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一定是東漢遺物，有值得商榷的空間。

2021年5月份，陜西咸陽市渭城區(qū)成任村發(fā)掘了一處東漢家族墓地，在M3015墓室內(nèi)出土了2尊金銅佛像。這兩件佛像，一件是獨立的站像，另一件是五尊跏趺坐佛，被認為是東漢晚期遺物。近期引起學界內(nèi)外的一致熱議，不吝用許多重磅詞匯來形容此次的發(fā)現(xiàn)，若確如結(jié)果那樣，其意義顯然要更為深遠。但根據(jù)經(jīng)驗來看，其年代判定或許還可以再商榷，是否一定是漢代的遺物？我認為還有合理討論的空間。此前在微博簡單的表達了我的觀點，此篇算是做一個較為詳細的整理與分析。

咸陽出土的銅佛立像

咸陽出土的五尊像

時代就像一個大染缸，任何一件文物，一定帶有這個染缸中的色彩，其時代特征并不會獨立成章，而是與整個時代息息相關。

當我們在討論一件東西的年代定位時，一定會把這件東西與同時代的其他東西相對較、相互印證，在不斷比較與甄別中得出結(jié)論，它一定是逐漸精確化的過程，并不會含糊。

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一個時代的器物其氣息與外在的特征一定處在某一個框架內(nèi)，雖然這框架一定帶有彈性的邊界，無法做到十分精確，但這是通過眾多同類器物總結(jié)出來且準確有效的框架。

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看似多元與開放，若再過30年，回頭再看，你總能發(fā)現(xiàn)它的局限：觀念，審美認知的局限等等，就像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看八九十年代，那時候的家庭裝飾風格、人們的服裝、談論的話題都不一樣。

所以很多文物即使沒有明確年款，沒有考古出處，我們也能根據(jù)這個框架去判斷它的年代，而這個框架是建立在古代文物大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非人力所能改變的，就像30年前的人們無法擁有我們今天的思維習慣一樣。

一：漢代佛造像的基本框架

這兩件銅佛既然被定為東漢，那我們當然要知曉東漢佛造像的概念，以及關于宗教、本土信仰、文化習慣、墓葬器物特征等相關背景。盡管漢代的佛造像例證并不多，但已有較為細致的研究，比如金申、何志國、陳大蔥等都有過專論，我看過這些文章，十分詳實，脈絡梳理得很清晰，此文不再去贅述細枝末節(jié)，而是從造型的角度出發(fā)，總結(jié)出一個基本的框架。

目前來看，漢代的佛像多分布在西南地區(qū)，以長江流域為主線，巴蜀地區(qū)有較多的遺存，基本上是在墓葬中，有的是陶佛座、有的是在青銅搖錢樹上、有的是在墓葬建筑構(gòu)件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件搖錢樹銅佛其陶佛座上刻有延光四年年款（125年），這也是已知有最早紀年的佛像。

延光四年陶佛座與銅佛像

盡管這些佛像并不是在同一個區(qū)域出現(xiàn)，但幾乎都有一些共同點：比如沒有完全的獨立件，都是作為附屬存在 ，有較為明顯的犍陀羅的影子；比如通肩大衣、束發(fā)、左手握衣角、右手施無畏印。造型拙樸，比例并不協(xié)調(diào)，從細節(jié)可以窺見整個時代對于佛教的概念是朦朧的，一個較為初級的階段。

外來的宗教進入本土，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生存與融合，附載于本土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如湯用彤先生說：“漢代佛教附庸方術，魏晉釋子，雅尚老莊”。漢地根深蒂固的儒家與道家思想對于經(jīng)文的傳播以及佛像的樣式都會產(chǎn)生影響。佛像的初級階段出現(xiàn)在搖錢樹（神樹）上，有的還替代了西王母的位置，成為升仙思想的一部分，表現(xiàn)為一種符號感，所以這個時候的佛像幾乎都沒有獨立成件，不作為主體供奉，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但南北朝至以后的朝代絕少會把佛像作為墓葬，因為那時候它已具有獨立的、明確的佛教含義。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文物的形態(tài)一定是在反映文物背后的時代性格。就像漢代玄幻抽象的云氣紋到了唐代就已經(jīng)非常世俗化，具體化，形態(tài)也豐富了許多，這是一個從虛空到落地的過程。

東漢昭通陶佛

四川樂山麻浩墓中的東漢佛像

彭山漢墓出土的陶佛座

如果同時代中每一件同類型的文物都是一個點，那么把這些點連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框架。

通過這些漢代佛像實物我們從中可以得出一個漢代佛像的基本概念，在造型上可反映為：非主體，通肩式服飾、形體扁平，束發(fā)（未有磨光），工藝粗簡。

二：比對

咸陽出土的這兩件銅像，尤其是那件足踏蓮臺的佛立像，請注意它的蓮花臺座是完整的，表明它是一件獨立的站像，身后有一個插榫，用于連接背光。而另外那件五尊像是殘損的，目前不確定原本是否是五尊還是七佛的組合，雖然面目模糊，服飾風格無法辨認，但仍可以清晰的看到呈禪定坐姿，有頭光和身光，以及邊緣的陰刻線紋樣，這些特征不由得讓人想到炳靈寺169窟的西秦佛像，以及北涼石塔上的坐佛，總體的氣息十分接近。

這兩尊造像其比例已較為協(xié)調(diào)，磨光式肉髻，開相圓滿，五官挺拔，身形飽滿，無論從時代氣息還是細節(jié)的塑造都與漢代佛像存在較大的差距，倒是與十六國時期的佛像樣式非常相似，所以應該要考慮到它們?yōu)槭鶉鹣竦目赡苄浴?/span>

比對佛像的時代特征，并不是簡單的看看服飾像不像，看看工藝同不同，它當然是一個嚴謹?shù)木C合考量過程，兩者服飾相像也并不代表年代就一致，服飾不同也并不表示年代就一定不同。比如這種通肩大衣，從漢代一直到唐宋都在流行，磨光發(fā)髻也一直流行到唐代，但為何會把這兩件銅佛定位在十六國這個時間段，而不是漢代，也不是北魏早期，這是一個多方比對的結(jié)果。

每一個時代的工匠對形體的理解不同，比如北魏與北齊間隔短短十六年時間，即使是同一款衣服，形體結(jié)構(gòu)就有顯著的差別，氣質(zhì)也完全不同，很容易就能識別出來。

不同朝代的通肩式大衣

這件立像雖然是犍陀羅的影響，但并不是很典型的犍陀羅的開相，就像諸多十六國時期的佛像一樣，它是被本土改造過一段時間的臉型，而且正像檢測出來的結(jié)果一樣，確實是本土鑄造，而不是純正的犍陀羅造像。說到磨光發(fā)髻，這種發(fā)式也是十六國時期開始出現(xiàn)，與漢代佛像的束發(fā)大不一樣。身形比例較為勻稱，與已知漢代那種拙樸的佛像造型完全不同。

西安市出土的十六國金銅佛

法常造金銅佛

建武四年佛坐像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十六國佛像

甘肅涇川縣玉都鄉(xiāng)出土的十六國佛像

原日本新田市收藏的十六國佛像

十六國時期的佛像有些是具有明確年款的，所以我們才得以建立起準確的關于十六國佛像的框架，較多的磨光式發(fā)髻，多為通肩式衣服，它們與漢代佛像那種初級階段不同，已經(jīng)有成熟的塑造技巧，有較為完備的關于一整套佛像的組裝方法，比如華蓋，獅子座，背光等等。

此次咸陽出土的這件立佛就完全符合十六國時期的樣式特征。

頭部造型的比對

整體造型樣式比對

坐佛五尊像與炳靈寺以及高善穆石塔做比對

另外，應該要注意到一件來自于《中國以及中亞早期佛教藝術》一書中的十六國銅立像。此書以絲綢之路為主線，非常詳細地梳理并比對了印度與中國早期佛造像的樣式變化，是研究早期佛教藝術的經(jīng)典。這件銅佛立像在第二卷五胡十六國時期，并與斯瓦特四世紀佛立像做了比較。

這件銅立像顯然與咸陽出土的造像屬于同一個體系，二者也具有極高的相似度，所以對于咸陽出土的銅佛像年代有參照意義，如下圖所示。

《中國以及中亞早期佛教藝術研究》第二卷中的資料

二者具有極高的相似度

值得注意的還有另外一個細節(jié)：足下的蓮花。

花瓣中間起一道線直達花瓣尖，像菩提樹葉子狀，這種特殊的造型在漢代以及兩晉時期均未出現(xiàn)，在之后的朝代也罕有見到，只有在十六國時期才出現(xiàn)過這樣的例子，而且十分一致，可參考甘肅涇川縣玉都鄉(xiāng)出土的十六國金銅佛的背光蓮花。

與玉都鄉(xiāng)出土的十六國金銅佛蓮花對照

組裝結(jié)構(gòu)的細節(jié)

三：無獨有偶

晚期文物進入早期地層，或者早期文物混入晚期地層的情況并不鮮見。

原因是多樣的，比如后代遷墳，比如在早期葬遺址附近又建造了寺廟，比如盜掘等等，后人只能去推測，歷史的真相已無從得知，但不能因為沒有合理的解釋就由此否認十六國時期的佛像混入漢墓的可能性。

無獨有偶，1955 年石家莊市東郊北宋村發(fā)掘了兩座東漢晚期墓，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兩件金銅佛像，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被學術引用的“石家莊北宋村出土的十六國時期金銅佛”。兩件都是跏趺坐佛，其中一件是帶有華蓋的完整的一套，具有十分明顯的十六國樣式，但當時考古報告上對這種不太符合常識認知的文物沒有立即下結(jié)論，原文為：“從距地面1米高的亂磚中出土鎏金佛及銅佛各一軀，佛座一、鎏金背光一，是否為墓中原物已難確定…”。

石家莊北宋村漢墓出土的十六國佛像-河北博物院藏

北宋村漢墓出土的十六國佛像與咸陽出土的佛像蓮花造型的比對

四：綜述

就物論物，咸陽成任村漢墓出土的銅佛像各方面都在十六國佛像體系中，難以跨過三國兩晉直達漢代，它們是十六國佛像可能性要遠遠大于東漢。

這兩件銅像出自漢墓，這是目前鐵定的事實，一般來說，沒有人會質(zhì)疑考古出土文物的年代，但超過已形成準確認知的文物則需要謹慎去求證。

按照相關文章說“把獨立佛像出現(xiàn)的時間往前提了將近200年”也就等于把十六國時期的佛像判斷體系往前拉了200年，結(jié)果會是：很多同類型已被斷定為十六國時期的佛像其年代都要往前推，都可能會被歸為漢代，這將是災難性的，后續(xù)要面對的混亂更麻煩。而且，將近200年時間里，服飾、器物、美學，文化習慣等等都發(fā)生了變化，唯獨佛像樣式?jīng)]有什么變化，這種結(jié)論也是不符合邏輯的。

關于此次的考古發(fā)現(xiàn)，事實上在新聞通報當天就已經(jīng)引起了各方的議論，持謹慎態(tài)度的不乏業(yè)內(nèi)專家與老前輩，私下交流甚多，總在談及墓葬的實際情況，是否有后期混入等等。我相信無論是確定派還是存疑派，討論的本質(zhì)都是站在實事求是的立場，站在求真的角度，也期待以后能有更為詳盡的考證和資料出現(xiàn)。

2021年冬月，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