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暨牌頭這位老革命不簡單

leafcho 2022-05-29 發(fā)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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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暨牌頭是革命老區(qū)，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杰出革命家革命先烈張秋人、宣中華就是牌頭人，牌頭的老革命汪維恒、周芝山、同山的老革命壽松濤都為大家所熟知，他們?yōu)辄h和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我們敬佩他們并以各種方式紀念他們。其實牌頭還有一位老革命值得推崇值得記錄，這位老革命是誰呢？他叫周永山，他是周芝山的堂兄，是周芝山的革命帶路人。周芝山是解放后諸暨縣第一任縣長，周永山是解放后東陽縣第一任縣長。因為周永山坎坷的經(jīng)歷、多難的遭遇，被冤屈被忽視被冷落。他其實是與張秋人、宣中華、汪維恒、壽松濤同一年代也是同一年齡段只相差一兩歲的早期革命家，他在大革命時期、抗戰(zhàn)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對黨對國家民族都有過重大貢獻。這位老革命很不簡單！

周永山

采訪周永山生前戰(zhàn)友

蔣記者采訪周永山兒子周建新先生

　　為不至于老革命的事跡湮沒無聞，筆者近期去閱看、收集、調(diào)查了解了一些有關老革命周永山事跡。2022年5月14日，我約上諸暨市濂溪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周仕榮（與老革命周永山是同村同族人）、市新四軍研究會理事酈林春一起去牌頭鎮(zhèn)位于勾嵊山麓的三保里村（因珠村、梅溪、后充嶺三村是舊時勾越鄉(xiāng)的三堡所以現(xiàn)稱為三保里村）珠村自然村走訪了解老革命周永山有關情況。周仕榮會長特別邀請了同村人周魯卿老先生（95歲，曾任周永山秘書）、周友仁老先生（90歲，曾任周永山通訊員）、周宇光先生（他的父親周覺年先生曾也跟隨周永山工作過），還有周志信先生（周仕榮會長的父親）和周曉先生（周友仁老先生的兒子）參加了座談，周曉熱情接待并招待中餐。周魯卿已是這么高齡的老人了，但記憶力仍很好，只是耳朵有點背了，珠村的《周氏宗譜》是他前些年編輯的，家譜中有關于周永山的傳文《錚錚鐵骨》也是他寫的，網(wǎng)上有關周永山的簡介主要來自《錚錚鐵骨》一文。周友仁老先生的思路也很清晰，他說到解放時周永山的警衛(wèi)員帶有卡賓槍、駁殼槍、左輪槍三支槍，他也跟著堂哥進入東陽縣城接收東陽縣政權的。他們介紹了不少有關周永山的往事。牌頭有名文化人蔣亦新先生也曾去采訪過周永山的小兒子周建新，也形成了一些有關周永山的圖文資料，還有周宇光先生提供了義烏“諸義東革命歷史紀念館”中有關周永山的一些史料。筆者還參閱諸暨黨史的有關內(nèi)容。筆者小時曾見到過老革命周永山，因為他的堂妹嫁到我們埂大村，與我家是鄰居，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時他常來我們村，我聽過他講的革命故事，他講的在國民黨監(jiān)獄里受酷刑坐老虎凳的事至今還記得，他說坐老虎凳時腳后跟塞進兩塊磚時還擋得住，到四塊磚時痛得昏了過去。

這樣一位為黨為國家吃過苦受過難做過貢獻的老革命，后來還蒙冤屈受處分。因為他是被處分的人，過去的一些革命史料和革命回憶錄中可能會有所回避有所忽略。在宣傳紅色文化喜迎黨的二十大召開之際，我們更不應該忘記他！地方史革命史中應該有他一定的位置。牌頭地區(qū)革命歷史悠久，革命志士眾多，三保里珠村自然村革命歷史也很豐厚，有8位革命烈士，紅色文化底蘊很深厚，同村同族同時有兩人解放后首任相鄰兩縣縣長的村莊也是罕見的，三保里村若能建一個紅色革命歷史紀念館，資料是相當豐富的。

今特根據(jù)所閱所集所見所聞將周永山一生經(jīng)歷整理成文：

周永山傳略

1899年，周永山出生在浙江諸暨牌頭珠村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家庭，從小聰明能干，喜歡讀書，牌頭同文學校讀書時與中央宣村的宣中華，水下張的張秋人相識，與鄰村寺下張汪家的汪維恒有交往。

1920年代前期，諸暨籍的早期共產(chǎn)黨人俞秀松、宣中華、張秋人、汪壽華等主要是在上海、杭州等地領導從事黨的工作，但他們對家鄉(xiāng)的革命非常關心并有巨大的影響和帶動作用，牌頭寺下張汪家的汪維恒和同山里塢底的壽松濤就是這樣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永山就是在這樣背景下參加革命的。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派農(nóng)民部主任卓蘭芳到諸暨，在諸南勾嵊山麓的廣福寺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了中共南鄉(xiāng)區(qū)委，壽松濤、汪維恒為主要成員，1927年9月底，中共諸暨縣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城南滴水巖舉行。周永山是這一年正式加入共產(chǎn)黨的。當年“四一二”后諸暨白色恐怖很嚴重，共產(chǎn)黨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壽松濤、何競華、汪維恒常住在珠村塢底的山莊。周永山積極參與黨的活動并擔任聯(lián)絡工作。1927年底，黨組織還派他到諸北三江口小學發(fā)展黨組織并擔任支部書記。

1928年4月，中共諸暨縣委在牌頭水霞張祠堂舉行全縣黨的代表會議，有40多人與會，后部分代表轉移到寺下張村汪家開會。會議決定發(fā)動農(nóng)民實行“二五減租”等運動，牌頭牌軒下為中心“二五減租”農(nóng)民運動搞的熱火朝天。周永山、周茂達指導參與在珠村、梅溪、后充嶺成立農(nóng)民協(xié)會進行“減租減息”農(nóng)民運動。

1930年4月，已是中共中央巡視員的卓蘭芳帶著中共中央70號通告（左傾冒進的文件）到諸暨組織全縣農(nóng)民暴動，組織上派周永山到諸暨城北五浦頭秘密組織農(nóng)民武裝。5月諸暨農(nóng)民暴動失敗，周永山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獄中受盡酷刑，烙鐵頭燙、坐老虎凳、十個手指指甲全部拔光，但他仍堅強不屈，被重判服刑十二年。

　　1935年，周永山被關押在省反省院，監(jiān)管相對寬松了些，通過家屬和有關人士的幫助，于12月具保釋放恢復自由。回到家鄉(xiāng)后，到牌頭中央宣村當小學教師，創(chuàng)辦農(nóng)民夜校，進行抗日宣傳并積極尋找黨組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11月份在楓橋新店灣孝塢子召開諸暨縣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周永山是諸暨這次恢復和發(fā)展黨組織重要會議20余人中的一員。12月份周永山正式恢復黨組織關系。

1938年1月，在上海搞抗日救亡工作的楊思一回到諸暨，2月任中共諸暨縣工委書記，3月份，楊思一到諸南前山廟、珠村，楊曙霞指導發(fā)展黨組織，建立了牌頭區(qū)工委，周永山任區(qū)工委書記。堂弟周芝山是在這時期跟著周永山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年，周永山任四明山浙東抗日游擊司令部政治交通員，承擔四明山經(jīng)諸南、義北到浙北蘇北等地的密件傳送和人員往返護送任務，每次都出色完成。有幾次是譚啟龍政委直接安排的重要任務。有一次一下子護送八名重要領導過四、五個縣城送到四明山梁弄。過日偽據(jù)點，過浙贛線時都十分危險，協(xié)助周永山工作的堂兄周可山是在過白峰嶺關口時日軍發(fā)現(xiàn)犧牲的。

1943年12月，隨著共產(chǎn)黨抗日隊伍的壯大發(fā)展，在“小三八”抗日武裝的基礎上成立了新四軍浙東抗日游擊縱隊金蕭支隊，建立了諸北根據(jù)地，諸義東根據(jù)地和金蕭支諸南辦事處。1944年2月周永山任諸義東辦事處情報站長、民政交通科長。

1944年3月初周永山調(diào)任金蕭支隊諸南辦事處主任，到街亭許村組建諸南辦事處，恢復停辦的“三八鹽場”，辦事處人員發(fā)展到20多人。3月30日國民黨浙保二團和諸暨自衛(wèi)大隊何步耀部突然襲擊在許村的諸南辦事處和在璜山齊村的金蕭支隊一部，金蕭支隊主力及時撤出，但許村的辦事處損失巨大，辦事處副主任何今希，自衛(wèi)隊長駱甫根，指導員馬行浩等干部、戰(zhàn)士和群眾共48人被抓，次日被殺害于齊村，后又有30多人在池家山被殺害。周永山僥幸脫險，他是藏在牛欄的牛捆灰下沒被發(fā)現(xiàn)。諸南辦事處被迫撤銷，周永山回諸義東辦事處（后稱諸義東縣委）。

1944年9月，諸義東縣委指派堅勇大隊郭江率短槍組到坑西、越山、牌頭、安華、王家井、外陳一帶活動并成立諸南游擊隊，打擊日偽軍，擊斃特務大隊長王忠良，打開諸南抗戰(zhàn)局面，可惜郭江隊長因叛徒出賣在白峰嶺被害。1945年3月，諸南區(qū)改設為諸南區(qū)特派員，周永山任諸南區(qū)特派員，4月周永山率武工組在王家井擊斃參與殺害堅勇大隊二中隊郭江隊長的叛徒樓情友。7月后又改為璜越區(qū)特派員，后來特派員由周芝山擔任。

1945年8月初，周永山調(diào)任中共路西縣西南區(qū)區(qū)委書記兼區(qū)長。

1945年9月，周永山隨新四軍浙東縱隊過上虞到余姚，于10月初在杭州灣南岸告別浙東含淚北撤。周永山北撤到山東后，先后在華東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被服廠任股長，后在華野軍隊醫(yī)院任行政隊長。

1949年2月，周永山在華中黨校學習后派回浙東工作，任中共會稽臨工委組織部副部長，4月任諸義東辦事處主任，中共東磐特派員，負責東磐支隊整訓。5月8日，東磐支隊150人隨周永山接管東陽縣，其余部隊由周芝山帶隊整訓后編入諸暨縣大隊準備接管諸暨縣。5月13日，周永山、劉熙范帶領東磐支隊地方部隊進入東陽縣城。5月14日，華東軍政委員會電令周永山任東陽縣人民政府縣長，周'永山主持召開第一次會議，宣告東陽縣人民政府成立并貼出安民告示。

　　1949月8月周永山調(diào)金華地區(qū)專署任實業(yè)科副科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浙江省級政府機構組建完成。周永山到杭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任檢查組組長，行政股長等職。

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周永山被審查，1957年他的老上級時任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被錯誤處理，周永山幾乎同時被錯誤判定為叛黨分子，1958年被開除公職，遣送回原籍牌頭珠村，接受改造。

1958年，這位老革命被處理回老家，“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都對不上號，卻因為他有所謂的叛黨行為把他當“壞分子”對待，長期受不公正待遇。

周永山在農(nóng)村期間，因為坐過牢，受過傷（有中央人民政府頒發(fā)的革命工作人員殘廢證）身體狀況不好，勞動能力欠缺，家庭負擔很重，每年欠生產(chǎn)隊糧食款數(shù)百元，所以生活十分困苦。周永山多年一直向有關部門申訴并求助，民政部門只有幾次少量幾十元的補助。他在家人和親友的支持幫助下，周永山堅強地生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