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柳公權書法藝術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及歷史背景
　

　柳公權出生和成長在書法藝術極受社會尊崇，楷書藝術走向巔峰的書法文化鼎盛時期，他不僅能從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初唐書法家和顏真卿、張旭、懷素等盛唐時期書法家傳世書法經(jīng)典中獲取十分豐富的藝術營養(yǎng)，而且有條件獲得王羲之、王獻之等晉代書法大師的經(jīng)典碑帖甚至手跡，從中吸取晉人的書法神韻和藝術精華。這些史實不僅可以從有關“蘭亭”記事的一些史料中得到證明，而且可以在《舊唐書》《墨池篇》《藝概》以及米芾、蘇軾的諸多書法評論中看到端倪。

另外，柳公權能夠踏進書法藝術的輝煌殿堂，還與他的生長環(huán)境有著直接的關系。史載，柳公權生于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年），他的祖父柳正禮，父親柳子溫均通過科舉考試而仕唐為官，他的兄長柳公綽不僅是朝中重臣，而且具有較高的書法造詣（成都武侯祠現(xiàn)仍存有柳公綽的書法碑刻《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其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和優(yōu)越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是柳公權走上書法藝術之路的重要文化基礎，這些情況可以從《舊唐書·柳公綽傳》《柳氏家訓》中尋究到蹤跡。

　 柳公權走向藝術巔峰的文化路標
　

　崇尚知識，蔑視財富，在傳統(tǒng)文化熏陶中形成與眾不同的個人文化特質。史載，柳公權幼年好學，“十二能為賦”（《舊唐書·柳公綽傳》）。在文化知識涉獵方面，他“博貫經(jīng)術”、“尤精《左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shù)紙”（《舊唐書·柳公綽傳》），注重從儒、釋、道等多種文化土壤中吸取知識營養(yǎng)，并在大量書寫經(jīng)書的過程中求得心靈的凈化?，F(xiàn)藏巴黎的敦煌唐拓中有一卷經(jīng)書就是柳公權書寫的《金剛經(jīng)》。《舊唐書·柳公權傳》中記載了這樣的事情，柳公權專心致志于書法藝術且造詣很深，聲譽很高，朝中大臣和貴戚均以得饋其書法作品為榮，他為勛臣和貴戚書寫碑文得到的饋贈也很多。家中仆人海歐、龍安等人知道柳公權輕視錢物，盜走了大量貴重財物。有一次，柳公權發(fā)現(xiàn)存放貴重酒具銀杯的藤箱上封條原封未動，箱內器皿卻不翼而飛，柳公權了解情況時，海歐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怎么丟的?！彼牶笾皇菓蛑o了一句：“銀杯長翅膀飛了吧！”就不再追究什么。一件讓人難以容忍的事，柳公權卻坦然一笑釋之。也正是這種癡迷書法超然物外的文化人特質，才使得他能夠在神圣的藝術殿堂中成就自己的輝煌。

　不驕奢，生活環(huán)境優(yōu)越而不圖安逸享受；不恃勢，出身顯貴但卻能夠放下身架。柳公權少年時代，他的父親柳子溫已任丹州刺史，兄柳公綽亦是朝廷名臣，但他并未仰仗家庭地位而妄自尊大，也沒有因為生活環(huán)境優(yōu)越而不思進取?！杜f唐書》載，柳公權“性曉音律”但“不好奏樂”，他認為“聞樂令人驕怠”。還有資料記載，柳公權曾在街市跪拜一名失去雙手的民間藝人“字畫湯”求教書藝。如若沒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對書法藝術的敬畏之心，是不可能去虔誠地跪拜一位民間殘疾藝人的。

志存高遠，永不懈怠，為建造書法藝術的輝煌殿堂傾注畢生精力。柳公權在少年時代就特別勤奮，“幼嗜學，十二能為賦”（《舊唐書·柳公權傳》），二十四歲時書《河東節(jié)度李說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三十一歲“進士擢第”，其書藝很早就被穆宗所重視。首次面見唐穆宗時，就得到了欣賞和贊譽：“朕于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舊唐書·柳公權傳》）柳公權從不為自己已經(jīng)取得的書法成就和絕大多數(shù)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顯赫地位而滿足與陶醉，而是繼續(xù)長期陶醉于前人的書法藝術經(jīng)典之中，歷仕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皇帝而志心不改。六十三歲書《玄秘塔碑》，六十六歲書《神策軍碑》，將楷書藝術推向極致。七十歲之后書《太子太傅劉沔碑》《唐普光王寺碑》《高元裕脾》等十多件（有確切年代記載）書法碑刻。八十歲之后仍有《太子太傅魏謨碑》《復東林寺碑》等四件書法碑刻問世。從二十四歲書《河東節(jié)度李說碑》到八十七歲書《太子太傅魏謨碑》，歷時六十三年，有資料記載的碑刻達107件（有10多件正在考證之中）。這在中國碑刻書法的歷史記載中可謂空前絕后。從上述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柳公權的一生是為書法藝術傾注畢生精力的一生。

　遵循書法藝術規(guī)律，在繼承中揚棄；打破前賢已有規(guī)矩，在創(chuàng)新中自立。柳公權的書法藝術根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他是在全面繼承前人書法經(jīng)典的基礎上，建造自己的書法藝術大廈的，鍾繇、“二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等人的書法經(jīng)典都曾對他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杜f唐書·柳公權傳》載，柳公權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jīng)碑》備有鐘、王、歐、虞、褚、陸之體”，《舊唐書·柳公權傳》記“公權初學王書，閱盡近代筆法?！眲⑽踺d認為柳公權書體與歐陽詢、褚遂良非常貼近，蘇東坡認為“柳少師（公權）書本于顏（真卿）”。《舊唐書·柳公權傳》還記載著這樣一件事，“宣宗召升殿，御前出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wèi)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文字》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由此可以看出，柳公權對“書圣”王羲之學衛(wèi)夫人的“筆法”和智永禪師書《千字文》中的“家法”是諳熟于心的。

吳振鋒先生在《書法發(fā)言》中談“柳公權及其書法”時說：“柳公權的行草書札不僅得王的血脈、風神、韻趣，且字形、結體也類似王書面目?！惫P者曾看到過一篇署名柳公權書《蘭亭序》楷書碑刻（不能肯定是柳公權的早期作品還是他人臨摹柳公權的楷書作品），該碑刻的影印件無論是從字的點、畫還是結構來看，都與歐陽詢的《九成宮》非常接近?？v觀柳公權的諸多書法碑刻。漢、魏晉、初唐及盛唐書法經(jīng)典的許多藝術元素都蘊含其中。

在繼承前人書法藝術成就的基礎上，柳公權能夠“破開”鐘、王、歐、顏等達到大成境界的楷書大家們在點畫、結構、形體方面的規(guī)矩，創(chuàng)造出了具有“建筑藝術感”的柳體楷書。晚唐釋亞棲曾在《論書》中講到“凡書通則變、王變白云體、歐變右軍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法書，后皆自變其體，以傳后世，俱得垂名，若執(zhí)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東坡題跋》評論柳公權的楷體“本出于顏而能自生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晚唐以后，“顏筋柳骨”成為印記在人們心中的不朽書法藝術話題。

　　把人之學養(yǎng)與品行作為成就書法藝術的基本要求，在更高精神層面賦于書法藝術的哲學含義。柳公權的著名書論是人們耳熟能詳?shù)臅ɡ碚撁}“心正則筆正”?！杜f唐書·柳公權傳》載“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公權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古今許多書法評論家認為，柳公權面對穆宗皇帝的解答是借機“筆諫”。筆者以為，不排除柳公權借機“筆諫”的可能性，但站在討論書法藝術的角度來闡釋“心正則筆正”的藝術話題，則不能忽視“心”對于“筆”的主觀（精神、意識）能動作用，如果把這句一語雙關的經(jīng)典命題只當做筆諫來看，其理解可能是不夠全面的。實際上，真正的藝術從來都是與人的思想意識和精神世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心正則筆正”，既是對學藝者在做人方面的要求，也是對從事藝術活動的人在心態(tài)方面的要求。因為，從本質上說，意識是人的頭腦對物質世界的客觀反映。去除柳公權的“筆諫”含義，以“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的哲學內涵來說明人的思想、品質、學識、修養(yǎng)對書法藝術的影響，闡釋人的思想意識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也是比較恰當?shù)摹⑽踺d在《藝概》中對此講得更為具體一些：“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如果按照哲學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心學”觀點和宋陸九淵，明王守仁的“心為宇宙萬物來源”說來審視“心”與“藝”的關系，那么，“心”的主觀能動性對于書法藝術活動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
　　柳公權“心正則筆正”之哲學命題，揭示了書法藝術表現(xiàn)形式與書法家內心世界密不可分的辯證關系。在當時，針對穆宗的提問具有“一語雙關”的作用；在今天，對于詮釋書法理論方面的一些實際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