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5月，初夏的殘陽還未褪盡，壽州城卻正在被傍晚的黑暗慢慢吞噬……

晚宴時分，英王暫居的府邸，雕欄畫棟的大廳之內，此際燈火通明。長桌左右，十幾名太平天國的將領鴉雀無聲，面對著席上的珍饈美味，眾人似乎提不起一點食欲。

居中正襟危坐之人，生得劍眉星目、面如冠玉，不過二十來歲年紀，卻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氣勢。赫然正是太平天國第一名將，大名鼎鼎的英王陳玉成。

只是此時的英王，愁眉深鎖，看上去心事重重，深邃的雙眼，更寫滿了疲倦與失落——率眾一路由廬州逃至此城，吉兇未卜、前路渺茫，此后更不知何去何從。

正欲吩咐眾人用餐，豈料門外突然響起一片嘈雜的腳步聲，緊接著大批手持兵刃，身具鎧甲的士兵，紛紛涌入大廳。

英王正欲出言喝責，只見一名中年將領，滿臉堆笑著從隊伍最后緩緩走出，跪倒在地道：“吾叔父看清朝洪福過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薄?/p>

陳玉成看著此人一身滿清頂戴花翎的裝束，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自知今日斷難幸免，將手中酒杯怒擲于地，高聲痛斥道“爾叔真是無賴小人，墻頭一棵草，風吹兩面倒，龍勝幫龍，虎勝幫虎，將來連一賊名也落不著，吾今日亡，苗賊明日即死爾。”

身旁將領聞言皆欲動手反抗，只是陳玉成見大勢已去，出言阻止眾人，隨后凜然就擒。

1862年5月17日，“漢唐以來悍者，近世罕有其匹”，年僅26歲的英王陳玉成，于壽州中計被俘，后被凌遲處死，而出賣他的，正是本文的主角，一個為了自己的貪欲不擇手段，眼中永遠只有利益，卻毫無道義、原則的野心家——苗沛霖。

倜儻有大志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鳳臺人，自小家境貧寒，生活困頓潦倒，但其人卻“少負意氣”“倜儻有大志”。

當然，苗沛霖的所謂“大志”，和“救黎民于水火、解蒼生于倒懸”沒有絲毫關系，他的人生理想和終極追求，是像其安徽同鄉(xiāng)曹操那樣，在亂世之中縱橫捭闔，成就一番功業(yè)。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了走出現(xiàn)實的困窘，苗霈霖發(fā)奮苦讀，希望郤詵高第，從而走上仕途。

只是天不遂人愿，孤燈夜雨，十載寒窗，最終只換來一個比下有余，比上卻還遠遠不足的“秀才。

這樣的“功名”顯然無法改變命運，苗沛霖仍然是一個赤貧的鄉(xiāng)村無產(chǎn)者，而他的人生也依舊看不到未來。

為了生計，他只能輾轉來到六安，于私塾中謀得了一份教授蒙學的差事，以糊口度日。

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已席卷大江南北，與此同時，捻軍起義也開始在黃淮大地之上風起云涌。

倍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似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標，毅然決定投奔捻軍而去。

捻眾基本上都是底層的貧農(nóng)，真正讀書識字的少之又少，因此，其首領張樂行對苗沛霖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相當重視，委其為師爺，待之如上賓。

但加入捻軍只不過是苗沛霖的權宜之計，捻首張樂行在其眼中，也不過一介草莽流寇，他又豈能甘心屈居此人之下？

捻軍上下的尊敬與厚待，不但沒能讓苗沛霖心生感激，反而讓他從心底里更加看不上這群“烏合之眾”。

加入捻軍不久，心懷“鴻鵠之志”的苗沛霖便找機會脫離了起義隊伍，跑到壽州，向當?shù)刂萁鸸夤h毛遂自薦，請求組織團練，并自為練總。

金光筯可不是將其視若珍寶的捻軍，一個區(qū)區(qū)生員，在其面前大談治國用兵之道，知州大人態(tài)度的冷漠淡然可想而知。

躊躇滿志的苗沛霖在壽州鎩羽而歸，但其并不氣餒，在野心的驅動之下，又返回家鄉(xiāng)，在當?shù)剜l(xiāng)民中不厭其煩地宣貫“筑寨、積粟、治兵”的團練自保理論。

只是苗沛霖的主張非但應者寥寥，夸夸其談多了之后，迎接他的便只剩鄉(xiāng)鄰的白眼和嘲笑了。

出師未捷，還四處碰壁，但無論如何，在實現(xiàn)偉大抱負之前，首先還得填飽肚皮，萬般無奈之下，苗沛霖悻悻回到六安，再次干起了塾師的老本行。

亂世出奸雄

委身于窮鄉(xiāng)僻壤之中茍延度日，苗沛霖對現(xiàn)實遭遇的失望與憤懣，逐漸轉變成了對統(tǒng)治階級強烈的不滿。

而儒學經(jīng)典的熏陶和洗禮，又讓他對太平天國和捻軍這樣的“亂臣賊子”充滿了敵意。

這樣的心態(tài)之下，必然使苗沛霖既不甘委身于清廷，更不屑投靠于農(nóng)民起義軍，從而使其最終走上了一條“崛強于官匪間，專制一方”的自我發(fā)展的道路。

三年的漫長等待，蟄伏于陰暗角落的野心家，終于在1856年迎來了人生的轉折。

其時，適逢捻軍勢熾，橫掃其家鄉(xiāng)鳳臺縣。而當?shù)剜l(xiāng)紳富戶和地主武裝在交戰(zhàn)過程中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慘痛失敗，痛定思痛之余，似乎覺得苗沛霖所言也并非全無道理。

而苗沛霖趁此良機，打出“御捻”旗號，遠近鄉(xiāng)民為求自保，紛紛來投，其背后又有土豪富紳的財力支持，一時之間，上萬人的隊伍便集結于其麾下。

由于兵員皆來自鄉(xiāng)里，所以這支由地域、宗族、血緣為紐帶的部隊，從一開始便具有鮮明的部曲、家兵性質。

尤其是苗氏宗族有大量年輕后輩加入，這些同姓族人，在其后逐漸成為苗家軍的骨干，忠心而堅定地追隨苗霈霖左右，為其南征北戰(zhàn)，開拓地盤。

而秀才出身的苗沛霖，也頗有軍事天賦，他先是根據(jù)地勢，將武家集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態(tài)通過人為改造，變成了寨墻高筑、溝壑縱橫的森嚴堡壘。

同時區(qū)別于其他紀律松散的地方團練，苗家軍軍紀嚴明，苗沛霖對下屬又控馭得法，這樣一支指揮得當、裝備精良且凝聚力極強的私人武裝，在隨后的交戰(zhàn)中，多次擊敗捻軍，一時聲威大振，趨附者更加絡繹不絕。

苗沛霖的實力不斷膨脹，僅僅四年時間，便形成據(jù)圩寨上千，擁兵十數(shù)萬，以鳳臺為中心，輻射皖北豫東的龐大地方武裝勢力。

伴隨著苗練的發(fā)展壯大，苗沛霖也受到了清廷的重視，而其又極善投機逢迎之事，借機結識了當時入皖督戰(zhàn)的滿清權貴，欽差大臣勝保作為自己的靠山。

在勝保的保舉引薦之下，從1857年到1860年，苗沛霖先后十二次加官晉爵，很快由五品地方小官躍升為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成為堂堂滿清二品大員。

但苗沛霖稱王稱霸的夢想絕不會因為朝廷的青睞而改變，此時的安徽，長江流域的太平天國運動正如火如荼，而魯南、皖北的捻軍起義又遍地開花，清政府焦頭爛額，疲于應付。

苗霈霖正處于南北混戰(zhàn)的真空地帶，其假借團練自保之名，實則招兵買馬、積蓄力量，叛逆不臣之心開始暗暗發(fā)酵。

只是清廷為達到“借苗練以制捻”的目的，對其一再籠絡放任，到了1860年，苗沛霖集團已經(jīng)成為可以左右時局的一股龐大軍事力量。

在其勢力范圍之內，苗沛霖催糧征稅，納租攤派，朝廷官員視若無物，政府機構形同虛設，發(fā)號施令皆出其一人之口，生殺予奪均系其一家之言。

因為清政府的養(yǎng)癰遺患，割據(jù)一方的獨立王國在江淮大地已悄然成型。

降而又復叛

1860年10月，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咸豐帝攜帶后妃倉皇北逃承德熱河，自以為清廷大勢已去的苗沛霖，慌忙不迭地于蒙城設壇，建立“天順王國”，并僭稱河北天順王。

1861年2月，苗沛霖以所屬七人在壽州被殺為借口，大舉起兵進攻壽州，開始了其第一次公開的反清活動。

而以剿捻發(fā)家的苗沛霖十分清楚，一旦與清廷公然決裂，必然會成為清、太、捻三方勢力共同的對手。

為避免腹背受敵，審時度勢之下，苗沛霖決定采取聯(lián)合太平天國和捻軍的策略，先與張樂行、龔德樹等捻軍首領達成和解，同時派出親信前往廬州聯(lián)絡陳玉成，表示愿蓄發(fā)歸順，奉太平天國為正朔。

而陳玉成當時正處于同湘軍爭奪安慶的關鍵時刻，也急需苗沛霖這樣的外來武裝來增強自身的實力，一拍即合之下，英王為其請得太平天國“奏王”爵位，至此，苗家軍名義上成為了太平軍的序列。

1861年10月，攻克壽州之后，為實現(xiàn)其“先攻臨淮，后攻潁州，分攻蒙城，占據(jù)潁上，圖竄豫疆，分撲陳州、光、固，進躥汴梁”的戰(zhàn)略構想，1862年1月，苗沛霖聯(lián)合張樂行捻軍及馬融和部太平軍，進攻潁州。

3月，聞訊而來的清軍糜集皖北，與城內守軍對天、捻聯(lián)軍和苗練形成夾擊之勢。

苗沛霖本來就并非真心實意投靠太平天國，此次合攻潁州也無非借助農(nóng)民起義軍的力量沖鋒陷陣，為其打通北上豫省的門戶，進而窺伺中原。

眼見進攻潁州無望，還有可能深陷重圍，而此時太平天國在安徽戰(zhàn)場又接連失利——1861年9月，重鎮(zhèn)安慶淪陷以后，桐城、池州、舒城也相繼易手，陳玉成困守孤城廬州，已是危在旦夕，而捻軍的淮南、淮北根據(jù)地也損失殆盡，短時間內肯定難有作為。

更重要的是，苗沛霖意識到自己此前出現(xiàn)了嚴重的誤判——清政府雖然已是風雨飄搖、日薄西山，但終究氣數(shù)未盡，這個垂垂老矣的帝國，此時在中國依然具有強大的震懾力。

有鑒于此，苗沛霖又打起了背叛太平天國，再次投降清朝的心思。

此后，苗沛霖不斷在太平軍與捻軍之中制造摩擦，引起爭端，挑唆雙方的關系，并于私下再次和之前的老上級勝保取得了聯(lián)系，隨即更命令部隊“剃發(fā)”以明反正之心，并暗中發(fā)兵向穎上集結，準備從背后攻擊天捻聯(lián)軍，向清廷獻上“投名狀”。

1862年4月，苗沛霖會同勝保，與潁州守軍突然發(fā)起里外夾擊，因苗練的臨陣倒戈，天捻聯(lián)軍在猝不及防之下大敗，張樂行退走潁上，又被尾隨的苗沛霖大軍重重圍困，最后在捻軍部眾拼死血戰(zhàn)之下，方得脫險，北走雉河集。

誘俘陳玉成

重兵圍困之下，捻軍頭目竟能逃出生天，清廷大為惱火，甚至質問苗沛霖“以數(shù)萬之眾圍攻潁上，布置嚴密，何至任令張逆攜眷而出？其為有心疏縱已可概見”。

此事雖有勝保從中斡旋，并極力為其開脫，但對于苗沛霖反復無常、首鼠兩端的秉性，清廷十分反感，認定其“任意期罔”而欲加兵。

為平息清廷的不滿，解決自身迫在眉睫的危機，這個奸佞小人再次將惡毒的心思動向了曾經(jīng)的盟友太平天國身上。

1861年9月，救援安慶失敗之后，陳玉成率殘部北走廬州，隨后湘軍悍將多隆阿便兵臨城下，英王此際困守孤城，正一籌莫展。

苗沛霖于是暗中遣人化裝成乞丐，混入廬州城中，帶來密信一封，信中對英王極盡諂媚之能事，同時勸說陳玉成棄城北走，到其所轄的壽州，并允諾屆時將出兵百萬，助其北攻汴梁。

安慶慘敗后陳玉成兵團元氣大傷，而此后天王洪秀全又降旨嚴責，并褫奪其全軍總指揮之職。

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陳玉成，畢竟只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連番挫折之后，頓覺心煩意亂，一時竟不知何去何從。

而苗沛霖的橄欖枝恰在此時送到，對于急切想走出困境的陳玉成而言，不啻久旱之后喜逢甘霖。

也不知是陳玉成沒有看清苗沛霖的本來面目，還是束手無策時的病急亂投醫(yī)，即使麾下眾將紛紛指出苗沛霖為人下作，此舉必然包藏禍心，并極力阻止英王赴約時，陳玉成依然力排眾議，固執(zhí)己見北走壽州，希冀聯(lián)合苗沛霖以求東山再起。

1862年5月15日，當英王率麾下三千小左隊精銳，從廬州突圍并抵達壽州城外東津渡時，苗沛霖之侄苗景開大開壽州城門，并率城中眾將跪伏道左相迎。

這番表面功夫徹底打消了英王的顧慮，為顯坦誠，陳玉成竟將三千精銳置于城外，僅帶導王陳仕榮、從王陳得隆、王宗陳聚成等十余位親信將領入城。

而苗沛霖此時身在壽州百里之外的蔡下，接到苗景開密報，英王已然抵達壽州，立即下令拿人。

5月17日，苗景開借晚宴之機，突然發(fā)難，將英王及其麾下一眾將領團團包圍，直至此時，陳玉成方知中計，但大勢已去，只能束手就擒。而駐扎城外的小左隊三千騎兵，得知主帥被俘，也在之后全部投降。

可嘆陳玉成的一世英名，竟斷送在苗沛霖這樣的奸佞之手。只是6月英王被寸磔于延津之后，這個見利忘義，賣友求榮的卑劣小人，也即將迎來人生的終點。

天道好輪回

因用計擒獲英王陳玉成，苗沛霖暫時談過了清政府的追究，但其一生左右逢源，在各大勢力之間如魚得水的好運氣，已經(jīng)開始漸漸散去。

首先是大靠山勝保由安徽調任至陜西，后因作戰(zhàn)不利，屢遭敗績而逐漸在慈禧面前失勢，直至最后被賜死。不過勝保確實仁至義盡，離任之前，還為其鷹犬爪牙苗沛霖找到了下家——奉旨剿捻的朝廷親貴，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

但僧格林沁表面上雖然對苗沛霖依然禮遇有加，并極盡籠絡，但其目的無非也是借助苗的力量對抗捻軍。

苗沛霖深明僧格林沁之心意，為討主子歡心，在剿捻過程中格外賣力，最后更親自督率所部，對渦河以北的捻軍大本營展開瘋狂進攻。

1863年3月，僧格林沁以重兵攻陷捻軍雉河集大營，張樂行血戰(zhàn)不敵，最終傷重被俘身亡。

而捻軍的敗亡也在不知不覺間為苗沛霖集團的覆滅，吹響的喪鐘。

當年五月，正在鳳臺追剿捻軍余部的苗沛霖，突然接到主帥僧格林沁的命令，讓其僅留2000精銳自用，其余士兵立即解散。

苗沛霖當然知道裁軍所釋放的信號，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捻軍一去，他這條殺人的惡犬自然也失去了利用價值。

只不過苗沛霖這種稱霸一方的奸雄，即使走投無路又怎么可能任人宰割，眼見形勢不妙，1863年5月，其在鳳臺聚眾誓師，悍然高呼“吾輩所為，終難一死，不如先發(fā)制人”。

就這樣，匆忙之間苗沛霖第三次，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舉起了反清的大旗。

此時捻軍已滅，而太平天國式微，清軍可以毫無后顧之憂，專心致志地對付這個降而復叛的“亂臣賊子”了。

叛亂之初，形勢對其還頗為有利，趁清軍不備，苗沛霖以迅雷之勢，破鳳臺、攻懷遠、占潁上，并圍困了壽州和蒙城。

但這只不過是瀕死前的回光返照，見利忘義的出賣盟友，反復無常的倒戈變節(jié)，如今大難臨頭時，又有誰會真心實意為這個聲名狼藉的野心家賣命？

1863年11月，僧格林沁督師由山東南下，苗家軍中大批非嫡系將領望風而降，形單影只的苗沛霖帶著最后的殘兵被困于蒙城城下，進退不得。

1864年1月，苗沛霖親自在城下巡視戰(zhàn)壕，此時身后數(shù)名親兵突然暴起，趁其不備用長矛將其刺死當場，隨即割下首級交往清軍大營請降。

淮北平原刺骨的寒風之中，一生反復無常見利忘義的苗沛霖，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尸首異處的下場，果然應驗了當年陳玉成“苗賊死無葬身之地”的讖語。

而殺死他的親兵，正是當年誘捕英王時，于壽州城外歸降的小左隊成員，不知是否冥冥之中，天道輪回，屢試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