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愈的詩學(xué)遠紹《詩》《騷》，近宗李杜。這種學(xué)習(xí)方式和知識結(jié)構(gòu)，并非韓愈一人專有，同時代其他詩人也大抵如此，如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可以說與韓愈一樣，接受了大致相同的詩學(xué)教育與詩歌訓(xùn)練。因此，這就引起一個新問題：怎樣才能在同時代人中挺秀杰出呢？很顯然，僅靠勤學(xué)苦練是不夠的，還要別出心裁、另辟蹊徑，才有可能創(chuàng)作出勝人一籌的作品。這種求異心理使得中唐詩人各自開辟出與眾不同的詩歌路子。例如，白居易走了一條通俗之路，其詩明白曉暢，老人小孩都能聽懂。他創(chuàng)作極為勤奮，留下近三千首作品，好像把詩歌當(dāng)作日記來寫。事實也是這樣，讀白居易的詩歌，可以感受到他真實的日常生活情狀?！叭粘；笔前拙右组_辟的一條詩歌新路，在后來產(chǎn)生重要影響。北宋初的詩人們還專門學(xué)他，并由此形成“白體”，與“西昆體”“晚唐體”并稱“宋初三體”。孟郊等人則走了另外一條路，他們追求奇異險怪。孟郊喜用生澀的語詞和怪僻的意象，如《秋懷十五首》中的“老蟲干鐵鳴，驚獸孤玉咆”“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曛”“冷露滴夢破，峭風(fēng)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zhuǎn)愁盤”等詩句，用“老蟲”“鐵鳴”“驚獸”“玉咆”“病骨”等非日常所見的物象來寫愁苦心緒。“剸”“攢”“滴”“梳”等詞語，給人以尖銳、瘦削、冰涼之感。這使讀者感到驚異，超出了正常的生活經(jīng)歷和情感體驗。其目的是要用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打破詩歌傳統(tǒng)。將白詩與孟詩加以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二者的差異，前者由熟而俗，淺顯平易；后者避熟就生，險怪僻澀。 韓愈與白居易走的路子不同，與孟郊風(fēng)格雖接近，但實際上也存在較大差別。在意象營造和語詞選擇上，韓詩雖也追求險怪，但與孟郊相比，顯得要平和一些。韓愈開創(chuàng)的詩歌新路，主要是用散文和賦法來寫詩。這當(dāng)然得益于他對先秦兩漢古文和辭賦的研究。將辭賦的寫法用以寫詩，其實也并非韓愈首創(chuàng)，杜甫就經(jīng)常使用。杜甫《房兵曹胡馬》中的“竹批雙耳峻，風(fēng)入四蹄輕”，使用的就是賦體之寫法。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馬耳像斜切的竹筒的橫截面一樣，棱角銳利，力量飽滿，馬蹄飛奔起來像乘風(fēng)一樣輕松。但這里所說的賦體之寫法，主要是指樂府詩賦題之法。賦題，是指樂府詩的內(nèi)容主要描摹詩題中的物體。如題中有馬則寫馬，有烏則寫烏。韓愈詩歌的賦題方法，也受到樂府詩賦題之法的影響，但還有所不同。例如，韓詩《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寫山火猛烈，當(dāng)然也是賦題中之物，但寫各種動物飛奔逃命，列舉了多種水族和鳥類的名稱，則又直接用漢大賦鋪陳排比的方法。詩人有意選擇的各種動物名稱，略顯怪異，也與大賦炫學(xué)的特點相近。 詠物詩的起源，實際上也來自賦。荀子曾賦禮、知、云、蠶、箴五種事物，朱光潛先生將這種寫法歸為謎語一類，其文像謎面，其題似謎底。唐人詠物詩當(dāng)受其影響。如賀知章《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fēng)似剪刀?！奔偃缛サ粼婎}，僅就詩本身來看，確實像一首謎語。韓愈有些詠物詩也像謎語。如：“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fù)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边@是寫什么呢？答案是葡萄。再如：“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边@是寫井，比葡萄詩要復(fù)雜一些，前兩句分用賈誼和葛洪兩個典故，因他們的飲用之井非常有名；第四句寫行人干渴欲飲，使人聯(lián)想到井。追求形似是詠物詩的一個重要特點。形似力求事物描摹的奇巧、有趣，但缺少意味。這就要求狀物的同時還須有情和理，寓情于物、托物言志。例如《詩經(jīng)》寫桃花，“灼灼其華”“有蕡其實”“其葉蓁蓁”，將女子比喻為外形美麗、枝繁葉茂的桃花，希望她像桃花一樣果實豐碩，這樣才能“宜其室家”。韓愈的詠物詩在形和意兩方面都用賦法。如《庭楸》劈頭說：“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纏。下葉各垂地，樹顛各云連?！边@是總體交代，意思是詩人長安庭院中有五株大楸樹，聯(lián)成一排，藤蔓纏繞，互相鉤聯(lián)，樹葉垂地，樹杪連云。接下來從不同時間點分寫樹下休憩的情景：清晨，“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lián)聯(lián)”；上午，“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中午，“當(dāng)晝?nèi)赵谏希以谥醒腴g”；傍晚，“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晚上，“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這種寫法與《詩經(jīng)·蒹葭》里用白露“為霜”“未晞”“未已”來寫時空變換類似。也與《木蘭辭》寫木蘭在東南西北市采購的情形相通，只不過《木蘭辭》重在空間轉(zhuǎn)換，而韓詩偏于時間變化。韓愈寫他悠游于楸樹之間，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蛠砩胁灰姡系綑?quán)門前？”，則進一步將托物言志轉(zhuǎn)換為托事言志。 韓愈“以文為詩”的著例是《山石》。此詩前四句寫到寺所觀之景；“僧言”四句，寫到寺所經(jīng)歷之事；“夜深”二句，寫宿寺所聞見；“天明”六句，寫出寺之景；“人生”四句，以議論收結(jié)。整首詩很像一篇山水游記。以時間為主軸，黃昏、傍晚、深夜、天明，移步換景，時空變幻，又像一幅接一幅的連環(huán)畫。再如《石鼓歌》，分五層敘述：第一層寫作詩緣由，第二層寫石鼓由來，第三層寫所觀紙本石鼓文，第四層寫建議保護石鼓的具體過程，第五層寫石鼓之價值。全詩將敘事、議論、抒情合為一體，令人耳目一新。 韓詩的奇異建立在詩人特有的敏感基礎(chǔ)之上。例如，對四季不同景物的描寫，是詩人對節(jié)氣敏感的外在表征。外感于物而情動于中，再筆之于書，這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理。季節(jié)描寫，不僅是時間觀念的反映，也是空間觀念的體現(xiàn)，季節(jié)變換，人、物、景、色也都隨之改變。時間既是實的，也是虛的。說它實，是因為能感受到陰陽氣候變化；說它虛，是因為時間總是附著于外物上。季節(jié)描寫的象征含義，是從象征傳統(tǒng)中生發(fā)出的。例如，春天象征生命活力，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春草萌生意味著生命重新開始。但春草何以能象征生命呢？顯然是古人長期觀察自然的一種經(jīng)驗總結(jié)。這種總結(jié)由人及物，最終達到人物合一。至于夏象征繁盛，也是如此。陶淵明“初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就是寫初夏木葉由稀轉(zhuǎn)繁的景象。一切美感都來自驚異！驚異是對經(jīng)驗的打破。突然看到春草冒綠，感受到風(fēng)清氣朗，這是長時間經(jīng)受風(fēng)雪冰寒后的驚異！木葉婆娑，夏蔭初露，這是經(jīng)歷春寒后的驚異！至于秋象征蕭瑟，冬象征枯寂，其生發(fā)原理與春夏是相通的。因敏感逐奇而造就獨特的想象，從而形成詩歌意象。意象是作者與讀者溝通的密碼。讀韓愈的詩歌，實際上是同他對話。對話之所以能發(fā)生，是因為具有共通的普遍情感，同時又有可以溝通理解的語言符號以及支配對話的心理機制。 韓愈散文的特點，大致可簡單概括為“兼善眾體”。這里面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兼眾體，舉凡如疏、狀、表、奏、碑、志、銘、頌、傳、記、書、序等各種文體，韓愈無不擅長；二是善眾體，亦即其文章符合各種散文文體的要求，如寫墓志得墓志之體，寫書信得書信之體，具有極強的文體意識，各體間界限清晰，不會出現(xiàn)諸體混同的現(xiàn)象。這兩層意思合在一起，可謂之“得體”。 韓文的“得體”，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善于把握文體本質(zhì)。各種文體產(chǎn)生，是因為有應(yīng)用需求。文體的本質(zhì)是對話。不同文體的形成，是由不同的言說與對話關(guān)系決定的。例如，人和鬼神對話，由此產(chǎn)生各種與祭祀哀悼有關(guān)的文體，如祭文、誄文、哀辭等。君王向臣下發(fā)號施令，由此產(chǎn)生詔、誥、制、敕等文體。下級向上級匯報，由此產(chǎn)生奏、疏、狀、表、議等文體。朋友之間互通音信，由此產(chǎn)生書、啟等文體。凡此種種，都是因不同場合、不同應(yīng)用需求而產(chǎn)生的。在韓愈之前，專研文體源流的著作，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各體文章范本，有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編的《文選》。這些著述都給他很大影響。韓愈對文體的把握，主要是深研各種文體本質(zhì)，區(qū)分相近文體的細微差別。例如哀辭和祭文，從對話關(guān)系來說，都是人與鬼神之間的對話。但二者又略有不同，祭文需在公開場合誦讀，公開和誦讀的儀式，決定了它的情感內(nèi)容和表達方式；哀辭相對而言更私人化，也不需要誦讀，因而行文方式與祭文不同。墓志也屬于哀悼類文體。但墓志是傳體文，主要敘述墓主家世和生平事跡。這是由墓志的應(yīng)用性質(zhì)決定的。根據(jù)官方規(guī)定，某個達到相應(yīng)品級的官員去世后，由其家人提供墓志，官方再依據(jù)墓志撰寫行狀。行狀是官員入史的基本材料。也就是說，國史中的人物傳記，主要是依據(jù)行狀寫成的，而行狀又是由墓志作為基本材料來源的。因此墓志雖也屬于哀悼類文章，但與祭文、誄文、哀辭不同，具有人物傳記性質(zhì)。韓愈曾擔(dān)任史官，對這些文體性質(zhì)及其不同功用非常熟悉。柳宗元去世后，韓愈撰寫了墓志和祭文；其小女女挐病死后，他也撰寫了墓銘和祭文，還在經(jīng)過小女墓時，寫過一首悼亡詩。比較這些不同的文體，可對韓愈“兼善眾體”有更深切的體會。 二是創(chuàng)新思想。韓愈倡導(dǎo)“惟陳言之務(wù)去”。這里的“陳言”，不僅指語言陳腐，也指思想陳舊。他認為，文章之所以能動人，是因為有新意；之所以有新意，是因為有新思考。在《題哀辭后》中，他說彭城劉伉只看到了文章的文辭之美，沒有體會到哀辭中的“古道”，這個“古道”就是“不茍譽毀于人”。正是本著“不茍譽毀于人”的公正、客觀的評價理念，《歐陽生哀辭》才真切感人?？梢?，他的創(chuàng)新來自“化古為新”。從題材來看，韓文并非刻意求異。他所寫的題材大多是日常所見。如《馬說》，以相馬喻選材，是傳統(tǒng)話題。但韓愈從這個現(xiàn)象中提煉出新意，“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以往只關(guān)注千里馬，韓文則一反常識，提出新觀點，認為發(fā)現(xiàn)人才的伯樂比千里馬更重要。再如《師說》，尊師重道也是傳統(tǒng)題材。韓愈則提出兩個新問題。其一，百工之人以師道為尊，而讀書人反而不尊師。其二，大人要求小孩拜師，而自己卻不愿意學(xué)習(xí)。由此可見，“化古為新”作為創(chuàng)新方法，其源雖在古，其因卻在今。也就是說，文章寫作必須關(guān)注日常生活，而不是從書本到書本。 三是語言得體。一切文體都是言說，包括言說者與聽眾雙方，因此說話“得體”非常重要。韓文語言“得體”有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是照顧言說對象的情緒，點到為止。例如，向上級匯報工作，言辭既懇切，有時又不免激烈，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打動對方。對于朋友和弟子，溫婉可親，如《送董邵南序》，勸其勿往河北，則言：“然吾嘗聞風(fēng)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意思是，河北慷慨古風(fēng)，今已不存。但不直接說，要讓董邵南自己體會其言下之意。又如《送區(qū)冊序》，要表彰區(qū)冊的孝行，也不直接說，而在序的結(jié)尾標出“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顯然，這種寫法要比直接稱譽效果更佳。但韓愈又是一個好辯之人，有時并不這么委婉。在寫給好友崔斯立的書信中，直言“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答崔立之書》），意思是，你怎么不把我當(dāng)作大丈夫、真君子呢？你老勸我去參加銓選考試，我已經(jīng)厭煩了。這樣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似乎毫不考慮對方的情緒，但越是這樣，越能見出二人的真誠，是“得體”的另一種表現(xiàn)。以上是就具體言說情形，來看韓文的“得體”。韓文語言“得體”的另一方面是指“辭達”，這是就總體情形上說的。所謂“辭達”，就是準確清晰地表達意思。這非常困難，因為意思與表達之間總有“隔”。鄭板橋說“自然之竹”“胸中之竹”“畫中之竹”，雖然都是竹，但各個不同。要消除想要表達的意思與表達出來的意思之間的距離，不僅要有清晰的思維，而且要熟稔地掌握語言技巧。在這一點上，韓文可謂范例，處處可見其思維與語言的深度契合。 韓文為什么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呢？首先，韓愈具有為民請命、為天地立心的闊大胸懷。這是根本性的，決定了韓文的命題和立意。他胸懷天下，以重振大唐雄風(fēng)為己任，以開創(chuàng)新思想和新風(fēng)氣為根本追求，思想和眼界的高度決定了文章的高度。他的《原道》《原性》《原人》，站在人類命運的高度，以哲學(xué)思辨為基礎(chǔ)立論，振聾發(fā)聵?！队放_上論天旱人饑狀》《論佛骨表》，為百姓生命、國家前途而作，絲毫不顧及個人安危得失?！稄堉胸﹤骱髷ⅰ罚瑸楹霌P社會正義、反對借污蔑英雄謀私利的丑行而作，無半點私心雜念?！短珜W(xué)生何蕃傳》，為宣揚剛直、正義的力量而作?！蹲赢a(chǎn)不毀鄉(xiāng)校頌》《潮州請置鄉(xiāng)校牒》，為崇文重教而作。如此種種，足見胸懷決定文章的高度。 其次，韓愈學(xué)習(xí)得法。古語說：“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睅煼▽ο笸鶝Q定成就高下。在《答李翊書》中，韓愈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在《進學(xué)解》中，他又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可見，他閱讀的主要是先秦兩漢時期的書籍。不是泛觀瀏覽，而是深入思考。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在韓愈看來，漢以后的文章，每況愈下，特別是南朝興起的駢文，過于重形式，追求文辭藻飾，思想內(nèi)容反而處于次要位置，顛倒了文與道、文與質(zhì)的關(guān)系。這與韓愈力倡的“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是相背離的。所以韓愈認為，雖然這些重文輕道、辭過其理的文章也有不少可借鑒之處，但不能作為最高師法對象。 選擇師法的人物，韓愈也是站在最高處。他自言是孔孟之徒，“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并初步建構(gòu)了自孔子、孟子、荀子、揚雄到他的道統(tǒng)體系。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稱屈原、孟軻、司馬遷等人為“古之豪杰之士”，是他學(xué)習(xí)的榜樣。而對那些“善進取者”的名利之徒，則不屑與之為伍。在不斷涵泳的過程中，他自覺追摹“古之豪杰之士”，學(xué)習(xí)屈原的愛國情懷、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志向。由此形成強大的內(nèi)在動力，在日常為人和為文中，自然也能夠悠游從容。 最后，韓文的成功還得益于他的勤奮。韓愈學(xué)習(xí)勤奮刻苦，《進學(xué)解》有一段描述：“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wù)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币蝗沼霉Σ浑y，難的是長期堅持。從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來看，韓愈具有堅定的恒心和持久的毅力。關(guān)于韓愈學(xué)習(xí)專注的情形，《答李翊書》中有一段記載：“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币馑际牵瑢Ｐ膶W(xué)習(xí)，以至于忘了自己身處何方，也不知道要去何處，深思時樣子很嚴肅，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感覺一片渾茫。只有經(jīng)過多年刻苦鉆研和反復(fù)練習(xí)，下筆時才能得心應(yīng)手。這其實也是很簡單的道理。 ——《韓愈詩文精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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