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丹（？—3），字仲公，西漢瑯邪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治《詩》，受教于匡衡。舉孝廉為郎。

元帝末，為博士，免職。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間，州舉茂材，又補為博士，出任東平王太傅。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災，群臣對修堤與不修堤爭議不休，結(jié)果不修，師丹等多次論說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災區(qū)撫慰百姓。稍后，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認為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舉。

于是師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祿大夫、丞相司直。過了幾個月，又以光祿大夫給事中，從此任少府、光祿勛、侍中，“甚見尊重”。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師丹為諸吏散騎光祿勛。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以師丹為太子太傅。同時王莽為大司馬。劉欣即位，是為哀帝，師丹任左將軍，賜爵關內(nèi)侯，食邑，領尚書事，于是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不久，徙為大司空，輔政。

自成帝以來，外戚王氏已逐漸掌握朝政。哀帝劉欣為定陶王時，看到成帝將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權重，內(nèi)心常常憂慮。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對時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兩個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權。如：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之子丁滿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為孔鄉(xiāng)侯；外遣曲陽侯王根于封地，罷免成都侯王況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薦的官員。師丹以師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為哀帝處理政事猝急，上書說：古時父死子承，有“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與后家，而放出王氏。頻繁地發(fā)下詔書，變動政事，猝急而不慢穩(wěn)。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陰陽失調(diào)。他向哀帝建議，多看多想，“不宜倉卒”。

提出限田法，議而不行

師丹輔政時，看到土地兼并與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欲救社會之急，想出了個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議：古之圣王莫不設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虛，故務勸農(nóng)桑，帥以節(jié)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shù)巨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哀帝把師丹的建議交給群臣議論。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師丹的建議，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體辦法：“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nèi)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nèi)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边@對各個等級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規(guī)定。所謂“名田”，即以私人名義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這種建議，算不得什么社會改革方案，只是權宜之計，對權貴和豪富“略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針砭社會弊病之議，居然也引起當時社會小小波動及部分權貴的反對。此議傳開，頓時田宅與奴婢的價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賢等隆貴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為此議如果付諸實施，自然對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們有點礙手礙腳。哀帝此時舉棋不定，詔書“且須后”，即等待以后再辦，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議“遂寖不行”。

因持異議而被罷官哀帝即位之初，稱成帝之母王氏為太皇太后，稱成帝的趙皇后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國邸。傅太后“為人剛暴，長于權謀”，教養(yǎng)劉欣“至于成人”。她知道成帝無子為嗣，通過向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行賄的辦法，使劉欣得以立為皇太子。因此，劉欣即位后，她自以為應當尊貴，“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這時，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引秦華陽夫人稱太后之史例，建議“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為皇太后。師丹以左將軍的身份和大司馬王莽共同彈劾董宏，以為董宏“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

哀帝因為剛剛即位，腳跟未站牢，羽毛不豐滿，于是表示謙讓，違心地采納了王莽和師丹的意見，罷免董宏為庶人。傅太后聞知大怒，要挾哀帝必稱其尊號，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又乘機上奏，建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國之名，車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稱“皇”之意，還應當為共皇立廟于京師。哀帝將此議交給群臣討論，不少官員表示贊同，只有師丹表示異議。師丹認為，必須明尊卑之禮，正人倫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合乎“母從子、妻從夫之義”，打算將其車服與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定陶共皇的號謚前已決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繼承成帝，“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哀帝本欲通過這個行動樹立自己的權勢，以抑制王氏；而師丹卻高談闊論表示反對，實際上是傾向王氏，自然這對君臣之間有了隔閡。從此師丹逐漸不合哀帝之意。

適值此時有人向哀帝建議改革幣制，說古代以龜貝為貨，現(xiàn)在改用為錢，百姓因此貧困，應當改幣才好。哀帝征詢師丹的意見，師丹答對可改。哀帝將此案交給有司再議，都以為錢已用了很久，難以猝然變易。師丹因年邁健忘，忘了前之所語，后從公卿之議。又一次，師丹命屬吏代寫奏疏，屬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傳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聽到這個消息，派人上書告發(fā)師丹，說他一方面向皇帝上書言事，一方面讓外人也得到其書。哀帝因此問大臣有何意見，都答對說：大臣奏事不應當漏泄，使吏民傳寫流聞四方。應當交付廷尉查辦。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師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給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書為師丹辯護，說他品行出眾，積極言事，使人寫書，漏泄之過不在其身；以此貶黜，可能眾心不服。尚書劾申咸等人說，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對師丹這樣的國家重臣議罪處罰本是慎重的事，他們起初附會經(jīng)義以為當治，一旦事已公之于眾，又上書妄譽師丹，前后矛盾，實屬“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隨即下了罷免師丹大司空之職的策書。策書上說：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應當起到“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來陰陽不調(diào)，寒暑失常，變異很多，災害嚴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職沒有盡到。您既不與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稱職，但您曾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詔有司赦而勿治。馬上交出大司空高樂侯印綬，免官歸去。

尚書令唐林以為哀帝對師丹處治過重，上疏說，師丹為世儒宗，德高望重，親傅于帝，位在三公，過失不大，而處治過重，京師有識之士都以為應當恢復其爵邑。哀帝采納了唐林的建議，下詔賜師丹爵關內(nèi)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議，尊其祖母傅太后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趙氏同樣尊貴，“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又為其父共皇立寢廟于京師，儀式如同元帝。朱博遷升丞相后，又與御史大夫趙玄上奏說，應將師丹免為庶人，復封董宏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師丹廢歸鄉(xiāng)里。

隨外戚派系波動而沉浮

平帝即位，王氏權勢重新膨脹。新都侯王莽報告太皇太后王氏，發(fā)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剝奪了她們的璽綬，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廢了共皇廟。原來提議尊定陶共王為“皇”者泠褒、段猶等人都遷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為庶人。征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nèi)侯，食故邑。

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太皇太后王氏下詔大司徒、大司空說：褒有德、賞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悖于義理。師丹為人忠節(jié)，分明尊卑，可謂社稷之臣。應根據(jù)“章有德、報厥功”之道，對他增加封賞。于是封師丹為義陽侯，賜以二千一百戶。過了一個多月，師丹去世，謚曰節(jié)侯。其子業(yè)嗣侯，隨王莽之亡而絕爵。

西漢自元、成以后，外戚權重，直接影響劉氏政權興亡，也影響社會安亂，外戚丁氏、傅氏與王氏互相爭權奪利，有派別之分，但無優(yōu)劣之別，師丹與董宏依此倚彼，更為勝敗，無足稱道，不必褒貶。班固說：“（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師丹與董宏的表演，確可悲?。煹は尢镏h，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但不是個積極改革的良法，從當時限田之議一風吹的史實來看，且不論其主客觀原因，就說當事者吧，哀帝不象個銳意改革之主，師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個空想的小改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