平的這一席話后都感到了震驚，既驚訝于鄧小平眼光所看之遠，也驚訝于他的果決與膽識！

同時，小平同志的一番話也徹底開導了他們，他們也終于意識到“外派留學生”這件事不僅功在當代，更是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所以統(tǒng)一思想后，對留學生赴國外學習都充滿了期待！

當時正值中美建交前夕，時任美國總統(tǒng)吉米·卡特是一位溫和派領導人，在得知我國“外派留學生”的想法后，隨即表示了歡迎的態(tài)度！

其實對于美國來講，這是一個可以帶動國家經濟與中國建立良好關系的契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統(tǒng)卡特甚至說出了“別說中國來五千個留學生，即使是十萬個我們也是歡迎”的話。

而對于中國來講，面對這樣一個溫和的美國總統(tǒng)，是我們可遇不可求的，可以趁此機會在美國學習先進的知識并且運用到我國的發(fā)展當中來。

于是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李瓊秉持著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對外派留學的人員進行了仔細的甄選。

我國決定先從國內知名高校中的青年教師中挑選，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良好的知識基礎，接受新鮮事物會容易些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有了教書育人的思想覺悟，他們可以將自己的所學所感傳授給下一代青年，正所謂傳道受業(yè)解惑。

其次從各大科研機構中的骨干青年進行挑選，這樣可以讓骨干青年們感受到與世界的真正差距，推崇術業(yè)有專攻的思想，將自己的專業(yè)知識更加完善。

最后從各大高校中挑選人才，這些人正是中國未來的棟梁，他們不僅僅需要經過嚴格的政治背景調查，還需要精通英語，畢竟出國以后是身處異鄉(xiāng)，語言的順暢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這層層的篩選，曾經被留學生總領柳百成形容為連闖三關，話雖戲謔，卻也顯示出當時競爭的激烈程度。

柳百成曾經有兩次出國留學的機會，但是因為家庭背景的原因沒能成行，而對這次的選拔他也是憂心忡忡，唯恐同樣的結局再次上演，讓自己徹底失去看世界的機會。

好在是金子總會發(fā)光的，柳百成從小在上海教會學校學習，中學時期就能用英語進行交流。

雖然自1952年之后，課堂中的英語被俄語所代替，能夠用英語進行順暢交流的人少之又少，但柳百成并沒有因此放棄了英語的學習，而是在課余時間堅持閱讀英文文獻，這讓他的英文水平穩(wěn)步提高，而這恰恰是他被中央看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后經過了兩輪筆試，中央從其中挑選出了52人，并且統(tǒng)一對其進行了培訓。

培訓結束之后，1978年12月26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接待了即將出國的骨干青年，并于當天晚上送他們登上了遠行的飛機。

就這樣，這52人帶著中國的希望開啟了他們的美國之旅。

美國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和美國還沒有正式建交，也沒有直達的航班，所以留學生們只能從北京出發(fā)，在法國轉機后才能達到美國，整個行程長達20多個小時！

等到眾人到達了美國的機場，得到消息的美國記者蜂擁而至，急切地希望目睹一下中國留學生的風采！

當鏡頭對準留學總領柳百成的時候，他絲毫沒有失掉我國的禮儀，也沒有任何的慌張，面對鏡頭從容不迫的說：

“中美兩國都是優(yōu)秀且強大的國家，我們此次前來并不只是交流學習，更重要的是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發(fā)展中美兩國的友誼。”

這不失體面的回答讓美國人由衷的贊嘆并自發(fā)的予以熱烈的掌聲，接機的人員中自然有中國的同胞。

讓人十分感動的是，此次前去赴美留學的骨干中，在美國這片異鄉(xiāng)看到了自己的親哥哥來接機，這讓人深刻感受到了兩國之間冰凍狀態(tài)正在逐漸回暖。

當他們的住宿問題得到解決之后，又有一個問題接踵而至，那就是語言問題，雖說被選拔出來的人都是英語水平較好的，但是在美國他們與外人的交流還是存在不小的問題。

于是聯絡處的工作人員聯絡了兩所大學，讓留學生們先解決語言問題。

當時的留學生生活并不富足，他們拿著僅有的50美元過著勤工儉學的生活，日常只能吃最便宜的飯，沒有一點娛樂時間，經過了三個月的培訓之后，他們分別去往了不同的學校進行學習。

作為領隊，柳百成去的是威斯康星大學，準備潛心研究鑄造，畢竟一個國家要發(fā)展，鑄造工業(yè)是不可或缺的。

可一次偶然的機會，柳百成看到了房東的兒子在玩電腦，這讓他產生了好奇心。通過接觸學習，他逐漸認識到計算機的強大，認為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必定離不開計算機技術，于是開始潛心研究計算機。

由于自己的學習屬于半路出家，一開始對于電腦知識的了解甚至不如美國普通的少年。

但柳百成沒有灰心，他全身心投入學習，認真鉆研計算機語言，學習編程的時候經常獨自一人做到凌晨一兩點。

在大家忘我的學習中，這52名留學生中的大部分人在學習期間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這不禁讓美國人佩服和贊嘆，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奮也在美國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兩年之后學習期滿，這52名留學生紛紛如約回國，沒有一個人留在美國，回到中國后的他們，在各行各業(yè)中大放異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帶頭作用。

而柳百成作為留學生總領，通過學習將計算機技術與鑄造業(yè)相結合，推動了我國高強度合金的性能研究，并且最終成為了中國的工程院院士。

其實公費留學毫無疑問是一場賭博，但我們賭的是人性，而我們也相信通過精挑細選的人才都是真正為國著想的有志青年。

而鄧公也認為：即使有10%的人不回來，我們還有90%的人，即使有一半的人不回來，那還有一半的人，只要有人回來，我們就不算賠，因為我們從當時先進的美國確實學到了不少先進的技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如今看來，鄧公當時的決策是多么的大膽，但正是因為偉人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戰(zhàn)略眼光，才能帶領當時的中國大踏步發(fā)展，為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我們今天能夠在多項領域實現反超甚至領先世界，與當年先輩們的付出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永遠也不能忘掉他們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