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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昨天的文章存了不到十個小時就404了，感覺挺心累的，因為也沒說什么很出格的話。有一段時間沒有被刪稿了，所以這根弦稍微有些松懈，沒想到立刻被還以顏色。 以后涉及國內(nèi)的時評類文章，我盡量都在小號上發(fā)，請大家關(guān)注這個號，防走散： 也請無論大小號，文章欲看從速，因為很多稿子，確實都是“手慢無”。另外，就像《駁“盜版有理”論》一文說的，我終于在百家和頭條上也都開了賬號，名字也都叫《海邊的西塞羅》，喜歡我的朋友也可以同步過去關(guān)注一下，有些稿子，這邊沒了，那邊也許還會有。
再者，如果您是我的資深讀者，想與我有更多問答互動，也可關(guān)注我的知識星球，那邊已經(jīng)有五千名小伙伴在一起討論了：
昨天是法國大革命的周年紀念日，上午剛看完法國那邊的國慶閱兵式——可能受俄烏戰(zhàn)爭的影響，今年法國搞了個北約氣氛濃郁的十國大閱兵。 
昨天本來想發(fā)一下這篇文章的，結(jié)果臨時起意寫了那篇更關(guān)注我們自身的404稿，我也并不后悔，不過今天想把本文再發(fā)一下。因為畢竟是心血之作。
純歷史文一篇，更傾向于歷史思辨，愿您喜歡。 在革命開始前，法國各階層、各區(qū)域的人們都是彼此隔絕、互相怨恨而又老死不相往來的，唯有王權(quán)是無限擴展而又蓬勃有力的。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現(xiàn)如今很多人一講法國大革命歷史，往往開篇就講1789年法國攻克巴士底獄。但我一直覺得，法國這個國家其實古代中國有相似之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一次“治亂循環(huán)”。所以解析法國大革命為什么最后搞得那么慘，要從上一次治亂循環(huán)的終結(jié)開始講起： 而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上一次打的血流滿地的內(nèi)戰(zhàn)，是16世紀末的“三亨利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本身是歐洲宗教革命引發(fā)的一系列戰(zhàn)爭的一部分，西方人搞宗教戰(zhàn)爭么，你懂的，從來就是不死不休。那會兒斷頭臺還沒有發(fā)明，法國流行的處決方式還是上絞架。當時的巴黎，國王從自己的王宮推開窗望出去，會看到整條街上一排絞刑架上都掛滿了尸體。是的，其實早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前，法國人就已經(jīng)吃過一次人整人，人斗人的苦頭了。他們不是沒領(lǐng)教過暴力革命的血腥恐怖……就是單純的不長記性。但天佑法蘭西的是，當所有人終于厭倦了血雨腥風之后，法國總算出了一個戡亂治平的有道明君。作為波旁王朝的創(chuàng)始人，亨利四世的經(jīng)歷比較傳奇，他本來是今天西班牙北部小國納瓦拉的國王，因為是法國瓦盧瓦王室的遠親，法國高級貴族死的死、傷的傷、上絞架的上絞架，他才有機會回國收拾殘局。你說，亨利一個納瓦拉國王，被請到法國去做國王，他也不謙虛一下……而更不謙虛的是，亨利本來是個新教教徒，為了繼承天主教占優(yōu)勢的法國王位，上臺后勉強改了個天主教信仰。這種行為就法國當時爭了半天的兩派更不痛快了——我們在這兒流血流汗的忙活了半天，“革命果實”怎么被這么個袁世凱附體的老小子給竊取了?所以波旁家族從上臺一開始，就不太受貴族和教士擁護,波旁王朝必須給好處，才能贖買這兩幫人的效忠。真正給予國王鼎力支持的，反而是法國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作為“戡亂雄主”，亨利四世的明智之處在于，上臺之后立刻亮明態(tài)度：不爭論——斗了這么些年，你們看看把國計民生都打成什么樣了？還爭什么誰上天堂誰下地獄？再打咱們都得下地獄！于是他頒布了“南特赦令”，宣布天主教為國教，同時給予新教徒充分的信仰自由。總算勉強平息了法國國內(nèi)的矛盾。在平息爭論的同時，亨利四世還提了一個口號：“要讓法國所有農(nóng)民家中的鍋里都有一只雞。”大家都把肚子喂飽了，就不琢磨什么我是正統(tǒng)、你是異端的勞什子破事兒了。這在16世紀的歐洲，絕對是個感動法國的好口號。那年頭，還有哪個國王這么在乎老百姓死活啊？你別說，亨利四世這招兒還真奏效，在《南特敕令》和后續(xù)一系列政策頒布后，原本在法國橫行一時的社會不寬容氣息頓時收斂了不少，法國經(jīng)濟開始迅速恢復，工農(nóng)商業(yè)都迅速增長。可悲的是，這個世界上，甭管多么混蛋的舊時代，也都會有腦子不好使的極端分子懷念、并妄圖復辟之。1610年，這位立志讓所有法國人都“大吉大利，今晚吃雞”的偉大國王突然遇刺了。刺殺他的是一個落魄的天主教徒。這小子覺得亨利國王雖然改信了天主教，卻又沒完全改信。尤其《南特敕令》頒布后，大家都專心作生意，居然讓“萬惡”的新教徒們發(fā)了財，而他們這些只會揪人家宗教問題小辮子、抄家鬧宗教革命的狂熱分子卻沒招了。這種國王怎么能要呢？我代表上帝消滅你！于是偉大的亨利四世就這么莫名的死掉了，他去世的時候，全法國舉國哀悼，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同時敲響了鐘聲，為這位感動法國的好國王能靈魂升天而祈禱。亨利四世離世后，他留下的兒子路易十三年紀尚小，其遺孀瑪麗作為太后代為掌權(quán)。人如其名，這位太后出身意大利大名鼎鼎的銀行家美第奇家族，后來權(quán)術(shù)啥的玩的溜溜的。可惜，太后至少在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新寡時期，還不太懂治國之道，用人標準基本就是看宮廷里哪位小鮮肉寵臣“牌亮條順會來事兒”，她就用誰——據(jù)巴黎坊間傳聞，還是各種意義上的“用”……這么一弄，又搞得法國民怨沸騰：大家覺得，要不是看在先帝爺治國有功的面子上，早就把這意大利娘們趕下臺了！但瑪麗太后一輩子高就高在見微知著。一看氣氛不對，趕緊宣布退位（表面上的），并趕在釀成酷愛起義的巴黎人民翻臉之前，召開了一個包含當時法國各階層的議政會議，共商國是——這個議會就是175年后給法國惹出大麻煩的三級會議。但1614年召開的那次三級議會，還是蠻和諧的，法國各階層和和氣氣的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怎么“輔佐”小國王。而且十分難得的是，由于亨利四世時代的休養(yǎng)生息和時代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中世紀時代本來無足輕重的平民階層已經(jīng)在這次議會上占有了相當?shù)脑捳Z權(quán)。所以算起來，法國平民階層的這次發(fā)聲，比英國光榮革命后成熟的議會系統(tǒng)還要早半個多世紀。但恰恰是由于召開時間太早，剛剛富裕起來的市民階層力量尚很弱小，無法獨立跟天主教教士或貴族對抗，所以他們只能求助于曾經(jīng)恩惠過他們亨利國王的兒子路易十三，指望這位國王能繼承父親的遺志，充當“第三階層”的保護人。所以在該次會議上，第三階層最為效忠國王，主張給國王賦權(quán)，以平抑宗教和貴族的權(quán)利。于是，一件看起來很奇怪的事情發(fā)生了：同樣是市民階級開始參與議政，法國1615年的三級議會，得到了一個與英國光榮革命后的議會相反的結(jié)果——國王的權(quán)力不是被約束了，而是被加強了。在1614年三級議會開完之后，法國反而走上了強化王權(quán)的快車道。當然，從結(jié)果上看，代表市民的第三階層這種策略起初是奏效的，繼亨利四世之后，路易十三時代的法國繼續(xù)在國王的保護下經(jīng)濟復蘇、政治上因為有了統(tǒng)一的強權(quán)在歐陸逐漸崛起。新興市民階層也跟著吃香。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授權(quán)的一個弊端早晚會出現(xiàn)：國王的力量會隨著國家的強大不斷膨脹，而權(quán)力日益膨脹的國王遲早會忘了他的權(quán)力來自于民眾的托付，試圖過度揮霍和透支這種權(quán)力。在法國，這個必然發(fā)生的故事出現(xiàn)在路易十四時代。好大喜功的路易十四忘記了他祖輩的承諾，轉(zhuǎn)而向民眾征收重稅滿足自己在生活上窮奢極欲和戰(zhàn)場上的金戈鐵馬。在他晚年，甚至還把其爺爺頒布的《南特敕令》給廢除了，這等于國王為了討好教士與天主教貴族，公開背叛了第三階層當初與國王達成的“授權(quán)默契”。但路易十四覺得這挺好：老百姓們，你們雖然日子苦了，但法蘭西國家強大了啊。以后出門也有面了不是？那就再苦一苦百姓吧。所以到了“十四爺”曾孫子路易十五即位的時代，法國的國庫已經(jīng)花的見底兒了，軍隊都開始拖欠工資，不得不靠向第三階層加稅來維持。到路易十六即位是則更為困窘，這位鎖匠國王一過權(quán)柄，就發(fā)現(xiàn)看似強盛的法國，已經(jīng)陷入了一個死循環(huán)——教士和貴族是只進不出的鐵公雞兩只，死活不愿出讓當初波旁王朝為了贖買他們的支持而給予其的既得利益。而第三階層（市民）則感覺自己當年對波旁王室的支持遭遇了背叛，怒氣沖沖的想要找王室算賬。而國王為了撐路易十四當年打出來的歐陸強國的門面，必須繼續(xù)向法國各階層中要更多的錢，如果這個門面都不撐，國王的權(quán)威沒了，國家更無以為系。總結(jié)起來說，此時的法國這時已經(jīng)陷入了一個“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迷局當中。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過一段極為經(jīng)典的話總結(jié)這種狀態(tài)：“法國各階層、各區(qū)域的人們是彼此隔絕、互相怨恨而老死不相往來的，唯有王權(quán)是無限擴展，蓬勃有力的?！?/strong>是的，如果說大革命前夜的法國與獨立革命前的美國、光榮革命前的英國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就是整個社會各群體之間不存在一個公認的底層共識。誠然，1614年上一次三級議會里，整個法國達成的唯一統(tǒng)一共識是信任國王，授權(quán)國王。但在之后近兩百年的歲月中，國王又用他的極度擴權(quán)透支了這種信任。所以在大革命前夜，套用馬克思的經(jīng)典句式，法國已經(jīng)成為了“一袋馬鈴薯”，各階層之間訴求高度碎片化，像馬鈴薯一樣彼此分裂，而國王。則成了那個把所有馬鈴薯兜在一起的袋子。但可悲的是，袋中的大多數(shù)馬鈴薯都詛咒并想割破這個袋子。于是當1789年三級議會重開時，袋子破碎，馬鈴薯滾落一地，就成了一個可預見的必然結(jié)局。其實，時隔175年，法蘭西民族已經(jīng)遺忘了這個傳說中的“三級議會”該如何召開，各等級要派多少代表？代表怎么選？會議采用什么辯論程序？完全沒譜。公道的說，國王路易十六這人，其實蠻有進步思想的。但畢竟太天真，一看這個問題難辦，就發(fā)表了一個最高指示：“沒錢啊，那就開會吧”。然后就去忙活他更心愛的鎖匠行去了。當然這種具體事務(wù)本也不該由國王操心。應該由宰相負責。1614年的三級議會后，法國確立的體系是紅衣大主教相當于事實上的宰相，相繼出現(xiàn)了黎塞留、馬扎然等權(quán)傾朝野的名相。而到了路易十六這一代，輔佐他的這位老宰相名叫布里安，這個人在退休前一個月，提出了一個在世界憲政史上都異常開明也異常奇葩的想法：邀請全法國的社會賢達一起給國家上書，一起討論三級議會怎么開。這個“百家爭鳴”的號召一出不要緊，國王在布里安卸任后相繼收到了2500多份“陳情”，議題絕不僅僅涉及三級議會怎么開，還有法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怎么設(shè)計，哪些苛政需要被廢除……等等等等。這么多的信件，路易十六不知有沒有經(jīng)歷仔細看過沒有，但托克維爾是不辭勞苦的將存留下來的“陳情”一一詳讀過了。讀過之后的托克維爾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我?guī)е环N恐怖的心態(tài)認識到，這里所要求的是對國家整個法律和風俗習慣在瞬間同時廢除。我看到的問題是，法國即將迎來的，是世界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諸多革命中最危險的革命。”也就是說，如果路易十六真看過這些信，又足夠聰明的話，他應該知道即將召開的這場“三級議會”將要打開是一個“潘多拉魔盒”：與會的各階層代表們此次前來，不是來尋求共識的，而是競相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的。所有人都把“三級議會”當做了一臺“許愿機”，一旦愿望得不到滿足，會議立刻就會破裂——畢竟，此時的法國，除了“都認國王”這個還在被迫接受的唯一共識之外，已經(jīng)沒有任何共識存在了，連會要怎么開，權(quán)利該怎么分，都沒有達成一致。1789年7月15日的早晨，法國大臣迪克·德·利昂古爾走進凡爾賽宮，向國王匯報了前一天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聽后十分吃驚，困惑地問：“怎么，造反啦？”美國歷史學者蘇珊·鄧恩在《姊妹革命：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啟示錄》中曾經(jīng)對相繼發(fā)生的這兩場革命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和二元區(qū)分。按鄧恩的說法，美國革命是一場參與者尋求共同底線的革命，參與者是在求“最大公約數(shù)”。終整個美國革命始終，都似乎“卑之無甚高論”，革命前托馬斯·潘恩的那本《常識》小冊子，講的只是無代表不納稅等等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1776年的制憲會議最后形成的憲法也非常保守，主要就是講了講聯(lián)邦和州要怎么分權(quán)。這種現(xiàn)象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美國各州精英們能達成的共識總共就那么多，說多了就吵起來了。而與之相比，法國革命則是一場參與者各自闡述理想上限的革命，參與者是在求“最小公倍數(shù)”。所以你看法國大革命的《人權(quán)宣言》比美國的憲法寫的帶勁兒多了。美國吉倫特派、雅各賓派、保皇黨，米拉波、丹頓、羅伯斯比爾，所有人在革命開啟之后，也都爭相闡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什么樣子。但這種唱高調(diào)的結(jié)果，革命后的法國議會永遠是吵作一團的，議長甚至必須做出規(guī)定“同時只能有四個人一起發(fā)言”——因為想要表達不同觀點的議員永遠多于這個數(shù)量。而當議員們在議會里語言說服不了對方，“物理說服”就開始了，無休無止的街壘、運動、政變、派系互斗、屠戮由此產(chǎn)生。
誠然，在這兩種革命當中，后一種似乎更帶勁一些，從一開始，所有人都興高采烈的將這場變革當成了自己的許愿機，期望社會呢朝著對自己階層分配有利的那個方向走。但這個所有人都興奮迎接的變革，最終一定也讓所有人都失望、甚至受難深重。因為大家在謀劃革命前景時，都只記住了自己夢想中所想的美好未來。一旦別人心目中的未來與你不同怎么辦？那就只能殺了，用肉體消滅的方式屏除異見，所以法國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注定血流成河，重演當年宗教革命黨同伐異的悲劇。如果做更深一步的思考，你會發(fā)現(xiàn)，美國革命聽上去雖然沒有法國革命那么“來勁兒”，但反而是更幸運的——革命綱領(lǐng)能基于參與者們的“底線共識”，因為有參與者有這個“最大公約數(shù)”可以求。相比之下，法國因為之前兩百年里國王對民眾信任的長期透支，各階層間的底線共識其實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所以在革命發(fā)動時，為了調(diào)動大家的熱情，不得不追求“理想高線”，宣稱要同傳統(tǒng)完全的、徹底的決裂，建立一個嶄新的新世界。當然，我們要報以同情之理解，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法國當時的問題，在于因為亨利四世之后歷代王權(quán)的有意調(diào)配，導致法國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如托克維爾所言，既互不往來、互不理解又彼此仇視。用數(shù)學的語言總結(jié)，就是這個社會所有階層彼此都是“互質(zhì)”的，根本沒有“最大公約數(shù)”可以求取。于是求取一個其實很大的“最小公倍數(shù)”，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唯一選擇。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喊的那么漂亮，宣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因為在這個公倍數(shù)之下，法國人已無法再達成任何共識了。而這樣的愿景，固然能讓所有人都興奮期待，卻注定是一個悲劇——大家的各自美夢，都在革命開始提前做好了，而社會必須面對的共識撕裂、底線被突破的風險，則都藏在興奮的人們看不見的幽暗之處。最終，如同兩百年前人們懷著對宗教的熱忱興高采烈的走入宗教戰(zhàn)爭的地獄一樣，法國人再次興高采烈的走入了“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人間地獄之中。“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不會吸取歷史教訓”——至少對當年法國人來說，這個魔咒應驗了。這就是法國大革命那總被人遺忘、卻決定了一切的前史，這樣的故事，昨天發(fā)生過，今天仍在發(fā)生，明天——我們希望——它不要再重演。本文7000字，感謝讀完，長文不易，喜歡請三連，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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