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xiàn)杜甫青少年游獵生活的雕塑。 聶作平攝

　　聶作平

　　當代，歐美青年在升學或畢業(yè)之后、工作之前，常會耗費幾個月甚至一兩年時間，做一次長途旅行，稱為間隔年，英文叫Gap Year。

　　中國古人也有自己的間隔年——凡是家庭條件允許的官宦或富商人家子弟，在他們?nèi)胧?、就業(yè)之前，也會有一次或多次長途旅行，尤以漢唐為盛。

　　比如司馬遷，就有過他的間隔年——那是一次上萬里的旅行，用太史公的話說，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和司馬遷一樣，詩圣杜甫的間隔年也行程萬里。30歲之前，杜甫曾有三次漫游。一次較長，一次很長，一次更長——較長那次幾個月，很長那次四年，更長那次超過五年——累計起來，杜甫的間隔年長達十年。

　　哪怕是在以船只、馬匹、驢子甚至雙腳作為交通工具的唐代，十年時間，也足以行遍海內(nèi)。

　　杜甫作品散佚甚多。韓愈稱為“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有關(guān)專家估計，杜甫一生詩作可能有3000多首，但我們現(xiàn)在還能看到的，只有1400多首。其中，他早年作品又散佚得特別嚴重。30歲以前所作，現(xiàn)存不到40首。

　　由于詩作散佚，我們沒法更為具體地重現(xiàn)他的三次漫游——甚至，有的學者因找不到相應詩作，進而認為他的三次漫游并不存在。

　　好在，杜甫晚年的一些唱和之作和回憶之作里，有不少涉及了早年的漫游歷程。這樣，我們就能夠確定：詩圣年輕時候，的確走過千山萬水，的確把足跡印遍大江南北。

      漫游者的黃金時代

　　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義，至今，杜家窯洞還有跡可尋。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多數(shù)時間居于鞏義附近的東都洛陽。今天的洛陽是一座普通地級市，如果說它有什么區(qū)別于全中國的另外幾百座地級市的話，那就是它擁有極為悠久、燦爛的歷史，以及難以計數(shù)的歷史遺跡遺存。

　　考察洛陽發(fā)展史，這座城市最美麗的花樣年華在隋唐時代。那時，洛陽是天下僅次于首都的重要城市。甚至可以說，在不少方面，首都長安的重要性還不如洛陽。

　　洛陽因地處洛水之北得名，在廣大西部地區(qū)，尤其是西北地區(qū)未得到開發(fā)時，洛陽是中國地理版圖的中心，就像周成王下令營建洛邑時說的那樣：“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焉?！?/p>

　　隋朝是一個短命王朝，它就像一支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唐朝。比如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大運河。

　　從開皇四年（584年）開廣通渠起，隋朝以舉國之力，畢20年之功，建成了大運河。這條我們星球上最長的運河，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悉數(shù)溝通，將長安、洛陽、幽州、汴州、宋州、楚州、揚州、杭州等重要城市聯(lián)綴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跨越東西、縱貫南北的水路交通網(wǎng)。

　　而洛陽，就居于水路交通網(wǎng)中心。

　　與水路交通相比，相對更辛苦，但更能通達四面八方的是陸路交通。如果說隋唐的水路交通體系以洛陽為中心的話，那么陸路交通體系則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

　　《唐書·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等文獻表明，唐朝陸路交通中，有七條以長安為中心輻射全國的重要干線。這七條干線雖然都以長安為起點，但多條必經(jīng)洛陽。

　　因此，洛陽其實是唐朝水陸交通的總樞紐。

　　為了管理干線道路和水路，唐政府每隔30里即設一個驛站。盛唐時，全國有水驛260個，陸驛1297個，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有兩萬多。

　　驛站——不論水驛還是陸驛，只為來往官員或其他公務人員服務，兼具有政府招待所和郵政功能。至于非公務人員，他們在旅途中，則有完善的逆旅提供服務。

　　逆者，迎也；逆旅，就是迎接來往客人。這些由私人開設的逆旅，相當于現(xiàn)代的旅館、飯店，一般都落址于驛路沿線村鎮(zhèn)，為來往旅人提供住宿、飲食，有的還可雇傭車輛、馬騾或船只。

　　盛唐時，逆旅如同驛站一樣遍及全國各地，甚至比驛站數(shù)量還要多。杜佑記載：“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shù)千里，不持寸刃?！薄粌H沿途食宿方便，社會治安也非常好，不用擔心人身安全。

　　在一些人煙稀少或道路險阻的地方，出于成本考慮，沒人愿意開設逆旅，而政府的驛站又不對社會開放。這時候，由慈善組織或個人興建的義堂和義井，就免費為來往旅人提供自助服務——有房間可供休息，有水井提供水源，有柴火和爐灶做飯。

　　完善的水陸交通體系以及在路上的安全感和人性化服務，使得盛唐成為漫游者的黃金時代。不僅杜甫，更包括李白、高適、王維、孟浩然、王之渙等唐詩天幕中的巨星，他們都有過屬于自己的豪氣干云的萬里之行。

　　杜甫間隔年的少年游，就在這種大背景下徐徐展開，并成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憶。

      十九歲出門遠行

　　59歲，這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攜家?guī)Э?，打算北歸中原，卻又無法像幾年前想象過的那樣“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為造化小兒所苦，他漂泊湖湘，衣食俱成問題。這年春天，他從潭州（今長沙）溯湘江前往衡州（今衡陽），打算投奔一位老友。

　　然而，令杜甫極為沮喪的是，到了衡州，才知道老友已調(diào)往潭州——他們的船只，在湘江的某片水域擦肩而過。不久，更加不幸的消息傳來：杜甫想要依靠的老友，竟然在潭州去世了。

　　這位老友，便是杜甫一生交游中，時間最早的韋之晉。

　　與韋之晉相識時，杜甫只有19歲。那年，杜甫從河南前往山西。這是他平生第一次離開老家河南，也是他平生第一次遠游。

　　懷念韋之晉的詩里，杜甫稱他們訂交的地方，也即他第一次漫游的目的地為郇瑕。郇瑕，是郇和瑕氏兩地合稱，后來泛指山西臨猗一帶的晉國故地。

　　有意思的是，郇瑕是合稱，臨猗也是合稱——今天的山西臨猗縣，由曾經(jīng)的臨晉和猗氏二縣合并而成，兩縣各取一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地圖上有了臨猗。

　　臨猗縣城設在猗氏鎮(zhèn)。猗氏歷代人物中，猗頓是最傳奇的一個。猗頓本是魯國人，家貧無依，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滅吳后棄官經(jīng)商竟成巨富，便去向他請教發(fā)財之道。范蠡指點他說，“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就是牲畜之母者，意思是讓他發(fā)展畜牧業(yè)。

　　猗頓聽了范蠡的勸告，來到今天的臨猗一帶——當時，這里有一片水草豐茂的洼地，附近又有解池的鹽，是畜牧的上佳之選。果然，猗頓很快發(fā)達起來，極盛時，其產(chǎn)業(yè)“西抵桑泉，東跨鹽池，南條北嵋，皆其所有”。猗頓因在猗氏發(fā)達，便以猗氏為號，真姓反而湮沒不聞了。

　　我看到的臨猗縣城，和尋常北方縣城沒有多大區(qū)別：除了幾條主街顯得寬闊外，其余街巷大多逼窄。大街兩旁的綠化帶，種著雪松和修剪整齊的灌木。城中心的十字街頭，即便正午，也見不到幾個行人。

　　臨猗屬運城市。歷史上，運城因位于黃河以東而稱河東。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持續(xù)了數(shù)千年的池鹽產(chǎn)業(yè)，使得運城盛極一時。堯、舜均把都城建在這里——上古時的都城，估計規(guī)模不會大于今天一座鎮(zhèn)子。

　　杜甫的唐代，朝廷在河東設有相當于省級機構(gòu)的河東道，管轄今山西全境和河北西北部。河東道下設有蒲州府。河東道和蒲州府的治所，均在臨猗西南的縣級市永濟——如今，永濟也屬運城。

　　19歲出門遠行，杜甫是從哪里出發(fā)的呢？答案是：要么鞏義，要么洛陽。不論鞏義還是洛陽，均在黃河以南，杜甫都要渡過黃河。

　　自青藏高原而下的黃河，挾雷霆萬鈞之勢滾滾東流，如同一柄神出鬼沒的利刃，將中原大地一剖為二。唐代，黃河干流上，設有不少津渡。這些津渡，大者用船和木頭搭成浮橋，小者用船只擺渡。

　　鞏義西北，洛河匯入黃河的地方，古稱洛口。為了利用水利之便，隋朝時在洛口修建了一座國家糧食儲備中心：洛口倉。洛口倉附近有一個渡口，叫五社渡，又名五津渡。如果從鞏義南瑤灣村出發(fā)，杜甫就從這里渡河。

　　倘若杜甫從洛陽出發(fā)，則洛陽北面有一個遠比五社渡更知名也更重要的渡口，即河陽津。五社渡大概率沒有浮橋，只有吱吱呀呀來回的擺渡船，河陽津卻有寬闊且快捷的浮橋溝通兩岸。《開元水式部》記載，為了維護這座號稱巨梁的津渡，政府在這里安排了一支多達250人的水手隊伍。

　　此外，杜甫還可先從洛陽經(jīng)陸路至陜州，再從陜州北部的大陽津渡河，之后北行。但北行需要翻山越嶺，山路險要，鮮有行者。是故，從大陽津過河后，他更可能沿著河岸自東向西至永濟后再北上。

　　總之，無論杜甫是從五社渡還是河陽津，抑或大陽津渡河，過河后他都得從黃河北岸的古道上西行再折向北行，經(jīng)永濟抵臨猗。

　　不過，經(jīng)過比對，我認為，杜甫可能走的是另一條線路。無論他從鞏義還是從洛陽出發(fā)，都陸路向西。唐代，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陽曾是武周首都。即便不是武周時代，每逢關(guān)中災荒之年，皇帝多半會帶著文武百官前往洛陽，稱為就食。洛陽也因之成為僅次于長安的第二大城市。長安與洛陽之間的官道，屬于唐朝首屈一指的大路驛的一部分——比杜甫更晚的唐德宗時期，明令“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

　　杜甫經(jīng)大路驛西行至潼關(guān)。潼關(guān)一帶，南邊是高峻連綿的秦嶺支脈華山，北面是如同屏障一樣的中條山。華山與中條山對峙的夾縫里，黃河見縫插針，疾速東下。潼關(guān)，就位于黃河南岸的黃土塬上。

　　我站在潼關(guān)城樓一側(cè)的山坡上眺望。

　　幾公里外的山腳下，黃河從西北方向而來，拐出一個大彎。大彎處，渭河一頭扎進黃河懷抱，兩水交匯，水流變得更加遲緩，河床上堆積出一道淡黃色的沙洲，恰好與岸邊青綠的莊稼形成色彩鮮明的對比。兩座大橋從我站立的南岸伸向北岸，一座是公路橋，一座是鐵路橋。對岸臺地上，分布著補丁般錯落的房屋，在高大的風力發(fā)電機映襯下，顯得更加矮小、卑微，如同甲蟲身旁的螞蟻。臺地背后，是一條綿亙掠過的山脈，像隸書的一字。那是中條山。

      潼關(guān)·風陵渡·鸛雀樓

　　潼關(guān)始建于東漢末年，后來南移數(shù)里，屢毀屢建。所以，我看到潼關(guān)竟然是一座嶄新的古城——許多地方還未完工，空氣中飄浮著一股若有若無的油漆味。因為沒完工，作為景區(qū)也就不收門票。景區(qū)外面，依附修建了眾多兩三層的仿古商鋪，卻沒有一家營業(yè)。古潼醬園、果蔬沙拉、肥腸米線、菠菜面、永紅餐館、陜西名優(yōu)特產(chǎn)……全都關(guān)門閉戶。唯一開著門的是關(guān)中民俗面坊，不過也沒營業(yè)，一個肥胖男子正在午睡，發(fā)出驚天動地的鼾聲。

　　杜甫見到的潼關(guān)當然不是這個樣子。盡管他少年時的遠游沒有留下詩篇，但很多年后，當杜甫歷盡滄桑，曾多次經(jīng)行潼關(guān)的他，忍不住在詩里感嘆，“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那時的潼關(guān)，還是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的雄關(guān)。羊腸小道之上，飛鳥雙翼之下，巍然屹立于帝國首都之東方。

　　半個小時后，我沿著山路下山。山下的黃河南岸為秦東鎮(zhèn)，像所有鎮(zhèn)子一樣雜亂而又生機勃勃。行駛途中，我瞥見秦東鎮(zhèn)幼兒園旁的路邊有一塊黑底白字的石碑，碑后是一道兩米多的圍墻，圍著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

　　停車細看，碑上的文字是，“潼關(guān)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馬超刺曹古槐遺址 潼關(guān)縣人民政府立 公元二〇〇八年”。

　　東漢末年，曹操平定馬超、韓遂，兩軍在潼關(guān)激戰(zhàn)。不過，馬超刺曹操不中而中樹之事，并不見于正史，而是《三國演義》的小說家言。書中寫道：“看看趕上，馬超從后使槍搠來。操繞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p>

　　從秦東鎮(zhèn)外的大橋過河，只需一分鐘。而杜甫時代，他自東向西走到潼關(guān)，將從關(guān)下的渡口經(jīng)浮橋過河。

　　過了河，便是山西——風陵渡到了。

　　風陵渡因傳說女媧埋葬于此而得名——相傳女媧姓風。唐時稱風陵津，并在風陵津旁的山上設有風陵關(guān)，恰好與潼關(guān)遙遙相望，共同扼住了中條山與華山之間的這道縫隙。

　　從地理沙盤上可以看出，略呈東北-西南走向的中條山到了風陵渡東側(cè)戛然而止，山地變?yōu)闆_積平原，古時的驛道和今天的高速公路都從平原上穿過，溯了黃河的流向往北延伸。在我的車窗左側(cè)，是平坦的平原，平原中間，黃河像是壓在大地上的一條細長黃線；在我的車窗右側(cè)，是中條山余支，山不高，樹不深，大大小小的石頭像巨人捏碎的餅干渣，入目俱是。在這個草木葳蕤的7月，也顯得有幾分荒涼。

　　風陵渡北行不到10公里，便是永濟。永濟最南邊的首陽鄉(xiāng)，父老相傳，是楊貴妃故里。楊貴妃與杜甫是同時代人，小杜甫10歲。當19歲的杜甫出門遠行時，楊貴妃還是一個9歲小女孩。那時，楊貴妃的父親在四川蜀州做官，她多半隨父入川了。

　　永濟古稱蒲坂，是傳說中大舜的王都所在。不過，這個古老的地方，最有名的其實是一座始建于北周的樓臺，即鸛雀樓。

　　地處黃河之濱的永濟，在唐代，顯然遠比今天更重要。它既是河中道的治所，也是蒲州治所，相當于省政府和市政府都設在這里。

　　蒲州一帶的黃河，流淌于一馬平川的平原上，黃河河床時常漫游改道，故而誕生了一個成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鸛雀樓西邊是黃河，樓與河距離不到兩公里，其間是平坦的原野；鸛雀樓東邊是蒲州——今天它是永濟下屬的一座普通小鎮(zhèn)。至于曾是唐時省會和州城的蒲州古城，只剩下不多的幾處殘垣斷壁了。

　　鸛雀樓下的黃河邊，有一座古渡，名為蒲津渡。

　　《讀史方輿紀要》將蒲津渡列為山西重險之地。歷史上，黃河常成為不同勢力的天險，浦津則是兵家必爭之地。唐朝開元宰相張說稱之為“隔秦稱塞，臨晉名關(guān)，關(guān)西之要沖衛(wèi)，河東之輻輳”。先秦以降的兩三千年間，這里發(fā)生過大大小小數(shù)十次戰(zhàn)爭。秦昭襄王第一個在蒲津渡架設浮橋；漢武帝第一個在河西修筑關(guān)隘。到了唐朝，蒲津渡處于長安至太原的重要驛道上。其時國力昌盛，遠邁前代，于是，開元十二年（724年），一個超級工程動工了——工程耗費了全國年鐵產(chǎn)量的五分之四，鑄造了八頭各重八萬斤的鐵牛，以及牽鐵牛的鐵人、固定船只的鐵柱和鐵山、絞盤等物。八頭鐵牛分置兩岸，將波濤中的浮橋牢牢牽挽。行人邁步浮橋，如履平地。到了宋朝，一場大洪水將鐵牛沖進河里，于是發(fā)生了曾入選小學課本的懷丙撈鐵牛的故事。

　　在蒲津渡遺址上，多年前修建了博物館，從黃河淤泥里打撈出來的鐵牛和鐵人陳列于一座高出地面4米的平臺上。陽光下，鐵牛和鐵人青黑中帶著褐黃，雖然銹跡斑斑，依舊氣勢恢宏，昭示著大唐帝國，尤其是開元盛世的富庶強盛。

　　200公里長的涑水是黃河的一級支流，它從蒲州古城下流過，于幾公里外注入黃河。涑水上游的夏縣，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故鄉(xiāng)。司馬光的一部著作，就以涑水為名，叫《涑水紀聞》。后世也稱司馬光為涑水先生。

　　杜甫到達蒲州城，在登臨了鸛雀樓后，他多半會在城外雇一條客船，溯流而上——幾十里外，便是他此行的目的地：臨猗。

　　今天，從鞏義到臨猗不到300公里，汽車也就3個多小時，小半天而已。但在杜甫的唐朝，這段路程會超過400公里，即便路上不耽擱，單是趕路，也需要好幾天。如果沿途尋幽探勝，訪古問遺，則這一趟短途旅行，將耗時一個月以上。

　　不過，古人似乎有的是時間，盡管他們的生命比我們更短暫。但那是一個慢時代。就像木心的詩說的那樣：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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