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輝 | 二十世紀四川書法略論

半半廬記 202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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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四川書法略論

何應輝

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經歷了古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作為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中國書法，也在中與西、新與舊、揚與棄的矛盾沖突之中，得以步步拓展，顯示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其間，經歷了本世紀前半葉、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至九十年代幾個階段的發(fā)展，其藝術的本體與主體愈益獨立與自覺，最終形成了以多元為主要特征的創(chuàng)作高潮，取得了豐碩的歷史成果。

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中，巴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要而獨特的板塊。早期蜀文化——巴蜀文化即形成了復合、綜合、雜交的特征和優(yōu)勢，并向外輻射和往后承傳。早在東漢，巴蜀即因其既具有悠久的文明源頭，又處于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文化風尚異于風雅，從而形成樸野、雄奇、奔放的書法總體風格，與中原地區(qū)相對比而成為書法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到了近代，四川一方面保持著自己豐厚而獨特的歷史文化積淀，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進一步的發(fā)展；一方面仍因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封建經濟的解體與資本主義的產生晚于沿海地區(qū)二三十年，從而在社會心理結構和文化藝術上較多地保有民族傳統(tǒng)的本真素質。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基礎上，有了二十世紀四川書法藝術的發(fā)達局面。

包弼臣（一八三一—一九一八），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四川一位個性鮮明的老書法家。其基于北碑所創(chuàng)的“包體”，當然與他此前在北京求學及后來數次出川游學有著很大關系，其時，北碑書風在外省已成蓬勃之勢。但在十九世紀末的四川地區(qū)，“包體”仍被視為“詭險”，包弼臣被貶為“字妖”。此足見其時川人書法觀念因地理環(huán)境制約而造成的“滯后”。但與此同時，亦可見得在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四川，“書卷氣”作為書法審美高標準的觀念是如何地深入人心。同在世紀之交的另外幾位影響更大的名家：顏楷、吳之英、蒲殿俊均是書出或書兼漢魏，而且比包氏年輕二十五歲以上，卻并未遭到類似的非議。這與三位先賢的才學經歷，特別是書法的格調、境界不能不有著極大的關系。

包弼臣書法

文化底蘊之厚、文化風氣之盛，為二十世紀四川書法發(fā)展直接提供了歷史條件。十九世紀后期至二十世紀初，四川文化教育之發(fā)達在全國頗為突出。一八七五年，四川學政張之洞以“成人才，起蜀學”為宗旨，在成都主持開辦尊經書院。一八七九年，著名學者王闿運在四川總督丁寶楨五次邀請之下入川主講尊經書院，長達九年。尊經書院培養(yǎng)了很多杰岀人才如楊銳、宋育仁、廖平、吳之英、駱成驤、蒲殿俊、羅綸、張瀾、彭家珍、吳玉章、吳虞等。而顏楷早年即在湖南東州書院受業(yè)于王闿運。這一批杰出人士對于推動近、現代四川乃至中國社會的進步，包括文化建設，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當年王闿運抵成都，四川官方歡迎之隆重，自督部、將軍至合城生員均執(zhí)弟子禮。這一盛況，反映了四川對外開放、交流的積極姿態(tài)。清末，四川官方不遺余力地推行新政，在改革教育制度、大力興辦新式學校方面成績十分出色。本世紀頭十年間，四川更出現興學熱潮，全省學堂達11387所，學生441738人。同時，官費、自費赴日本、歐美留學也“風氣盛行”，人數日增。

顏楷書法

自一八九〇年重慶開埠以后，帝國主義勢力直接入侵，四川急劇地轉變?yōu)榘胫趁竦亍敕饨ㄉ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造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四川社會的劇烈動蕩。作為當時的一種進步力量，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在四川產生、發(fā)展。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在四川激起廣泛而深刻的思想變革。而抗戰(zhàn)時期，特殊的政治原因與地理原因，使全國文藝精英云集四川，又造成了四川文化藝術空前發(fā)展的高潮。整個世紀上半葉，中國書法這一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藝術，一方面面臨前所未有的尷尬與挑戰(zhàn)，一方面又“以其本體所蘊涵的巨大能量和變異性，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觀念上的向現代藝術轉型和打破以碑學為主的近于一統(tǒng)的格局”。而在四川，完成這種“轉型”的主體，恰恰正是生活在新、舊文化互相激蕩之中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為新學、新文化的發(fā)展而沖鋒陷陣的精英們。

吳之英書法

前述書家顏楷、吳之英、蒲殿俊，書法皆得益于漢魏，而各具風采，名重四川書壇。顏楷（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以中青年而成為四川書法的重鎮(zhèn)。他年少即以才學、氣質得翁同穌、王闿運激賞。一九〇四年以第六名聯(lián)捷成進士，翌年赴日本留學。一九一一年回川參加辛亥革命，領導保路運動。辛亥革命后曾任四川公立法政大學校長。一九一八年辭職閑居，與夫人鄒辛士鬻字鬻畫，講學讀書，樂道安貧至終。其書法深得北碑神髓，尤獲益于《爨龍顏》、《張遷碑》、《石門銘》。書風古質雄深而豪宕多姿，尤擅作大字，拙厚奇?zhèn)?，氣勢撼人，三十六歲為成都“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書其南面，影響隆至于今。又以漢魏筆法人于行草，寓生拙于道婉，格致古雅，氣象宏博。當時求書者之眾，國內從文人雅士到勞力販夫，國外遠及日本、朝鮮。顏楷的書法成就即立于清末民初全國碑派名家群中亦獨標一幟毫無遜色。吳之英（一八五七—一九一八），是世紀早期的又一位書法高手。他的書法出入于秦、漢、北魏，寫得雄強恣逸，在創(chuàng)作中多以篆、隸、楷相融而用之，因而風格特出。以所書“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之東面觀之，其取傳統(tǒng)化而用之的藝術才能，其雄渾開張的空間構成，不僅在書碑的四人中風姿挺特，而且透露出他出新于舊的主動意識。他曾在楊銳、劉光弟發(fā)起成立的蜀學會出版的《蜀學報》任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后，遂致力于經史詞章的研究，著有《壽櫟廬叢書》。蒲殿俊（一八七五—一九三四），亦為世紀早期書法俊杰。他尤擅行草，以文含質，以帖的秀健宕逸為體，涵化北碑的道密，融合得極為自然靈和。在當時主要為碑學籠罩的書壇上，如此碑帖相濟且如此成功的創(chuàng)作實踐，無疑具有開啟來者的作用。他一九〇四年中進士，次年留學日本。一九一一年回四川領導保路運動。曾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僅十二天即因兵變去職。一九一三年之后久居北京，曾創(chuàng)辦《晨報》、《戲劇月刊》，積極提倡新文化。本世紀早期書法名家還有顧印愚（一八五五—一九一三），早年亦就讀尊經書院。書法則純從帖出，揮灑有致，風神典雅，意韻淡運，含拙于巧，特饒書卷之氣；尤精行、楷，亦工詩，兼擅篆刻，顏楷、喬大壯曾以其學印。概而覽之，這一時期的四川書法，除士氣充溢而外，已經顯露出南北兼收，非一家一派所可牢籠的特征。

蒲殿俊書法

民國，是四川書法發(fā)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書法的優(yōu)秀代表人物，都是學者、詩人而兼書法家，他們構成了一個集群。深厚的國學素養(yǎng)、扎實而不因循的書法功底、優(yōu)異的個人才具，以及來自于復雜、動蕩的社會生活的磨煉的豐富、深刻的人生感悟與情性，熔成了他們風格各異的書法作品。在這一集群中，產生了三位堪稱全國一流的書法大家：趙熙、謝無量、劉孟伉。

趙熙書法

趙熙（一八六七—一九四八），詩與書在世紀初即已聞名。梁啟超曾從其學詩。但其書法個人風格的完全成熟及創(chuàng)作的活躍卻在民國時期。他一八九二年中進士，在京與喬樹枬、楊銳、劉光弟等游最密，為翁同龢所重，時人目為新黨，為官剛正清廉。曾以彈劾慶親王奕劻而聲震朝野。入民國返歸故里，久居山中，致力于文史詩書。雖不予政，但以學、義與民主革命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多有過從或師生之誼。著有《香宋詩集》、《香宋詞集》等，總纂《榮縣志》，于碑版法帖多所批注。他的書法初出于顏真卿、趙孟頫，中年以后“端嚴勁重，上追唐賢，不規(guī)規(guī)于一家”。老年融合六朝，遒厚雅逸，中斂而瀟灑多姿，自成一體，一時風從。他絕不盲從晚清以降的碑派時風，主張碑帖相融。有書論云：“詩文與書，一代各有風氣，惟豪杰乃能挺然風氣之外，后人學古，則又當知古今風氣之判，以自定其體?！薄胺蔡熨Y穎者喜南書，挾勝氣者喜北書。南多工北多拙，拙近古工近今，各有長短，相濟而不相非，斯杰士矣。”應該說，對于打破碑學的一統(tǒng)而形成碑帖結合的新的時代趨向，趙熙在理論上是完全自覺的，在實踐上是貢獻卓著的。

謝無量書法

謝無量（一八八四—一九六四），世紀中葉中國著名的學者、詩人、書法家。早年曾與黃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同窗治學，深受蔡元培器重。后旅日尋求新知。在世紀早期的中國社會變革中，他曾以一腔沉郁的愛國憂時之情，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孫中山逝世后，他潛心抑志，長期從事教育、學術工作，歷任多所大學教授。著述有《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楚辭新論》、《中國古田制考》等十余種，詩稿有《碎金集》、《寸田集》、《柴棘余音》、《消搖集》等十數種。一九四九年后歷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書法長于行草，沉雄俊逸、奇麗清新、天真散灑，超邁古今，獨樹一幟。究其所成，化二王與南北朝碑志于一爐而以曠逸絕俗的胸襟識度出之，達于絢爛之極歸平淡的化境。于右任評其書“筆挾元氣，風骨蒼潤，韻余于筆?！鄙蛞澠鋾吧纤菸簳x之雅健，下啟一代之雄風，筆力扛鼎，奇麗清新……株守者豈能望其項背耶？”

劉孟伉書法

劉孟伉（一八九四—一九六九），世紀中葉一位經歷非凡而成就卓越的詩人、書法家。他的大半生在動蕩的民國度過。中青年時期即以詩、書、印享譽川東，但特殊的歷史原因使其書名未能遠播。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夕，成為他創(chuàng)作極活躍的時期。但他的書法成就得到海內外一致盛稱，則是在其身后的八九十年代了。他早年從長兄劉貞安（晚清學者、進士）學經史，后廣泛研讀中國文學要籍，壯歲有文字學著述。一九二七年隨劉伯承舉行瀘縣起義參加革命后，曾歷盡艱難，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同時繼續(xù)進行文史、書法、篆刻的研究。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以半百之齡出任川東游擊縱隊七南支隊司令員兼政委，崇山密林艱苦戰(zhàn)斗，并在野火露營之中創(chuàng)作大量詩詞。解放后，歷任川東行署副秘書長，四川省文史館館長等職，從此長期潛心文史、詩詞、書法的研究創(chuàng)作，成果卓著。主編《杜甫年譜》，詩稿有《凍桐花館詞抄》、《庚辛墮稿》、《冉溪詩稿》、《壬寅詩稿》等。其人性格豪放曠達，剛毅不阿，老而彌堅。其書法初出顏真卿、歐陽詢，后上溯秦漢、下涉明清，篆、隸、楷、行、草無所不擅，修養(yǎng)深廣，而尤精于行草。他的創(chuàng)作熔冶漢魏、唐宋、明清化而用之，形成雄健清新、宕逸宏博、神采飛越的獨特風格，而又能因時境不同，風情變化，面目各殊，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

趙熙——謝無量——劉孟伉，展示了本世紀上半葉四川書法發(fā)展的主要脈絡。當然這一發(fā)展是在近、現代整個中國書法發(fā)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如果說，趙熙的碑帖相濟已有理論上的自覺，實踐上也富有成果；那末，從主體的藝術創(chuàng)作意識看，則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精心書之，有意于佳的層次，而且“寫字”的意識仍較濃，書意的發(fā)抒尚不甚自覺。謝無量是一位曠世奇才，他不“表現”而有很好的表達，無意于佳而佳，一切都在自然的流露之中，他把帖和碑化合得不露痕跡，不僅法為我用，而且因意生法，新理異趣，爛漫歸真。他的創(chuàng)造是悠然自在，而又戛然獨臻，其韻外之致更當從形象外求之。謝氏所達到的境界是中國藝術創(chuàng)造的最高境界。無疑，他大大地超越了趙熙。但若從時代發(fā)展的層面觀照，劉孟伉比謝無量在藝術創(chuàng)造上則更為自覺，目的性更明確。他完全實現了書法作為藝術的現代轉型。當然，首先是主體的精神生活更具新的時代特征；其次是藝術形式、藝術語匯的個性張揚更為熱烈、明朗、開放，式樣也更為豐富。同時，劉孟伉對于藝術形式的合目的性處理又并非以內在文化品格的消弱為代價，而這正是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所可借鑒的。又若以劉熙載論藝的三個境界論之，謝書比劉書更“高”、更“深”，而劉書在“大”上則更勝于謝書。還應指出的是：對于形成碑帖融合的新時代趨向，謝無量與劉孟伉在藝術實踐上的貢獻，無疑是超邁時人，為國內眾秀所不及。

在民國時期的四川文人書家群中，成就較著者還有：林思進，他書從帖出，秀逸健朗，巧拙互用，纖秾交輝，在川中頗享稱譽；向楚，書法亦重帖學，寫得清逸、活脫、松秀，自具特色，然骨力偏弱；劉咸滎，以畫蘭筆姿入書，風致清健婀娜，別具一格。其他如余沙園、何魯、楊滄白等等，茲不一一列述。

郭沫若書法

還有兩位名聲很大而且跨民國進入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四川書家：郭沫若、張大千。郭沫若是現代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詩人。他的書法初出于顏真卿，后涉獵廣泛而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體。寫得瀟灑俊宕，不拘繩墨，極富才情，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影響甚廣。郭書終未能入于一流大家者，蓋在格調不及。張大千成就、名聲畫勝于書，然書法亦格致清健，個性鮮明。其書出北魏，后融會帖學，領略多家，為己所用。行書寫得凝煉而斂縱有致，善取欹側之勢。率爾為手札、題畫之書，則每勝于獨幅之作。與郭、張?zhí)幱谕粴v史時段并對八九十年代四川書法創(chuàng)作有著推動作用的名家還有：馮灌父、余中英、劉東父等，在此也不再列述。

張大千書法

不難看出，民國時期四川書法承世紀初之趨向而發(fā)展，對于最終形成現代巴蜀書法的總體風貌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F代巴蜀書法的主要特征概言有三：一是植根于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文氣、才氣與來源于山川人文風范的靈氣；二是基于巴蜀文化板塊獨特性的南北兼收、碑帖交匯以及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作的多元化；三是地理環(huán)境對文化藝術發(fā)展的制約性。這一方面表現為對傳統(tǒng)中民族本真素質的重視和體現，另一方面則是對外開放與交流對四川書法發(fā)展的至關重要。如果說，東漢時期的巴蜀書法因其地域原因而形成樸野、雄奇、奔放的異于風雅的總體風格，那末，經過上千年教育與文化的滋養(yǎng)，巴蜀文化則逐漸地為風雅所濡染涵化，而原始的、自由創(chuàng)造的膽魄與力度則相對弱化。而這，正需要川人大力加強對外開放交流的力度與深度，擴展視野，以現代精神的光輝照澈心胸，從而進行更為博大的新的藝術創(chuàng)造。試看前述先賢，成大器者如顏楷、趙熙、謝無量、劉孟伉等無不獲益于出川游學縱橫與廣闊豐富的人生閱歷。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徐無聞書法

最后，在八九十年代四川書法的復興與繁榮發(fā)展之中，可以蓋棺論定的成就卓著者是徐無聞（一九三一—一九九三），這又是一位學者、詩人。他在古典文學、文字學及篆刻學上造詣深湛，編著有《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甲金篆隸大字典》、《殷墟甲骨書法選》、《東坡選集》等，并任《漢語大字典》編委。其書法初出于褚遂良與秦刻石，后于兩漢魏晉之金石法帖多所用功；兼善篆、楷、行草，風格清勁秀拔，而以篆書成就最高。玉箸篆可與清人并駕，在當代全國則獨領風騷：其融會甲骨、秦篆之法所書中山王器文字，風神韻度之清超挺質，書壇亦無出其右者。他最早在西南地區(qū)培養(yǎng)書法篆刻研究生，孜孜以終，功不可沒。

處于新時期書法藝術空前繁榮之中的四川書法的發(fā)展，除有近百年來前賢所留下的豐厚歷史基礎之外，日益發(fā)達的現代文明又提供了在更廣闊、更迅速的文化交流與碰撞之中尋求更大發(fā)展的條件和機遇，而創(chuàng)作隊伍的年輕化也帶來了主體方面的種種新問題。如何從主、客觀的實際出發(fā)，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在新的世紀實現新的超越，這正是四川的書法工作者面臨的課題。

參考引用書目：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書法·二》。（河北美術出版社）

《二十世紀四川已故著名書家作品選集》（四川美術出版社）

《四川近代文化人物續(xù)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大地出版社）

《趙熙書法》、《民國時期書法》（四川美術出版社）

《趙熙年譜》（四川大學圖書館）

《中國書法》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謝無量》（河北美術出版社）

《四川省志大事記》送審稿（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原載《中國書法》2000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