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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峁遺址，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qū)李渠鎮(zhèn)蘆山峁村西北側的梁峁上，西鄰延河支流陳團溝、新堯溝兩條河溝，整體地形呈“山”字形，分布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屬于超大型史前聚落遺址，屬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年代為廟底溝二期晚段，距今約4500年，將延安的筑城史至少向前推了2300年。
20世紀80年代，蘆山峁共征集到出土玉器28件，近年考古發(fā)掘中又出土玉器16件，當前發(fā)現(xiàn)總數(shù)為44件，器類包括璧、琮、璇璣、璜、鏟、瑗、環(huán)、斧、錛、笄、鐲、刀、虎以及飾件等。蘆山峁遺址出土的玉器體量不大，但造型精美，制作精細，做工考究，代表了龍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制作水平。其中的玉刀、玉虎、玉笄造型別致，較為珍貴。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璇璣，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璇璣，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琮，延安市安塞縣出土。
玉瑗，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璧，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三孔玉鉞，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石俎刀，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鏟，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笄，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刀，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刀，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雙孔玉鏟，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璜，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鏟，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七孔玉刀，延安市寶塔區(qū)蘆山峁村出土。
玉鏟，延安市安塞縣出土。
五璜聯(lián)璧，延安市甘泉縣石門鄉(xiāng)楊家河村出土
五璜聯(lián)璧，延安市黃龍縣界頭廟鄉(xiāng)布寺蓋遺址出土
延安市黃龍縣界頭廟鄉(xiāng)布寺蓋遺址出土
玉鏟，延安市洛川縣黃章出土
玉環(huán)，延安市宜川縣壽峰鄉(xiāng)老吉堡村張友賢墓出土
四璜聯(lián)璧，甘泉縣石門鄉(xiāng)楊家河村出土
總結：
蘆山峁遺址是新石器晚期龍山文化遺存，在陜北，著名的龍山文化遺址還有神木石峁遺址和神木新華遺址。同樣是以出土玉器而聞名的陜北龍山文化遺址，神木石峁遺址以出土大量龍山晚期以及夏代早期的牙璋而格外引人注目，顯然，神木石峁遺址與河南偃師二里頭夏代中晚期遺址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或者說，河南夏代文化玉器最近的源頭在陜北，稍遠一些的源頭則在山東半島東部。但是在延安蘆山峁，出土的玉器卻帶著明顯的良渚文化因素，同時亦有相當數(shù)量的玉器，與甘肅、青海的齊家文化玉器有著共同的特征。
無論在延安蘆山峁玉器還是在齊家文化玉器中，都沒有發(fā)現(xiàn)牙璋，包括在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牙璋，這說明齊家文化和陶寺文化均與夏民族早期在中國西北的活動無關。在中國的西北，如何理解這些年代大致相當?shù)氖非坝衿鳎勘静┮詾?，齊家文化最早的源頭在良渚，這是毫無疑問的。齊家文化在中國西部的出現(xiàn)，只能與堯舜時代“遷三苗于三危”這一事件有關，但是這些三苗人，可能是良渚的平民階層，而不是貴族。良渚的貴族本是來自北方的征服者和統(tǒng)治者，他們與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良渚的平民，有著不同的族源。齊家文化玉器是在良渚滅亡之后興起的，良渚文化傳統(tǒng)的琮、璧和璜一類的玉器，既在齊家文化玉器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但是同時，著名的良渚神像或圖騰卻在齊家文化玉器中消失了，因為被作為罪人流放的三苗人不能、不愿、也不被允許繼續(xù)使用他們以前的統(tǒng)治者所專用的家族標志。而在蘆山峁玉琮上，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看到對良渚神像的繼承，那么如何解釋蘆山峁人的族屬呢？他們應該是最早開拓中原玉器文明的有虞氏。在良渚中期或中晚期，有虞氏脫離良渚，而與在山東、河北和豫東一帶活動的帝堯集團結為同盟。
蘆山峁玉琮的制式，與良渚中期玉琮的制式基本相同，只是神像的刻繪，略有差異。在山東龍山文化玉器中，我們也可以見到玉琮的身影，但同時也可以見到牙璋和玉璇璣。的確，正如傳說所描述的一樣，有虞氏和夏后氏的祖先，他們都曾在山東侍奉帝堯集團，只是當有虞氏進入帝堯集團的權力中心之后，夏后氏的祖先崇伯鯀便倒霉了，被殺于羽山。鯀的家族一部分流亡到陜北，在歷時三百年后，創(chuàng)造了神木石峁文明，而大禹應是出身于神木的夏后氏家族的領袖。鯀家族的另一支歡兜族，被流放到了湘西北張家界的大山之中，即“放歡兜于崇山”。歡兜族最后的去向，或者有可能與史前的巴蜀文明有關，傳說史前巴蜀地區(qū)的開拓者是“叢帝”，或稱“蠶叢”，即有崇氏也。
大約距今5600年前，生活在黃河中西部地區(qū)的黃帝集團向東挺進華北平原，在山東、河北以及豫東地區(qū)，先后取代了炎帝、蚩尤以及少昊集團的統(tǒng)治，至距今4100年前，大約1500年間，是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黃帝的子孫形成了各個支族和權力集團，他們之間為了爭當部落大盟主之位（即帝位），彼此之間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當最高權力從一族向另一族轉移時，稱之為“禪讓”。距今4200年前左右，可能因為全球氣侯發(fā)生突變，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海平面上升，華北平原、江淮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低海撥地區(qū)，成為一片澤國。大量的海水沿著長江、黃河和淮河的入?？冢构噙M中國東部腹地，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史前大洪水。其實在大洪水到來之前，良渚文明就已經走向衰落，帝堯集團在有虞氏的幫助下控制了南方，其后又讓防風氏部落扼守浙江省德清縣的封、隅之山，那里是良渚西部的高地。然而帝堯尚未享受到勝利的果實，大洪水卻將這個江南的糧倉徹底摧毀了。在大洪水中，雖然山東半島的泰沂古陸因為地勢較高而大部分得以幸存，不過，這也大大地削弱了帝堯集團的統(tǒng)治。于是黃帝的子孫在中國東部活動了1500年之后，又開始了向中國西部和黃河中游中原地區(qū)的轉移。
有虞氏是押送著大批的三苗族奴隸或者戰(zhàn)俘來到陜西的，這些人將被驅逐到甘肅和寧夏的苦寒之地。古城延安，素有“塞上咽喉”、“軍事重鎮(zhèn)”之稱，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延安蘆山峁玉器在黃河中西部地區(qū)出現(xiàn)的年代最早，因此蘆山峁人在戰(zhàn)略重地延安，有著為帝堯集團守護邊疆的職能：一方面為防止河套東部地區(qū)日漸強大的夏后氏南下，另一方面要阻止和監(jiān)視在甘肅和寧夏的三苗人東竄。
而在山西省西南部出現(xiàn)的陶寺文化，同樣是有虞氏的遺存，只不過年代稍晚一些。在陶寺文化遺址中亦出現(xiàn)了大量的玉琮，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良渚神像在陶寺時期消失了。此時的有虞氏已十分強大，早就不甘于做一方諸侯，而希望做天下共主了。為了擴大地盤，有虞氏南下渭水進入關中，又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同時亦暗通北方的夏后氏，許以好處，防止腹背受敵。在步步緊逼之下，帝堯集團只好選擇了“禪讓”，這在日后成為了千古美談。有虞氏在陜西南部和晉南的統(tǒng)治，一直沿續(xù)到了夏代，在陶寺遺址，除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玉器之外，還出土了銅鈴、銅齒輪等珍貴的文物，其中的一只銅鈴，已與在偃師二里頭出土的銅鈴一模一樣。如此，有虞氏雖然最終禪位于夏后氏，但是卻受到了夏后氏的優(yōu)待，他們仍在原地并未受到驅逐與排擠。后來在夏初，太康失國，后羿代夏，第六代夏王少康逃奔有虞氏，有虞之君虞思將兩個女兒嫁給少康，并贈與其土地和仆眾，使夏王朝最終得以復興。
發(fā)呂梁，鑿龍門，這是傳說中大禹治水的路線。但是只要我們打開地圖，就會吃驚地看到這正是大禹集團從神木出發(fā)，順著黃河南下而又折轉向東進入河南洛陽和偃師的路線，這是奉命治水還是進軍呢？一時間很難搞清楚，而大禹治水，正是英明的大舜向帝堯推薦的。等到大禹治完了黃河之水，淮河之水和長江之水，夏后氏便同時也完成了對中國南北各部落的聯(lián)絡，特別是與少昊氏的余部涂山氏結為婚姻，形成了南北呼應的局面。于是，有虞氏只好向帝堯學習，也就是“禪讓”，好在有虞氏和夏后氏，畢竟都是帝顓頊的后代。
無論在河南偃師，還是在神木石峁，都沒有見到過一只玉琮出土，這是夏后氏玉器與有虞氏玉器的顯著區(qū)別。偃師二里頭的確出土過兩只玉琮的殘片，但是，那都是作為一塊玉石原料，打碎以后用作別的用途。而在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吳國人和越國人在挖到良渚玉琮之后，亦視之為“玉礦”，鋸之切之改之，并無當做珍寶圣物之意。所以至今我們仍然能在吳國嚳藏之中，見到被改制以后的良渚玉器。當然，夏以后的商和周仍在使用玉琮，這是有虞氏以及三苗人在中國西北和中原地區(qū)留下的印記，畢竟有虞氏才是中原玉器文明最早的傳播者，而黃河中、西段的玉器文明和禮制，究其根源，均來自于中國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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