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的寫法，多種多樣。如何寫一份真正有意義的自傳，回顧自己走過的43年人生歷程，的確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2018年7月40歲生日到來前夕，我專門研讀了胡適的《四十自述》，試圖借用他的筆法和框架，給自己留一份自傳材料，但終因瑣事沒有成文，難免有點遺憾。我還曾花費過時間關(guān)注何其芳的詩歌《回答》。其實，《回答》前五節(jié)是何其芳在1952年1月他40歲生日時寫的“自述詩”。這首詩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詩人的內(nèi)心深處隱秘的復雜情感表露了出來，但到1954年10月由《人民文學》發(fā)表之后，還是引發(fā)讀者（盛荃生、葉高）的關(guān)注進而展開了所謂的“批評”，成為共和國文學領(lǐng)域內(nèi)重要的新詩學案，值得我們做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加以關(guān)注與反思。何其芳來自重慶萬州，他的故居老宅距離我的出生地不足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對這位來自故土的詩人，我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教學中傾注過自己的情感，也對“何其芳道路”或“何其芳現(xiàn)象”有所關(guān)注，試圖真正走進詩人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管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和學術(shù)道路。

某種程度上而言，自傳帶有自剖的性質(zhì)。那我就以自剖的形式，把自己這43年的人生歷程做一個自我解剖吧。下面這些文字，也算是“70后”學人成長史的一種時代寫照。

我的自傳從高中開始。

1994年6月畢業(yè)會考結(jié)束之后，我面臨著三種選擇：讀中專中師，讀高中，出門打工。大哥早在1990年就外出打工，當時由舅舅帶著在云南保山、曲靖等地學木工。如果真要出門打工，我很可能是跟著大哥學制木。讀中專中師，是我們那一屆優(yōu)秀初中畢業(yè)生的普遍選擇。那時中專中師開始擴招，但考慮到家里無法應(yīng)付昂貴的學雜費（大概1500元/年），我舍棄了讀中專。中師亦非我所愿，畢竟那時中師畢業(yè)生分配工作時，我很可能被分到村小教書，而村小的教書匠生活于我并不陌生，我的小學前五年就是在村級小學讀的。

讀高中，看來是我唯一能選擇的，但我還是走了一段彎路。表姐夫譚青云時在西沱職業(yè)中學工作，管理學校學生的學籍檔案，他向父親建議，讓我去職業(yè)中學讀職高。職高成長時間短，只需要兩年就可以參加高考。父親從節(jié)約成本出發(fā)，當然愿意我去讀職高。不過，我在職高里待了不到一個月，看到學生的學風太讓人難受，我不愿意讀職高，堅決要求回家并選擇出門打工。父親拗不過我，同意我回家后再做打算。但那天似乎是上天注定，父親背著我的鋪蓋、箱子擬步行回老家，路過西沱中學校門口時，巧遇我的初中班主任毛興海先生。毛老師問及父親關(guān)于我的情況之后，語氣嚴肅地對我父親說：“姐哥，一定要讓袁洪權(quán)讀書，等待三年他就是一個標準的大學生，大學生不愁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總比在外面打工的人要強啊。”至今我還十分感激毛興海先生，如果不是與他那天在校門口的巧遇，今天我就是茫茫人海里碌碌無為的打工仔，更無法想象我現(xiàn)在漂泊在何方。

我讀普通高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我轉(zhuǎn)去西沱中學讀高中，距離開學已過去近兩個月（應(yīng)該是國慶節(jié)后才去），插入高97級，被分配到四班，班主任為王鳳鳴先生。鳳鳴先生原先教初中94級。經(jīng)過毛興海先生的游說，鳳鳴先生接收了我這個入學遲到的學生。因94級初中學生選擇讀中專的人實在太多，高中生源受到?jīng)_擊很大。最開始組建高97級分為四個班，很快變成三個班，最后變成兩個班（三個學期就變成這樣），可想而知當時優(yōu)質(zhì)學生流失的程度之驚人。我對這種流失現(xiàn)狀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所以對繼續(xù)讀書產(chǎn)生了厭學情緒。1995年春節(jié)到學校報名后，我以母親生日為由請假回家，又一次賴在家里，堅決不回學校讀書。因是母親生日，家里來的親戚不少，看著我賴在家里的情形，他們都過來勸慰我，希望我回學校去。外婆還說出狠話：“家里好不容易有個娃能讀書，你竟然不愿意再讀書，太讓人傷心了?！笨粗赣H、外婆痛苦的淚眼，我陷入深深自責，不得不回到學校繼續(xù)讀書。

高二時，兩個班重新分成文科班和理科班：理科班主任為鳳鳴先生，文科班主任為劉光明先生。高中時期，我的成績總體上保持平均，不偏科，在年級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學校給高97級下達升學任務(wù)，其中文科班的任務(wù)就是考取一名本科生。因我的歷史科目比較優(yōu)異，光明先生（他是歷史任課教師）希望我讀文科，升學的任務(wù)當然寄托在我的身上。但那個年代普遍盛行“文科無用”“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物理老師汪哲的愛人是我們大隊（行政區(qū)劃為“村”）的姑娘，出于對老家人的情感，他建議我讀理科棄文科。我自己對學文科也有抵觸，在汪哲老師的干預(yù)下，我竟然直接把桌子板凳從被分配的文科班搬到理科班。據(jù)師母何蜀西訴說，我的舉動讓光明先生很難受，好幾天都吃不下飯。讀理科我還是有無法避免的短板，那就是物理這一科目。當時我的物理成績大多時候是60、70多分的樣子（百分制），但我的化學成績非常好，可考90多分。若直接讀理科，想來高考時考個?？茖W校不是問題。到高三的第一學期（可能是期末前），我實在忍受不住誘惑，文科我可考本科，理科我可能考個?？?，遂決定轉(zhuǎn)入文科班，但我并不好意思直接找光明先生，間接轉(zhuǎn)托政治老師張述發(f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與光明先生溝通的，竟然得到光明先生的寬宥與允許，我又變回了文科生。張老師退休之后，我再也沒見到過他，但對他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仍無法忘懷。沒有他的幫助，我此后的道路可能就是另外一種。

1997年7月參加高考，8月初我就收到來自重慶師范學院的新生錄取通知書，被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秘書學方向）錄取。我知道自己的這份錄取通知書，最大程度上要感激劉光明先生。試想，90年代中后期在西沱鎮(zhèn)這樣的中學讀書，眼界本身就受限，填志愿當然要參考老師們的建議，甚至主要聽取的就是班主任老師的建議。光明先生本科畢業(yè)于重慶師范學院歷史系，且1994年他護送的第一屆畢業(yè)生中，就有個叫譚在權(quán)的校友考進了重慶師范學院。

我的讀書動力，主要來源于偉大的母愛，這并不是“溢美之詞”。這種母愛來源于兩個人，一個是我的母親、一個是我的外婆。如果不是這篇自傳文字的寫作，兩位平凡的農(nóng)村婦女也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里，根本無人知曉。

我的母親名叫陳道蘭，生于1952年2月11日（農(nóng)歷正月十六），2006年1月2日凌晨去世，享壽僅54歲。作為中國農(nóng)村底層社會的一員，母親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辭辛苦地養(yǎng)育我和大哥健康成長。她生前并沒有看到大哥成家立業(yè)，更沒有看到我的今天，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情，但母親留給我的精神財富，足夠我這一輩子享用與珍視。這還得從1000元的遺產(chǎn)說起。2006年1月5日安葬完母親后，舅婆周康英來到家里，把母親生前托她一定要轉(zhuǎn)交給我的一筆錢，送到了我手上。拿到這筆錢時，我傻了眼，眼淚簌簌地往下流。沒想到母親在生前最記掛的事情，仍舊是我需要讀書。

2000年春節(jié)時，我與家人商議、提出想攻讀研究生的計劃，遭到父親和大哥堅決反對，他們希望我畢業(yè)就參加工作，緩解家里的經(jīng)濟壓力，但母親支持我，說如果我考上研究生，她一定想辦法讓我繼續(xù)讀書。我告訴父親和大哥，三年研究生我不僅不花家里的錢，還會想辦法補貼家用。正是在母親的支持下，我回校后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考研。2001年4月參加復試后，我獲得研究生入學資格，成為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一名碩士研究生。我兌現(xiàn)自己的諾言，不再找家里出錢。因為在本科畢業(yè)前夕，我與西昌師專達成協(xié)議，由他們委托培養(yǎng)我作為師資引進，學費、住宿費將由他們提供，生活費由我自己想辦法，這樣就保住了我求學的機會。大哥打工路過重慶時，專門拿來了母親帶給我的100元錢，作為她對我考取研究生的獎賞。

2002年5月，難以忍受病痛折磨的母親在父親的陪同下來到重慶看病。在好友李英杰的幫助下，母親很快被安排到新橋醫(yī)院進行檢查。診斷結(jié)果出來后，我感到一陣懵，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母親竟然得的是胃癌中期。與父親、大哥商議后，他們讓我來決定到底是繼續(xù)醫(yī)治還是護送回家。我感到十分難受，遂與好友李英杰、陳斌、陳進東談及此事，他們一致主張醫(yī)治，但藥費從哪里來，我沒有底。父親到重慶時把家里的全部積蓄攜來交我，總計不到7500元，剩下的錢需要我想辦法。三位好友都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畢業(yè)不足一年的年輕人，但他們都很慷慨，讓我不要有后顧之憂。這時，碩士同年級的兄長杜偉拿出他的學費，直接交到我手上，說：“洪權(quán)，先救你媽媽要緊，學費畢業(yè)前都可以交的?！蹦弥恋榈榈膬扇f元錢，我才有充足的勇氣去救母親。此后的三個月時間里，我每日往返醫(yī)院，探視照看做手術(shù)和化療的母親。8月之后，經(jīng)過了一場大手術(shù)和兩次化療，母親隱隱感覺到沉重的醫(yī)藥費用，向我提出應(yīng)回老家去調(diào)養(yǎng)。不管我如何勸說于她，她都抱定了自己的主意。而今回過頭來想，母親是文盲，不可能知道醫(yī)療費用的支出，肯定是父親悄悄向母親訴說細節(jié)，這才使她產(chǎn)生回老家的念頭。8月下旬，拗不過母親的堅持，我同意讓她回老家休養(yǎng)，但提出我的條件，過一段時間再上重慶復查與化療。母親欣然同意，但她此去之后就再也沒有到過重慶。

母親回老家后，除按時每月必須給她寄送緩解病痛、恢復身體的藥品外，我就開始更為忙碌的打工掙錢生活，以做家教為主，同時兼顧其他一些雜事，包括中文系（后來新成立的文學與新聞學院）本科生讀書報告論文的初選工作等。師友們知道我的家庭出現(xiàn)重大變故，都曾試圖伸出援助之手，我婉言謝絕所有好意，相信通過自己的雙手可以解決眼前的困難。這樣的忙碌生活持續(xù)了近兩年，直至研究生畢業(yè)。2003年10月中旬后，考慮到我是西昌師專（今西昌學院）委托培養(yǎng)的師資研究生，畢業(yè)后必然要教書授課，但我竟然在研究生三年里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打工上（一年級時我需要掙生活費），如何面對即將見面的學生，我的底氣呈現(xiàn)出不足，遂在繼續(xù)做家教的同時決定報考博士研究生，想把自己浪費的時間再找回來。對于報考博士研究生，我沒有那么多功利的目的和想法（選導師和選學校），純粹是莽打莽撞。因碩士論文寫的是上海的都市文學（左翼小說、新感覺派小說研究），涉及到對施蟄存先生的作品閱讀，那時施先生還健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正在籌備他的百歲祝壽會。想到自己的研究對象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施先生，我就報考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想著進入學校讀博，見施先生是十分容易的事。沒想到施先生在2003年11月中旬離世，給我的考博之路蒙上了一層陰影。2004年3月，我仍舊奔赴上海，由我的大學老師薛曉螺（她報考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研究生）在中山北路校區(qū)接待我，給我提前安排了考試期間的住處。

第一次考博沒經(jīng)驗，也沒去挖空心思考慮包括見導師之類的事，我似乎沒那種欲望，一切順其自然。初試后很快就在中山北路校區(qū)的文科大樓復試，我第一次見到陳子善先生、殷國明先生、王曉明先生、羅崗先生。簡單回答完問題后，我就迅速離開考場，與祖君師兄到外灘去看所謂的上海風景，對考博并沒表現(xiàn)出穩(wěn)穩(wěn)當當?shù)男判?。直至初試、復試成績?/span>4月中旬公布，居然考得還比較好，這才燃起讀博的希望。專業(yè)課都是80多分，外語過了60，復試成績也還可以，我向子善先生打電話詢問，他告訴我可能有困難，但讓我不要灰心，他會盡力爭取。我提前把考博成績向母親做了匯報，她感到很開心，覺得我讀博是很有希望的。母親是以有我這樣的兒子感到自豪的，我是村里第一個本科生、第一個碩士生，又將成為第一個博士生。但5月之后告知我未被錄取，即義無反顧地選擇回西昌學院參加工作，這卻使母親犯難，她以為我是因她的患病才主動放棄讀博的。這成為她晚年的“心病”，無論我怎么向她解釋，她都沒有釋然開懷。

母親2002年8月回老家后，很快又恢復了勞動婦女本色，辛勤地勞作著。由于沒有得到很好的調(diào)養(yǎng)與休息，導致舊病復返。2005年9月底，父親給我打電話，希望我盡快回家探望母親。但那一年的課程任務(wù)相當繁重，我一時無法脫身，征得中文系領(lǐng)導同意，國慶節(jié)后我即加快教學進度，連續(xù)補課（記得有一天上了整整9節(jié)課），終于在10月底結(jié)束教學，遂啟程回老家，探望已病入膏肓的母親?？粗赣H骨瘦如柴的身體，我對父親加以埋怨，說他根本沒有照顧好母親。母親有著本能的求生欲望，問我能否再帶她去重慶看病。我怎么安慰她老人家呢？一是當時剛回西昌工作一年，收入很低，我根本沒有積蓄，且還有外債沒能還清；二是母親的病（醫(yī)生告知復發(fā)就是晚期），無法再被手術(shù)折騰。如果堅持帶她上重慶，恐怕有去無回。按照家鄉(xiāng)的傳統(tǒng)風俗，我和大哥背著母親開始準備她的后事。母親冥冥中有預(yù)感，她知道留給她的時日不多了，堅決要父親給舅舅打電話，希望舅舅能趕回老家與她見最后一面?？礃幼樱赣H是有重要囑托要托付舅舅。舅舅抵家前，母親希望我回單位好好上班，她說我回家服侍她近兩個月了，她不忍心，怕我丟掉了工作。那時學生即將進入期末考試，我不得不回去主持考試和閱卷工作。12月30日，我抵達重慶，1月1日去西昌的火車票已賣完，只好購2日的車票。2日凌晨零點30分，接大哥的電話告我母親已棄養(yǎng)。原來，母親安排我離家回西昌，是不希望我眼睜睜看著她離開這個世界。

2日清晨迅速在母校后門的照相館洗出母親遺容照，我即啟程回家奔喪。母親停柩四日，1月5日早晨選擇吉時下葬。在回家奔喪到安葬母親的整個過程中，我并沒掉一滴眼淚，母親的生前我盡了努力，她也為我的努力感到過欣慰。但面對那由母親節(jié)衣縮食留下來的1000元錢時，我嚎啕大哭起來，沒想到在母親善良的心靈背后，寄托了如此大的期望給我。母親留下來的這1000元錢，后來成為我學習的前進動力。為了完成母親的遺愿，2006年國慶節(jié)后，我決定全力以赴考博，努力實現(xiàn)老人家最大的心愿。

外婆袁興蘭老人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尊敬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當我的母親棄養(yǎng)之后，外婆在我和大哥的生活中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小到父親的生活狀況，大到大哥的婚姻家庭等，外婆都表達了很大的關(guān)心。外婆膝下育有二子四女，母親是長女。母親的婚姻是外婆的母親（我的外曾祖母）安排的，外婆一生對這段姻緣有痛感，因她的堅持才有了母親的這段婚姻。母親在重慶住院動手術(shù)期間，因我還得忙于籌錢，只能不間斷打工維持一些費用。父親對母親的照顧并不上心，我只得向家中求助舅母、幺舅和二姨，希望他們能夠派個人到重慶幫我渡過難關(guān)。正值夏季大忙碌時節(jié)，家里人對上重慶都有顧慮，是外婆的話讓子女們不得不做決定。2002年7月，外婆時已七十有三，她聽到自己的長女在醫(yī)院受難，心里本來就傷心。見無人愿意前往重慶醫(yī)院關(guān)照母親，外婆說如果大家都不上重慶，她就自己只身前往重慶，緩解我這個外孫的壓力和緊張。二姨（比母親小兩歲）拗不過去，且與母親自小姐妹情深，最終答應(yīng)前往，這緩解了我很多問題。二姨在重慶新橋醫(yī)院堅持了近一個月，不得不回老家忙碌農(nóng)活。父親帶著母親上重慶時，原本想的是很快就能回去，家里的牛、豬、雞、狗及繁重的農(nóng)活（綠豆、黃豆、高粱、芝麻等），都由外婆一人操持著。每當回老家聽舅婆、鄰居們訴說外婆那段時間的操勞，我都十分難受并感恩于她，是我拖累了她老人家，讓她晚年時承受那樣的苦與罪。

母親最后的日子里，外婆三天兩頭都要到家里探望母親，給母親梳頭、洗漱，照顧母親的生活起居，這給母親帶來安慰的同時，也讓母親心底難受。外婆已是77歲高齡的老人，做女兒的誰能不為之動容呢？母親棄養(yǎng)安葬前，我和家里人商議，不讓外婆到家里來看母親，但外婆還是堅持來家，哭得讓人傷心、難受，這一幕我今生都無法忘懷。為了讓母親的安葬能順利進行，我請求舅婆幫助，第二天早晨不讓外婆出門，把她老人家鎖在家里。我不愿意看到外婆流淚。舅婆在家堵著門、不讓外婆出現(xiàn)在出殯隊伍里，這才讓母親順利安葬。母親離開后，外婆每年仍舊堅持到舅爺家里走動，但她抵達舅爺家之后最先做的事，就是去看母親的墳地和我們的老宅，年年如此，持續(xù)到2016年，堅持了整整十年之久。

1997年8月底我即將離家赴重慶讀書，親戚們?yōu)槲宜托?，外婆也在這人群里。她老人家那時已六十有八，來家給了我200元錢，作為對我考上大學的獎勵。20世紀90年代，200元錢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不知她要賣多少雞蛋、多少糧食才能換得。后來考取碩士研究生，我沒有回家向親戚們報喜（本科階段正是依靠親戚們的不斷資助，我才順利讀完大學），外婆知道后還責備母親，說這么大的事情（我是村里第一個碩士生）應(yīng)讓她知道，母親告訴外婆，說我讀研究生不再讓家里出錢?？既〔┦亢螅抑劳馄藕芨吲d（我成為了村里第一個博士生）。母親離世之后，我回老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望外婆。2015年10月，我的第一個孩子依依出生后，外婆很興奮，竟在家給依依準備了一套老家的嬰兒套裝。外婆對二姨說，依依沒有奶奶，她這個祖祖就代奶奶給她準備這套東西。2016年4月下旬，外婆被診斷為胰腺癌晚期，利用五一節(jié)放假，在老友張俊之教授的幫助下我驅(qū)車返老家探望外婆，她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一套未送給依依的嬰兒套裝，讓三姨親自交到我手上。2016年5月10日，外婆在老家棄養(yǎng)，享年87歲，停柩6天，5月15日晨入土為安。我在外婆的“七七”之期，寫了一篇名為《那一刻，我知道母親的氣息真的走了》的文章，傾訴了我對外婆和母親的懷念之情。

母親陪伴我27年，外婆陪伴我38年。如果說我今天還有不懈追求、努力向善的精神動力，那是因為在我的血液里，流淌著的是外婆和母親她們兩代人給我的生命滋養(yǎng)。作為中國底層社會最平凡的勞動婦女，母親和外婆對我今天的生活狀況如泉下有知，想來應(yīng)該也是向我含笑的。她們盡管都是文盲，但對文化知識的認同與尊重，從對待我的態(tài)度上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從2001年9月入學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今文學院）攻讀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算起，我的文學研究歷程剛好21年。真正感興趣的時間，其實還可往前追溯到1999年上半年。這一年，文秘專業(yè)開設(shè)了一門名叫《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課程，任課教師為剛剛調(diào)入中文系的靳明全教授。此前的一年級、二年級專業(yè)課程的開設(shè)清單中，有《中國古代文學》《文藝學》《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外國文學》《美學概論》等中文系的主干課程，但更主要的還是秘書學的專業(yè)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包括《秘書學概論》《公共關(guān)系學》《漢語速記》《公文寫作》《管理學》等。

這得說到我就讀的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秘書學方向）。高考前，因家里人對中小學教師有偏見，也覺得教書職業(yè)對我并不合適（我性格比較內(nèi)向、靦腆），建議我考非師范專業(yè)，填報志愿時我自己也傾向于非師范專業(yè)。預(yù)估分數(shù)在570分左右（語文、外語、政治平均110分，歷史和數(shù)學平均120分），加上少數(shù)民族政策照顧，考好一點的本科院校應(yīng)不是問題。但高考公布的分數(shù)與預(yù)估成績相差實在太遠，不僅我自己不相信，家里人、高中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們都覺得意外。今天說來實在慚愧，我竟然有三門課不及格，這包括了語文、外語、政治。好在數(shù)學、歷史兩門課程都過了120分，否則真不知道本科學校的大門是否向我敞開。當時幺舅向母親建議，可考慮讓我復讀一年重新高考，花費由他承擔。但母親拒絕了幺舅的好意，她有自己做人的堅守，“孩子考到哪里就讀到哪里”。大哥小學升學考初中，沒有考入鎮(zhèn)上中學，只能在鄉(xiāng)村農(nóng)中讀書。初中升學考試沒通過，只得外出打工。所以，我被重慶師范學院錄取算是幸運，畢竟它是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我們那個鄉(xiāng)村小院子廟兒嘴里，我是第一個考取本科的學生。

我被錄取的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秘書學方向），屬于非師范專業(yè)。師范專業(yè)國家有生活補助，且很高，非師范專業(yè)補助較低，不足師范專業(yè)的一半，當時每個月的補助金是37元。師范專業(yè)學費不高，可能就幾百塊錢，但非師范專業(yè)的學費卻很高，與住宿費加在一起已經(jīng)達到2500元。這對于普通的農(nóng)村家庭來說，是一項不低的開支。那時在福建泉州打工的大哥，每日的工錢大概是28元。所以，從進入大學讀書開始，我就節(jié)衣縮食，以便能順利地讀完大學。這是我當時的信念。

但在遇到靳明全教授后，我的求學觀念發(fā)生了改變。靳明全教授從貴州大學調(diào)入重慶師范學院，這與母校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shè)有關(guān)。很快，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點在1999年獲批，2000年開始招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碩士研究生。此前中文學科雖有碩士點，但只能算二級點，只有文藝學和中國古代文學兩個專業(yè)。靳明全教授入職重師教的第一屆本科學生是文秘專業(yè)。那時我正擔任著班上的學習委員，利用課余時間和他交流不少，我了解到靳明全教授原來做過知青，曾在我老家（長江沿線）那一帶生活過。這種親近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他時常鼓勵于我。靳明全教授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與日本文學》已出版，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日本因素他也格外關(guān)注、引導和介紹，這對于一個本科生來說，猶如打開一扇窗，看到了豐富的文學史圖景。本科二年級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課程結(jié)束后，只要靳老師開課，我都選擇去聽（1998級、1999級的課我都曾去聽過）。到大三下學期（2000年5月），我決定報考研究生，當時青睞山東師范大學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我主動給房福賢先生去信，表達我向往山東師范大學之意，很可惜信投出去后就石沉大海，不知道房先生是否收到過來自重慶師范學院一名普通考生投石問路的信札。

2000年5月起，我開始復習備考。9月，中文系安排畢業(yè)生參加實習。文秘專業(yè)的同學大都選擇到市屬機關(guān)實習，包括市人大、市政協(xié)、報社、企業(yè)機關(guān)等部門，但我為了考研準備，選擇了跟隨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的同學們參加中學語文教學實習，這是為了節(jié)約時間以便充分復習。國慶節(jié)前的研究生報名過程中，我最終確定報考母校重慶師范學院，專業(yè)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對于這個專業(yè)的認識，恐怕真的就定格在靳明全教授給我授課的印象上。

靳明全教授的上課，并不是以口才取勝。完完全全打動我的，是他淵博的專業(yè)知識和真誠的待人態(tài)度。他講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通過一些生動有趣的故事，把枯燥的現(xiàn)代文學史框架用很多小故事、小情節(jié)連接起來。他還把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所得融匯到授課內(nèi)容里，顯得相當深刻，這是至今留給我的難忘印象。2004年7月回西昌學院中文系參加工作、講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課程時，我還借用了靳明全教授的授課講義框架。所以，我在2000年10月確定報考母校攻讀碩士研究生，很大程度上是靳明全教授的影響。那時想象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者的形象，就像他那個樣子。

說從大學時期就看出、或知道甚至決定我未來的學術(shù)興趣，那是句假話。但大學里有三件事，卻跟我此后的學術(shù)走向有關(guān)。

第一件事是1999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1999年下半年，我在重慶師范學院享受了一場難得的文化盛宴。這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由母校承擔，國內(nèi)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量級人物都亮相母校。因恰逢國慶50周年，學術(shù)會議開得相當隆重。我聽過謝冕先生、洪子誠先生、南帆先生等人的學術(shù)講座，印象中南帆先生還是副研究員。這可能是懵懵懂懂的學術(shù)記憶吧。謝冕先生的講座是在物理樓的階梯教室開講的，他擁有一個年輕詩人的心態(tài)，永遠葆有一顆青春的心。洪子誠先生的講座放在了第五教學樓的301教室，也是階梯教室，那個教室并不大，當時聽講座的學生人山人海，連過道里、講臺底下都坐著人。南帆先生的講座則放在第八教學樓，是一間可以容納150人上課的教室，因他講的是文藝理論的話題，在我看來顯得有點枯燥，但作為文學批評家，他當時的名氣不小。專業(yè)課里開設(sh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但教材是蘇光文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不是洪子誠先生那部剛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也不是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給文秘專業(yè)開課的老師不是周曉風教授，而是肖體元先生（時為副教授），課堂始終顯得有點平靜，激蕩不起一點漣漪。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課程則由周曉風教授和唐云副教授主講，我在李英杰、陳斌等好友的鼓動下，曾跟著去聽過幾次課。郝明工先生那時也在給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yè)開課，我竟然沒有去聽過他的課。

第二件事，是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答辯。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選擇郁達夫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通過郁達夫不平凡的一生，看待作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道路的一些細節(jié)性問題。畢業(yè)論文的指導教師是張榮翼教授，他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張老師是中文系副主任，經(jīng)常和學生打成一片，包括踢足球、看球賽、讀閑書等。張老師還有很厲害的一面，那就是他的學術(shù)影響。2000年前后，他的學術(shù)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心全文轉(zhuǎn)載了約60篇，在重師中文學科占有重要的學術(shù)分量。答辯時間在2001年5月中下旬，答辯的場景我至今難忘。答辯前，張老師已經(jīng)知道我將留下來讀研究生，他簡單問了我論文里的用詞，到底是“郁郁寡歡”還是“寡寡郁歡”的問題后，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課，大講治學之路，如何以文學切入思想史，怎樣小題大做，如何文本分析，理論如何作為論文的骨架，等等，談了一個多小時。那場本科畢業(yè)論文答辯也就20多個同學，但從午飯后開始的答辯卻持續(xù)到晚上近10點才結(jié)束。今天回頭來看，張老師當年對我真是用心之苦。我的碩士論文答辯用了不到20分鐘，但本科論文答辯卻用那么長時間，至今想來都是罕見的。張老師后來雖然也在重師帶研究生，但大部分時間在武漢大學，2003年之后就完全待在武漢大學了。

第三件事，是李英杰考研失利后對我寄托的期望。英杰兄是我大學最為要好的朋友之一，因家境相似且志趣相投，盡管他不是文秘專業(yè)的學生，但我與他訂交之后成為比兄弟還親的人。那時普遍流行打雙扣，我也熱衷這一游戲，經(jīng)常與他們玩到12點后才回寢室，我和他還曾在寢室悄悄燉肉吃。在生活開銷上我盡量節(jié)約，以填飽肚皮為主，每周吃肉的機會并不多，我規(guī)定自己每周最多吃兩次肉。肉吃得少，飯量必然增加，我倆的飯具大得驚人。記得有一次我們打球完畢去食堂吃飯，我倆的飯具直接嚇跑了幾位女生，她們不理解這兩個男生為什么要吃那么多飯。英杰兄僅因外語差一分，與研究生的門檻擦肩而過，這是令我痛心的事。但他很快落實工作，進入重慶南開中學教初中語文。而今他已成為學校的語文骨干教師，傳聞他通過自己的不斷探索，教學經(jīng)驗相當豐富，教學成績相當突出，贏得學校領(lǐng)導、學生、家長的普遍喜愛。原本他有做行政的機會，但他還是拒絕了學校的好意。等他在南開中學安頓好后，我就經(jīng)常出入他的住處，主要是以吃飯改善生活為主。他知道我經(jīng)濟處境艱難，時常邀我去他家。同時，他也告誡我，要我認真讀研究生，有困難直接提出來他想辦法解決，他說他能工作了、就能夠滿足我讀書的最基本需求。他還說到，我讀書并不是為我一個人，他也把自己對研究生求學的期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我讀書讀出個名堂來，不能中途而廢。我的母親生病上重慶找醫(yī)院找醫(yī)生等煩瑣事，全部是由英杰兄出面尋找、溝通與敲定的。他待我的母親猶如他的母親，這種情感我一輩子都無法忘懷。

所以，我的讀書背后寄托的是師友們對我的期待。我真正的學術(shù)興趣培養(yǎng)，還是從碩士研究生階段開始的。原本以為考取研究生后，靳明全教授會選我做他的學生，但事與愿違，他選了其他幾個同年考入的學生，包括王學振師兄、黃智、金安麗、汪太偉、張玲麗、黃霞。當時我有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進而產(chǎn)生退學回西昌教書的想法。班主任羅安邦老師知道后迅速來安慰我，他陪著我去操場打籃球。打籃球當然是個幌子，羅老師語重心長地開導我，并給我講了郝明工先生在中文系的為人為學情況。回頭來看，也許靳明全教授有另外的考慮，也可能真是為我著想，我最終分到郝明工先生的門下問學。而今看來，明工先生才是帶我進入學術(shù)研究之門的真正引路人，他那時正致力于重慶抗戰(zhàn)文學及文獻的研究，我的學術(shù)訓練就是從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開始的。我們那一屆入學之后，很快就被安排參加到周曉風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紀重慶文學史”課題的資料搜集與整理的過程中，課題組同學先后在重慶圖書館、重慶檔案館、母校圖書館查閱文獻，接受了最初的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訓練。

2002年開始，同學們陸續(xù)開始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最先是王學振師兄和馮清貴師兄，他們在《郭沫若學刊》發(fā)表關(guān)于郭沫若的研究論文。這給我?guī)砹藟毫Γ瓉硌芯可鷮懗鰜淼恼撐氖切枰萌グl(fā)表的。到2003年春節(jié)，我寫出了第一篇正式的論文，是關(guān)于蕭紅的寂寞情結(jié)的研究。這篇論文因害怕明工先生批評，我先把它送給我尊敬的李敬敏先生。李敬敏先生那時還是《重慶師院學報》的主編，看了我的論文后，他把它轉(zhuǎn)給了學報編輯部主任、副主編朱丕智老師。大概在2003年4月間，朱老師約我去學報編輯部的辦公室交談，說我的論文可以發(fā)表，對某些細節(jié)之處也提出修改意見。我按照朱老師的建議進行修繕，這篇文章以《蕭紅的“寂寞”情結(jié)》為題于當年6月刊載于《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得到400多元的稿費，這讓我的心底對學術(shù)產(chǎn)生敬畏和喜愛。碩士研究生期間，在好友王玉玨、楊猛的幫助下，我的第二篇論文《揭祥麟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綜述》刊登在《自貢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畢業(yè)前夕，在老班長陳進東的支持下，我的第三篇論文《邊緣姿態(tài)的寫作——析蕭紅的香港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在《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發(fā)表出來。

但那時對于我今天從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今稱“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并沒有多大的認識，更沒有引起更大的重視。2004年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準備期里，陳子善先生給我開了一份書單。子善先生在給我的復信中談到，他所帶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有兩個，一個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論、一個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他自己更愿意博士研究生能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的研究。而在那年的博士生入學筆試中，子善先生就出了一道作文題，要考生談?wù)勛约簩χ袊F(xiàn)當代文學史料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關(guān)系的認識，我因認真讀過樊駿先生的那篇長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在考場上洋洋灑灑寫了3000多字。這也許是子善先生當年及后來對我有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吧?；氐轿鞑龑W院工作后，我把考場構(gòu)思的那篇文章進行文字的重新整合與完善，最終以《文學史料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為題，發(fā)表在《西昌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4年第4期上，也算是對上?？疾┑奶厥饧o念。

回到西昌安頓下來，因注定了自己要在高校長期工作，我開始對學術(shù)研究進行規(guī)劃，準備以延安文學研究為中心，上（二三十年代）下（四五十年代）伸展開來。以延安文學為中心，其實還是出于文獻的現(xiàn)成條件。我在學校圖書館找到了50年代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一套《解放日報》，齊全的12卷，利用它可以做一些話題的研究。但2005年下半年開始，因中文系的教學任務(wù)安排，我的授課課程轉(zhuǎn)入以《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為主，這使得我平時閱讀作品與文獻的方向，主要向當代文學領(lǐng)域靠攏。這時，我碰巧在西昌學院南校區(qū)圖書館發(fā)現(xiàn)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這些報紙竟然存放在學生的自習閱覽室里，平時根本沒有人會去翻看。利用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我邀約當時的一些本科生、?？粕尤氲椒嗁Y料的樂趣里，征得圖書館借閱部的同意，我還借閱過很多報紙回家慢慢復印、翻讀。

我還利用過四川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紙質(zhì)文獻資源，這得感謝周曉風教授、陳祖君師兄和王懷春。周曉風教授那時盡管沒有承擔實質(zhì)校領(lǐng)導職務(wù)，但他仍舊是母校重慶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把舵人。平時，周老師很少在四川大學，他的床位長期閑置，祖君師兄告訴我可長時間住在其寢室里。祖君師兄畢業(yè)后，懷春仍在四川大學攻讀博士，我又得以經(jīng)常入住他的寢室在四川大學出入。利用出差或假期到成都的機會，我對四川大學圖書館進行過地毯式的翻閱，記得翻閱了各省的日報、重要的文藝期刊，充實完善了自己在文獻上的短板。這無形中讓我完成了子善先生對我的期待，他的確讓我翻閱了兩年的原始報刊文獻后，才讓我進入博士階段學習，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吧。

2006年10月開始，我構(gòu)思著自己的讀博規(guī)劃，給自己規(guī)定了最后的時限，如果這一次不成功，我就在西昌穩(wěn)定下來準備安家。為了給自己創(chuàng)造好的機會，我選擇了三所院校報考，以便增加成功幾率。華東師范大學是首選，畢竟和子善先生已有很熟悉的溝通與交流，他對我的了解已相當深細。但我還是怕有閃失，又選了清華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我報考的導師為解志熙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報考的導師為張中良先生。為了讓兩位先生對我有了解，我主動寫信介紹自己。解志熙先生、張中良先生都很快給我回了信。解志熙先生在復信中告訴我，因清華虛名在外，報考的人不少，希望我能夠從容、安心備考，并告誡我多讀經(jīng)典作品和經(jīng)典學術(shù)著作。張中良先生則直接復信歡迎我報考。按照三所學校的考試科目，我投入全面復習中。

2007年3月中旬，我先東進上海，赴華東師范大學考試，3月底則轉(zhuǎn)戰(zhàn)北京，等候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清華大學的考試。因有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同學劉俊（時在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與科學研究所讀博）關(guān)照，我直接住在他的寢室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入學考試，最難的科目是英語。2003年，我的師兄彭玉斌報考楊義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他純外語本科生出身，考的分數(shù)不過60分，它對我的難度可想而知。考試下來，外語沒有任何把握、更談不上信心，試卷也沒做完。成績出來后，問題果然在外語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這一門專業(yè)課過了90分，這也是張中良先生對我有深刻印象的原因，他說此前他的考生中還沒有人能達到這個分數(shù)。中國文學史過了60分，總分雖然達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分數(shù)線，但英語單科成績沒過。這時，華東師范大學的考博成績公布，子善先生主動與我電話聯(lián)系，告訴我可以錄取，讓我在單位安心工作，9月到上海報到讀書。其實，子善先生至今都不知道，當時我還在北京等候著最后一場博士入學考試。因華東師范大學成績已出，且進入博士生錄取程序，我就跟解志熙先生聯(lián)系，告訴他真實情況，他說我應(yīng)該選擇華東師范大學，應(yīng)該選擇子善先生。因我離校出行甚久，單位領(lǐng)導怕我外出考博的事被校領(lǐng)導知道而引發(fā)意外，在電話里催我速回西昌上班。清華大學考試臨近前夕，我還是放棄了考試，購買火車票從北京直接回西昌。利用在北京的空閑，我還到冀西的曲陽縣探望了遠嫁到那里的三姨和幺姨。與三姨二十多年不見，她離家的時候我剛進小學，而這年我已經(jīng)28歲。

子善先生是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權(quán)威學者，我想在博士入學報到時給他呈獻出一份特殊的見面禮物，這就是至今讓我無法放下的作家檢討書。翻閱舊報舊刊的過程中，我特別留意到從延安《解放日報》上開始出現(xiàn)的作家檢討書。最初看到何其芳、周立波的檢討文字，很是吃驚。但在翻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以及其他的國家級、省級文藝期刊和報紙時，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文字并不少，就著手編了份不斷補充的索引，把自己過目過的作家檢討書篇目記錄下來，檢討書文字也整理在電腦里。9月入學的時候，我把那份還不完善的目錄提交給子善先生過目，他很高興，說這一話題可以好好研究。我想當然地以為這個話題得到他的支持，迅速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查閱更多的期刊和報紙，這一梳理竟然得到了近300萬字的資料。

博士論文的選題漸漸浮出水面，但真正建構(gòu)博士論文提綱時，我試圖以現(xiàn)代作家檢討書作為隱線，考察1949年至1952年的中國文藝界發(fā)展狀況，梳理思想改造運動與文藝隊伍及體制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這一話題拋出來，就遭到導師組幾位老師的一致否定，他們說我野心太大，一年多的時間沒有辦法完成寫作。子善先生也談了對這一選題的擔憂，說目前的條件并不適合做這樣的話題。導師組一致決定要我不做三年的跨度，只做一年，讓我拿定主意選擇到底做哪一年。我最終和子善先生溝通，轉(zhuǎn)換了學術(shù)思路，決定就做1951年，以“文藝界”的專題形式，選擇文藝學校（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作家培養(yǎng)、私營電影業(yè)（昆侖影業(yè)公司）的改造、文藝叢書（“新文學選集”“文藝建設(shè)叢書”）的文學建構(gòu)、政治文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策略四個專題，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作為內(nèi)在貫穿線，勾勒1951年這一年中國文藝界的真正走向。如果從2005年接觸、翻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原始文獻算起，經(jīng)過近五年的思考與寫作，2010年4月博士論文初稿完畢即送交盲審，順利通過校外專家（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的審讀后，5月下旬子善先生安排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和張向東師兄的博士后出站匯報會：蔡翔先生為主席，殷國明先生、董麗敏先生、郭春林先生、羅崗先生為委員?；蛟S是看到我的博士論文竟高達28萬字，寫得很辛苦，幾位先生都沒有刁難于我。答辯過程中，殷國明先生反而給我說了很多好話，這些話直到今天仍激勵著我不斷前行。12年過去，博士論文的網(wǎng)絡(luò)版在CNKI的下載量高達3150次，這個下載量對我是很好的激勵，至少有約3000讀者見過我的博士論文。2020年4月，由李怡教授牽線，我的博士論文得以出版。遵照師友們的建議，題目更改為《1951年的共和國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下的“整合”》，它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修訂，字數(shù)約41萬字。這是我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學術(shù)專著，我把它敬獻給我偉大的母親，“感謝她給了我一個強健的體魄”。

2010年6月博士畢業(yè)后，我原本打算回西昌學院繼續(xù)工作，但那時二級學院正在被重新組合，對我回去工作可能也有顧慮。老朋友鄭劍平教授正在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shù)學院當院長，他問我愿不愿意到綿陽工作。出于對老朋友（也是我入職西昌師專的引薦人）的情感寄托與信任，他對我十分真誠，我最終放棄了其他應(yīng)聘單位，9月就到綿陽上班。因我報到時間晚，那一學期無課，整整一學期處于自我修整的狀態(tài)，顯得自由自在。子善先生知道我在西南科技大學安頓下來，他正好要到四川師范大學參加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便提前到綿陽看我，這是先生第一次踏上綿陽這片土地。2018年我的第二個孩子朵朵出生，子善先生和殷國明老師順道來綿陽走了一趟。2020年11月，由我牽頭在西南科技大學舉辦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shù)研討會，又一次得到子善先生為首的眾多師友大力支持，他第三次來綿陽。子善先生對我的牽掛與扶持，其力度由此可見，這顯示出先生對我一貫的關(guān)愛。

綿陽工作的12年里，我曾受學院領(lǐng)導的誠懇邀請，擔任教學科研辦公室主任三年。2013年4月，雅安蘆山縣發(fā)生地震，當時我就在距離震中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對我的沖擊非常大，愛人及岳父一家都受災(zāi)嚴重。此前的3月底，大哥又在河南濟源工地出事而人事不省。我需要把時間用在應(yīng)付、照顧家庭上，遂提出不再做行政工作。2013年9月離開行政崗位后，我把精力放在了專業(yè)授課和治學上。此前的2011年，我申報的教育部青年項目課題《人民共和國初期文藝界的“內(nèi)部清理”——“十月文藝叢書”專題研究》獲得立項，這為我展開共和國初期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動力支持。在博士論文前期文獻的基礎(chǔ)上，我主要圍繞“十月文藝叢書”和“新文學選集”叢書展開學術(shù)研究，兼及共和國初期的出版史。2018年，我又以“新文學選集”叢書為專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獲得立項資助。

因我的學術(shù)興趣主要集中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學，對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闡釋就成為學術(shù)工作的最主要部分，我把搜集的范圍限定在1949年10月以后。之前的文獻，一方面是搜集難度很大，另一方面是價錢方面我承受不了。所以，我從5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文獻搜集開始，主要借助于孔夫子舊書網(wǎng)，出差時每到一個地方也努力尋找舊書市。目前，我自己所擁有的藏書約兩萬冊，大部分都來自舊書市，購買新書相對較少。對我來說，舊書的文獻價值更大一些，我一旦看中舊書或舊刊，都會毫不猶豫買下。家里珍藏的幾套舊書費錢并不少，比如：紅皮本的魯迅著作注釋本，共20多種，估計費了2000多元；開明版“新文學選集”叢書，費錢至少也是4000元。這幾年我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信札和日記的興趣越來越濃，這一類書籍的購買力度比較大，費錢也是不少的。

這21年的學術(shù)成長歲月中，我還要重點感謝幾個人，是他們的真誠幫助，才讓我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這一研究領(lǐng)域走得如此的堅定與樸實。

第一位是我的大學老師、也是我的老鄉(xiāng)孫碧平先生。能夠進重師中文系文秘專業(yè)讀本科，與那年孫老師參與學校的中文系本科招生直接相關(guān)。他出于對老家石柱縣的特殊情感，把石柱縣1997年所有報考重慶師范學院文科專業(yè)的學生（共四人）放在中文系，我就是這樣才進入中文系文秘專業(yè)（另有馬小兵、潘必才與我同專業(yè)）。孫老師后來在中文系做教學秘書，每逢老鄉(xiāng)會舉辦，他都盡力參加。本科畢業(yè)前夕，因我與西昌師專達成協(xié)議，由他們委托培養(yǎng)、作為學校的引進師資，但他們對于出錢給我讀書還是有顧慮，怕我畢業(yè)之后不回去工作，需要找一名經(jīng)濟連帶擔保人來承擔風險。當時我也不知道找什么人來擔保最為合適，西昌師專說找一名在重慶師范學院工作的、我熟悉的老師就可以。跟孫老師談了這件事，他毫無顧慮地承擔起這一責任，使得我碩士培養(yǎng)費用得到解決。如果沒有孫老師對老家的這種鄉(xiāng)情，和對我人品的信任，我只有先保留一年學籍、回西昌師專工作之后再重新回母校讀研究生。至少后來的學術(shù)之路會發(fā)生很大的改變，畢竟在職讀書和全日制讀書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如果真回西昌師專先工作再讀書，母親很可能提前在2002年暑假就離開了我。在心底，我一直存著對孫碧平老師的感激之情。他的這一善舉，不僅拯救了我讀書的珍貴時機，而且為我母親的生命延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二位是我的博士導師陳子善先生。19年前（2003年11月）為了考博，我直接給子善先生投書一通，向他匯報了我為什么要考博，不久就收到了先生的復信，他很歡迎我報考，并寄送了參考書單一份，讓我在專業(yè)知識上進一步充實自己。我當時沒有想到華東師范大學是所謂的“985”或“211”，也沒有想過子善先生是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專家。用直白的話說，就是蒙著頭去考。要感激的是，子善先生并沒有門戶之見，沒有看我的學校出身。以他的學術(shù)名氣，要招比我好的學生輕而易舉。2007年第三次報考時，子善先生也沒有因為我在沒有名氣的西昌學院工作而舍棄。子善先生指導學生很獨特，他從不限定學生題目，都是讓學生在文獻的爬梳中發(fā)現(xiàn)問題，一旦這一問題拿出來討論他覺得有學術(shù)價值，就無形之中幫著、推著學生前進。我沉浸在作家檢討書的那些年里，他就先后幫我搜集過丁玲、夏衍、司馬文森等人的文字。我很慶幸自己，更慶幸那個時代。那時博士招生風氣較正，我才有機會得以進入先生的視野，進而成為他的博士生，而今可能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子善先生2009年主編《現(xiàn)代中文學刊》，因我當時還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有一篇沈從文的鉤沉佚文《巴拿馬的斗爭火炬》就由他安排，發(fā)表在“創(chuàng)刊號”上，實際扶持我走著學術(shù)的道路。到今天，我在《現(xiàn)代中文學刊》發(fā)表了9篇文章，那篇《〈中國新詩選（1919—1949）〉的版本、編選與代序修訂》長達42000字，他安排一期刊載完，占用版面達19頁，用的是小號字體，這是迄今為止我發(fā)表最長的論文。得子善先生信任，我還給《現(xiàn)代中文學刊》組過專題性專輯論文，包括：丁玲研究、共和國文學十七年、何其芳誕辰一百周年、蕭軍日記、共和國初期文學研究、“十七年文學”研究、紀念何其芳逝世四十周年、郭沫若研究等。他為我學術(shù)組稿能力的培養(yǎng)提供機會，助推著我不斷成長。

第三位要感謝的人是解志熙先生。2006年10月決定報考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后，我與解志熙先生開始了通信聯(lián)系，至今已有十六載，保守估計通信數(shù)量有90通。解志熙先生對我留有深刻印象的原因，可能與我致他的第一通信札里的一句話有關(guān)。當時選擇報考清華大學中文系，我在信里說到，我選他作為考博導師并不是因他在清華大學，如果他仍舊在河南大學，我也會報考，我選定的是解志熙先生為人為學之品性。第一次見到解志熙先生，還是在2008年12月的胡風學術(shù)會議上，由我的大學老師李文平教授引薦。經(jīng)常拜讀解志熙先生的文章，知道他與我的師爺支克堅先生的親密關(guān)系，我的碩士導師郝明工曾入支先生的門下。解志熙先生一直把支先生當作自己的導師，其情其感頗深，有他寫過的文字作證。2012年前后，因西南科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二級碩士點想升級為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授權(quán)點，我與解志熙先生往還信札逐漸頻繁起來。2014年5月2日，他讀了《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刊載的我的小文《沈從文缺席1949年文代會考》，寫來信札一通對小文給予表揚：“……你的文章《沈從文缺席1949年文代會考》，覺得寫得很好，不僅資料詳實、考辨確鑿，而且立論得體，特別是指陳學術(shù)時弊，以為'研究者對沈從文傾注了過多情感因素，遮蔽了歷史細節(jié)，……會犯同樣的錯誤’，可謂切中要害。應(yīng)該說，學界在反感政治對現(xiàn)代文學的干預(yù)之余，又不由自主地產(chǎn)生了另一種政治悲情和政治想象，在這種悲情的歷史想象中，沈從文40年代末的自殺與發(fā)瘋以及不能參加文代會等事，都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政治迫害’的結(jié)果、沈從文也因此被塑造成一個文化悲劇英雄。這其實與實際情況不符。然而多年來人們競相敘說、不斷夸飾，似乎成了鐵案，當他們這樣慷慨陳說的時候，自己也儼然成了學術(shù)英雄。讀到你的論文，覺得心平氣和、實事求是，殊為難得也?！?/span>2016年3月，在解志熙先生的提攜下，我的史料鉤沉文章《思想革命》和論文《胡適〈思想革命〉英文演講稿發(fā)現(xiàn)之意義》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頭版頭條推出，體現(xiàn)了他對我這樣一名邊地研究者的用心支持。毫無疑問，在我的學術(shù)成長困惑時，解志熙先生也成為了我重要的傾訴對象。每當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會重新打開郵箱，讀著他的那些來信，讓我的心靈得到溫暖，讓我的失落得到緩解。

第四位要感激的是一個學術(shù)群體，這就是學界傳聞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小組”。2013年11月，曾在綿陽師范學院工作的楊華麗教授（2016年調(diào)入我的母校重慶師范大學）引薦我參加一個QQ群，告訴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學者正在組建學術(shù)聯(lián)盟。我對這樣的事情，并沒有表現(xiàn)出很大熱情，但華麗姐對我平日的關(guān)照使我又不能找理由推卻，就加入QQ群。進群之后，沒想到還真找到了相互幫助、相互幫襯的師友。首先是群主，來自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的侯桂新博士，他是許子東先生的高足，本科、碩士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遠赴香港入子東先生門下。因許子東與錢谷融先生的這層關(guān)系，我與桂新都是錢先生的再傳弟子，其情感上更加親近了一些。那時我剛辭去行政工作，轉(zhuǎn)入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處于摸索的階段。2013年至2017年那一段時間，桂新是我論文的第一位讀者，他對我的批評十分中肯，使我在那幾年里進步很明顯。2014年7月和10月，我把我最親近的兩個老朋友易彬、凌孟華也引進到群里。易彬是吳俊教授的博士生，他2007年6月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在母校盡管沒有交集，但我對他的穆旦研究很敬佩，他被子善先生稱為“易穆旦”。凌孟華為我碩士同窗，讀書期間住在同一間宿舍里（還有王懷春），大家情感很融洽，他在我讀研究生時對我的幫助很大，其情本如兄弟。我處在綿陽這種三線城市里，學術(shù)資源相對稀缺，借助這個團體，我做了一些可以做的學術(shù)工作，還推薦過優(yōu)秀本科學生報考外校的碩士研究生。我的學生中，包括蔡東、宋亞奇、肖尊榮等數(shù)十人，都受惠于這個學術(shù)群體，獲得了深造的學習機會。與桂新暢談建構(gòu)這一學術(shù)群體，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方便群友的出行。我們原先的計劃，是每一個省會城市發(fā)展一名群友，以方便群友之間的接待（包括學術(shù)會議與偶爾旅行），后來也試圖在有學術(shù)底蘊的高校發(fā)展群友。而我還有另外一層私心考慮，那就是整合學術(shù)資源、借助學術(shù)中心地帶的想法。因我處在綿陽（2022年3月，我調(diào)離西南科技大學）這種地級市工作，學校圖書館的藏書畢竟有限，學術(shù)資源的獲取有很大困難，包括基礎(chǔ)文獻的查詢。我欲享用群友們都在大學或研究機構(gòu)工作、且大都在帶研究生的便利，有些難以查找的文獻可以信任、依托群友的幫助，這可以節(jié)約大量的出行成本，降低學術(shù)成本。委托朋友們查詢資料的事，對我而言經(jīng)常發(fā)生。我委托過很多師友，代我查閱過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武漢、成都、西安、蘭州、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濟南、長春等地的文獻。群內(nèi)還有幾個編輯，他們時不時對群友的學術(shù)話題提出建議和意見，也讓大家的學術(shù)成長少走彎路。

在學術(shù)之路上我還要致謝很多師友，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出，正是他們無微不至的關(guān)心，我才有今天堅定的學術(shù)堅守。我的岳父楊永能先生為我從事學術(shù)研究，付出了更大心血，借著寫這篇文章的機會，我向他表達一名晚輩對他的敬意，感謝他這么多年的操心，解除了我學術(shù)研究路上的后顧之憂。

為著擁有一顆屬于自己的感恩之心，我愉快地走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路上。為了感恩之路越走越寬，我會把我曾得到的精神財富回饋給社會，回饋給我那些需要深造再走感恩之路的學生們，助推他們在學術(shù)路上越走越寬。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