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由拓跋鮮卑建立，墓葬特征體現(xiàn)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隨著考古材料不斷積累，紀年墓資料日漸豐富，為探討北魏中后期墓葬等級、喪葬制度提供了直接證據(jù)。目前發(fā)現(xiàn)的北魏墓葬近兩千座，經(jīng)考古發(fā)掘的不到一半，其中紀年墓信息較完整者有七十四座（見附表）。紀年墓主要分布于平城和洛陽地區(qū)，墓葬年代則集中于北魏中晚期，其中最早的為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羅太夫人墓，最晚是永熙三年（534年）李仲胤夫婦墓。本文主要通過墓葬地面封土、墓道規(guī)模、墓室結構、隨葬品組合、墓主身份等反映的文化因素討論北魏中后期墓葬的等級規(guī)制，分析不同等級墓葬特點，為非紀年墓研究提供參照。一 地面封土與陵園建筑北魏墓葬主要由地面封土與建筑、地下墓室兩部分構成，但因年代久遠，地面封土和建筑大部分破壞嚴重，甚至不存。目前所見北魏紀年墓中，僅十余座可見封土或發(fā)現(xiàn)封土遺跡，帝后陵封土和陵園建筑保存稍好。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萬年堂 永固陵位于大同市北的西寺兒梁山，始建于太和五年（481年），太和十四年（490年）入葬。萬年堂與永固陵同時建造，位于永固陵北里余。兩者屬同一陵區(qū)，南北4000、東西平均1000米。周圍無垣墻，陵前有雙闕，另有永固堂等建筑十余處。其中思遠佛寺遺址已發(fā)掘[1]。永固陵和萬年堂均為圓形封土、方形基底，永固陵發(fā)掘時高22.87、南北117、東西124米。萬年堂規(guī)模略小，高約13、基底邊長約60米（圖一）。[2]
孝文帝長陵和文昭皇后陵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葬于洛陽瀍河以西官莊村東長陵，西北106米小冢為神龜二年（519年）改葬的文昭皇后陵，兩冢屬同一陵區(qū)。陵園平面近方形，東西長443、南北寬390米。四周有夯土垣墻，外挖壕溝，南墻正中開陵門。陵園內(nèi)發(fā)現(xiàn)3處較小建筑基址。二陵封土平面呈圓形，長陵現(xiàn)存最大直徑103、高約21米，南側(cè)發(fā)現(xiàn)對稱神道石刻遺跡。文昭皇后陵封土現(xiàn)存直徑42、高約15米，無神道遺跡 [3]。宣武帝景陵 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葬于洛陽西北冢頭村景陵，北距長陵5公里。墓冢封土平面略呈圓形，直徑105—110米。1991年調(diào)查時高21米，未發(fā)現(xiàn)陵園及其他建筑遺跡，在墓道延長線西側(cè)發(fā)現(xiàn)神道石刻武士像一軀，高3米余 [4]。孝明帝定陵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葬于洛陽孟津后溝村北玉冢，距長陵13公里。陵園平面近方形，長約400、寬約380米。四周夯土垣墻寬約2米，垣墻東、南、西三面各有門址一處，墻外有壕溝。地面原始封土平面呈圓形，直徑105米?，F(xiàn)存封土直徑94、高約16米（圖二）。[5]
考古發(fā)現(xiàn)的紀年墓僅四座封土信息稍詳。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地面封土高大，當?shù)胤Q“青疙瘩”，未夯打，基底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79、東西寬63、最高3.7米[6]。正光六年（525年）封龍墓，封土呈方形，邊長40、高6米[7]。孝昌元年（525年）清河王元懌墓，封土平面近圓形，四周取土破壞嚴重，現(xiàn)存直徑55.7、高約15米[8]。孝昌二年（526年）元乂墓，封土夯筑,平面圓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調(diào)查時直徑35、高約20米[9]，2005年文物普查直徑34—40、高14米[10]。另有八座墓葬保留封土遺跡。太安三年（457年）尉遲定州墓[11]，地面原有封土，形狀尺寸不詳。丹揚王墓頂發(fā)現(xiàn)明顯夯土層痕跡[12]。永平四年（511年）司馬悅墓，原地面有兩丈余高的封土，被村民削去取土，發(fā)掘時高不足3米[13]。延昌四年邢偉墓為當?shù)厮淖拍怪?，俗稱“四大明山”[14]。神龜二年高道悅墓，當?shù)胤Q后山[15]。正光二年（521年）封魔奴墓屬封氏墓群，地面封土高大[16]。正光六年甄凱墓屬甄氏墓群，原有墓葬三十六座，墓冢大的長寬約40米，小的10余米，當?shù)胤Q為“圪瘩”，也稱虛糧冢、誑敵處[17]。永熙三年李仲胤夫婦墓，地表尚存少量封土[18]。北魏陵墓封土規(guī)模，文獻可征。據(jù)《魏書·皇后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孝文帝曾下詔，“（永固陵）墳不得過三十余步”、“復廣為六十步”。“六十步”合今100.37—106.52米之間[19]。同書《皇后傳·孝文昭皇后高氏》載，文昭皇后“遷靈櫬于長陵兆西北六十步”，考古勘探長度106米，與文獻一致。文明太后及孝文、宣武、孝明諸帝陵封土直徑（邊長）105米以上，最大124米，與孝文帝詔書的“復廣”之度吻合。萬年堂、文昭皇后陵低于以上尺寸，封土分別為60和42米，遵從“三十余步”的次等標準。帝后陵園有園邑陵戶奉守，設有門闕、垣墻或其他建筑，遷洛之后樹神道石刻。王公貴族和高級官員墳塋封土原則上以三十步為限，元淑墓封土超出此標準，或因舊都限制不嚴。北魏末年的清河王元懌、江陽王元乂均屬厚葬，封土直徑分別為56和40米，嚴格遵守葬制。由此推測，北魏陵墓初建時地面普遍都有封土，封土大小、高度應與墓主身份等級相關。從以上紀年墓的封土形狀看，其表面均為圓形，但地面基址則有方圓之分，平城附近、河北地區(qū)封土基址均為方形或長方形，洛陽地區(qū)基址均為圓形，其中封龍墓與元懌墓為同年所葬，且已遷洛近三十年，卻一方一圓，說明封土形狀并未因遷洛改制而統(tǒng)一，具有地域差異，洛陽陵墓的圓形封土可能受到東漢以來形制的影響，北方地區(qū)則保留了當?shù)靥卣鳌?/span>二 墓道及過洞天井北魏紀年墓有五十七座保留墓道信息。墓道多為長斜坡，極個別為豎穴墓道。部分墓道用磚石加固，少數(shù)帶過洞和天井。根據(jù)墓道尺寸、構筑情況等，可分為四等。第一等 十座。長斜坡墓道，墓道開闊，不帶過洞和天井，兩壁經(jīng)過加固，部分用磚石壘砌，一般長30、寬2米以上。文明太后永固陵墓道延伸至封土外緣，封土南北長117米，墓室建于封土之下中心，墓室長17.6米，除去甬道、墓門等，推測墓道長40米左右，北端近墓門處兩壁壘砌石墻避免坍塌，長5.9、寬5.1米。萬年堂雖然封土較小，但墓室邊長僅比永固陵小1米，甬道長10余米，推測墓道可能至30米。孝文帝長陵墓道長34、寬3.5米。文昭皇后陵的墓道延長至封土外14米，長約24、寬2.5米。宣武帝景陵墓道長40.6、寬2.68米，南段36.1米為直接下挖的生土壁，兩壁上下用草拌泥抹平，北段4.5米兩壁和地面砌磚。孝明帝定陵墓道長48、寬2.9米[20]。洛陽衡山路北魏墓推測為節(jié)閔帝陵，墓道長39.7、寬2.9米，接近墓門處墓道兩壁發(fā)現(xiàn)為修補坍塌所用壁樁柱洞（圖三）[21]。元淑墓道長22.75、寬2.4米。南段的上部1.8米為土壁，下部砌磚，北段上下均為磚砌。洛陽元懌墓鉆探殘長19.2、寬2.1米，勘探報告顯示與文昭皇后陵總長和墓室大小類似，文昭皇后陵甬道6.6米，元懌墓甬道長2.9米[22]，推測元懌墓道長約28米。元乂墓道長30、寬3米。
以上十座墓墓道規(guī)格為北魏最高等級，包括七座帝后陵和三位皇室成員墓，其中元淑墓墓道長度雖然只有22米，但寬2.4米大于一般墓道。該等級墓道開挖規(guī)整，兩壁和地面經(jīng)抹平、鋪沙等處理，部分砌磚石或樹壁柱加固。第二等 八座。墓道為狹長的斜坡式，長20—30、寬1.2—1.4米，部分帶有二個或一個過洞天井。宋紹祖墓道長30.11、寬1.14米，有二個過洞天井（圖四）[23]。司馬金龍墓道長28.1、寬1.58米[24]。丹揚王墓道長約30米。邵真墓道長29.1、寬0.95米[25]。薛懷吉墓道長26米，有一個過洞和天井[26]。元 墓道長27、寬1.25米，有二個過洞天井[27]。
此外，韋彧墓道、甬道、墓室等全長50米，墓道為二層臺階式，最下層開口寬1.4米，沒有過洞天井，實際墓道長度可能有40余米。該墓夫婦二人葬年不同，韋彧葬于北魏孝昌二年，夫人柳氏葬于西魏大統(tǒng)十六年（550年）[28]，相差二十四年。墓葬的外部形態(tài)應為西魏最后埋葬時形成，韋彧下葬時的墓道狀況不詳，與邵真墓相比，可能屬于該類型。封和突墓墓道被破壞，殘存磚砌墓道長5.1、寬1.46米[29]，推測同于此類型。以上八座墓葬中，有三座墓道帶過洞天井，其中二座為二個。邵真墓和韋彧墓墓道極為狹長。韋彧墓的墓道開口為二層臺階，為曹魏西晉時期墓道典型特征之孑遺。第三等 二十四座。墓道斜坡式，長10—20、寬1.2米左右，部分帶過洞天井。山西 七座。大同五座。破多羅太夫人墓道長10.1、寬1.4米[30]。尉遲定州墓道長10、寬0.8米。梁拔胡墓有一個過洞天井，加墓道長約15、寬1.2米[31]。崔令珍妻韓法容墓道長11.4、寬1米[32]。楊眾慶墓墓道長超過15、寬約1米，有無過洞天井不詳[33]。李詵墓一個過洞天井，長14.47米[34]。裴經(jīng)墓道長19.43、寬0.8米，帶二個過洞天井[35]。陜西 六座。朱元伯墓長14.8、寬0.9米[36]。王都墓道長10、寬0.92—1.1米[37]。楊舒墓長17.84、寬1.4米[38]。韋鮮玉墓長10、寬1.1米，一個過洞天井[39]。韋輝和墓長13.1、寬1.16米，一個過洞天井。韋乾墓長15.1、寬1.04米，一個過洞天井[40]。河南洛陽 六座：元冏墓道長15、寬1.4米[41]。呂達墓道長17.2、寬1.2米[42]。染華墓道殘長10.4米，寬1.22米，一個過洞天井 [43]。元邵墓長10.35、寬1.45米，一個過洞天井[44]。曹連墓道長14.74、寬0.8米，一個過洞天井[45]。元祉墓長13.8、寬1.2米，一個過洞和天井[46]。其他 五座。李翼夫婦墓長19.5、寬1.68米[47]。李仲胤夫婦墓長17.2、寬1.53米。遼寧張略墓道長近20、寬1.2米[48]。姚齊姬墓長10.8米[49]。戴雙受夫妻墓道斜坡長10.4、寬1.2—1.3米[50]。該類型墓葬中，十座墓道帶過洞天井,其中一座帶二個過洞天井。陜西、山西幾座墓的墓道普遍較窄，為0.8—1.1米左右。第四等 十五座。有斜坡式墓道、豎穴式墓道和無墓道三種。墓道促狹或無，長10米以下，寬1米左右。斜坡式墓道 九座。賈寶墓道殘長5.7、上口寬1.06、下口寬1.08米[51]；董富妻郭氏墓道長5.4、寬0.8米[52]；正始五年墓道長7、寬1.16米[53]；郭定興墓總長8.8、寬1.3米，一個過洞天井[54]；元遵墓道長9.6、寬1.2米[55]；呂仁墓道長8.2、寬1米[56]；劉安囤墓道長5.35、寬0.64米；□道仁墓道長3.1、寬0.47米；張洛墓道殘長1.3、寬0.84米[57]。豎穴式墓道 四座。元睿墓道長4.5、寬1.6米（圖五）[58]；邴勖墓道長5.3、寬0.8米[59]；侯掌墓道長2.24、寬1.2米[60]；司馬悅墓道長2.06、寬1.23米，發(fā)掘時沒有清理完畢。無墓道 二座。北京房山區(qū)巖上村二座北魏墓，無墓道。
該類墓葬多在河南地區(qū)，以洛陽為主，其中一座帶一個過洞天井。斜坡墓道相對較窄長，長寬比基本為7:1左右，最窄僅0.47米。豎穴墓道的長寬比差別較大，從近7:1至2:1左右。上述紀年墓墓道長度和構筑方式差異明顯，主要為斜坡式墓道，最高等級墓道長而寬闊，兩壁經(jīng)加固，不帶過洞天井。第二等級墓道狹長，部分帶有二個或一個過洞天井。第三等級亦狹長，部分有一個過洞天井。最后等級墓道短而窄，個別有一個過洞天井，甚至沒有墓道。整體上看，陜西地區(qū)的斜坡墓道普遍窄而狹長，洛陽地區(qū)則相對偏短，可能因遷都洛陽后對墓道長度有一定限制，國都執(zhí)行較為嚴格。洛陽附近及北京豎穴墓是較為少見的早期墓葬特征。三 墓室結構北魏紀年墓中，有十座為多室墓和雙室墓，六十四座為單室墓，其中孝文帝長陵、文昭皇后陵、韋縣令墓[61]、寇猛墓[62]、崔猷墓M15[63]、封魔奴墓、韓賄夫人高氏墓[64]、甄凱及其父母墓（前后雙室）[65]、祖氏墓[66]等九座墓室尺寸不詳。雙室和多室墓的墓主棺槨往往置于面積最大的后室或主室，尺寸基本與單室墓的墓室相當，其他墓室（前室、側(cè)室、耳室）或放置隨葬品，或埋葬遷葬、祔葬者。因此，考察墓室結構時，取其墓室最大者與單室墓對比。根據(jù)孝文帝太和十四年詔令，“山陵之節(jié)，亦有成命，內(nèi)則方丈，……室中可二丈”（《魏書·皇后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即皇帝的墓室最大二丈，墓室基本在31—35平方米；最小方丈，墓室約為8平方米。根據(jù)墓室大小和結構，可分四種類型。第一類 十一座。墓室部分有石構件，單室最大面積31平方米以上。多室和雙室墓 四座。均在大同，屬于平城時期。永固陵為前后雙室，后室43.71平方米，使用石墓門、石券門框。萬年堂與永固陵類似，墓室略小，后室32.32平方米。司馬金龍墓為三室墓，由前、后室和耳室組成，后室面積最大，達36.78平方米。丹揚王墓為多室墓，包括前、后室及前室左右兩側(cè)室，前后室尺寸相同，為34.81平方米，墓室有壁畫。單室墓 七座。包括遷都洛陽之后的三座帝陵和四座洛陽時期的王公貴族墓。景陵為單室，使用石墓門，墓室無壁畫，墓壙面積達149平方米，墓室面積為46.6平方米（圖六）[67]。孝明帝定陵為單室墓，墓壙144平方米。節(jié)閔帝陵墓壙114.5平方米，墓室面積為48.3平方米。元淑墓室面積38平方米。司馬悅墓室面積45.6平方米。元懌墓室面積30.3平方米，有壁畫，使用石墓門。元乂墓墓室南北長7.5、東西寬7米[68]，有壁畫，東西兩壁各有一假耳室。此四人均葬于北魏洛陽時期，且身份較為特殊。元淑是目前所見遷都洛陽之后皇室成員葬于平城的級別最高者；司馬悅被叛賊所害，墓葬規(guī)格較高；元懌為孝文帝第四子，深得靈太后寵重，被元乂、劉騰所害，靈太后返政厚葬；元乂是靈太后妹夫，因篡政被靈太后賜死，加封厚葬。
該類型墓室大部分二丈有余，但最大不到二丈半，符合當時規(guī)制。帝陵均使用石墓門，墓室無壁畫，墓壙巨大，景陵磚壁厚達2.09米，保證墓室堅固。王公墓葬中三座有壁畫，雖然室內(nèi)面積較大，甚至接近帝陵，但墓壙較小，磚砌墓壁較薄，墓葬的整體規(guī)模比帝陵小很多。雙室墓 一座。高道悅墓圓形雙室均彩飾花卉，后室19.63平方米，棺床上兩具人骨，前室為隨葬品，延續(xù)了平城時期最高等級墓葬布局。多室墓 一座。薛懷吉墓包括主室、甬道北側(cè)左右耳室、墓室東側(cè)耳室，使用石墓門。主室面積27平方米，甬道的小耳室放置隨葬品，因盜擾嚴重，墓室東壁耳室性質(zhì)不詳。單室墓 十八座。有磚構墓十四座，石構墓一座，土洞墓三座。磚室墓包括賈寶墓室26.46平方米，甬道磚砌；宋紹祖墓室17.5平方米，墓室有壁畫；楊眾慶墓室19.77平方米，封和突墓室約20平方米，元冏墓室27平方米，邢偉墓室20.3平方米，裴經(jīng)墓室22.14平方米，元睿墓室19.4平方米，楊舒墓室19.4平方米，呂達墓室26平方米，封龍墓室20平方米，元遵墓室25平方米；賈思伯墓室20.3平方米，有壁畫[69]；李仲胤夫婦墓室22平方米，甬道兩壁等有白灰墻皮，未見壁畫。崔鴻墓為石構，面積26.4平方米，使用石墓門[70]。三座單室土洞墓：染華墓室23.4平方米；元祉墓室18.9平方米，有石墓門；趙廣者墓室20.3平方米[71]。該類型墓葬墓室面積差別不大，僅薛懷吉、崔鴻、元祉三墓明確使用石墓門，宋紹祖、高道悅、賈思伯三墓有壁畫。分布范圍除了大同、洛陽外，還包括周邊的陜西、山西其他地方、河北、山東等。崔鴻墓為石構，體現(xiàn)其地域特征。三座土洞墓均為洛陽晚期，反映社會變革對于墓葬的影響。多室 一座。雙室墓各1座,李詵墓為磚構，一主室兩耳室，主室面積約7平方米，室內(nèi)棺床夫妻兩具人骨，左右耳室內(nèi)各有一堆散亂人骨，為遷葬。雙室墓 一座。韋彧墓土洞，有主室和南壁東側(cè)室，主室面積約9平方米，有壁畫，根據(jù)墓志可知，應為韋彧及夫人柳氏墓室。側(cè)室所葬應為次子韋曄。磚室墓 七座。破多羅太夫人墓室9.78平方米，有壁畫。尉遲定州墓壙15.58、室內(nèi)8.96平方米，石墓門。梁拔胡墓室10.2平方米，有壁畫。姚齊姬墓室9.5平方米。戴雙受夫妻合葬墓墓壙17.13、墓內(nèi)13.3平方米。邵真墓室9平方米。王真保墓室9平方米[72]。土洞墓 十一座。辛祥墓室15.4平方米[73]。郭定興墓室13.3平方米。邴勖墓室8.85平方米。侯掌墓室9.3平方米。元暐墓室11平方米，有壁畫。元邵墓室15.6平方米。曹連墓室11.2平方米。呂仁墓室12平方米。王溫墓室8.4平方米，有壁畫[74]。韋輝和墓室15.84平方米。韋乾墓室13.4平方米。該等級墓葬的明顯變化是磚石墓少于土洞墓，土洞墓主要集中于洛陽。該等級墓葬中，僅尉遲定州、張略墓使用石墓門，破多羅太夫人、梁拔胡、韋彧、元暐、王溫五墓帶壁畫。第四類：十三座。墓室面積不到方丈，小于8平方米。有磚石混構墓和土洞墓。多室墓 一座。張洛墓，土洞墓，由東、西、北三個小龕組成，墓室不規(guī)整，通長4.1、最寬1.8米，最大的北龕僅2平方米左右，葬一人。西側(cè)龕葬兩人，頭朝北，東側(cè)室葬三人，頭朝南（圖七） [75]。該墓為級別很低的多人合葬。
磚石混構墓 二座。黃鑒、黃氏墓，均為梯形，長2.88—3.2、寬1.16—1.63米，面積為5平方左右[76]。土洞墓 十座。叱干渴侯墓室約6平方米（圖八）[77]。崔令珍妻韓法容墓為刀形，墓室面積5.4平方米。朱元伯墓室4.6平方米。董富妻郭氏墓室4.34平方米。正始五年墓室7.08平方米。王都墓室5.5平方米。劉安囤墓室3平方米。韋鮮玉墓室6.9平方米。□道仁墓室1.95平方米。李翼夫婦墓室7.3平方米。
該等級墓室面積小，以土洞墓為主，沒有石墓門、壁畫，構筑較簡單。北魏墓室結構中，以帝后陵為主的磚筑墓級別最高，面積室內(nèi)二丈以上，構筑堅固，使用石墓門，無壁畫，部分為多室或前后雙室。其次是室內(nèi)二丈至方丈之間的單室磚石墓，部分使用石墓門或繪有壁畫，北魏末年洛陽有少量土洞墓，多室和雙室墓較少。再次為室內(nèi)方丈的土洞墓和磚石墓，少數(shù)多室和雙室，壁畫數(shù)量增加，但極少使用石墓門。最后為面積方丈以下的墓葬，絕大部分是單室土洞墓，無壁畫和石墓門。一座磚石混構墓。一座多室墓為家族葬。北魏中后期多室、雙室和單室墓并存現(xiàn)象，體現(xiàn)魏晉以來墓室逐漸簡化的發(fā)展演化過程，即從多室減少到前后雙室再到單室，有些原來的側(cè)室縮小變?yōu)槎?，北魏末年元乂墓的兩個假耳室即是其反映。比較特殊的是，墓室等級偏低的多室或雙室墓，包括韋彧墓、李詵墓、張洛墓、甄凱墓均為家族墓或祔葬墓，而級別較高的多室和雙室卻是單人葬或夫妻合葬墓，說明魏晉的家族墓形式主要在都城之外的下級民眾中有所保留。四 隨葬品組合北魏墓葬隨葬器物亦有規(guī)制可循，《魏書·皇后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載孝文帝詔令云：“其幽房大小，棺槨質(zhì)約，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詔令涉及棺槨、帳茵、明器、瓷瓦之物四類。由此，將現(xiàn)有紀年墓隨葬品對應以上四類。使用石棺床、石棺槨、漆棺以及漆屏風者，為當時棺中上品。墓葬中所見與帳茵有關的物品主要是帳構、帳礎之類。明器包括牛車鞍馬俑，羊豬狗雞等動物俑，灶井碓磨倉廁及勞作樂舞俑，鎮(zhèn)墓獸武士儀仗俑等。廣義的瓷瓦之物不限于陶瓷器，也應包含其他金屬類、石質(zhì)類等一切實用器物，與死者關系密切的銅鏡、鐵刀、各種飾物、印章等。以上四類隨葬物品的種類、數(shù)量、質(zhì)地共同構成了一座墓葬的隨葬品整體狀況。北魏紀年墓中，孝文帝萬年堂、長陵、文昭皇后陵、孝明帝定陵、丹揚王、封龍、元懌墓等七座隨葬品不詳或極少。其余六十七座雖然大部分被盜，有些僅存少量殘器，但現(xiàn)有資料仍反映一定規(guī)律。根據(jù)隨葬品種類，結合質(zhì)量和數(shù)量，將其劃分為四種組合。組合一 四座。四類隨葬品齊全，或有三類，但出現(xiàn)其他種類，且質(zhì)量高、數(shù)量多。永固陵未見棺槨，但發(fā)現(xiàn)了可能屬于漆棺的漆殘片。石雕武士俑、石鎮(zhèn)墓獸、銅馬殘件為明器。壺、罐、盆、碗等陶器殘片，香爐、雙耳罐等瓷器殘片，銅簪、骨簪、料環(huán)等飾物，均為廣義的瓷瓦之物。鐵箭鏃、鐵矛頭等為實用武器，非一般常見隨葬品。景陵有石棺床、石帳礎，均素面，符合簡樸質(zhì)約要求。陵前有體量巨大的神道石人，墓內(nèi)有陶動物殘片，均屬明器。瓷器中有龍柄盤口壺、雞首壺等，以及釉陶器、陶器、鐵箭鏃。節(jié)閔帝陵被毀嚴重，出土器物極少且殘損。漆皮殘片可能屬于漆棺或漆器。陶俑群、牛車鞍馬動物俑為明器。瓷器有龍柄雞首壺等，陶器數(shù)量和種類繁多，另有銅、鐵、銀鉛類器及金幣、玉棒等實用之物。陶質(zhì)扁長方內(nèi)折器物具有特殊意義[78]。司馬金龍墓有精美石棺床、石帳礎 ，漆屏風為帳茵之屬。鎮(zhèn)墓儀仗俑群、牛車鞍馬動物及灶井等明器達三百六十七件。另有木俑、漆器、青瓷，鐵器、石墓志等器物。以上四墓只有司馬金龍墓非為帝陵，反映平城時期部分重臣的隨葬品組合與帝后陵類似，可能在數(shù)量、質(zhì)量方面略遜，特別是鎮(zhèn)墓儀仗俑群的使用，應該有嚴格的限制。組合二 二十二座。墓葬中在葬具、帳茵、明器、實用器四種中有三類，個別雖僅有兩類，但質(zhì)量很高或數(shù)量很多。平城時期 三座。破多羅太夫人墓有大量帶有圖案和文字的漆皮，應為漆棺。出土銅帳鉤，銅泡釘、銅牌飾、銀圓飾等，屬于帳茵之類。釉陶壺和漆耳杯為瓷瓦之物，未見明器。賈寶墓設置前廊后室木堂，梁架上施彩繪，前廊木柱下有石柱礎。明器有木雕鎮(zhèn)墓俑、鎮(zhèn)墓獸，釉陶俑。實用器包括小型墓碑、石燈、大漆盤及漆碗、漆耳杯，銅帶扣、銅鈴、彩繪陶壺陶罐等。宋紹祖墓使用石棺床和石?。▓D九）。鎮(zhèn)墓獸和儀仗俑群、牛車鞍馬動物俑、灶井等明器，數(shù)量達一百七十多件。陶小碟、漆盤、石供案、墓銘磚、銀質(zhì)手鐲、琥珀飾件、石灰枕、鐵鏡等實用器。
洛陽時期 十九座。元淑墓有磚砌棺床，棺槨上的小銅箍、鐵棺釘、棺環(huán)、合頁等。瓷瓦之器數(shù)十件，其中木架可能是木牛車模型的前檔，屬于明器。楊舒墓有磚砌棺床和木棺槨，各類器物三十八件，有牛車動物、人物俑、倉灶等明器，瓷器，陶器，鐵鏡、石枕、墓志等。高道悅墓磚砌棺床，出土器物以陶俑類最多，其他有青瓷壺碗、陶瓶、銅燈、石墓志等實用器。韓賄夫人高氏墓隨葬器物三十七件，陶俑群、牛車動物俑為明器，銅鐎斗、瓶、碗，金釵、石墓志等，實用器數(shù)量質(zhì)量較高。呂達墓器物六十件，陶俑群、牛車動物、灶磨明器，銅瓶、鐵鏡、石硯、墓志、瓷唾盂等。賈思伯墓隨葬陶器上百件，類型有陶俑群、牛車鞍馬動物、灶磨明器等。瓷器、石墓志等為實用器。元乂墓各類陶俑數(shù)百件，各墓所出陶俑也以此墓最多。石墓志蓋滿雕花紋，明器和瓷瓦之物質(zhì)量和數(shù)量均佳。韋彧墓隨葬器物共三百五十多件，其中一部分北魏特征的鎮(zhèn)墓、儀仗俑、辟雍硯、石墓志等屬于韋彧。薛懷吉墓使用石槨，隨葬器物三百八十件（套），以陶俑群、明器為主，瓷器有執(zhí)壺、瓷碗等，其他包括銅簪、扣、錢及瑪瑙珠、石墓志等。元 墓有石棺，陶俑、陶器兩筐，墓志。元邵墓陶俑一百一十五件，包括鎮(zhèn)墓武士俑群、牛車動物俑、灶碓明器，青瓷罐、雞首壺、陶罐、九枝鐵燈、石墓志等實用器。曹連墓有石棺、陶器、銀簪、錢幣、墓志。王真保墓收集出土物二十余件，銅帳鉤五件，銅鏡銅壺銅釜甑、鐵刀鐵灶、陶器、銀碗、石墓志等。元祉墓石棺床、石墓門，各類隨葬器物二百五十三件（組），鎮(zhèn)墓獸、牛車動物俑、灶碓明器等質(zhì)地較差。瓷碗、銅鐎斗、銅錢、石墓志等實用器。王溫墓隨葬器物八十七件，有鐵帳鉤，以及鎮(zhèn)墓獸、牛車動物俑、灶碓明器、陶器，鐵券，石墓志等。韋輝和墓隨葬器物八十六件，有陶鎮(zhèn)墓獸、牛車動物俑群、灶磨明器，以及瓷雞首壺、唾盂，陶器、石墓志等。韋乾墓隨葬器物一百三十八件，有鎮(zhèn)墓獸、牛車鞍馬動物俑群、灶碓類明器，以及青瓷雞首壺、罐，陶器，石墓志。李翼夫婦墓隨葬器物三十八件，有陶俑、牛車鞍馬動物俑、灶磨類明器，陶器、釉陶、瓷器、銅器以及銀釵、石磨、鐵鏡，石墓志。李仲胤夫婦墓三十多件，包括步搖殘片、銅鐵鏡，銅盆瓶、陶瓷器、墓志等。元淑、楊舒、曹連、李仲胤墓被盜，不確定是否隨葬俑群。破多羅太夫人、王真保、李翼墓未見俑群。組合三 二十七座。有兩類隨葬品，且質(zhì)量一般，數(shù)量少，或僅隨葬其中一類，數(shù)量稍多，質(zhì)量較高。平城時期 四座。尉遲定州墓有石棺床和石槨，下頜托、銅耳環(huán)、釉陶器、陶器等，數(shù)量偏少。韋縣令墓出土執(zhí)盾武士俑、鎮(zhèn)墓獸、甲馬、牛車、女俑、褐釉陶器及刻字磚。崔令珍妻韓法容墓出土陶器三件，刻字磚二塊，精美的金耳墜 ，各種珠子的項鏈，鐵鏡，云母片等。楊眾慶墓出土鉛帳鉤六件，手工捏制陶俑數(shù)件，陶豬、陶燈各一件，刻字磚四塊。洛陽時期 二十三座。包括隨葬俑群和不隨葬俑群兩類。隨葬俑群 十二座。元睿墓四十三件，有鎮(zhèn)墓獸和俑群，牛車和灶類明器，瓷器四件，銅簪類小件，石墓志。邴勖墓被盜，俑群有鎮(zhèn)墓俑、人物俑、動物俑，模型明器包括灶、磨、井等，另有陶罐、陶壺、石墓志等實用器。邵真墓隨葬品近三十件，陶俑、明器較少，另有漆器、石墓志。郭定興墓隨葬器物四十四件，有陶俑群、陶明器，石墓志。侯掌墓隨葬品五十九件，除石墓志外均為陶器，有俑群、牛車動物俑、灶碓等明器，罐壺類陶器。甄凱及父母墓有陶俑，陶車明器，碗，玉豬，石墓志。元遵墓僅有少量殘件，分屬俑群、動物俑明器、陶盒陶罐，青瓷碗，石墓志。崔鴻墓隨葬器物三十余件，主要是陶俑群、牛車鞍馬動物、灶碓明器，石墓志。染華墓隨葬器物六十三件，有陶俑群、牛車鞍馬動物俑、灶磨明器、陶器、瓷器，石墓志。趙廣者墓有陶俑群、陶器、瓷器、銅鐎斗銅盂、石墓志。呂仁墓隨葬器物四十余件（套），有陶俑群、牛車鞍馬動物俑、碓磨明器，陶器，瓷罐，銅飾件，石墓志。祖氏墓有陶俑群，青瓷蓮花尊，玻璃碗，石墓志。可能隨葬俑群 六座。封和突墓有鐵花棺飾片、棺環(huán)棺釘，有多件精美銀器，陶瓷器殘片，石燈，碑形石墓志?？苊湍褂泄鞘?，銅器殘片，瓷器、陶器殘片，石墓志。元冏墓有青、白瓷器及殘片，石墓志。崔猷墓有泥俑，銅印、銅鐎斗、瓷器，石墓志。邢偉墓有瓷器，陶盤、碗，金器有戒指、發(fā)叉、鐲子，金屬器殘件，石墓志。辛祥墓有瓷龍柄雞首壺，瓷盞托和盞，銅鏡、銅尺、銀鑷子等，石燈，石墓志。未隨葬俑群 五座。李詵墓有銅鐲、銅環(huán)，陶灶，刻字磚，牛馬羊豬狗雞及牽馬人等磚雕，墓磚有模印花紋。司馬悅墓僅出土瓷碗、瓷唾盂、石墓志和陶器。裴經(jīng)墓使用雙重木棺，內(nèi)棺帶棺環(huán)，隨葬品包括銅鐎斗、銅缽、瓷唾盂、瓷碗、大小漆盤、釉陶壺、陶燈、磚墓志等。戴雙受夫妻合葬墓，有磚砌棺床，因盜擾嚴重，僅出土陶壺、陶罐，波斯銀幣，銀釵，骨管，漆木杖，刻銘磚。封魔奴墓有大量銅器，包括印章，很多青瓷碗，另有玻璃碗，瑪瑙珠，石墓志等。此類型隨葬品組合的墓葬中，尉遲定州、楊眾慶、崔令珍妻韓法容、李詵、司馬悅、裴經(jīng)、戴雙受夫妻、封魔奴八座墓未見鎮(zhèn)墓獸和俑群。組合四 十四座。僅有一類隨葬品且數(shù)量較少，無俑。平城時期 七座。梁拔胡墓有銅鋪首、泡釘、棺環(huán)，釉陶器，陶罐。叱干渴侯墓有陶器和刻字磚。張略墓出土鐵甲片和石質(zhì)碑形墓志。朱元伯墓有陶罐，泥幣，刻字磚。董富妻郭氏墓有陶壺，銅戈，刻字磚。黃鑒、黃氏墓有陶壺，刻銘磚。洛陽時期 七座。姚齊姬墓有陶壺，刻字磚，有殉牲。正始五年墓有陶罐，陶碗、陶瓶，銅鏡殘片。王都墓有刻銘殘磚。劉安囤墓僅有刻字磚半塊（圖一〇）[79]。韋鮮玉墓有陶壺，青瓷器蓋，刻字磚，質(zhì)地較硬，刻字規(guī)整，涂朱?！醯廊誓褂锌套执u，五銖錢。張洛墓只有刻字磚。
以上四種類型隨葬品組合中，是否隨葬鎮(zhèn)墓獸、鎮(zhèn)墓俑和儀仗俑具有特殊意義，組合一均有俑群，組合四均無俑群，差異明顯。第二、三種組合中，大部分隨葬俑群，但有幾座墓屬于特例：破多羅太夫人、崔令珍妻韓法容二墓為夫人墓，一般不隨葬陶俑群。但到北魏末年靈太后執(zhí)政時期，設置女官，賜封郡君，這種級別很高的夫人墓隨葬俑群，如韓賄夫人高氏、夫人祖氏墓即屬此類。王真保為略陽白馬胡，墓志記載其因刺史山陽公舉薦被孝文帝策授廣武將軍成都侯，當時秦益二州刺史為呂羅漢，據(jù)《魏書》本傳呂羅漢卒于太和六年（483年），推測王真保很可能卒葬于平城時期，爵為虛封，地位不高，不隨葬俑群。所謂司徒、太原王為北魏末年叛魏的大趙望墳追贈。封魔奴為渤海封氏，幼年因坐伯父謀亂入宮為宦人，太和七年（483年）卒時雖官品很高，實際身份很低，故八年葬于平城桑干河之南不隨葬俑群。正光二年改葬河北景縣時，距離其卒葬已近四十年。司馬悅被叛軍殺害后首級傳至南朝，李翼死于河陰之難，二人墓未被盜，明確無俑群，或許與死因有關。由此可見，北魏墓葬中棺槨的質(zhì)量與隨葬品的數(shù)量、種類成正比，且是否隨葬陶俑群具有特殊含義，平城時期限制較為嚴格，只有地位較高的男性官員才能使用。遷洛之后尤其北魏末年，這種限制被打破，女官、高級宦官亦隨葬俑群，但死于非命的高級官員不用。大量地位很低的地方官吏和平民隨葬品極少。五 墓主身份北魏紀年墓墓主身份和社會地位，可依據(jù)墓主生前任職和死后贈官判斷。北魏官制前后經(jīng)歷數(shù)次變更，《魏書·官氏志》云道武帝天賜元年（404年）已采用九品官品制，但北魏前期官制至今難以厘清。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定官品，官職體系結構才明晰。高祖首創(chuàng)將九品析分出不同階次，九品均加從品，變?yōu)槭穗A，每階再分上、中、下三級，故官品共有五十四級。此次所定官制被后世稱為前《職令》。太和十九年（495年）又行《品令》，刊定清濁，創(chuàng)流外七品制。太和二十三年復議官制，再頒后《職令》，簡化之前官階，九品仍保留正、從之差的十八階，一至三品不設級，四品以下各階分上、下兩級，形成九品十八階三十級。北魏延續(xù)漢晉皇帝下詔為去世官員贈官封爵加謚之制，體現(xiàn)死后哀榮當屬贈官。封爵因涉及子孫承襲，卒后追加者少見。謚號僅分美、平、惡三等，北魏基本無惡謚。北魏贈官包括中央官、將軍號、地方長官三類，很多屬于散官虛授，但反映品級之差。贈官高于卒時官階為北魏常例，且所增官階一般不超過二級[80]。但一些權貴和高級官員，增官可至三級，因“王事”或其他原因超贈達四級以上，北魏末年尤甚。從北魏紀年墓可見，贈官主要顯示喪禮典儀越升，對墓葬規(guī)制的影響有限，特別是統(tǒng)治集團高層即三品以上官員墓葬規(guī)格，由其生前任職而非贈官決定?，F(xiàn)根據(jù)墓主職官和爵號差異，大致將其分為四個層級。包括文明太后、孝文帝、文昭皇后、宣武帝、孝明帝及推測為節(jié)閔帝六人七座陵墓。幾位帝后所處社會狀況差異較大，文明太后因?qū)嶋H掌握朝政并控制孝文帝，其方山永固陵與孝文帝洛陽長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規(guī)格較為接近。孝文帝預建萬年堂小于文明太后永固陵，節(jié)閔帝因被廢地位降低陵墓變小，文昭皇后陵與其身份地位相符?？傮w而言，帝后無疑是北魏地位最高者。在我國封建官僚體系中，官至三品已屬于統(tǒng)治集團的核心成員，三品是貴胄區(qū)別于一般官吏的重要界線。晉代三品以上官職與北魏前《職令》的從二品中、后《職令》三品以上的官職相吻合，北魏流外七品中最高等級為三品，后《職令》三品以上不分上下之級，說明三品及以上，屬于高門閥閱。部分官員死后所受贈官或封爵升至三品，與實職三品之間差異明顯，反映贈終庸濫。北魏墓葬等級規(guī)制由實職決定。北魏紀年墓中實職三品以上官員所占比例較高，共有二十六人，主要為洛陽時期，北魏末年因帝位更迭頻繁，至有違典超授。1.平城時期 四人。破多羅太夫人墓，漆皮上題記侍中、主客尚書、領太子少保、平西大將軍等職，對比前《職令》，六卿為二品上；四平將軍加大者為二品中。題記云夫人祔葬，若官品屬破多羅之夫，應為薨后贈官，按一般贈官不超二級計，實職亦在三品以上。若從“太夫人”語境分析，似乎是擔任以上職官的破多羅之子為父母建墓，官品當為其子實職。宋紹祖官至幽州刺史，幽州為上州[81]，后《職令》上州刺史為三品；爵封敦煌公，為二等。宋紹祖為敦煌宋繇一族，太武帝平河西后入魏，宋繇家族無人位高及公。史書中李寶封敦煌公，太安五年（459年）薨后由李茂襲爵，宋紹祖敦煌公爵應為死后所贈[82]，其生前實職或至三品。司馬金龍墓表所題結銜高于其妻姬辰墓銘所載官職，由《魏書·司馬楚之傳》知，其生前已襲一品王爵，吏部尚書為從一品下，鎮(zhèn)西大將軍為從一品上，朔州刺史當時可能為上州。薨后贈司空為一品中，大將軍為一品上，均為超贈，地方長官改為冀州刺史，仍為上州。丹揚王墓主不詳，推測可能是代人叔孫建[83]或南朝北投的劉昶 [84]，其王爵至一品。以上四人均非皇室，四人中僅司馬金龍史書有傳，且使用碑形石墓志，宋紹祖為磚志，破多羅太夫人為漆皮題字，丹揚王為墓磚模印文字，形式各異。2.洛陽時期 二十二人。包括皇室元姓、貴胄顯要和特殊人物。永平元年元淑，北魏宗室鎮(zhèn)守舊都要職，《北史·魏諸宗室傳》記載簡略，碑形墓志“魏元公之墓志”顯示公爵，從一品。首題官職平北將軍為三品，卒官平城鎮(zhèn)將，類于上州刺史之三品。贈鎮(zhèn)東將軍從二品，都督相州諸軍事，僅前《職令》中有都督三州、一州諸軍事的品階，分別為二品上和從二品下，相州刺史為三品。元冏葬于永平四年，任職輔國將軍從三品，汲郡太守為四品下，襲爵陽平王為一品。贈征虜將軍從三品，東豫州刺史，為下州四品下，王爵如故。贈官與任職品級相同。元懌為孝文帝第四子，封清河王，生前職官最高至司徒、太傅領太尉，均為一品。被害于位，靈太后反正后追崇太師、丞相、大將軍，仍為一品，但位置排序居最前。墓志尺寸遠超文昭皇后墓志，為靈太后操持之特例。元遵淮南王為一品，任散騎常侍從三品，都督定州諸軍事為從二品下，定州刺史為上州三品。贈征西將軍為二品。元乂因?qū)Ｕ⑶艚`太后，于孝昌二年先廢為民，后被賜死，所任職中最高領軍將軍從二品，衛(wèi)將軍和尚書令均為二品，驃騎大將軍和儀同三司從一品。以靈太后妹夫之故，追贈原職。其父元繼表讓爵土，追授為公，從一品。元武泰元年被蕭寶寅所害，南平王為一品，任平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秦州刺史均為三品，都督秦州諸軍事從二品下，假鎮(zhèn)西將軍從二品。贈衛(wèi)大將軍為二品，尚書右仆射從二品，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為二品上。元邵卒于河陰之難，生前襲常山郡王為一品，任散騎常侍從三品、平南將軍三品，中軍將軍從二品，衛(wèi)將軍二品，河南尹三品。贈侍中三品，司徒公一品，驃騎大將軍從一品。元祉任職最高驃騎、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均從一品，平原郡王為一品。贈太保、司徒公均為一品，都督冀定滄瀛四州諸軍事，高于前《職令》二品上的都督三州諸軍事。貴胄九人。均為漢人世族高門。曹連實任冠軍將軍從三品，中散大夫四品下，均為散官。卒贈安西將軍為三品，涼州刺史屬下州，仍四品下，墓志很小。王溫任征虜將軍為從三品，后軍將軍、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均為三品。贈撫軍將軍為從二品，簡公散爵從一品。甄凱祔葬，甄凱為處士，但其父甄琛卒贈司徒為一品，文穆公爵從一品，墓葬應按其父官職修建。李仲胤，《魏書·李靈傳》有載，任職最高諫議大夫從四品下，尚書左丞從四品上，爵李侯從二品。贈鎮(zhèn)遠將軍四品下、光州刺史為中州從三品下，永熙三年與夫人邢氏合葬。高道悅太和十八年被太子所害，最高職官太子中庶子為四品上，卒贈散騎常侍從三品，營州刺史為中州，從三品，爵散侯從二品，為超贈。神龜二年遷高道悅與夫人合葬[85]。賈思伯，《魏書》有傳，史書與墓志內(nèi)容相符。歷任官職復雜，廷尉卿、太常、殿中尚書及左將軍、安東將軍等均為三品。贈官尚書右仆射、鎮(zhèn)東將軍均為從二品，文貞公散爵從一品。崔鴻最高任散騎常侍從三品，黃門侍郎四品上。贈鎮(zhèn)東將軍從二品，督青州諸軍事從二品下，文貞侯為從二品。據(jù)《魏書·薛安都傳》記載，薛懷吉任弘農(nóng)太守前為驃騎將軍二品，墓志未載。志傳言鎮(zhèn)遠將軍、益州刺史均四品下，征虜將軍、汾州刺史三品下，最高右將軍、后將軍為三品。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仍為三品，同于任職品級。韋彧最高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均從三品。贈太常卿、尚書為三品，都督雍州諸軍事從二品下，撫軍將軍從二品，豫、雍二州刺史高于上州刺史三品，文烈公散爵從一品。宦官二人。封魔奴為宦官，墓中出土銅印三方（“高城侯印”、“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與墓志記載生前任職相同，給事中三品，冠軍將軍從三品，散侯從二品。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為三品，勃?？す珡囊黄贰Ｚw廣者，任大長秋卿從三品，亦為宦官。散騎常侍從三品，征南將軍二品，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贈都督相州諸軍事從二品下，征東將軍二品，相州刺史三品。其宦官身份卻任職高品，或因帝位更迭之功，反映當時特殊社會現(xiàn)實。女官二人。韓賄贈官征虜將軍、營州刺史、長岑侯，爵從二品。夫人高氏父高飏，弟高肇、高顯，妹文昭皇后，侄女宣武帝高皇后。宣武皇帝以夫人皇姨之重，封遼東郡君。又以椒幃任要，授內(nèi)侍中。據(jù)《魏書·皇后傳》，北魏“置女職，以典內(nèi)事。內(nèi)司視尚書令、仆。作司、大監(jiān)、女侍中三官，視二品?！备呤仙胺馐诙罚哂谄浞?，單獨埋葬。夫人祖氏墓志蓋顯示其被封郡君，與高氏類似。北魏末年靈太后執(zhí)政時女職地位提高，二位夫人被封郡君為其典型。另外，王真保卒葬時授廣武將軍從四品下，城（成）都侯從二品可能為贈爵。至萬俟丑奴建立地方大趙政權，望墳追封：大都督西道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天水郡開國公、太原王，若對應北魏職令，高至從一品和一品，全為虛授高品，墓志為補刻，置于墓門券頂之上。以上三品以上高官普遍墓葬規(guī)格較高，平城至洛陽孝文、宣武時期等級相對嚴格。靈太后執(zhí)政的孝明帝之后至北魏末年則職官品級虛高，甚至宦官、女官超居高位，“河陰之難”對被害文武百官的追封加贈導致其后贈官品階泛濫，墓葬規(guī)格因墓主身份不同而有所差異。墓主生前任職四品及以下官員和部分世家大族中，部分贈官至三品，應屬中級官；其余品級為低級官，另有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世家舊族，共二十九人。平城時期 二人。梁拔胡散騎常侍為二品下侍官，職事不詳。爵安樂子，天賜元年減五等爵詔，子為四品，爵位較低而官品較高。一般一人所任官職、軍號、爵位相差不大，據(jù)《南巡碑》，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尚]書羽真南郡公毛法仁[86]，其官爵基本為二品，推測梁拔胡散騎常侍為贈官。楊眾慶墓磚記載略陽清水人，仇池投化客，任職最高為建威將軍，從四品中，爵靈開子，為四品。贈冠軍將軍從三品，秦州刺史屬上州，為三品，爵清水靖侯為三品。洛陽時期八人?？苊鸵娪凇段簳ざ鱾唫鳌罚瑑?nèi)容與墓志一致，本官步兵校尉為從五品，最高武衛(wèi)將軍從三品。贈平北將軍三品，燕州刺史為下州四品下。司馬悅因鎮(zhèn)守豫州被害，《魏書·司馬楚之傳》、墓志均載任職豫州刺史，屬中州，從三品，爵封漁陽縣開國子，為四品下。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均為三品，屬超贈。楊舒任伏波將軍從五品上，參太尉高陽王府事，始蕃王咨議參軍事為五品下。贈鎮(zhèn)遠將軍四品下，華州刺史為中州，從三品。楊舒超贈或因該階段楊播一族權勢正盛。辛祥，《魏書·辛紹先傳》和墓志一致，最后任職義陽太守，義陽緣邊新附，地居險遠（《魏書·地形志中》），為下郡從五品下。征虜安定王府長史，即二蕃王元燮屬官五品上。后贈冠軍將軍，為從三品，南青州刺史為下州四品下。邴勖，建威將軍長安鎮(zhèn)將鄔陵子，所襲子爵與將軍號同階，均為從四品下，鎮(zhèn)將同于上州刺史，為三品。太武帝時已有雍州，但長安鎮(zhèn)將延續(xù)至很晚，官職應為追贈。呂達墓室東南角墓志無任職，志文首題威遠將軍從五品下，積射將軍七品上，宮輿令品級不詳，若與公車令相類，低至從八品上。墓道出呂通墓志云“贈吊之禮,有國常準?！痹t贈輔國將軍從三品。兩志因贈官而尺寸有異，后者或按等級規(guī)格。韋乾，以軍勛超遷諫議大夫，從四品下，贈前將軍，三品，都督雍州諸軍事從二品下，雍州刺史三品，為超贈。李翼卒于河陰之難，實任建威將軍從四品下，尚書右主客郎中六品下。贈平北將軍三品，散騎常侍從三品，定州刺史屬上州三品，謚忠孝惠侯從二品，可能為贈爵。以上因世族、軍功或投化客等特殊身份而超贈至三品者，墓葬規(guī)格明顯低于任職三品的高官顯貴。平城時期三人。尉遲定州石槨封門題字類似買地券，稱“步胡豆和民莫堤”，“步胡豆和”應為郡縣地名的鮮卑語音譯，即墓主為該地庶民。莫堤為北魏早期官名，《南齊書·魏虜傳》：“莫堤，比刺史?！钡淮_二者是品級還是職掌。由申洪之墓志東宮莫堤、郭定興墓志庫部莫堤考證，莫堤可能為侍郎 [87]，最高至四品。北魏庶民多與小官并稱，亦見莫堤品級不高。張略任職從凌江將軍、萬平男至安彌侯常侍、¨南公中尉，都應為西涼所封，為王國屬官。最后千人軍將或為北魏所任，《魏書》本傳堯暄為千人軍將，擢為中散。說明地位低于中散，太和改制前中散大夫為四品上。尉撥賜介休男，轉(zhuǎn)千人軍將。減五等爵后子為四品，男爵更低，可見千人軍將為不高于四品的下級官職。韋曲墓磚刻“太安五年陜縣令韋”。北魏前期官職無縣令品級，后《職令》上中下縣令分別為六七八品下。韋縣令可能為上縣六品下。洛陽時期十三人。李詵，墓門外填土中發(fā)現(xiàn)刻字磚，記錄買地內(nèi)容，墓主征平郡曲沃縣故民，任職安邑令，為六七八品下的低級官。封和突，小碑形墓志，任屯騎校尉五品下，散爵昌國子從四品下，贈建威將軍從四品下，洛州刺史為下州，四品下。裴經(jīng)，磚志，任司徒府鎧曹參軍，屬二公諸曹參軍事六品上，襄威將軍從六品上，宜陽、猗氏二縣令，高于上縣六品下。元睿為北魏皇族，最后任職司空從事中郎，五品。贈平遠將軍四品，恭子散爵從四品下，洛州刺史屬下州四品下。郭定興，墓志僅見河澗太守,推測為贈官，郡分上中下三等，太守分別對應四五六品下。侯掌，任奉朝請為從七品下散官，燕州治中從事史品級不詳，司州治中從事史從四品下，燕州為下州，品級最高五品，未見卒后贈官。染華任鎮(zhèn)遠將軍四品下，射聲校尉五品下，贈樂陵太守，最高上郡四品下。呂仁任寧遠將軍為武散官五品上，未見贈官。邵真墓志首題阿陽令假安定太守，最高下郡太守上縣令，為六品下。志文無歷職，春秋九十九，推測因高年受贈。韋輝和，員外散騎侍郎，為增補虛職散官七品上。邢偉，任員外散騎侍郎七品上，最高加輕車將軍從五品下。贈博陵太守，最高上郡四品下。封龍，最高鎮(zhèn)遠將軍四品下，中部太守品級不詳，最高上郡與將軍號同級，無贈官。崔猷，最高任明威將軍六品上，贈員外散騎常侍五品上。3.世族 三人。賈寶墓志書“涼州武威郡姑臧縣民”，涼州賈氏為當?shù)刂?，其墓室?guī)模較大，墓內(nèi)使用木堂等，隨葬品的規(guī)格較高，推測應為漢人世族。崔令珍妻韓法容，出土刻銘磚，隨葬品豐富，其中項飾和金耳飾造型工藝精美，鑲嵌寶石、珍珠，另有云母片和銅飾片。崔、韓似為漢人姓氏，刀形土洞墓為河北北部晉墓典型。墓主可能為清河崔氏一族。韋鮮玉為雍州主簿韋敬元長女，其父州主簿低于司州主簿從七品下，但韋氏為世家大族，北魏仍為高門。考古發(fā)掘中該類墓葬數(shù)量眾多，大部分因無準確年代和墓主信息而未引起足夠重視，紀年墓中十二位墓主代表北魏社會中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民眾。平城時期 五人。叱干渴侯在墓道和墓室內(nèi)分別出土墓銘磚一塊，刻“長安人”、“長安人京兆郡長安縣民”。黃鑒墓、黃氏墓出土刻銘磚，分刻：“涿黃鑒銘?；逝d三年五月廿五日死?！薄疤褪荒昶咴掳巳?/span>。”二人均為涿縣人。西安小寨村墓葬，墓道填土中有銘磚一塊，刻：“朱元伯太和七年”，字體不規(guī)整。洛陽市西南墓葬，墓道口有刻銘磚二塊，分刻“太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太原郡狼孟縣董富妻郭暮”，磚上有燒制時留下的清晰手印。洛陽時期 七人。姚齊姬墓，填土中有墓志磚一塊，陰刻文字兩行：大字“廉涼州妻姚齊姬墓”，小字“太和廿三年歲次己卯七月廿八日記”，磚文字體規(guī)整，分布勻稱。洛陽偃師墓葬M4031，僅出土陶器和銅鏡殘塊，其中陶罐、陶瓶上有鎮(zhèn)墓文，文字漫漶不清，可識“正始五年”等字。陜西西安灞橋區(qū)M36，墓室中部有刻銘殘磚一塊，刻：“永平四年四月十九日藍田口民王都銘記”，字體隨意，大小不均。戴雙受夫妻合葬墓，墓道填土中出土二塊扣合刻銘磚，分別刻熙平二年三月九日戴¨福母冢、熙平元年二月廿四日涼州槃和郡民戴雙受之墓，據(jù)考槃和郡應為番禾郡，在今甘肅永昌，后遷徙至高平，即寧夏固原[88]。劉安囤墓墓主頭下枕墓志磚半塊，上刻：“建義元年九月十日劉安囤銘?！贝u面粗糙，字體隨意。85YM32三人葬，出土紀年磚二塊，一塊刻“普泰二年閏□□十八日□家縣民”、“息道仁”字樣。張洛墓有三個墓室，埋葬六人，墓門口出土刻銘磚二塊，一塊刻“太昌元年六月廿一日張洛銘”。北魏紀年墓墓主集中于各級官員，三品以上高等級官員墓葬數(shù)量最多，與中、低級官及世家舊族墓之和近似，說明北魏中后期墓主人官職地位越高，墓中出現(xiàn)墓志刻銘等的可能性越大，眾多普通平民墓沒有墓主和紀年信息。北魏中期級別較高的墓葬和平民墓均使用刻銘磚，到北魏后期，中高級墓一般使用石墓志，僅長安洛陽地區(qū)極少數(shù)平民墓仍使用刻銘磚。六 結語以上紀年墓的地面封土、墓道規(guī)模、墓室結構、隨葬品組合和墓主身份基本一致，說明當時已經(jīng)形成比較統(tǒng)一的墓葬規(guī)制，最早見于太武帝中期，主要形成于文明太后執(zhí)政以后，一直延續(xù)至北魏分裂，并保持前后規(guī)制的一致性，同時體現(xiàn)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在遵循制度之下仍部分保留其固有喪葬習俗。北魏墓葬中最高等級為帝陵，文明太后因?qū)嶋H執(zhí)政，墓葬與帝陵同級。帝陵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圓形封土，基底平城時期方形，洛陽時期圓形，邊長或直徑為110米左右。封土南有神道，遷洛后設石刻，周圍有門闕等陵園建筑。封土下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墓道長約40、寬3米左右，無過洞天井。平城時期前后雙室，遷洛后單室，面積40余平方米，無壁畫。墓內(nèi)棺槨體量巨大，帳茵等實用之物齊備，隨葬瓷瓦之類及明器。文昭皇后陵、孝文帝預建萬年堂與帝陵形制類似而規(guī)模略小。第二等級為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墓，墓主多為王公貴族。墓葬規(guī)格整體低于帝陵，個別高于皇后陵。一般封土直徑約40米，斜坡墓道長20-30米，部分帶過洞天井。墓室18-30平方米，基本為磚構，有多室或前后雙室，有的帶壁畫，國都洛陽均單室，且個別土洞。葬具有石、漆棺槨和普通木棺，部分施帷帳。隨葬實用品豐富，明器和陶俑眾多。洛陽隨葬品以陶明器和陶俑為主。第三等級為中低級官員及世家舊族墓，地面封土規(guī)模不詳，墓道多斜坡式，長度10-20米，部分帶過洞天井，極個別豎穴式。墓室面積8平方米以上，土洞墓增加，都城之外仍存在多室和雙室墓現(xiàn)象。葬具基本為木棺，隨葬品質(zhì)量一般，數(shù)量較少。平城時期多出刻銘磚和實用器。洛陽時期使用磚石墓志，出土陶明器、陶俑群，數(shù)量整體偏少。最后一等為平民墓。地面封土不存，墓道促狹，長10米以下、寬1米左右?；緸橥炼茨梗故颐娣e狹小，僅數(shù)平方米，葬具可能為木棺或無棺。隨葬品很少，僅有數(shù)件陶器，無石刻墓志，使用刻銘磚，部分存在多人合葬現(xiàn)象。該等級墓葬應該數(shù)量最多，分布范圍廣泛。附記：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魏喪葬中民族融合因素的考古學解讀”（項目批準號：16BKG019）的階段性成果。
注：表中的“時間（年）”是公元紀年。表中“”表示發(fā)現(xiàn)相關信息，但不詳細；“X”表示資料中未記錄或未發(fā)現(xiàn)相關信息。表中“封土”、“墓道”、“隨葬品”等欄的阿拉伯數(shù)字1-4分別代表從高到低四個等級。[1]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北魏方山思遠佛寺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2007年第4期。 [2] 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3]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北魏孝文帝長陵的調(diào)查與鉆探——“洛陽邙山陵墓群考古調(diào)查與勘探”項目工作報告》，《文物》2005年第7期。[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北魏宣武帝景陵發(fā)掘報告》，《考古》1994年第9期。[5]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孟津后溝玉冢調(diào)查勘探報告》，《洛陽考古》2014年第3期。[6]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東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第8期。[7] 盧瑞芳、劉漢芹：《河北吳橋北魏封龍墓及其相關問題》，《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8]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調(diào)查與勘探第一階段考古報告》，94頁，文物出版社，2018年。[9] 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調(diào)查》，《文物》1974年第12期。[10]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調(diào)查與勘探第一階段考古報告》，95頁，文物出版社，2018年。[1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陽高北魏尉遲定州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2期。[12] 懷仁縣文物管理所：《山西懷仁北魏丹揚王墓及花紋磚》，《文物》2010年第5期。[13] 孟縣人民文化館：《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14] 孟昭林：《記后魏邢偉墓出土物及邢蠻墓的發(fā)現(xiàn)》，《考古》1959年第4期。[15] 賴非:《北魏高道悅墓地調(diào)查及其墓志補釋》，《德州考古文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 年。[16]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diào)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17] 孟昭林：《無極甄氏諸墓的發(fā)現(xiàn)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59年第1期。[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贊皇縣北魏李仲胤夫婦墓發(fā)掘簡報》，《考古》2015年第8期。[19] 丘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23、283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20]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調(diào)查與勘測第一階段考古報告》，195頁，文物出版社，2018年。[21]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澗西衡山路北魏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7期。[22]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調(diào)查與勘測第一階段考古報告》，94、167、195頁，文物出版社，2018年。[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紹祖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7期。[2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25]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M229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萬榮縣文物旅游局：《北朝考古的重要發(fā)現(xiàn)——山西萬榮發(fā)現(xiàn)北魏汾州刺史薛懷吉墓》，《中國文物報》2018年7月13日第8版。[27] 黃明蘭：《西晉裴祗和北魏元兩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28] 田小利、孫新民、穆曉軍：《長安發(fā)現(xiàn)北朝韋彧夫婦合葬墓》，《中國文物報》1999年11月14日第1版。[29]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8期。[3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3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灣北魏墓（M7、M9）發(fā)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12期。[3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發(fā)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1期。[3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fā)掘簡報》；張志忠：《大同七里村北魏楊眾慶墓磚銘析》《文物》2006年第10期。[34] 楊富斗：《山西曲沃縣秦村發(fā)現(xiàn)的北魏墓》，《考古》1959年第1期。[35]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侯馬虒祁北魏墓（M1007）發(fā)掘簡報》，《文物》2021年第2期。[36]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chǎn)學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東郊東小寨村兩座北魏墓葬發(fā)掘簡報》，《文博》2018年第5期。[3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京聯(lián)合大學：《西安市灞橋區(qū)江村北魏王氏家族墓發(fā)掘簡報》，《文博》2019年第1期。[38] 崔漢林、夏振英：《陜西華陰北魏楊舒墓發(fā)掘簡報》，《文博》1985年第2期。[39]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韋曲北塬北朝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5期。[40]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5期。[41] 310國道孟津考古隊：《洛陽孟津邙山西晉北魏墓發(fā)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年第1期。[4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qū)兩座北魏墓的發(fā)掘》，《考古》2011年第9期。[43]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省偃師兩座北魏墓發(fā)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5期。[44]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45]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北魏曹連石棺墓》，科學出版社，2019年。[46]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北魏元祉墓發(fā)掘簡報》，《洛陽考古》2017年第3期。[4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贊皇縣北魏李翼夫婦墓》，《考古》2015年第12期。[48]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市發(fā)現(xiàn)的幾座北魏墓》，《遼海文物學刊》1995年第1期。[49] 鄭?。骸秲?nèi)蒙古包頭市北魏姚齊姬墓》，《考古》1988年第9期。[50] 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郊北魏墓發(fā)掘簡報》，《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5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北魏賈寶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21年第6期。[52] 石戰(zhàn)軍：《北魏董富妻郭氏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第9 期。[54]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紗廠西路北魏HM555發(fā)掘簡報》，《文物》2002 年第 9 期。[55]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魏淮南王元遵墓發(fā)掘簡報》，《洛陽考古》2013年第2期。[5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qū)兩座北魏墓的發(fā)掘》，《考古》2011年第9期。[57]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門峽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簡報》，《華夏考古》2009年第4期。[5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第9 期，圖一。[59] 偃師市文物旅游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偃師兩座北魏墓發(fā)掘簡報》，《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60]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1 年第 8 期。[61] 長安博物館：《長安瑰寶》第1輯，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02年，8、9頁。信息由長安博物館穆曉軍館長提供，特此致謝。[62] 侯鴻鈞：《洛陽西車站發(fā)現(xiàn)北魏墓一座》，《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2期。[63] 淄博市博物館、臨淄區(qū)文管所：《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第3期。[64]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fā)現(xiàn)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65] 河北無極甄凱墓為磚構前后雙室，尺寸不詳。根據(jù)甄凱墓志記載：“良（甄凱）之諸兄奉安公、夫人之宅兆，仰遵先旨，厝良于墓后別室?！奔丛撃骨笆覟槠涓改腹讟∷诘闹髂故?，后室為年僅十四歲的甄凱墓室。這種布局與雙室墓中后室作為主墓室、祔葬墓中子女葬于側(cè)室或耳室不同。[66]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diào)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等：《北魏宣武帝景陵發(fā)掘報告》，《考古》1994年第9期。[68] 數(shù)據(jù)來自《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調(diào)查》，但參與景陵發(fā)掘的相關人員認為該數(shù)據(jù)可能有誤，墓室面積應小于景陵。[69] 壽光縣博物館：《山東壽光北魏賈思伯墓》，《考古》1992年第8期。[7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71] 該墓發(fā)掘資料見于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孟津朱倉北魏墓》，《文物》2012年第12期，墓志見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志》，34頁，中華書局，2012年；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上，36頁，北京圖書出版社，2007年。[72] 秦明智、任步云：《甘肅張家川發(fā)現(xiàn)大趙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年第6期。[73] 代尊德：《太原北魏辛祥墓》，《考古學集刊》第一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74]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 年第 8 期。[75]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門峽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簡報》，《華夏考古》2009年第4期。[7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巖上墓葬區(qū)考古發(fā)掘報告》，《北京段考古發(fā)掘報告集（南水北調(diào)中線一期工程文物保護項目第1號）》第91-97頁，科學出版社，2008 年。[7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78] 該墓出土的陶器類似內(nèi)折的書卷，發(fā)掘簡報認為是陶冊，與墓主身份有關。范楊認為是陶制布帛明器，是財富的象征，詳范楊：《洛陽衡山路北魏大墓出土陶帛明器考》，《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79]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門峽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簡報》，《華夏考古》2009年第4期。[80] 洼添慶文：《關于北魏的贈官》，《文史哲》1993年第3期。[81] 洼添慶文著、趙立新等譯：《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129-1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2]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50頁，中華書局，2005年。[83] 李梅田：《丹揚王墓考辨》，《文物》2011年第12期。[84] 倪潤安：《懷仁丹揚王墓補考》，《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1期。[85] 秦公：《釋北魏高道悅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賴非:《北魏高道悅墓地調(diào)查及其墓志補釋》，《德州考古文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0 年。[86] 張慶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證》，《考古》1998年第4期。[87] 殷憲、劉俊喜：《北魏尉遲定州墓石槨封門石銘文》，《文物》2011年第12期。[88] 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郊北魏墓發(fā)掘簡報》，《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作者：劉連香 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考古學報》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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