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忽必烈的上位

蒙古汗國可汗在蒙哥汗繼位后，事實上已經(jīng)處于分裂地位。按照慣例，宗王得封的兀魯思只包括草場以及其上放牧的牧民，城市則由蒙古大汗派遣的達魯花赤來管理并對蒙古大汗負責，但蒙哥汗為了報答拔都的擁立之功，默許中亞地區(qū)的玉龍赤杰等城市的達魯花赤向拔都負責。只是拔都與蒙哥汗關系親善，前者禮節(jié)上服從后者，事實上的分裂尚且可以被親密的關系所掩蓋。

蒙哥汗死于釣魚城下時，他有三個活著的兒子和三個弟弟，三個兒子勢力太弱，不可能在已經(jīng)是名為選舉制、實則比軍馬數(shù)量和國內威望的“大汗選舉”中獲勝，他的三個弟弟則分散各地，忽必烈在湖廣圍攻鄂州到11月，旭烈兀在西亞兩河流域滅亡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后繼續(xù)向埃及推進，阿里不哥則留守蒙古高原，旭烈兀離得太遠，窩闊臺、察合臺系宗王被當權的拖雷系和親近拖雷系的術赤系打壓不可能上位，術赤系遠在中亞東歐也是離得太遠，汗位的爭奪此時便落在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

阿里不哥得到了蒙古汗國黃金家族成員中鐵木真的多數(shù)后裔的支持，并實控漠北和秦、隴、川，但阿里不哥所在的漠北高原事實上物資匱乏，糧草全靠尤其是漢地河北、中原地區(qū)轉運，秦、隴、川屢經(jīng)戰(zhàn)火蕭瑟異常，忽必烈雖然在蒙古人中間只爭取到了少數(shù)如鐵木真弟弟的后裔東道諸王的支持，但是忽必烈實控物資、人力相對充沛的潼關以東之北漢地，外加忽必烈名不正言不順，不搶先稱汗在大義名分上將陷入被動，籍此忽必烈在不召開忽里臺大會的情況下在1260年3月于老巢開平稱汗，汗號薛禪汗。阿里不哥聞此在4月于哈拉和林亦稱汗。兩方互不相讓，于是內戰(zhàn)爆發(fā)。怯薛軍是蒙古大汗的近衛(wèi)武裝和直屬力量，戰(zhàn)前由蒙哥汗親自統(tǒng)帥，但在蒙哥汗死后和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斗時，這支部隊大都選擇投靠阿里不哥，此外隨蒙哥南征的蒙軍大都站在阿里不哥一邊，尷尬的忽必烈不得不重組近衛(wèi)力量。由于缺乏蒙古人支持，忽必烈重組近衛(wèi)軍不得不選擇漢族人，他下令從漢軍世侯中大舉抽調兵力，尤其以史天澤為最，共搜集漢兵三萬成軍，軍名武衛(wèi)軍，以為近衛(wèi)。

戰(zhàn)爭爆發(fā)后，忽必烈一面設軍戶屯田，一面立即切斷了對漠北的糧食供應，阿里不哥方被迫向西尋找察合臺兀魯思的支持以求后勤補給。1260年，忽必烈親率兵在漠南與阿里不哥本部大戰(zhàn)，其重臣突厥人廉希憲則主持西進秦、隴、川，兩條戰(zhàn)線忽必烈都取得大勝，東線忽必烈部攻占哈拉和林，西線廉希憲橫掃了阿里不哥的勢力，在今甘肅耀碑谷徹底消滅了阿里不哥在漢地西北的余部，阿里不哥被迫離開漠北向西遷徙，并自此勢力一落千丈。

從1261年到1264年，阿里不哥多次以西域地區(qū)為根據(jù)地對漠北展開反撲，但每每困于物資短缺而軍事行動失敗，而為了維持軍事行動，阿里不哥又在西域橫征暴斂、燒殺擄掠，這引發(fā)了當?shù)鼐用?、他的部眾和察合臺系宗王的強烈不滿。1264年，阿里不哥的駐地阿力麻里（今漢地伊犁河流域）因阿里不哥軍擄掠而發(fā)生饑荒，阿里不哥軍軍心潰散，在這種困頓局面下阿里不哥最終認輸向忽必烈投降，蒙古大汗的寶座也被忽必烈穩(wěn)固占據(jù)，作為交換忽必烈饒過了阿里不哥的性命并允許他和他的子孫繼續(xù)以貴族身份在漠北生活。但是忽必烈的汗位再也無法號令西道諸王。

（二）蒙古汗國的分裂

就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內戰(zhàn)期間，察合臺兀魯思、術赤兀魯思與旭烈兀兀魯思、窩闊臺兀魯思四方因對中亞、西亞疆土劃分不均的爭端爆發(fā)了激烈的矛盾，同時窩闊臺兀魯思與蒙古本部、部分親忽必烈的察合臺宗王也存在因蒙古大汗汗位從窩闊臺系轉到拖雷系這一難以調和的矛盾，一連串矛盾引發(fā)的四大兀魯思之間的戰(zhàn)爭持續(xù)到1269年，各方難以為繼，于是術赤兀魯思（金帳汗國）、察合臺兀魯思、窩闊臺兀魯思三方?jīng)Q定議和，三家在中亞塔剌思草原召開忽里臺大會，三方約定永結盟好、重新劃分了中亞的疆土（包括城市地區(qū)的治權）并一致敵對旭烈兀兀魯思（即伊利汗國），還約定三家不能學忽必烈背叛蒙古舊俗去城市過定居生活。

由于戰(zhàn)爭過程中，窩闊臺兀魯思取得了最多的軍事勝利，因此窩闊臺兀魯思取得了最多的利益，窩闊臺汗后裔海都不僅不經(jīng)忽必烈允許自立為汗，還因軍功成為了中亞地區(qū)的霸主，而作為窩闊臺系的首領與鐵木真的曾孫，海都其后到死為止都一直秉持與忽必烈乃至大元大蒙古國敵對的立場。忽里臺大會歷來要求蒙古大汗親自在場，且各大兀魯思的汗需要蒙古大汗冊封、疆土劃分需要蒙古大汗的主持和認可、城市地區(qū)要由蒙古大汗直轄，而這次忽里臺大會將上述一切原則盡數(shù)違反，恰巧此時忽必烈困于對漢族的征服戰(zhàn)爭無力制止，因此自此蒙古帝國無論是事實上還是名義上都無可挽回的分裂了。

（一）官制改革

忽必烈成為蒙古大汗后，汗號為薛禪汗，并實際控制了蒙古本部和北漢地乃至藏地（1239年，親拖雷系的察合臺系宗王闊端征服了藏地），由于漢地經(jīng)濟最發(fā)達并且在打贏汗位爭奪戰(zhàn)中助力最多，外加漢族帝國制度是當時少有的能夠長期穩(wěn)定統(tǒng)治廣袤疆土的政治體制，薛禪汗開始以漢族帝國的官僚體系為藍本，構建蒙古人國家的官僚體制。

1260年，薛禪汗開始模仿漢族帝國的習慣使用年號，當年是為“中統(tǒng)”元年，到了1264年又換年號為“至元”，同時薛禪汗也在這幾年重新更定了蒙古國家的首都。原本蒙古汗國的國都在漠北的哈拉和林，該城在1235年由窩闊臺汗所建立，到1263年，薛禪汗將老巢開平定為“上都”，到了1264年，他又開始在金中都廢墟東北方建造新城，后將新城命名為“大都”，以此作為蒙古人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后世蒙古大汗每年都往返兩都進行巡幸。到1276年，薛禪汗正式給自己加上“中國皇帝”的頭銜，并把“大元”加到國號中，蒙古汗國由此變成了大元大蒙古國。

官制改革是蒙古人對本民族國家改造的關鍵一步。在中樞官制上，蒙古人以中書省為行政機關并下設兵、禮、戶、刑、工、吏六部，以樞密院為軍事機關而掌管全國軍隊，以御史臺為監(jiān)察機關，還設尚書省以掌管財政事務但時設時廢。此外還設宣政院專門負責藏地乃至全國佛教僧侶事務。地方上，蒙古人建立了行省制。

事實上行省制并不特殊，也不是什么偉大的創(chuàng)新，蒙古人在攻克北漢地期間，一并徹底摧毀北漢地原有的的社會與政治秩序，后來為了統(tǒng)治當?shù)?，一方面使用漢軍世侯封建州縣，另一方面設立中書省統(tǒng)籌協(xié)調，后來由于一個中央的中書省無法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務，于是設立中書省的派出機構行中書省到地方作為派出機構，行中書省長官稱丞相，后又改為平章政事，到薛禪汗統(tǒng)治后期派出機構開始正式轉變?yōu)榈胤叫姓C關。

大元大蒙古國的行政區(qū)劃

行省大員的權限嚴格來講并不大，行省丞相沒有調兵權，也沒有官吏選拔權，且受到御史臺所領導的監(jiān)察系統(tǒng)的嚴密監(jiān)視，因此自主性不強。另外行省區(qū)域范圍的劃分與漢族帝國以往傾向于按照前代區(qū)劃和山川地形劃分行政區(qū)不同，尤其是在南方，行省邊界劃分及其粗暴和畸形，河南江北行省直接不問淮河、漢江而以黃河-沂蒙山、長江分南北界，區(qū)域范圍過大且不問淮地和漢江流域的山川河道地理人文；湖廣行省則以長江為北界而以南海為南界，以至于該省首府、經(jīng)濟文化要地武昌居然入錐子般突兀的處在行省北界，完全不能發(fā)揮首府溝通一地交通、經(jīng)濟的作用。但是這種劃分邊界的方式可以使得省內反蒙勢力非跨省無法利用地利形成武裝割據(jù)，方便了蒙古鎮(zhèn)戍軍的鎮(zhèn)壓，因此行省制某種意義上類似于歐洲列強在非洲劃分的國界，實質上是蒙古人方便用武力來最大限度鎮(zhèn)壓反抗和從地方盤剝資源的工具。

此外在行省以下，還存在路-府、州-縣等建制，有些地區(qū)府在州上，有些地區(qū)沒有路、府，而只有州、縣，這使得大元大蒙古國的行政建制層級最多達到五層，即省-路-府-州-縣，如，可謂東亞大陸有史以來最為冗雜。雖然官僚體制上類似宋朝，但判斷政權性質的關鍵在于蒙古人為主的軍隊和蒙古人以遠超其民族人口比例而占據(jù)中樞甚至地方顯官要職，讓整個官僚機構為蒙古人殖民統(tǒng)治服務，官僚機構變成了稅吏，和軍隊形成了蠻族殖民帝國的稅吏--軍隊二元的制度，從而反映出大元大蒙古國對于漢族的殖民性質。

（二）色目人的起勢

從蒙古汗國到大元大蒙古國的轉變本質上是蒙古汗國過于巨大且繼承法混亂導致的分裂而產(chǎn)生的，大元大蒙古國相對蒙古汗國也更加依賴漢地的人力物力以維系國家的運轉和蒙古民族的生活享受，但對于這種轉變，蒙古人存在極大的警覺性，其轉折點便是李璮起兵。

李璮是前紅襖軍領袖、后降蒙并死于淮南的李全之養(yǎng)子，他在淮北海州任漢軍世侯管制當?shù)夭⑷⒚晒抛谕踔疄槠?，但李璮不愿終身為蒙古人驅使。1260年開始，李璮外結南宋，內募精兵，在轄地修文廟、招攬儒生，還以南征為名向薛禪汗討兵，到1262年三月李璮發(fā)難，他殺盡當?shù)孛晒湃说氖l(wèi)軍，南向宋廷獻漣海三城以求結好，并跨海攻入山東直取濟南，自淮水到濟水瞬間變色，宋朝也冊封他齊郡王和節(jié)度使，但不給任何實質支援。李璮迅速北上拿下濟南，但其后他軍事上開始不思進取，而是通過書信聯(lián)絡河北漢軍世侯希望他們一道起兵響應，雖然河北方面與他書信往來頗多，但是事發(fā)后河北漢軍世侯大都效忠蒙古人而南下攻打李璮，李璮部被漢軍世侯史天澤率領的優(yōu)勢兵力的蒙軍圍困在濟南到七月敗亡。

李璮起兵反蒙歷時不過四個月，對蒙古方面的打擊很有限，且參與圍攻李璮的也大都是漢軍世侯部，但是漢軍世侯的反蒙起義以及其他漢軍世侯與背叛蒙古者存在大量書信往來，且最后攻李璮軍主帥史天澤在濟南城下俘虜李璮后沒有將其上交薛禪汗親自審問，而是急不可耐的在陣前殺死了他，像是要殺人滅口，這深深的刺激了薛禪汗和其他蒙古人高層。

薛禪汗開始大力削弱漢軍世侯的權力，從1263年開始，蒙古方面先后在北漢地實施兵、民分治，罷世侯、置牧守、行遷轉法，易置漢人將領部屬、將不擅兵等制度，將漢軍世侯從掌握領地官、軍任命與領民生殺大權的封建領主轉變?yōu)橛刑貦嗟珱]有固定領地的軍事貴族，還一并疏遠身邊的漢族文人謀士，這些士人大多被安置于翰林院管理文化事業(yè)，或作太子老師，名義上很尊貴，其實沒有實權。如劉秉忠做了太保，許衡被任命為翰林院的國子祭酒，竇默被被任為翰林侍講學士，王鶚被任為翰林學士兼修國史。

蒙古人中的軍事人才不少，但是政府管理工作方面的人才卻相對緊缺，既然漢族人不再能被重用，那么就要拉一股新勢力上位。蒙古人選擇的是色目人。色目人非單一族群，但凡身處漢地以西的吐蕃、黨項、欽察乃至中亞穆斯林群體都能被稱為色目人。由于色目人往往有文化背景，在東方缺乏社會、族群根基，因而能夠填塞進官僚系統(tǒng)中為蒙古人和大元大蒙古國服務而沒有異心，而漢蒙之間又有血海深仇，

因此色目人的地位開始大大提升。1264年，薛禪汗任命生于今烏茲別克地區(qū)、薛禪汗岳父家奴出身的中亞突厥穆斯林阿合馬為宰相（即中書平章政事），以此為契機色目人官僚由少到多開始遍布朝堂，1265年薛禪汗宣布“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1268年薛禪汗又宣布“罷諸路女真、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依舊”，到1276年薛禪汗給自己加了“中國皇帝”的尊號后又強調性宣布“罷漢人之為達魯花赤者”，在任官上，色目人獲得了蒙古人以下的第一優(yōu)先權，江浙、江西地區(qū)省一級大員尤其是行省丞相基本盡數(shù)由蒙古人、色目人擔任，漢族人幾乎不見身影。

古畫上的色目人形象

（三）兵制的演變

削弱漢軍世侯、提升蒙古本族和親附蒙古的色目族群的行動一樣影響到了大元大蒙古國的兵制，漢軍世侯們對本部兵馬的世襲統(tǒng)領權被剝奪，而與此同時蒙古人也開始為了方便管理而貫徹軍戶制。蒙古人實行軍戶制是在收編漢軍世侯后，漢軍世侯為了出兵作戰(zhàn)和領地發(fā)展兩不誤，于是劃分出一定的人口專職軍事，后來蒙古人覺得這個策略不錯，就拿來推廣。

軍戶身份世代沿襲，父死子繼且不準出籍，而軍戶也有相應的經(jīng)濟權益，擁有四公頃以內的土地無需交稅，但軍戶出征打仗往往也需要自己攜帶戰(zhàn)馬和軍械。忽必烈稱汗后，由于一度缺乏蒙古本族支持，忽必烈組建衛(wèi)軍作為近衛(wèi)武裝，贏得內戰(zhàn)后，怯薛軍也被重新充實，蒙古大汗就此擁有了衛(wèi)軍和怯薛軍兩支近衛(wèi)，而在武衛(wèi)軍的基礎上，蒙古人開始實行宿衛(wèi)軍制。

宿衛(wèi)軍以衛(wèi)為單位，設千戶進行統(tǒng)領，不同衛(wèi)軍兵員不同，職能劃分也不同，如武衛(wèi)軍主要兵員為漢族人，職能上偏工程兵，右衛(wèi)率主要兵員是招撫而來的女真人，左右欽察衛(wèi)的兵員則為欽察人，到大元大蒙古國后期，蒙古、色目衛(wèi)軍15個，兵員13萬，漢族衛(wèi)軍11個，兵員11.6萬。由于管理上蒙古人把漢族人和女真人、契丹人等也算成漢人，漢族衛(wèi)軍兵員并非全數(shù)漢族人。

依靠民族間的制衡，衛(wèi)軍難以成為漢族人或其他對蒙古不滿的民族的反抗搖籃，而無論怯薛還是衛(wèi)軍，都是蒙古大汗的近衛(wèi)力量，地方上還有鎮(zhèn)戍軍，該軍事系統(tǒng)形成于蒙古滅亡宋朝徹底殖民漢族后，其職責在于鎮(zhèn)守戰(zhàn)略要地和負責轄區(qū)內治安。鎮(zhèn)戍軍系統(tǒng)分為蒙古鎮(zhèn)戍軍、探馬赤軍和漢軍、新附軍四大體系，前兩者兵員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主，探馬赤軍中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漢族人，后兩者以前漢軍世侯部隊和宋朝降兵為主，大體上蒙古鎮(zhèn)戍軍、探馬赤軍駐扎和鎮(zhèn)壓淮河以北，漢軍和新附軍則在淮河以南充作漢奸，大元大蒙古國設都指揮使司-萬戶府-千戶-百戶以統(tǒng)轄這些武力，而鎮(zhèn)戍軍兵力與軍戶數(shù)相關，蒙古人對漢族人鮮少透露軍戶數(shù)據(jù)，目前一般研究認為大元大蒙古國巔峰時期有軍戶72萬戶。

（一）四次外戰(zhàn)

忽必烈奪權后，蒙古汗國及其后的大元大蒙古國與除了漢族的宋朝外的其他周邊政權發(fā)生了相當頻繁的戰(zhàn)事。在西方，由于拖雷系奪取窩闊臺系成為蒙古的汗對于后者而言是難以忍受的刻骨之仇，因此在1269年塔剌思草原的忽里臺大會后，窩闊臺兀魯思的可汗海都隨即向他的堂叔薛禪汗忽必烈發(fā)難，由此掀起長達三十多年的戰(zhàn)爭，大元大蒙古國方面稱之為“海都之亂”。

1268年海都稱汗后，窩闊臺兀魯思的疆土約在今天額爾齊斯河上游和巴爾喀什湖以東一帶，稱汗后不久海都便東征，奪取今漢族的天山以南大片土地，與大元大蒙古國在漠北、西域兩大戰(zhàn)場角斗。在東方，由于外交矛盾，大元大蒙古國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以高麗和江南為基地，發(fā)兵渡海進攻日本，是為蒙日戰(zhàn)爭，即日本人口中的“元寇來襲”。在南方，自1257年鎮(zhèn)守大理的兀良合臺進攻安南后，到1280年代蒙古人再度試圖征服安南，并先后在1284與1287年興兵南進。到了1293年，由于爪哇島上的爪哇國國王克爾塔納加臘鎮(zhèn)壓了國內的親蒙勢力，大元大蒙古國發(fā)兵走海路，以占城、婆羅洲為中轉站，大舉跨海南征爪哇。

這四場戰(zhàn)爭除了第一場與窩闊臺兀魯斯的戰(zhàn)爭外，大元大蒙古國全數(shù)失敗。1289年，海都東進杭愛山，當?shù)伛v防的是忽必烈的孫子甘麻剌，海都大敗甘麻剌進而突破杭愛山緊逼到哈拉和林，逼得當時74歲的薛禪汗被迫親征才將之逼退。但海都所統(tǒng)領的窩闊臺兀魯思土地貧瘠、人口稀疏，軍隊作戰(zhàn)能力相比大元大蒙古國方面并無明顯優(yōu)勢，后者長期掌控著西域南部幾個重要的軍事?lián)c，而窩闊臺兀魯思軍一直沒能拔除。1301年，海都遭遇了數(shù)場惡戰(zhàn)，雖然勉強取勝但也因傷而死，到1306年窩闊臺兀魯思遭遇了察合臺兀魯思和大元大蒙古國兩面夾擊而最終戰(zhàn)敗，但長期戰(zhàn)爭也逼得大元大蒙古國基本退出西域，基本僅余哈密一帶。

1274年，蒙軍與高麗軍三萬人渡海攻日，日本鐮倉幕府猝不及防，連續(xù)喪失對馬島等九州沿岸島嶼并在博多灣交戰(zhàn)時多次失利，九州島的政治中心太宰府都一度面臨淪陷的危險，但依靠臺風重創(chuàng)蒙軍船隊成功將之擊退。

1281年蒙古分別以高麗和江南為基地，前者出動蒙古、漢軍、高麗軍約4萬人，后者發(fā)動新附軍10萬人，此戰(zhàn)鐮倉幕府準備充分，不僅發(fā)動全國武士總計調兵十萬備戰(zhàn)，還在九州沿海建起高達兩米的邊墻阻擊，蒙軍在沿海登陸卻始終無法有所進展，到7-8月的盛夏臺風重創(chuàng)了停泊在九州沿海的蒙軍水師，史稱“雹雨風交作，舟不得泊，隨驚濤上下觸擊，皆碎”，十四萬蒙軍半數(shù)以上淹死于波濤中，海面上尸體多到可以踩著尸身行走而不沾海水，蒙軍殘部因此被迫撤軍。

1284年和1287年，蒙軍南攻安南并發(fā)動數(shù)十萬新附軍一道南征，但蒙軍中新附軍士氣低落，連戰(zhàn)線都無力維持，外加安南潮濕炎熱的氣候，蒙軍兩次南征損兵數(shù)十萬全數(shù)失敗。1293年蒙軍兩萬人南征爪哇，雖然登島后憑借裝備優(yōu)勢迅速攻占爪哇國首都并俘虜舊王、換上親蒙者威查亞做王，但威查亞上位后立即與蒙古翻臉并動員全國襲擊蒙軍，蒙軍在撤退途中損失慘重，生還回國的不足半數(shù)。蒙古攻打日本、安南、爪哇的失敗原因既在于侵略對象離蒙古本土甚至漢地太過于遙遠，跨海、渡瘴對于當時的軍隊而言風險太大，往往非因戰(zhàn)事便被大自然消滅大半，但也在于蒙古人出兵上述地區(qū)的目的并不單純。

蒙古滅金后，得漢軍世侯之兵20萬眾，滅宋后獲新附降兵又數(shù)十萬眾，幾十萬漢族士兵對蒙古人的統(tǒng)治而言是個隱患，為此尤其是在第二次攻日、攻安南、攻爪哇之戰(zhàn)中，蒙軍中多數(shù)兵馬皆是漢兵，戰(zhàn)勝則開疆拓土，戰(zhàn)敗也可消耗漢兵除隱患，而漢兵本就是被逼出征，戰(zhàn)心自然不高，攻安南的漢兵甚至還目睹逃亡安南的漢族人因仇蒙而參加安南之軍對抗自己，以至于士氣低落到多次一觸即潰，由此蒙古的三次海外遠征之失敗也不難理解了。

（二）混亂的繼承

薛禪汗統(tǒng)治期間，大元大蒙古國屢征周邊鄰國，但大都沒能取得多少有價值的戰(zhàn)果。1285年，薛禪汗的嫡長子、1261年被封為燕王、1273年被立為太子的真金與其爆發(fā)了較為嚴重的矛盾。蒙古汗國原本的汗位繼承制度是忽里臺大會推舉制，但這種繼承制度往往不能讓自己的子孫后代繼承汗位，為此薛禪汗干脆學習漢族帝國的繼承制度，以立太子的方式繞開忽里臺大會直接選定大元大蒙古國的下任大汗。真金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更是參與朝政決策，久而久之身邊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尤其以漢臣為多，到1285年真金羽翼豐滿，親真金的漢臣開始鼓吹讓薛禪汗禪讓汗位交給真金，這就是著名的“南臺御史封章案”，這引發(fā)薛禪汗震怒并對此事細查，真金居然因此憂懼而死。真金死后，薛禪汗念及父子之情，又把皇太子的身份安在了真金的兒子鐵穆耳身上。

薛禪汗時代，大元大蒙古國屢次進攻周邊政權，除攻打宋朝得手外，其他軍事行動都沒能有效拓展疆土，而其他四個蒙古人的兀魯斯由于相互的爭斗和鞏固已占有土地的需要也大都停止繼續(xù)擴張，蒙古人對外侵略擴張疆土的進程停滯。沒有新的疆土，就不可能以分封制并建立新的兀魯斯以安置蒙古宗王，為此在漢臣的建議下，薛禪汗改分封制為宗王出鎮(zhèn)制。宗王出鎮(zhèn)制度下，蒙古大汗派遣宗室子弟前往各地駐扎，代表中樞監(jiān)督當?shù)氐能婈牶凸倮?，并可以安排部分人事、組建幕僚團、關鍵時刻指揮軍隊或截留財政等，但是宗王本身在當?shù)夭⒎潜环址猓袠锌梢哉{走、更換在當?shù)爻鲦?zhèn)的宗王，地方軍權、財權、人事權依舊在中樞，宗王理論上只能代表中樞而不能自成一體。

大元大蒙古國安排宗王出鎮(zhèn)的地區(qū)主要包括云南、漠北、吐蕃、江南、寧夏，負責鎮(zhèn)壓西北、西南、東南的不安定勢力，其中出鎮(zhèn)西北和漠北的宗王權勢最大，往往手握當?shù)剀姍?，而這就產(chǎn)生一個危機。薛禪汗為了汗位能穩(wěn)妥的傳給子孫，于是設立皇太子制，但蒙古人歷史上沒有嫡長子繼承的傳統(tǒng)，蒙古高層貴族勢力又相對龐大以至于可以脫離制度左右皇權，而原有的繼承制度——忽里臺大會選舉制也并沒有被廢除，理論上如果蒙古宗王在漠北地區(qū)召開忽里臺大會并被選為蒙古大汗且得到了多方勢力的認可，他就能繼位為汗，而出鎮(zhèn)漠北、西北的宗王們既靠近蒙古人的老巢，更容易得到蒙古人內部的支持，又往往手握重兵，他們若真有實力便可無視大都中樞和前大汗認定的皇太子而走這個流程，于是薛禪汗在1294年死后，圍繞在汗位邊發(fā)生了多起血腥的博弈，這也使得大元大蒙古國汗位傳承的世系極其混亂。

薛禪汗有四個嫡子，其中真金是老二，但由于老大朵兒只早亡且無嗣，留下后代的嫡子只剩下三個，分別是事實上的嫡長子真金，三子忙哥刺、四子那木罕，他們都早于薛禪汗而死。薛禪汗去世后，真金的第三子鐵穆耳（完澤篤汗）作為皇太子理應繼承汗位，但此時的稱制太后、真金的妻子闊闊真卻沒有直接讓鐵穆耳（完澤篤汗）繼位，而是舉辦忽里臺大會，讓鐵穆耳和他還活著的大哥甘麻剌現(xiàn)場背誦成吉思汗的訓示，背的通暢的一位能繼承汗位。

鐵穆耳（完澤篤汗）背誦表現(xiàn)優(yōu)于甘麻剌，于是成功繼位，但此事詭吊之處在于，不僅鐵穆耳（完澤篤汗）并非真金最年長的孩子卻成為了太子，而且大元大蒙古國明明確立了太子制度，可最后汗位繼承還是要走忽里臺大會的程序，薛禪汗制定的太子制度在蒙古宗王和勛貴們眼里恐怕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擺設，蒙古高層并不認可穩(wěn)定性高但不能讓勛貴們借擁立之功得到封賞的漢族帝國式皇位繼承制度，而傾向于實則比拼軍力和政治威望的忽里臺大會選舉制度，畢竟后一種繼承法也能逼著蒙古大汗向蒙古軍政大員們承諾好處以求支持，遠比實行漢族帝國的嫡長子繼承制有利得多。

鐵穆耳（完澤篤汗）即位后汗號為完澤篤汗，在位期間熬死了海都，打贏了對窩闊臺兀魯斯長達三十年的戰(zhàn)爭，并讓實質上獨立的各大蒙古兀魯斯再度承認執(zhí)政大元大蒙古國的忽必烈一脈是全體蒙古人政權的宗主，堪稱守業(yè)之主。但鐵穆耳（完澤篤汗）唯一的親生兒子早死，且該子無后嗣，1307年鐵穆耳（完澤篤汗）病死，鐵穆耳（完澤篤汗）一脈絕嗣，其皇后卜魯罕稱制。

鐵穆耳（完澤篤汗）死時，他的兄弟們也都已經(jīng)死了，只剩下子輩還在，鐵穆耳（完澤篤汗）的大哥甘麻剌和二哥答剌麻八剌都有兒子，一般而言大哥的兒子優(yōu)先性更高，但不巧的是二哥的兩個兒子海山（曲律汗）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都威望更高，前者還出鎮(zhèn)漠北掌握重兵，大哥的兒子只能放一邊。但稱制的卜魯罕與答剌麻八剌一家關系很差，于是選擇擁立鐵穆耳的堂兄弟、薛禪汗三子忙哥剌之子阿難答為汗，但海山（曲律汗）與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與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取得聯(lián)絡，后者盡一切可能不配合稱制的卜魯罕施政，并且與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配合發(fā)動政變，海山（曲律汗）則引漠北重兵南下大都，由此一舉奪權，并賜死卜魯罕和堂叔阿難答以及其他政敵。事后海山（曲律汗）通過忽里臺大會登基為汗，是為曲律汗，為了犒賞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的擁立之功，他冊封弟弟為皇太子，并約定等二人相繼去世后，汗位再傳回海山（曲律汗）一脈。

由于海山（曲律汗）被漢奸臣僚上廟號為“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則是“仁宗”，此政治安排亦被稱為“武仁授受”。但這種繼承模式必然不牢靠，1311年曲律汗死后，愛育黎拔力八達（普顏篤汗）繼位，是為普顏篤汗，1320年普顏篤汗死了，汗位沒按照約定給曲律汗的兒子和世剌（護都篤汗），而是傳位給普顏篤汗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格堅汗），后者繼位后汗號是為格堅汗。

但格堅汗在位僅僅三年就死了。格堅汗即位時大權被祖母答己和答己的面首、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把控，不甘心無權的格堅汗提拔了木華黎后裔、曾任怯薛長的拜住為中書左丞相。到1322年答己與鐵木迭兒相繼死了，格堅汗沒有了掣肘，此時由于曲律汗和普顏篤汗長期對功臣親信大加封賞，大元大蒙古國出現(xiàn)了財政困難、貴胄親信權勢過大的風險，于是格堅汗令拜住提拔漢臣以制約舊勛貴，并且削減賞賜和裁汰冗員以打擊政敵，此舉導致朝堂上的蒙古勛臣對格堅汗和拜住及其反感。

1323年，御史大夫鐵失和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發(fā)動政變，在上都西南的南坡殺格堅汗和拜住，并且迎接格堅汗的堂叔、真金長子甘麻剌之孫也孫鐵木爾為汗，是為“南坡之變”。也孫鐵木爾無汗號，以本名稱之。也孫鐵木爾上位后反手殺了參與“南坡之變”的臣僚，又提拔親信穩(wěn)定政局。1328年也孫鐵木爾死了，其八歲之幼子阿剌吉八即汗位，該子同樣沒有汗號，以本名稱之。也孫鐵木爾本質上是謀害格堅汗上位，蒙古高層多有敵視他的，現(xiàn)在也孫鐵木爾死了且只剩下八歲小子，于是大元大蒙古國內爆發(fā)兵變，河南地方軍護送阿剌吉八的堂兄、曲律汗的次子圖貼睦爾到大都，而阿剌吉八和他的支持者則在上都，到1328年9月兩人分別在兩都即汗位，圖貼睦爾的汗號為札牙篤汗，兩撥人馬隨即爆發(fā)內戰(zhàn)，是為兩都之戰(zhàn)。

由于陜西、四川、云南都效忠上都方，戰(zhàn)火很快蔓延到上述地區(qū)。上都軍雖然兵力和軍隊質量都優(yōu)于大都方，但是由于戰(zhàn)線拉得太長，大都軍憑借局部軍力優(yōu)勢很快打退了上都軍的南攻，與此同時東道諸王選擇支持大都方并襲擊了上都城，當年十月上都方便支撐不住選擇投降，但陜西、四川一帶的上都軍不愿投降而繼續(xù)頑抗，戰(zhàn)事綿延到次年才宣告結束。

圖貼睦爾（札牙篤汗）的哥哥就是和世剌（護都篤汗），此時和世剌（護都篤汗）在察合臺兀魯斯，由于和世剌的威望高于圖貼睦爾，于是1329年三月和世剌（護都篤汗）從察合臺兀魯斯返回漠北后，圖貼睦爾（札牙篤汗）便退位，讓和世剌做了蒙古大汗（護都篤汗），是為護都篤汗，而投桃報李下護都篤汗又把圖貼睦爾（札牙篤汗）封為皇太子，但不巧的是當年8月護都篤汗便暴死了，很難說這不是圖貼睦爾（札牙篤汗）謀害的，畢竟是圖貼睦爾（札牙篤汗）主導打贏內戰(zhàn)奪取了汗位，護都篤汗又是有兒子的，圖貼睦爾（札牙篤汗）又怎么可能相信兄弟的承諾甘心讓出汗位呢？

當時有熟悉漢語、會寫漢詩的色目人薩都剌作詩道“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說的正是此事。圖貼睦爾（札牙篤汗）的汗號為札牙篤汗，他曾立長子阿拉忒納答剌為太子，但不久后長子死了，由于幼子太小難以繼位，外加謀害兄長成功做汗后又死了長子讓札牙篤汗認為這是老天爺報復自己，于是札牙篤汗選擇把汗位還給護都篤汗一脈。1332年札牙篤汗病死，死前曾遺命讓護都篤汗之子妥歡帖睦爾（烏哈噶圖汗）繼承汗位，但之后又發(fā)生變故，札牙篤汗一朝的權臣燕帖木兒不愿讓年齡較大、不好控制的妥歡帖睦爾（烏哈噶圖汗）繼位以影響自己的權勢，由此引發(fā)一系列政斗下，先是妥歡帖睦爾的弟弟懿璘質班（宜林奇葆汗）為汗，是為宜林奇葆汗，此子做汗53天后便死了，政斗半年后妥歡帖睦爾（烏哈噶圖汗）繼任蒙古大汗，是為烏哈噶圖汗，其人還有一個更有名的稱號，即“元順帝”，也正是在他做汗期間，不愿再被奴役的漢族百姓發(fā)動了偉大的紅巾軍大起義，并在血火中締造了明朝，進而徹底終結了大元大蒙古國的國祚。

大元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相比漢族帝國、高麗王國、安南王國、女真金國、大白高國等政權的皇位更迭顯得極為混亂。在大汗共計迭11位、汗位繼承共計10次中，父子相傳僅2次，算上直系祖孫相傳也僅3次，就算是算上確定為儲君且和平繼位的也不過4次，剩下大都為兄弟、叔侄通過政斗、謀殺、戰(zhàn)爭奪位來傳承，忽里臺大會選舉繼承法外加宗王出鎮(zhèn)和大元大蒙古國較強的貴族群體讓汗位延續(xù)更像是武力加政治威望的博弈以及權臣的野心作祟。

此外大元大蒙古國大汗的更迭速度也遠快于其他民族政權的國君更迭，除了薛禪汗與烏哈噶圖汗在位達30年以上外，從1294年到1333年的39年內，大汗換了9位，平均四年一換，根本原因在于蒙古大汗生活習慣太過于不健康，飲食往往重油且酗酒，這導致大多數(shù)大汗往往因心腦血管疾病而難以活過35歲，間接導致大元大蒙古國政局動蕩。但即便如此，大元大蒙古國的蒙古大汗的汗位更迭也比蒙古汗國時期穩(wěn)定的多，汗位沒有飄出薛禪汗后裔一脈，其后所有成功繼位的大汗都為薛禪汗嫡長子真金的后裔，由此也可見文明民族的君主繼承制度相比蠻族繼承法依舊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

（一）諸色戶計

早期蒙古人在侵略周邊民族的戰(zhàn)爭中，通過屠城、肅清鄉(xiāng)野消滅一個地區(qū)大多數(shù)人口是慣常操作，但唯獨工匠會被赦免并特意保護用以幫助蒙古人生產(chǎn)軍械或修筑城池，久而久之蒙古人發(fā)現(xiàn)如果按照職業(yè)劃分戶籍，對于其相對粗陋、簡化的官僚體制而言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這就是“諸色戶計”的戶籍制度。

“諸色戶計”最早在窩闊臺汗執(zhí)政期間成形，窩闊臺汗勒令他的臣仆通過登記流民和分檢驅口的方式進行“括戶”，按照職業(yè)把控制下的人口分為軍、民、站（驛站）、匠、屯田、打捕、灶（制鹽）、礦、運糧船，甚至儒、醫(yī)、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教士）、答失蠻（伊斯蘭教教士）等戶口，這些不同種類的戶口世襲相傳，非大汗或蒙古人的政府敕令無法從此種戶轉變?yōu)楸朔N戶。當時一共統(tǒng)計人口110萬戶，其中76萬戶被窩闊臺汗賞賜給宗王大臣作為食邑。

蒙古入侵以前，漢地上的政權，特別是漢族帝國，在安排戶籍時鮮少以職業(yè)、宗教身份等劃分戶口，漢朝時曾為了遏制商人做官和購買土地專門劃分市籍以作區(qū)分，隋唐時專門劃分樂戶、雜戶等從事特定職業(yè)者以供官府驅使，但這些戶籍種類只對應極少數(shù)人口，到了宋朝絕大多數(shù)漢族百姓僅以有無田地、家產(chǎn)被分為主戶、客戶，以及居住在城市的被劃為郭坊戶，有官身的被劃分為官戶，是地方大富且有豪強之態(tài)的被劃分為形勢戶，不同戶種大體上人格平等，滿足財產(chǎn)、居住地、官身條件的可以相互轉化，國家不會可以對某類群體進行嚴格的控制，更不會刻意以職業(yè)、宗教為基礎劃分全民的戶籍并勒令戶種世襲不能變更。

窩闊臺汗對全民進行“諸色戶計”后，其后的蒙古大汗們貫徹了這一政令并加以完善，到蒙古于1279年徹底征服漢族后，蒙古對南宋境內人口又進行了“諸色戶計”，到約1290年代，這一工作基本完成，大元大蒙古國按照職業(yè)劃分出約80種戶口，涵蓋農民、僧侶、工匠、軍人等各行各業(yè)，在“諸色戶計”下，戶籍身份是世襲的，非蒙古大汗欽定或官府命令不能更換，否則甚至有被處死的風險。不同戶籍下，漢族百姓需要承擔的賦稅壓力與承擔的政府攤派的公務乃至于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其中儒戶待遇最為優(yōu)越，儒戶顧名思義，是專門給士大夫群體劃分的戶種。

凡是通過“儒試”的便能得到儒戶身份，大元大蒙古國政府雖然對漢族人大為提防，但是為了籠絡漢地士大夫而刻意給儒戶極大的特權，可以減免賦稅、免除差役、有災時官府優(yōu)先救濟等一系列好處，出現(xiàn)糾紛還能被官府偏袒，且這些好處還能遺傳子孫，相對待遇遠超漢族帝國時代，這使得不少人甚至甘愿冒著死亡的風險違法獲取儒戶身份；而較為凄慘的例如馬戶，被劃分為馬戶者，需要自行出資為國家無償養(yǎng)馬，動輒破財甚至破家以湊錢維持養(yǎng)馬開銷，史稱“家有一物值錢，則鬻以養(yǎng)馬，今則無可鬻者矣”；另外匠戶的處境也很悲慘，他們大都沒有人身自由，一生都要在低償甚至無償?shù)奶幘诚聻槊晒湃说恼镇屖?，活得還不如牛馬，因此匠戶、軍戶等有技術背景的戶民為了躲避蒙古人政府的無償驅使，逃亡的情況十分頻繁，而大元大蒙古國對于這種情況，要么派出官吏追捕，追捕不到則干脆強拉其他戶種之民充做此戶，如1313年許州馬戶逃亡殆盡，于是又拉43戶民戶充作馬戶；1285年河北恩州軍戶數(shù)量嚴重不足，樞密院就強拉周邊幾百戶富民家庭充作軍戶，而毫無疑問此舉必將導致這些富戶家庭破產(chǎn)。

（二）四等人制

相比明確寫明待遇等級的“諸色戶計”制度，事實上大元大蒙古國的民族等級制度的規(guī)定較為零散和不成體系。目前來看，大元大蒙古國并沒有一部民族等級法來具體規(guī)定蒙古人在上、漢人在下，但是從多部法律或官方性文件并不難得出蒙古國家內不同民族存在政治、人格等方面的等級的結論。在蒙古的政治生態(tài)中，一般出現(xiàn)四個民族稱呼，其一是蒙古人，其二是色目人，泛指25種生活在漢地以西的藏地、西域、中亞甚至東歐的如黨項、吐蕃、欽察、回回、木速蠻等或黃種人或白種人或基督教族群或伊斯蘭教族群，其三是漢人，泛指淮河以北舊金國治下以及云南、四川地區(qū)的漢族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渤海人等與漢字文化圈關系較為密切的族群，其四便是南人，指南宋境內除四川外的漢族人、百越、西南夷等群體。

在軍備問題上，1285年，蒙古政府令將漢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為三等﹐下等銷毀﹐中等賜給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庫﹐由所在行省﹑行院﹑行臺掌管﹔無省﹑臺﹑院官署的﹐由色目人任職者掌管。漢人﹑南人雖居職﹐但不得掌兵器。其后又規(guī)定了各路﹑府﹑州﹑縣捕盜應備弓箭的數(shù)量﹐仍命由當?shù)孛晒农p色目官員掌管。新附軍的兵器﹐平時皆存放庫中﹐有事時臨時才發(fā)。蒙古人對軍械武器的掌管如此看重而盡可能杜絕漢族人參與，毫無疑問是對漢族人戒心極重；在刑律法治問題上，史籍記載“諸四怯薛及諸王、駙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盜詐偽，從大宗正府治之”、“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大元大蒙古國刑律規(guī)定“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蒙古人毆打漢人，人不得還報……指立證見于所在官司赴訴”，蒙古人遇案有專門機關處理，與漢族人口角摩擦致漢人身死可以僅以賠錢解決，漢族人挨了打不能還手而只能想辦法留證據(jù)報官訴訟，刑律法治毫無疑問偏向于蒙古；在官職安排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尤其是在高階官職上擁有驚人的占比。大元大蒙古國中樞三大機構長官分別為中書省的左右二丞相、樞密院的同知樞密院事和樞密院副使以及御史臺的御史大夫。中書省左右丞相終大元大蒙古國延續(xù)期間，只有史天澤和賀惟一兩個漢族人擔任過，而除蒙古人外，色目人曾多次擔任此職。樞密院職務從來沒有一個漢族人擔任過，因為“漢人不得與軍政”。

御史大夫也從沒有一個漢族人擔任過，因為“非國姓不得與授”。地方上的大汗直屬官達魯花赤也基本沒有漢族人擔任，因為“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且在1268年與1276年都敕令“罷漢人為達魯花赤者”,但回回、畏兀、乃蠻、唐兀等色目人任達魯花赤的則可以依舊。由此可以看出，在任官上，蒙古人最為優(yōu)先，色目人其次，漢族人則為最次。

在科考任官上，大元大蒙古國基本沒有成型的科舉制度，選拔官僚上，蒙古大汗及蒙古人的政府從包括國子監(jiān)學、蒙古國子監(jiān)學、回回國子學、醫(yī)學、陰陽學、身邊的侍從近衛(wèi)、勛貴之家甚至收人錢財?shù)雀鱾€途徑選拔官吏，而這些途徑大都為蒙古人、色目人所壟斷。蒙古人的政府為了收羅北漢地人才，在1237年舉行過一次科舉，隨后直到1313年才舉辦第二次，其后到明軍將蒙古人驅逐到燕山以北為止共舉辦16次，其中科試又分成蒙古、色目人系統(tǒng)和漢人、南人系統(tǒng)，蒙古、色目人科舉只需要考兩場，一場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中出題，一場考時政，而漢人、南人則繁復的多，需要另外熟悉《尚書》、《周易》、《春秋》、《左傳》等才能應試，而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每個群體的錄取人數(shù)還都是一樣的，皆是75人，要知道漢族人在大元大蒙古國治下人口少說也占85%以上，但科舉名額占比即使認定參加科舉考試的漢人、南人都是漢族人也只有50%，況且走科舉成為官員的在大元大蒙古國歷史上不足3%。雖然蒙古人沒有專門設制法律明確劃分四等人的權利義務，但是蒙古人等級最高、色目人其次、漢族人最次卻是顯而易見的，且雖然蒙古人分漢族人為漢人和南人，但實際政治待遇上漢人和南人區(qū)別很小，名為二等，實為一類。漢軍世侯群體可能是個特例，由于入股蒙古人的政府時間較早，漢軍世侯群體相對其他漢族人在政治待遇上明顯地位較高，與色目人接近。因此大元大蒙古國事實上的族群地位排序應該是蒙古人—色目人—漢軍世侯—漢族人。

（三）治國糜爛

雖然薛禪汗在國家官僚系統(tǒng)上全面模仿漢族帝國進行改制，但是蒙古人在治理社會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地區(qū)的短板并沒有得到彌補。在蒙古剛征服江南地區(qū)后不久，南宋地區(qū)就發(fā)生了兩次惡性事件。其一是宋理宗皇陵案，薛禪汗信重藏傳佛教，對以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初代法王、受薛禪汗冊封帝師八思巴為首的藏傳佛教僧侶集團非常倚重，并寬縱他們的一切行為，八思巴的弟子楊漣真迦被其任命為江南釋教都總統(tǒng)，在任期間作為色目人階級享有特權的楊漣真迦在江南地區(qū)大規(guī)模盜墓掘墳搜刮財物而官府不問、漢族人無法制止，在紹興宋朝皇帝宋理宗趙昀的皇陵也慘遭毒手，不光陪葬品一空，趙昀的遺體也被割下頭顱切下頭蓋骨被制成藏傳佛教的法器“嘎巴拉碗”，該法器后來不斷流轉最終被蒙古大汗收藏。

雖然宋朝政府由于長期重稅，在江南民心不旺，但剛滅漢人之國卻又掘先帝的皇陵也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其后由于薛禪汗以江南為基地，以新附軍為主力，大規(guī)模加派賦役、廣造大船東征日本，大量漢族人被強制征發(fā)到船廠近乎無償做工造船，外加“諸色戶計”下強迫匠人等有技藝的人無償勞作，這多重疊加引發(fā)了江南地區(qū)長達數(shù)年的大規(guī)模起義，起義軍少則數(shù)千多則數(shù)萬圍攻州縣，直到薛禪汗停止攻日并一面調兵鎮(zhèn)壓、一面減免賦稅后才將起義鎮(zhèn)壓下去，但縱觀整個大元大蒙古國存續(xù)期間，全國范圍內的民變一直沒有停止過。

對于頻繁的民變，最需要負責任的便是藏傳佛教特權群體，由于蒙古大汗自薛禪汗以來崇佛，史稱“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此國俗然也”，即蒙古大汗多常年參與佛教儀式，因此尤其是藏傳佛教獲得了特權，負責掌管藏地事務和僧俗教眾的宣政院有了獨立任官權，不受中書省等政府機構節(jié)制，也幾乎不能被御史臺監(jiān)察。宣政院權勢顯赫，曾一度奏請曲律汗允許“（凡民）歐（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僧人犯法，也只能由宣政院來處置，史稱“諸僧、道、儒人有爭，有司勿問，止令三家所掌會問；諸僧人但犯奸盜詐偽、致傷人命及諸重罪，有司歸問，其自相爭告，從各寺院住持本管頭目歸問；若僧俗相爭田土，與有司約會，約會不至，有司就便歸問”，這種處理方式使得僧侶往往能得到寺廟、僧院的庇護，其他政府機構根本管治不了，這也使得僧侶們便越發(fā)猖狂，僧人目無法紀，擾亂社會治安、破壞國家法度的案例時有發(fā)生，以至于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薛禪汗之孫完澤篤汗病死后，大元大蒙古國官僚系統(tǒng)組織應變能力便基本處于失常狀態(tài)，最典型的例子發(fā)生在1339年，當年河南行省一個漢族人小吏范孟端帶著四個同伙假傳圣旨，居然一戰(zhàn)誘殺大元大蒙古國河南行省全部高階官員，史稱“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劫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的兒，都事拜住、總管撤思麻、監(jiān)司禿滿、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圣旨然，即以鐵骨朵自后槌死，棄尸后園”，事后居然還能假稱自己是河南都元帥，收繳大小衙門的官印，甚至能夠封閉黃河等重要河流的渡口、阻斷南北交通，事情過去數(shù)日才被發(fā)現(xiàn)，事后河南地區(qū)官僚系統(tǒng)被蒙古大汗下令整個清洗，牽連上千人。

一個小吏居然就有資格集中全省大員，而行省大員身邊連一個百戶的護衛(wèi)兵力都沒有，十幾個蒙古、色目大員被五個人謀殺，簡直滑天下之大稽。不光官僚系統(tǒng)腐敗，蒙古權貴們的生活也可為窮奢極欲。滅金滅宋后，蒙古貴族占有大量的田土，也先帖木兒即位以前，曾獻給中樞七千頃土地；烏哈噶圖汗執(zhí)政時期，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蒙古大汗為了籠絡蒙古王公，一登汗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一開始賜漢族北方的田土，后來更轉向江南大部分如蘇州等膏腴之區(qū)了。蒙古貴族把從漢族人那里搶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漢族人，漢族百姓苦不堪言。此外漢族的“儒戶”等享有特權的群體也大展“神威”，以福建崇安縣為例，該縣有田稅人戶共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漢族貧民已經(jīng)到了無立錐之地的境地，蒙古人的官僚系統(tǒng)和行政能力迅速走向崩潰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四）必然的覆滅

蒙古人驕奢淫逸，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無節(jié)制的歲賜和“做佛事”。支出年年上漲，收入?yún)s不見得增加，有時一年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會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根據(jù)1317年宣徽院統(tǒng)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1344年，華北、中原地區(qū)水旱蝗災不斷，但烏哈噶圖汗對漢族百姓的苦難毫不理會，反而繼續(xù)重金事佛，不僅聲色犬馬、長期不理政務、沉溺密宗、修煉所謂“男女雙修之術”、沉迷于“十六天魔舞”無法自拔，還花重金專門建造了上都穆清閣等一系列佛教建筑，連延數(shù)百間，“取婦女實之，以備修習之用”、“飛橋舞臺于前，四欄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于室，繁吹導之，自飛橋西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干著消耗漢族黎民的血汗而自我享受的無恥勾當。

不光如此，擁有特權的僧侶們居然開始猖狂到可以干涉司法的地步，譬如帝師或上層高僧們，常常以“好事”為由，請求大元大蒙古國政府釋放重囚，而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權有勢官宦子弟或潑皮無賴。“好事”泛指：“用帝師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師奏”者；皇室人員有疾、祭日或誕辰請釋囚者；帝師或皇室修佛事者；為皇室祈福者；某高僧圓寂，也得釋囚。而引得僧侶們利用特權為重囚開脫的理由，也無外乎這些犯法的官宦貴族子弟或潑皮無賴們往往家財萬貫，僧侶們可以借此大賺一筆。據(jù)后世統(tǒng)計，因此被釋放的死囚不下數(shù)百人。

為了維持龐大的開銷，蒙古人開始濫發(fā)紙鈔。事實上大元大蒙古國在薛禪汗統(tǒng)治時期就開始出現(xiàn)因開銷過大而財政赤字猛增、政府不得不貶值紙幣的惡性時間。在1292年，大元大蒙古國財政收入為273.83萬錠，但當年支出至少為363,85萬錠，為此到1309年蒙古人的政府不得不選擇發(fā)行新紙鈔從而使得舊紙鈔貶值80%，其后由于蒙古大汗更迭不斷，新繼位者總要大肆封賞參與擁立的功臣，為此不得不不斷通過紙鈔貶值來掠奪民間財物以喂飽功臣勛貴們，例如完澤篤汗即位時在其祖父薛禪汗原定的歲賜額之外，又慷慨地加授給宗室成員和勛臣大量賞賜，賞賜中金的數(shù)額比薛禪汗時期多４倍，銀多２倍，而要知道金銀等貴金屬是發(fā)行紙鈔的重要準備金，以至于這次賞賜完畢后僅兩個月，完澤篤汗便不得不搜羅各地府庫白銀超過70萬兩以充做紙鈔準備金，而據(jù)后世統(tǒng)計，不算格堅汗外在位時間較長的蒙古大汗在大元大蒙古國時代一共通過賞賜散走黃金4.78萬兩，白銀50.3萬兩，而需知漢地是貧金、銀地，1328年大元大蒙古國白銀產(chǎn)出僅為491錠20兩7錢，才約合白銀24550兩（一錠為五十兩），且近四成產(chǎn)出自云南地區(qū)，而宋朝時白銀產(chǎn)出約才年均10000兩。

而也就在中央政府為發(fā)行紙鈔所必須的金銀而煩惱時，尤其是華北地區(qū)的政府白銀收入，同樣是在1328年卻下降到了1錠25兩，相比20年前下降了98%，需知在1310年還有“且言復得新礦，銀當增辦”等白銀產(chǎn)量增加的記載，事實上尤其是漢地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貴金屬礦藏都被蒙古勛貴們霸占為自家家產(chǎn)了，而這也導致大元大蒙古國開始全力搜刮江浙、江西、湖廣三地的白銀儲備并加重三省賦稅，這也是大元大蒙古國后期漢族民眾中流傳著“富極塞北、貧瘠江南”之言的重要原因。

隨著金銀儲備被蒙古人的政府揮霍一空，大元大蒙古國政府的紙鈔也越來越不值錢，偏偏大元大蒙古國的財政體系是高度紙幣化的，出于對紙幣的依賴和對漢族人生活生產(chǎn)的漠視，蒙古人的政府開始憑借國家權力屢屢濫發(fā)紙幣，這導致物價飛漲，光鹽價在1310年代相比1276年上漲1000%，而到了1350年代，為了鎮(zhèn)壓漢族的大起義，蒙古人印造的“至正鈔”以1270年代的“中統(tǒng)鈔”計價，從1950萬錠暴增到6000萬錠以上，史稱“每日印鈔，不可數(shù)計”，此舉直接導致漢族大地經(jīng)濟崩潰，百姓不再相信信用已經(jīng)崩潰的紙鈔，而選擇直接以物易物貿易。

非但財政崩塌，到了公元1330年以后，天災不斷，而蒙古軍隊也腐朽不堪，史稱“邊鄙有數(shù)十萬之兵，倉廩無五、七年之積”,“諸衛(wèi)半無用之冗兵”、“將驕卒惰,帥領不得其人,軍馬安置不當”、“卒日以惰，將日以鈍。將帥襲其父祖舊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聲色是務，脧剝是習，至是不能挽弓者”。甚至不少部隊已經(jīng)淪為土匪強盜，如有蒙軍士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奪貲貨”，以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的現(xiàn)象，

而探馬赤軍徹底淪為治安大隊，怯薛軍中更滿是花錢買出身的漢族人，而漢族百姓已經(jīng)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中原各地民謠、預言不斷，大都是大元大蒙古國將亡，漢人坐天下，“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等言論在整個漢地蔓延。1337年，河南漢族人胡閏兒在信陽起兵抗蒙，在一年內橫行鹿邑、陳州間，同年廣東漢族人朱光卿亦起兵攻占增城（今廣州市增城區(qū)），并改元、建國，直接向蒙古人發(fā)難，蒙古貴族面對漢族人開始群起反抗的局面，恐慌憤恨至極，1339年中書右丞相伯顏一方面堅持取締科舉徹底斷掉漢族士大夫入仕道路，另一方面還提出要殺光漢族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烏哈噶圖汗最終介于難以做到而拒絕。公元1351年，黃河決口，大元大蒙古國征發(fā)漢族百姓修筑黃河大壩，但工程艱難而漢族民工們因安全、吃食沒有保障而死傷累累，此時漢族秘密社團--白蓮教的領袖韓山童、劉福通埋石人于工地附近，并謠傳“莫道石人一只眼，跳動黃河天下反”，挖出石人后，漢族民工群情激動，劉福通更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并且宣布韓山童是宋朝皇族后裔，要重建宋朝，光復天下，周邊漢族百姓投奔者數(shù)以十萬級，轟轟烈烈的漢族光復戰(zhàn)爭，正式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