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九年(1581年)明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寧宮中私幸宮女王氏,后來王氏有孕,明神宗忌諱這件事情而不敢承認,但在內起居注中記載了這件事情,并有當時賞賜給王氏的實物為證,再加上李太后盼孫心切,最后被迫承認這件事情。 萬歷十年(1582年)明神宗冊封宮女王氏為恭妃,于萬歷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為明神宗長子,取名朱常洛。 皇帝對她寵愛不減,萬歷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朱常洵。隨后鄭氏便晉封為皇貴妃,并借機乞求明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為皇太子,自己則做皇后。兩人寫下合同,在道教廟宇中立誓。明神宗的承諾,違背了祖制和封建禮制,勢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機。 明神宗專寵鄭皇貴妃,遲遲不立皇太子。朝中大臣紛紛猜疑,擔心鄭氏謀立皇三子,損害國本。他們爭相提及皇儲問題,奏折累計成百上千,無不是指責后宮干政,言辭之間矛頭指向鄭皇貴妃。明神宗擱置不管,仍舊寵愛鄭氏。 為了平息皇儲爭議,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終于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為福王、五子朱常浩為瑞王、六子朱常潤為惠王、七子朱常瀛為桂王,爭國本事件最終落下帷幕。這場萬歷年間最激烈復雜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部級官員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fā)配充軍,整治另外“東林黨”。 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因為有謠言說萬歷皇帝想要換皇太子,矛頭指向鄭皇貴妃,結果皇帝株連逮捕者甚眾。到了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進言,說鄭皇貴妃以及福王將要謀害皇太子,結果皇帝僅僅是讓福王就藩,但被鄭貴妃暗中阻止了。 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薨逝,大學士葉向高建議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進言,皇帝才勉強同意追謚皇貴妃。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闖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逢人便打,傷及守門官員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內官韓本用將持棍男子抓獲,宮內才平靜下來。事發(fā)過后,張差供認系鄭貴妃手下宦官龐保、劉成。鄭貴妃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訴。但是太子差點遇害,朝中大臣們議論紛紛,皇帝無奈,說這件事最好是你向皇太子爭取諒解。鄭氏跪拜皇太子,皇太子慌忙回拜。最后,神宗與太子不愿深究,以瘋癲奸徒為罪名,殺張差于市,由于人證消失,龐、劉二犯有恃無恐,矢口否認涉案。 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監(jiān)將龐保、劉成處死,全案遂無從查起。史稱“梃擊案”。(《明史》中未曾證實這一案件,但鄭貴妃企圖奪嫡之事確有此情。)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駕崩。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fā)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八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一病不起。第二天的萬壽節(jié),也取消了慶典。據《國榷》記載:鄭貴妃“進侍姬八人,上疾始憊”。《罪惟錄》也記載:“及登極,貴妃進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皇帝病重,召內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鄭貴妃宮中的親信太監(jiān)。即位以后,升為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患病后,鄭貴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藥房太監(jiān)的身份向皇帝進“通利藥”,即大黃。大黃相當于瀉藥。所以,接下來的一晝夜,朱常洛連瀉三四十次,身體極度虛弱,處于衰竭狀態(tài)。后來,廷臣們對于崔文升進藥的資格和所進藥物是否符合醫(yī)學原理兩點,對其進行猛烈的抨擊。給事中楊漣說:“賊臣崔文升不知醫(y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yī),則醫(yī)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噬习е?,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升反投相伐之劑。”楊漣認為,朱常洛本來身體就虛弱,應當進補,而崔文升反而進以瀉藥,其心叵測。當時,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兩家外戚都認為其中必有陰謀,遍謁朝中大臣,哭訴宮禁兇危之狀:“崔文升藥,故也,非誤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召英國公張惟賢、內閣首輔方從哲等十三人進宮,讓皇長子出來見他們,頗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將崔文升逐出皇宮。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鴻臚寺丞李可灼說有仙丹要呈獻給皇上。太監(jiān)們不敢做主,將事情稟告內閣大臣方從哲。方從哲說:“彼稱仙丹,便不敢信?!苯又?,內閣大臣們進乾清宮探視朱常洛。朱常洛此時已著意安排后事,將皇長子交由閣臣小心輔佐,又問起自己的陵墓的營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敝斐B遄灾诘┫?,遂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宮獻藥。到中午時分,李可灼調制好一顆紅色藥丸,讓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紅丸后,感覺還好,讓內侍傳話說:“圣體用藥后,暖潤舒暢,思進飲膳?!卑?,朱常洛命李可灼再進一粒紅丸。盡管御醫(yī)們都表示反對,但是朱常洛堅持要再服一顆。于是,李可灼再讓皇帝服用了一顆紅丸。服后,朱常洛感覺安適如前,沒有什么不良反應。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1620年9月26日)五更駕崩,年僅三十九歲。廷臣紛紛議論,指定李可灼、紅丸是致皇帝暴斃的罪魁,而且還牽涉到方從哲。不過,方從哲、李可灼對于朱常洛服藥,本就是抱著一試的希望,對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負什么責任。后來,內閣大學士將進藥的前后始末詳細地在給熹宗的奏疏中說明,才使方從哲擺脫了困境。紅丸,其實與嘉靖皇帝當初服用的紅鉛丸類似,是用婦人經水、秋石、人乳、辰砂調制而成,性熱,正好與當初崔文升所進的大黃藥性相反。本就虛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歲月連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兩味藥物的折磨,便暴斃而亡。 即位后便下令罷免全國范圍內的礦監(jiān)、稅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動。礦稅早為人們所深感厭惡,所以詔書一頒布,朝野歡騰。 即位后,便借皇帝遺詔的名義,發(fā)內帑百萬犒勞邊防將士,由大內銀庫調撥二百萬兩銀子,發(fā)給遼東經略熊廷弼和九邊巡撫按官,讓他們犒賞將士;并撥給運費五千兩白銀,沿途支用。還專門強調,銀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發(fā),不得擅自入庫挪為它用。 先命令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為禮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隨后,將何宗彥等四人均升為禮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啟用卸官歸田的舊輔臣葉向高,同意將因為“上疏”立儲獲罪的三十三人和為礦稅等獲罪的十一人一概錄用。召回在萬歷一朝因為上疏言事而罷免的官員,像袁可立、鄒元標、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是在這一時間被起用的。
《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 明朝第十四帝明光宗朱常洛死后,葬于明慶陵。慶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壽山陵內黃山寺二嶺南麓,是朱常洛(年號泰昌)和皇后郭氏、王氏、劉氏的合葬陵寢。 慶陵的地下玄宮自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定穴營建,七月二十九日合龍門,歷時四個月,耗帑銀150萬兩。且工程質量精細,除玄宮全部用石料外,其“后、中、前殿”,有“重門相隔”。天啟六年(1626年)地面建筑完工。其陵園建筑由神道、陵宮及陵宮外附屬建筑三部分組成。神道上建單孔石橋一座。近陵處建神功圣德碑亭遺作,亭內豎碑,螭首龜跌,無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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