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巡鹽御史制度的創(chuàng)設

明朝非常重視鹽業(yè)管理，立國之前，朱元璋便設官置衙管理鹽法，至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年）年底，兩淮、兩浙、長蘆、山東、河東等鹽區(qū)均已設立都轉運鹽使司（簡稱“運司”）這一鹽務管理部門。

運司長 官都轉運鹽使（簡稱“運使”）秩從三品，負責管理一個鹽區(qū)的鹽業(yè)產、銷事務，有專建之官衙和龐大的僚屬，如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的僚屬便達到８１人，可謂位高權重。

為獲得穩(wěn)定而豐厚的鹽利收入，明廷推行嚴厲的食鹽專賣制度，訂立了嚴密且殘酷的打擊私鹽的法規(guī)，然而卻沒有設立任何專門針對運司的監(jiān)督機構，運司的權力缺乏制約。

鹽業(yè)專賣制度下的鹽政一直被視為利藪，加之王朝進入中期后吏治問題開始凸顯，在缺乏監(jiān)管的情況下，運司成了“尤為污濁” 之處，上下分肥，奸弊百出。

另有一些權貴和民間力量參與其間，他們或販運私鹽，或私自煎煮，以取暴利。

在此情形之下，鹽利收入勢必受到影響，派官監(jiān)管鹽政、禁治私鹽勢在必行。

監(jiān)察御史因擁有監(jiān)察、彈劾權，且人數眾多，遂日漸成為明代穩(wěn)定的鹽業(yè)監(jiān)察主體。派遣御史巡視鹽務的做法在明初便已出現(xiàn)。

１．明初監(jiān)察御史巡視鹽政情況

早在“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如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年）九月，“ 分遣監(jiān)察御史往山東、北平、河南等府州核實鹽課并倉庫逋負之數”。

這次所派御史主要目的是核實鹽課征收情況，并不直接涉及鹽政。

御史介入鹽政是在永樂時期。據《長蘆鹽法志》載，永樂十三年（１４１５ 年），“渤海之間，私販蜂起撓法，因以御史彈壓之”監(jiān)察御史開始以巡鹽御史的身份介入鹽政。

宣德年間，私鹽問題更為嚴重，宣宗屢派御史巡鹽，如“宣德四年，命御史于謙率錦衣官捕長蘆一帶馬、船夾帶私鹽者”。

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六月十四日，宣宗因行在戶部所奏，遣錦衣衛(wèi)官及監(jiān)察御史巡捕長蘆鹽區(qū)“鬻私鹽者”。

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朝廷又“差監(jiān)察御史一員往揚州府通州狼山鎮(zhèn)守，提督軍衛(wèi)、巡司稽捕”私販，并“命御史準巡按例，歲一更代”。

通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洪、永、宣時期，中央多次派御史巡視鹽課，且越往后越頻繁，所派主要任務均是巡捕私販。

但此期所派御史巡視鹽課的做法存在兩大問題，使之尚不能稱為巡鹽御史制度。

其一，所派御史皆系臨時差遣，因事而設，事畢還朝。

其二，所派御史還沒有獨立的執(zhí)法權，需要與錦 衣衛(wèi)等部門聯(lián)合執(zhí)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宣德十年命兩淮御史“歲一更代”，顯示出明廷派遣御史巡鹽的做法已經出現(xiàn)穩(wěn)定化的傾向。

２．正統(tǒng)年間巡鹽御史制度的成形

正統(tǒng)時期，鹽政積弊日甚，正統(tǒng)元年（１４３６年）英宗下發(fā)了關于鹽政的一條敕令，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鹽政敗壞的情形：

敕之曰：“近聞兩淮、長蘆、兩浙鹽運使司及各場鹽課司官吏不遵成憲，肆志貪黷，縱容灶戶私煎、私貨，及客 商支給掯勒百端。中間有名為巡捕而自興販者，有假托權貴而自燒煎者，有詐冒客引而沿途鬻賣者，甚至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兇惡者… …”

通過這則敕令可以看出，明初所設鹽業(yè)管理機構已經不能有效地擔任起管理鹽政的職能，甚至出現(xiàn)了 貪墨敗度之徒的情況。

為此，英宗“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行在戶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與他們隨行的還有監(jiān)察御史、中官瑏瑡。

正統(tǒng)三年（１４３８ 年）正月，以“兩淮、兩浙、長蘆鹽法已清”，明廷遂召“整理鹽法內、外官員還京…… 鹽場事務悉令鹽運司理之”。

但隨即又往兩淮、長蘆、兩浙三地派遣御史巡鹽，并“令御史視鹺，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為常”。至此，御史巡視鹽政開始成為常態(tài)。

同年三月，在大臣的建議下，英宗撤回了原本與御史一起巡鹽的“內臣并錦衣衛(wèi)官校”，巡鹽御史開始擁有獨立的執(zhí)法權。

正統(tǒng)年間，巡鹽御史開始成為常設之官，并取得了獨立的執(zhí)法權，標志著巡鹽御史制度初步成形。

３．巡鹽御史制度的反復與確立

“土木之變”后，蒙古人處于攻勢，明朝邊疆不斷告急，軍需大增，財政壓力加大。

景泰時期為穩(wěn)定鹽利收入，不斷調整鹽業(yè)管理制度，剛剛形成的巡鹽御史制度也隨之經歷了一個反復與確立的過程。

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七月，代宗“罷兩淮并長蘆巡鹽御史”，其管轄事務“令巡撫、巡按官兼理之”。

其中兩淮巡鹽事務交由巡撫淮安等處右僉都御史王竑管理，其權力則較負責巡捕私鹽的巡鹽御史大得多，王竑關于兩淮鹽政的職責，包括兼理兩淮鹽課、督理鹽業(yè)生產、巡捕私鹽、監(jiān)察兩淮運司官吏等諸多方面。

然而，各地督撫本已多責并擔、多職并舉，事務繁忙，現(xiàn)又命其兼理鹽事，尤其是要求其“時常巡歷行鹽地方，提督緝捕私販之徒”，這一任務對于絕大多數地方巡撫而言，實無法兼顧。

于是， 不久之后明廷被迫對此作出調整，令巡河御史兼理鹽法，令巡撫王竑通行提督”。

這說明，巡鹽御史已經成為鹽政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明廷雖用巡河御史兼理的方式裁省了巡鹽御史，但巡視鹽政這一職責則因現(xiàn)實之需要又不得不設官管理。

次年，明廷“以各處已有巡撫、鎮(zhèn)守等官兼理”為由，一度罷除了兩浙等地的巡鹽御史。

然而，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的做法也沒有延續(xù)多久，御史巡鹽的做法便又恢復了。

以兩浙鹽區(qū)為例，明廷先因浙江已有巡撫浙江右都御史洪英兼理鹽法，便罷免了此地的巡鹽御史，但到景泰四年

（１４５３年）七月，因洪英回京，明廷“復命御史巡視”。同年，兩淮鹽區(qū)也恢復了巡鹽御史的設置⑨。

長蘆巡鹽御史起初只監(jiān)管長蘆鹽運司，正統(tǒng)十一年（１４４６ 年），山東巡撫張驥上疏說：“山東所屬

永利諸鹽場，以無御史撫視，盜販者多，非批驗所所能制。

其地密邇長蘆諸鹽場，宜即以兼命巡鹽長蘆者?！泵魍⒏鶕報K的請求，當年即“令長蘆巡鹽御史兼理山東鹽法”。

長蘆巡鹽御史的監(jiān)管對象變成了長蘆、山東兩個都轉運鹽使司。河東鹽區(qū)本無巡鹽御史，天順四年（１４６０ 年），為解決私鹽問題，明廷“命山西按察司分巡河東道官員兼理陜西河東運司鹽法”。

然而，河東鹽產銷之地域橫跨山、陜等布政司轄區(qū)，以山西官員巡視多有不便，于是在成化九年（１４７３ 年）“差監(jiān)察御史一員于河東運司巡鹽”。

至此，明廷向四地派遣巡鹽御史的制度基本定型。

其中，兩淮巡鹽御史又稱淮揚巡鹽御史， 河東巡鹽御史因治所在山西，故又稱山西巡鹽御史。

二、巡鹽御史與運使地位之變化

明初，監(jiān)察御史與都轉運鹽使司官員沒有太多的交集，如若雙方相見，則“專敘品級，不分散要”。

據研究者稱：“品級相差四等，那么相見時卑者在下拜，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著稟報。”當時御史應以拜禮參見運使。

成祖、宣宗以后，御史事權日重，地位日隆。英宗（含代宗）時，遣御史巡鹽 成為常例，此時巡鹽御史的權力集中在稽查私鹽上，巡鹽御史與運使是一種平等關系。

這種平等關系，一方面體現(xiàn)在禮儀制度上，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為運使與巡鹽御史在行事理政上的平等狀態(tài)。其具體情況如下。

在相見禮儀方面，正統(tǒng)四年，明廷議定御史“出巡相見禮儀”，出巡的御史與方面官在禮儀、座次、答拜方面相當，彼此是平禮。

明廷對巡鹽御史與鹽場各級官員的見面禮儀均作出詳細且有差異的 規(guī)定，詳請見下表。

表１ 正統(tǒng)四年所定巡鹽御史與運司各級官員相見禮儀表

由表１知，在英宗時期所制定的禮儀標準中，巡鹽御史與鹽場官員相見時，因鹽場官員品級的不同在禮儀上呈現(xiàn)出層級性差異。

大體而言，巡鹽御史與運使、同知、副使、判官這些品秩高的鹽場官員見面 時，雙方基本上以平禮相待；只有面對品級比較低的經歷、知事、庫大使等官員時，御史才受禮不再回 敬。

這種禮儀安排既巧妙地維護了運司上下官員的體面，也可以保障巡鹽御史與運使分庭抗禮的地位。

從這種禮儀制度安排，可以看出此時運使與巡鹽御史大體呈現(xiàn)出平等的關系。

在行事理政方面，英宗（含代宗）時期，巡鹽御史與都轉運鹽使是相互監(jiān)督的關系，呈現(xiàn)出彼此平等的局面。

例如，景泰元年（１４５０ 年），兩浙都轉運鹽使吳方大彈劾巡鹽御史林廷舉受賄白銀 １００兩；景泰六年，兩淮都轉運鹽使蘇肄“坐贓”，被巡鹽御史彈劾。

此期，鹽場官員甚至還有保舉巡鹽御史的舉動，如景泰六年五月，長蘆都轉運鹽使金達向朝廷奏保了巡鹽御史劉紀。運使與御史之間 互相保舉、彈劾的情形，說明此時這兩個職位之間是相對獨立的平等關系。

然而，隨著巡鹽御史事權的擴張，特別是擁有對運司官員的考核權之后，巡鹽御史與運使間原先的平等關系被打破，運司的上下官吏成為巡鹽御史事實上的下屬。

事權上的平等關系既不存在，禮儀上的平等也告消亡。明人沈德符在其所著《萬歷野獲編· 鹽運使》條詳細記載了運使地位下降的情況：

天下六轉運使理鹺政，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其事權最繁鉅。

先朝極重此官，永樂間，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升兩淮運使，重可知矣…… 自隆慶初始罷大臣不遣，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于是運使之權日輕，體日削。

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胄子、乙科往往得之，人亦不復自愛，而鹺政日壞矣。

今上用言官建議，命重運長之權，且隆其體貌比藩臬，得與鹽法道抗禮，特選廉吏石楚陽（昆玉）充之。

石故守蘇州、守紹興，以清冠海內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為禮，勒令長跪庭參如舊儀，石恚恨掛冠去。繼之者俯首伏謁，益卑下矣。

至辛亥年，吾郡有馮桂海（盛典）者，辛丑進士，由彰德守遷是官，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怪馮修謁不執(zhí)屬禮，叱之出，轉聞?chuàng)帷磸椫?，馮遂謫去，一時駭異。

運長為鹽道所轄，稱屬猶有說，至漕儲與運課何關，而苛責乃爾？

通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明中晚期在運使“權日輕，體日削”的背景之下，朝廷對于運使的銓選已不復重視，運使權、位日漸沉淪至萬歷時，正統(tǒng)四年的禮儀規(guī)定被破壞殆盡，運使面見巡鹽御史“長跪庭 參”已成常態(tài)。

甚至面對諸如漕儲道等與鹽政無關的道臣亦需執(zhí)屬禮，地位之卑可見一斑。運使尚且如此，運司的其他官員自然無須多言了。

巡鹽御史的職權因都轉運鹽使司的腐化而不斷擴張，運使的職權隨之不斷被削奪，地位不斷沉 淪，最終成為巡鹽御史的下屬。

在此背景下，運使中很多人“不復自愛，而鹺政日壞矣”，而鹽政愈壞， 朝廷愈需要依賴巡鹽御史加以整肅。

這樣一來，鹽務主管部門則呈現(xiàn)出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巡鹽御史之權位越來越重，運使之權位則越來越輕，不再受朝廷重視，鹽司官員日益墮落，鹽政更為敗壞；

明廷被 迫賦予巡鹽御史更多的鹽務權力，以期其督理鹽政；巡鹽御史的權位遂更復加重，而運使“俯首伏謁益卑下”。

這一態(tài)勢不僅是運使權位日漸沉淪的癥結所在，也是明代巡鹽御史權力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