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宮遺址發(fā)掘的“長子口”墓 是近年來商周考古的重要收獲之一。這座墓葬豐厚的成果也引起了學(xué)者們的極大興趣，對墓葬內(nèi)反映出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有見地的看法，特別是對墓主的身份及國屬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作為后學(xué)者，現(xiàn)就這一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求教于諸位方家。
    由于這座墓葬所具有的濃郁商文化因素，所處的西周初年特殊的歷史時段，學(xué)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座殷遺民的墓葬。加上墓葬形制、隨葬品等反映出墓主身份相當高，應(yīng)為一位方國首領(lǐng)。且墓主是一位60歲左右的男子。因此有較多學(xué)者將這座墓與“封微子于宋”相聯(lián)系，懷疑甚至直接認為墓主是宋國開國國君微子啟 。其中以王恩田先生的論述最為詳細。他認為鹿邑墓的“長”是“微”字的誤釋，“長”與“微”的分別在于“長”字從手杖，而“微”字沒有手杖，鹿邑墓的“長”字沒有手杖，因此是“微”字 。但王文所依據(jù)的僅是簡報 ，銘文資料并不完全，難免有不盡之處。通過查對《報告》，發(fā)現(xiàn)墓主出土銘文中的“長”字有帶杖和不帶杖的多種寫法。如長子口附耳帶蓋銅鼎（M1：194）、長子口方圓卣（M1：13）和長子口銅罍（M1：124）上銘文中的“長”子下部都有豎劃，代表杖形；而長子口聯(lián)體甗（M1：42）、長子口簋形觥（M1：92）和長子口橢圓卣（M1：129）的銘文中的“長”字下方則沒有代表杖的豎劃。（表一）因此有杖與否并不是“長”和“微”的區(qū)別。
“微”字和“長”字的區(qū)別究竟是什么？1976年在扶風莊白微氏家族銅器窖藏 內(nèi)出土的銅器銘文提供了很好的比較材料。這批銅器中，有“微”字的銅器包括史墻盤和微伯諸器。史墻盤中稱“……微史烈祖乃來見武王……”，同時又有“文武長剌”的語句。銘文中的微字寫作“ ”，而長字寫作“ ”。微伯諸器中“微”字也寫作“ ”。（圖一）“ ”字從“ ”從“攵”。“ ”字釋作“髟”，是日后 、微中 的原形 ?！伴L”字在甲骨文中寫作“ ”（《甲骨文合集》27641、28195）。比較兩者字形可知， 字上部圓弧流暢，長字上部有明顯的折角，并有橫劃貫穿。兩者區(qū)別明顯。因此，“長子”與“微子”無涉，“長子口”墓不能直接與“微子啟”相對應(yīng)。
    此外花園莊M54的墓主為“亞長” ?！伴L”若真為“微”的誤釋的話，那么M54的墓主應(yīng)可釋作“亞微”。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則“微”國在祖庚、祖甲時期即已出現(xiàn)。而《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司馬貞《索隱》云：“微，國號。爵為子。啟，名也”。“微”乃是在殷商末年新出現(xiàn)的國族稱號。兩者相抵觸，也說明“長子口”不能直接與“微子啟”相聯(lián)系。
    要了解“長子口”墓的真正國屬，還需要對有關(guān)“長”的銘文資料進行梳理，才能有所認識。與“長”相關(guān)的銘文主要有：
⑴ “亞長”諸器
⑵其又長子， 龜至，王受又？（《甲骨文合集》27641）
⑶乙未……長……卜（《甲骨文合集》28195）
⑷“長子癸”墨書石璋
⑸“長子口”諸器
⑹“長 ”諸器
⑺“長子狗”鼎
⑻臣諫簋
⑼高卣（《殷周金文集成》5431）
    以上銘文中，⑶的文辭殘泐過甚，難以了解其文意，故不加討論。
    ⑴“亞長”諸器出土于殷墟花園莊M54內(nèi) 。墓內(nèi)出土的鼎、甗、斝、觚、爵、編鐃、鉞、矛和卷頭刀上發(fā)現(xiàn)有“亞長”、“長”等銘文，寫法和“長子口”墓內(nèi)的“長”的寫法基本一致。“亞×”是商代晚期常見的銘文形式。亞為武職官名，擔任這一職官的通常是諸侯，凡擔任這一職官的諸侯，往往在其國名或私名前加“亞”字或框以亞形 。出有“亞”銘的墓葬主要有婦好墓 、郭家莊M160 、殷墟西區(qū)M1713 和劉家莊北M1046 等。這些墓葬中出土的“亞”銘的構(gòu)成形式主要是“亞＋單個國名”。如婦好墓中的“亞弜”、“亞其”、“亞啟”，郭家莊M160內(nèi)的“亞址”、劉家莊北M1046內(nèi)的“亞 ”和西區(qū)M1713內(nèi)的“亞魚”。由于當時人名實際是氏名，國名與人名一致 ，“弜”、“其”、“啟”、“魚”、“長”“址”和“ ”應(yīng)為國名。 除了這一形式外，在郭家莊M160內(nèi)和劉家莊北M1046中的“亞”銘還有一種新的組成形式，“亞”和“國名”中間有其他名號，如“亞 址”、“亞  ”?！?”、“ ”一般認為是族名或支族名，與其他族名一并構(gòu)成復(fù)合族氏名。因此“亞”后所跟的名詞一般為國名或族名。“長”應(yīng)為當時某一部族或方國的名號。
    此墓中還有單獨的“長”銘。如墓內(nèi)出土的觚和爵上都僅有一個“長”銘。這一現(xiàn)象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出現(xiàn)。婦好墓中的的一對大圓斝上，一件（1197）銘文作“亞其”，另一件（861）僅作“其” 。兩件的形制、紋飾等相同，應(yīng)是一對。因此“其”是“亞其”的省稱。因此單獨的“長”銘也應(yīng)是這種情況，表示國名或族名。
    ⑵該卜辭大致內(nèi)容是為保佑長子而進行祭祀，“長子”的具體所指不詳。
    ⑷劉家莊北M1046內(nèi)墓主頭部的銅簋內(nèi)外出土了18件墨書石璋 。這批墨書的句式均為“ 于某某”，表示持璋祭祀某某 。所涉及的祭祀對象除了“祖”、“君”等外，還有一批與“子”相關(guān)，包括“大子丁”、“長子癸”、“中子癸”、 “死子癸”等。從這些整齊劃一的句式不難判斷出這些“大”、“長”、“中”及“死”表示的不會是國名，而是表示同一家族中是同一行輩中幾位兄弟的排行，“長子”表示是“首子” 。
    ⑸自從“長子口”墓發(fā)現(xiàn)以后，各家對“長子口”墓的國屬提出各自的觀點，除了將其與“微子啟”對應(yīng)外，或認為是長氏方國的封君，是商的高級貴族，在周仍然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或認為“長子”舊地在山西，后隨微子封宋遷于此 ；亦有觀點將“長子”與“中子”、“北子”等相聯(lián)系，解釋為首子 。
    ⑹“長 ”諸器1953年出土于長安普渡村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階段的墓葬中 。墓中出土的2件簋，以及盤和盉各1件的器主都是“長 ”，一般認為他就是墓主。通過金文人名的一般構(gòu)成形式推斷，“長”應(yīng)為器主的國族名，“ ”是器主的私名。
    ⑺“長子狗”鼎出土于黃陂魯臺山M30 。這是一座單墓道的甲字形墓，時代在昭王時期 。墓葬內(nèi)出土的銅器銘文可分為2祖。一組包括“長子狗”圓鼎和一件器主不明的銅卣，兩者的受器者均為父乙，故列為一組；另一組為銘“公大史作姬 寶尊彝”的4件圓鼎和2件銅簋 ，是公大史為女兒制作的媵器。因墓主的性別不明，對墓主究竟是長子狗，還是姬 難以做出判斷。但作為出嫁之女，應(yīng)從夫而葬。因此整個黃陂魯臺山墓地應(yīng)為“長子狗”所在部族的墓地，屬于“長”國或“長子”國 。
    ⑻臣諫簋，1978年出自于河北元氏西張村，時代在康王時期 。臣諫簋銘文記載了井侯搏戎的史事。銘中提到臣諫有一名引的母弟。墓中還同出有叔 父卣等，記載了叔 父對弟弟攸的一番教誨。叔 父和臣諫為同一人的字和名 ，攸和引也是一字一名，是同一人 。墓中還出有一件攸鼎，應(yīng)為同一人之器。根據(jù)叔 父卣銘文可知，臣諫年老時，攸尚且年輕。因此此墓較有可能是攸之墓。
    臣諫簋銘的后半部分有一段與“長子”有關(guān)，作“臣諫□亡，母弟引庸有長子□，余灷皇辟侯，令肆服”。由于文中有兩處脫文，對文意，乃至“長子”的產(chǎn)生了不同的認識。有學(xué)者將“長子”聯(lián)讀，認為表示臣諫的母弟引的大兒子，“子”后的缺字為他的名字；推測臣諫下所缺字為“子”字；“庸”字訓(xùn)作“乃”，為虛字。于是他們將這段銘文釋作臣諫的子嗣已死，于是選擇胞弟引的大兒子，即他的長侄繼承他的官職 。
    但也有學(xué)者將長與子分讀，將銘文隸定作“臣諫□亡，母弟引庸又長，子□余，……”。將“庸”解作平庸，“長”字解作“乖張”的“張”字，是臣諫稱母弟引的謙詞，說母弟引平庸且乖張，不諳世事。后面的子指的是引 。較之兩種說法，后者較好地解決了“庸”字的釋義，且舉出多件類似銘文加以佐證，較為可信。因此，此處的“長”與國族名無關(guān)。
    ⑼高卣蓋最早著錄于宋代的《博古圖》（11?18），僅有摹本傳世 。銘末有“ 長疑其子子孫孫寶用”之語?！?長疑”似有不通之處。殷周金文中常見有“亞 疑”（如《殷周金文集成》1745、2035、3505、3513、5888等）和“亞 侯疑”（如《殷周金文集成》2702、3504、3513、5377、9439等）?！?長疑”僅見此一例。這些銘文之間應(yīng)該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中將高卣銘文隸定作“ 侯疑” ，或可信從。有學(xué)者認為在亞 疑族氏名中增加一個“長”，表明此族又得到一塊名叫長的封地 。這種在族名中間加以地名來表示新獲封地的用法未見于其他材料，似有牽強之處。

    通過上述銘文資料可知，“長”或“長子”主要有三種釋義：表示“長子”國族 ；或表示“長”國族 ，“子”表示墓主的身份；或為“首子”之意 。
    “長子”文獻有載?！妒酚?周本紀》中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集解》引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以為公卿，封長子?！笨梢姟伴L子”是殷的舊臣辛甲投周以后所封?！都狻酚衷疲骸伴L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其地望在今之山西長子縣?！伴L子”在晉南，與“長子口”地望不合。西周早期“長子”隨微子?xùn)|遷的說法只是一種推測，并沒有證據(jù)加以佐證，難以采信。
    “長子口”墓內(nèi)的銘文資料，除了“長子口”外，還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寫法。如1件扁足圓鼎（43）銘“子口□……”，1件盉（102）銘“子口”，方鼎（190、191）和四耳簋（84、85）各2件均只銘“子”?！伴L”和“子”分開使用，表明兩者并非是標明國名的一個整體。可見，“長子口”墓與長子國無涉。
     “長”作國族名時，有兩種組成方式，一為“長”字單獨使用；另一種是和“子”組合使用：
    （1）花園莊M54中的“亞長”和“長 ”墓中的“長 ”屬于第一種。此處的“長”表示的應(yīng)為國族名。商代甲骨文中未見有“長”國。曾有學(xué)者舉出所謂的“長伯” ，如《甲骨文合集》7075、7982、7983等。然檢視原片，發(fā)現(xiàn)這幾條卜辭中的所謂“長”字均寫作“ ”，為背部有齒狀裝飾的刀子的象形，應(yīng)釋作“徵” ，非“長”字。限于材料的缺乏，對“長”的地望等無法深入考察。（圖二）
值得注意的是，“長 ”墓 反映出較為明顯的商文化因素，主要表現(xiàn)一些葬俗上。首先，墓底有腰坑，并在其中殉狗，且殉狗的頭向北，與墓主的頭向相反；此外在墓主腳端有2名殉人。腰坑以及殉人是商代墓葬中較為常見現(xiàn)象，在西周時期呈現(xiàn)出逐漸消亡的趨勢。此外，墓內(nèi)的除了鼎簋的食器組合外，還有著2套觚爵隨葬。商代，觚爵是墓葬內(nèi)隨葬品的核心 。進入西周以后，隨葬品組合是以鼎簋為核心的“重食組合”，酒器的地位顯著下降。同時酒器組合也發(fā)生著改變，爵、觶組合開始代替爵、觚組合，特別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時期以后，觚爵組合大部消失，而為爵觶組合所取代 ?！伴L ”墓的年代不早于穆王時期。墓主還頑固地保留有原有的文化傳統(tǒng)，正表明了墓主的殷遺民的身份。“亞長”可能是“長 ”的先輩。但花園莊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 ，遠遠早于“長 ”墓的時代，且缺少中間資料的聯(lián)系，無從確定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
    （2）“長”與“子”組合使用包括卜辭中的“長子”、“長子口”、“長子狗”和墨書石璋上的“長子癸”。其中除墨書石璋上的“長子癸”外，其余的“長子”也可以釋作國族名?！伴L”若作國族名解，“子”應(yīng)表示的是墓主的身份。殷商時期“子”的意義有四種：①王之子；②大臣、諸侯等貴族之子；③商同姓的子姓；④爵稱的子爵 ?！白印痹诖颂帒?yīng)取后一種意義，即表示長國為“子”爵。
    結(jié)合前文提到的單獨使用的“長”，就可以勾勒出長國活動的大致區(qū)域：最晚在祖庚、祖甲時期，“長”國就已經(jīng)存在了（亞長），其地望無考；西周初年，長國位于豫東地區(qū)（長子口）；昭王時期，在江漢流域也有一個長國（長子狗）；同時另有一支支系分布在宗周地區(qū)（長 ）。
    但上述只是推測，筆者不同意將“長子”、“長子口”、“長子狗”之“長”看作國族名，下面將一一駁證：
    在西周早期，在豫東和江漢地區(qū)同時存在著兩個爵稱相同的長國。按照先秦時期的宗法制度，“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cè)室，大夫人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左傳?桓公二年》）。即天子將土地封給諸侯，建立諸侯國，諸侯國設(shè)采邑分封給卿大夫。其中嫡長子世襲，庶子分封為下一級的諸侯。“長子口”墓為南北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墓，墓室結(jié)構(gòu)為“亞”字形；而“長子狗”為單墓道的“甲”字形墓，且隨葬品也遠遠少于前者?！伴L子口”的地位要高于“長子狗”，應(yīng)為大宗，“長子狗”為小宗。大小宗均稱子爵，與宗法制度不合。
況且將“長子”釋作子爵“長”國的說法無法將“長子癸”墨書納入?？梢姶朔N說法有進一步完善之必要。
    若將“長子”釋作“首子”，則避開了對“長子”的具體國屬的紛爭?！蹲髠?襄公三十一年》中穆叔云：“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薄蹲髠?昭公二十六年》中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嫡），則擇立長……’”。長所指是應(yīng)庶子中年齡最大的長子。和他相對的是大子及母弟。大子見于墨書石璋 ，乃太子，是嫡夫人所生的長子。母弟指的是與嫡長子同父同母的弟弟。
    前文已提到“長子口”墓內(nèi)的銘文除了“長子口”外，還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寫法。這說明“長”在整篇文辭中處于相對較低的地位。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國名或族名是個人的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標志，在銘文中是不會輕易略去的。而“長”表示排行時，其后的“子”應(yīng)指王或高級貴族之子。此時，最能表示其身份的是“子”，而非“長”，因此可以略去。
    “長子口”有濃郁的商文化因素，自不待言。黃陂魯臺山墓地也表現(xiàn)出相當?shù)纳涛幕蛩?，大部為殷周形式融合，是?jīng)改造了的商文化的變體。周的文化因素并不多見 。如墓地內(nèi)的銅器組合是以鼎、爵、觶（或觚）為核心的，腰坑的存在，墓底鋪朱砂等。這些現(xiàn)象表明這是一處殷遺民的墓地。其他兩件“長子”銘，均發(fā)現(xiàn)于殷墟。綜觀“長子”的使用，均有商人或殷遺民的背景。因此，有理由相信“長子”是商人使用的一種稱呼。
    “長子口”是誰人之子？“長子口”墓為南北兩條墓道、亞字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隨葬品組合為3組8套觚爵的酒器組合、五鼎四簋的食器組合 ，此外有大量的方形器隨葬。這表明其地位應(yīng)低于隨葬40套觚爵的婦好墓 ，與隨葬10套觚爵的郭家莊M160 和隨葬9套觚爵的花園莊M54 相當，為王室、高級貴族或諸侯的子胄。
    《史記?宋微子世家》中云：“微子啟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端麟[》引《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蔽⒆赢斠部煞Q為“長子”。微子啟所建立的宋國在春秋時期的都城遺址已然發(fā)現(xiàn)，位于商丘縣城的老南關(guān)附近，時代或可早至商末周初 。商周時期諸侯的墓葬一般都距都城不遠。商代晚期諸王的陵墓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崗，即在王都附近。西周時期燕國都城在北京房山的董家林村附近，燕侯墓地在東南不遠的黃土坡村附近 ?！伴L子口”墓地距商丘直線距離在60公里左右。微子為何不顧路途迢迢葬于此地？如果此處是宋始封地，商丘的宋都為后世的遷都，似說得通。但宋都是否遷徙過，文獻無徵，筆者也不敢妄論。
    豫東地區(qū)在商代晚期屬晚商文化安邱類型。安邱類型有特征的器物為 “榫口式”鬲、寬邊鬲和寬邊甗等 。但在“長子口”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罐、簋、豆、大口尊等盛器，沒有商周時期最具文化特征的器物——陶鬲。“長子口”墓內(nèi)隨葬陶器中，大部分器物，如罐、簋、壺等，都和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區(qū)的同類器相似。也有部分陶器具有自己的特點。如墓內(nèi)出土的大口尊，呈筒狀直腹，器體瘦高，喇叭形口。但由于缺少相關(guān)的對比資料，難以推斷其來源。墓內(nèi)的一些隨葬品也透露出些許其文化屬性的線索。墓內(nèi)出土的陶豆為斂口，淺盤，高柄，通體磨光。1984年在山東菏澤安邱堌堆遺址中出土的1件第六期 的陶豆（T13③：33）斂口尖唇，弧腹，磨光 ，與“長子口”墓內(nèi)出土的陶豆形制較為接近。（表二）曾有學(xué)者提出“長子口”墓所出遺物均有較濃厚的安邱類型晚商文化特征 ，不知依據(jù)為何？在可供比較的器物太少的情況下，僅憑少量器物推斷出“長子口”墓的文化屬性以及族屬是勉為其難的。
    學(xué)者還從此墓的規(guī)格、等級、隨葬品等，以及年代等推斷，認為只有微子所封的宋國才能與之相應(yīng)。但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是難以與文獻記載相對應(yīng)的。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發(fā)現(xiàn)了包括兩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在內(nèi)的一批商周時期墓葬 。墓地中出土的銘文多有“史”字 ，當為國名或族名?！笆贰眹谖墨I和甲骨文中均難覓其蹤。同樣，對“長子口”，我們也不應(yīng)苛求它一定要與文獻中所載的那一位歷史人物相對應(yīng)。西周初年，如此高等級的墓葬存在于豫東地區(qū)就已經(jīng)反映出很多歷史問題了。
    總之，“長子口”中的“長子”并非是國名或族名，而是表示墓主首子的稱謂。對于“長子口”墓的具體文化歸屬，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工作。

本文的寫作過程中，承蒙張長壽先生指正，特此鳴謝！

    追記：
    此文寫畢后，又讀到劉曉梅所作：《“長”字新釋》（《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4期）。文中，作者認為“長”字的最初形體像一個手柱拐杖的長發(fā)飄飄的老者之形，因此“長”字的本義乃“長者之長”、“長幼之長”。正與本文將“長”作為“首子”之意相合。
后又讀到林沄先生之《長子口墓不是微子墓》一文（見于《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林先生在文中特別指出微子“世為長侯”中的“長”應(yīng)讀作居長之長，表明宋國地位之高隆。這一論述令我茅塞頓開，特追記之。

帶杖	M1：194	M1：13	M1：124
不帶杖	M1：42	M1：129	M1：92

長子口墓出土陶豆	安邱堌堆遺址出土陶豆
M1：19	T13③：33

注釋：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相關(guān)資料均出自該報告，恕不一一注出。
  2、A.王恩田：《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與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B.張長壽：《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揖芬集》，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2年；C.松丸道雄：《文獻與考古學(xué)的邂逅》，《中國文物報》2004年2月6日。
  3、王恩田：《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與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西周墓的發(fā)掘》，《考古》2000年第9期。
  5、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fā)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3期；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林沄：《說飄風》，《林沄學(xué)術(shù)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7、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9、曹定云：《“亞其”考》，《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第4頁，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發(fā)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12、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西區(qū)一七一三號墓的發(fā)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3、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xué)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曹定云：《亞弜”、“亞啟”考》，《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第21頁，文津出版社，1993年。
  15、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第861頁。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xué)集刊》（15），第361頁，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李學(xué)勤：《祼玉與商末親族制度》，《史學(xué)月刊》2004年第9期；孫亞冰：《釋“ ”、“ ”》，待刊。
  18、李學(xué)勤：《祼玉與商末親族制度》，《史學(xué)月刊》2004年第9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結(jié)語》，第209－210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0、林歡：《試論太清宮長子口墓與商周“長”族》，《華夏考古》2003年2期。
  21、李學(xué)勤：《長子、中子和別子》，《故宮博物館院刊》，2001年第6期。
  22、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1957年第1期。
  23、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qū)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24、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25、墓中有3件方鼎，銘文為“公大史作姬 寶尊彝”，且這3件鼎的紋飾均為“乳釘紋＋共首雙龍紋”（參見陳賢一：《黃陂魯臺山西周文化剖析》，圖二：12，《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墓中的另1件較小的方鼎（M30：6），與前3件方鼎形制、紋飾相同，惟銘文作“□作寶尊彝”。筆者推測這四件鼎為一套，后者的銘文應(yīng)為前三者銘文的省略形式。此外，該墓中的1件銅簋（M30：7，僅殘存圈足和珥），其圈足上飾有夔紋，與另1件銅簋（M30：8）圈足上的紋飾一樣，它們也應(yīng)屬于一套。M30：8的銘文為“□大□作姬 寶尊彝”，M30：7的銘文殘缺，如果二者確為一套，那么M30：7的銘文亦應(yīng)為“公大史作姬 寶尊彝”。這一套同銘銅器應(yīng)包括4鼎2簋。
  26、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黃錫全：《黃陂魯臺山遺址為“長子”國都蠡測》，《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黃氏根據(jù)卜辭中有長子貢龜?shù)挠涊d，推斷長子是南方方國。這一推斷是以商代占卜用龜僅來自南方為前提的，但事實上，商人占卜用龜，除了來自南方以外，西方、北方、東方等均有輸入。故此論不足信。對商代貢龜?shù)膩碓矗瑓⒁娡跤钚?、楊升南主編：《甲骨學(xué)一百年》，第230－232頁，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1999年。
  27、劉啟益：《西周紀年》，第114頁，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學(xué)勤、唐云明：《元氏青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1979年第1期。
  29、沈長云：《元氏銅器銘文補說——兼說邢國早期歷史的幾個問題》，《邢臺歷史文化論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李學(xué)勤、唐云明：《元氏青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1979年第1期。
  31、沈長云：《元氏銅器銘文補說——兼說邢國早期歷史的幾個問題》，《邢臺歷史文化論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劉昭瑞：《宋代著錄青銅器銘文箋證》，第118頁，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又見于《殷周金文集成》5431號。
  33、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四卷），第173頁，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
  34、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35、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黃錫全：《黃陂魯臺山遺址為“長子”國都蠡測》，《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林歡：《試論太清宮長子口墓與商周“長”族》，《華夏考古》2003年2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結(jié)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楊肇清：《長國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37、李學(xué)勤：《長子、中子和別子》，《故宮博物館院刊》，2001年第6期；李學(xué)勤：《祼玉與商末親族制度》，《史學(xué)月刊》2004年第9期。
  38、鄭杰祥：《殷代地理概論》，第303－304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裘錫圭：《古文字釋讀三則》，《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89年。轉(zhuǎn)引自林沄：《說飄風》，《林沄學(xué)術(shù)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40、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1957年第1期。
  41、楊錫璋、楊寶成：《殷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組合》，《殷墟青銅器》，第90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朱鳳翰：《古代中國青銅器》，第763－764頁，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
  43、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44、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xué)一百年》，第451頁，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1999年。
  45、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xué)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陳賢一：《黃陂魯臺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47、在墓內(nèi)隨葬的22件銅鼎中，有三組銅鼎：5件扁足圓鼎、5件分襠圓鼎和5件帶蓋方鼎。它們的大小、紋飾、銘文基本一致。與銅器放置在一起的8件仿銅陶簋又可分為兩組：4件雙耳云雷紋簋和4件云雷紋簋。這兩組陶簋恰好與三組銅鼎中的兩組構(gòu)成5鼎4簋的組合。
  48、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發(fā)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50、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花園莊54號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1、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美國哈佛大學(xué)皮保德博物館中美聯(lián)合考古隊：《河南商丘縣東周城址勘查報告》，《考古》1998年第12期。
  52、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3、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xué)?夏商卷》，第315－316頁，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
  54、相當于殷墟四期時期
  55、宋豫秦：《論魯西南地區(qū)的商文化》，《華夏考古》1988年第1期。
  56、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xué)?夏商卷》，第315頁，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
  57、A.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考古學(xué)報》1992年第3期；B.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7期。
  58、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7期。

（責任編輯：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