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蔣寅|錢謙益的詩學理論及其批評實踐(一)

金陵生論學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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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1582-1664）在明末，文名最隆而經(jīng)歷最坎坷，在明末雖官至禮部侍郎，卻三度褫職入獄，旋用旋廢，一生大部分時間退處鄉(xiāng)間，扮演著文學界山中宰相的角色[1]。四方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門下執(zhí)弟子禮者號稱數(shù)千，言動為朝野矚目。相比明清之交的許多名士來說，他的名聲無疑不是靠政治地位而純粹是憑才學和創(chuàng)作贏得的。尤其是入清為貳臣后，道德上的缺陷使他羞于出世，只能依賴昔日積累的聲望維持著文壇盟主地位。但他的文學成就仍為天下所向仰，他的地位無人能夠取代。他步入文壇的萬歷后期，正值明代詩文中衰之際，他的創(chuàng)作在各方面都起到矯風氣的作用?！懊髟娢臍獗。笼S則厚；明詩文學淺，牧齋則學深；明株守漢魏盛唐，牧齋則泛濫宋元”。正如凌鳳翔所說，“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嘆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在明清之交，錢謙益仿佛成了詩界的中流砥柱，“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2]。

由于錢謙益品德上的污點，關(guān)于他的出處和文學創(chuàng)作，自清初以來一直是議論紛紜的話題。吳梅村在序龔鼎孳詩時，曾附帶論及錢謙益，說：“牧齋深心學杜，晚更放而之于香山、劍南”，“其投老諸什為尤工。既手輯其全集，又出余力以博綜二百余年之作，其推揚幽隱為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公，即其中未必自許為定論也”[3]。吳梅村、龔鼎孳和錢謙益并稱為江左三大家，是明清之際聲望最高的三位文壇宗師，這里寥寥數(shù)語概括牧齋畢生的文學事業(yè)，并沒有過多地推崇，或許有襯托龔鼎孳的意思。倒是黃宗羲門人鄭梁撰《錢虞山詩選序》肯定了錢謙益扭轉(zhuǎn)明末詩壇風氣的意義：“虞山以弘博之胸，高華之筆，出為斯世廓清，而積習始翻然為之一變。”[4]從后世的評論看，錢謙益廓清詩壇風氣、撥亂反正的努力大體得到后世首肯，只不過實際成效也有人懷疑。比如彭維新說：

勝國末造，業(yè)詩者漸厭王、李聲貌唐人之弊，于是竟陵起而以沖迥脫落矯之。當是時，操觚之家無不俎豆鐘、譚，若困于酒食者乍遇茗汁藜羹，竟以為古今至味在是也。而矯枉過正，幾胥天下而為尫苶虛羸、奄奄欲絕之人。海虞蒙叟亟思矯之，而根柢未極深厚，只能為調(diào)停之術(shù)，加之色澤，運以風調(diào)，而儇佻之態(tài)終不能掩。此善于彼則有之矣，以云示詩家之鵠，猶恐未足以間執(zhí)宗仰竟陵者之口也。[5]

他認為錢謙益限于才力，只能停留在折衷諸家之長上，至于為詩壇樹立新的審美理想，還談不上。當代學者的研究，自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述錢謙益之文學批評》揭示錢謙益詩文論的淵源和旨趣，批評史著作或注意他對明代詩文理論的總結(jié)，或側(cè)重于論述他對明代詩文諸派的批評[6]，都對錢謙益的文學理論作了全面的論述。七十年代以來的研究，吳宏一概括錢謙益的論詩態(tài)度和論詩主張，肯定了他撥亂反正的歷史功績[7]，裴世俊也強調(diào)其正本清源，挽回大雅的功績[8]，王英志專門探討了“詩有本”說[9]，胡幼峰獨到地分析了香觀說、望氣術(shù)和胎性論[10]，孫之梅發(fā)揮郭紹虞之說而推繹細密[11]，孫立分期探討錢謙益論詩宗旨的演變[12]，張健論述了錢謙益在明清之交詩學由“格調(diào)優(yōu)先”到“性情優(yōu)先”的轉(zhuǎn)向中發(fā)揮的作用[13]，最近丁功誼的博士論文《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對錢氏文學思想作了全面的剖析，討論問題深入而細致[14]。應該說，學界對錢謙益詩學的研究，凡其抨擊明詩弊端，提倡真詩，強調(diào)表現(xiàn)個性，主張“反其所以為詩”，提倡“詩史”說等各個方面都已有所闡述[15]。錢謙益對于清初詩學的重要性是怎么估量也不過分的，我在討論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和自身的理論建構(gòu)時，不斷征引錢氏的議論，已足見他的重要[16]。當代學者關(guān)注的重要問題，這里沒有必要再重復，我只打算由錢謙益撥亂反正的具體思路入手，聯(lián)系他提倡宋元詩對清詩的深刻影響，及其詩歌史研究的學術(shù)成就，對錢氏在清代詩學史上的地位重新作一番評價。

一、無本·有本·反本

——錢謙益詩學的理論出發(fā)點

在詩史的童年時代，作者的寫作應該是比較自由的，可以接觸的前代作品既少，典范也很有限，批評輿論環(huán)境更甚至尚未形成，作者們像山野或草原上的孩子似的，不受禮法的拘束，自由而自然地成長起來。到了古典詩歌的晚年，尤其是唐宋兩大詩歌傳統(tǒng)形成以后，詩人受到的拘束就多了起來。無數(shù)前代的杰作，無數(shù)詩話，上至君主的喜好、當世名賢的時尚，下到鄉(xiāng)邦宗族的輿論，共同在詩人們的周圍形成一個詩歌藝術(shù)規(guī)則的場，令他們在進入詩歌寫作之前，先決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杜u意識》的作者喬治·布萊在論述普魯斯特的批評道路時寫道：“一切都始于尋找需要遵循的道路。不事先決定文學創(chuàng)作（小說，批評研究）得以實現(xiàn)的手段，就不會有文學創(chuàng)作。換句話說，對于普魯斯特，創(chuàng)造行為之前就有一種對于此種行為，及其構(gòu)成、源泉、目的、本質(zhì)的思考。（中略）通過批評，通過對文學、對各種文學的批判理解，未來的批評家達到這樣一種精神狀態(tài)，他希望文學的創(chuàng)造活動，不管是哪一種，從這種狀態(tài)出發(fā)而變得更為準確，更為真實，更為深刻。寫作行為的前提是對于文學的事先的發(fā)現(xiàn)，而這種發(fā)現(xiàn)本身又建立在另一種行為即閱讀行為之上?！?/span>[17]普魯斯特雖晚生于錢謙益三百年，但兩人面對的文學境遇卻大體相同，即都必須基于閱讀、批評而確立自己的文學道路。

萬歷十年（1582）出生的錢謙益早登詩壇，與明代后期的幾大詩派都有很深的淵源。他與王世貞家為世交，少年時即熟讀《弇州山人四部稿》，詩文深受后七子輩影響。為舉子時曾與袁中道同在極樂寺習舉業(yè)，考進士又與鐘惺同年及第。后結(jié)識湯顯祖和袁氏兄弟，追隨公安，而與竟陵相商榷。他早年詩學的啟蒙和培養(yǎng)，可以說經(jīng)歷了晚明詩學的全部過程[18]，他與上述詩學核心人物的密切關(guān)系，使他不僅熟悉詩壇各派的主張，而且洞悉其流弊。他對諸家詩學的不滿一如積薪，只等一點外在的刺激，就會蓬勃燃燒，導致詩學發(fā)生方向性的劇變。在《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中，他回顧自己詩學的轉(zhuǎn)向，曾說：

余故不知言詩，強仕已后，受教于鄉(xiāng)先生長者流，聞臨川、公安之緒言，詩之源流利病，知之不為不正。[19]

據(jù)朱彝尊說，當時“吳下詩流，圣野始屏鐘、譚余論，嚴持科律，一以唐人為師”[20]。圣野是吳江葉襄（？-1655）字，他是萬歷以后對吳中詩壇有影響的人物，晚明吳地的小傳統(tǒng)應該就是處在沿襲格調(diào)派、排擊竟陵派的氛圍中。但錢謙益沒有追隨這股風氣，他傾心于公安派，由獲交袁氏兄弟而接受李贄之學，思想觀念和文學受到影響，愈益堅定了否定擬古的詩學立場[21]。他曾說“余之評詩，與當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22]，在這點上或許也應考慮到竟陵派的影響?！读谐娂鳌份d鐘惺曾對他說：“空同出，天下無真詩，真詩唯邵二云耳。”[23]他和程孟陽亟賞其言。對七子派擬古作風的厭惡，使他一接觸嘉定諸老的學說，就有如醍醐灌頂，立即全心全意地接受和擁護。同時隨著年齒漸長，見識日深，他對公安、竟陵兩家的病癥也看得越發(fā)清楚起來，于是折衷取舍，最終選擇了撇開唐詩，轉(zhuǎn)由宋詩入手滌除詩壇擬古積習的道路。

正像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的，明詩的江河日下，歸根結(jié)柢在于詩歌的本源被近代俗學所翳蔽。錢謙益在《鼓吹新編序》中，以他擅長的譬喻方式，借佛教的多乳喻來說明這個問題：

蓋嘗觀如來捃拾教中，有多乳喻，竊謂皆可以喻詩。其設喻曰：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zhuǎn)賣與余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轉(zhuǎn)賣與近城女人。三轉(zhuǎn)而詣市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zhuǎn)。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味，其與存者無己矣?！度倨芬严轮姡匀橐??！度倨芬严轮娙?，皆牧牛之女也。由《風》、《雅》、《離騷》、漢魏、齊梁歷唐宋以迄于今茲，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詩以迄于五七言今體，七言今體中則又由景龍、開元、天寶、大歷以迄于西昆、西江，若弘、正、慶、歷之所謂才子者，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轉(zhuǎn)賣之地，不知其幾。（中略）復有喻曰：長者畜牛，但為醍醐，不期乳酪。群盜抅乳，盛以革囊，多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復有喻曰：牧女賣乳，展轉(zhuǎn)淡薄，雖無乳味，勝諸苦味。若復失牛，轉(zhuǎn)抨驢乳，展轉(zhuǎn)成酪，無有是處。今世之為七言者，比擬聲病，涂飾鉛粉，駢花儷葉，而不知所從來，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標新獵異，傭耳剽目，改形假面，而自以為能事，此抨驢乳而謂醍醐者也。[24]

這里所裁量的詩學，輾轉(zhuǎn)賣乳乃至成糜，指的是七子輩到陳子龍的格調(diào)派；群盜抅乳盛以革囊和轉(zhuǎn)抨驢乳，指的是公安、竟陵兩派。前者是剽古而偽，后者則是師心自用，其病都可歸結(jié)為不能正確地對待傳統(tǒng)。

不能正確對待傳統(tǒng)，不只是詩學的問題，也是整個明代思想、學術(shù)的問題，因此錢謙益對詩學的不滿也是與對明代學術(shù)的悵恨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對明代學術(shù)的墮落痛心疾首，甚至將明代亡國也歸咎于學術(shù)之壞，具體說就是肇端于宋代的儒林、道學之分，導致了經(jīng)學的八股化和道學的庸俗化：“經(jīng)學之熄也，降而為經(jīng)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jīng)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輇材小儒，敢于嗤點六經(jīng)，呰毀三傳，非圣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shù)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挻而起”[25]。為此他平生最痛恨“俗學”，即“制科之帖括”和“剽賊之詞章”[26]。自從上公車時獲聞唐宋文章于李流芳，他找到了學術(shù)和文學的努力目標，從此明確了自己的道路[27]。他的詩集從泰昌元年（1620）九月開始編錄，可以看作是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標志。這是他回顧自己創(chuàng)作道路所作的總結(jié)——從輕信、盲從到驚醒、悔悟乃至改道的過程，被結(jié)束于萬歷以前，此后他便以通經(jīng)汲古之說排擊俗學，同時舉起了宋詩的大纛，推崇陸游，從理論和創(chuàng)作兩方面對明代詩歌的流弊進行清算。

錢謙益詩文中的大量議論表明，其詩學的出發(fā)點在于橫掃明代詩風的流弊。錢謙益對明末詩壇的批評，學界已有評述，尤以鄔國平、王鎮(zhèn)遠《中國文學批評史》所舉最為明晰，無須更贅。這里我想補充并強調(diào)的一點是，明末詩壇大多是門戶之爭和互相攻擊，很少有像錢謙益這樣獨立地對明代詩學展開全面批判的。在崇禎十三年（1640）作的《姚叔祥過明發(fā)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二就寫道：“一代詞章孰建鑣，近從萬歷數(shù)今朝。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28]面對萬歷以來的詩壇流弊，他慨嘆無人挺出而挽狂瀾于既倒，欲以一身任之。他本來是有這個能力和條件的，可惜隨著仕途多舛和年事日高，更兼易代之際的出處失據(jù)所招致的尷尬處境，他再也沒有登高而呼的自信和勇氣了，友朋往來書札中一再對文壇盟主的地位表示謙退。只不過在當時，除了他詩壇再沒有能號令群從的人了，面對詩壇撥亂反正的迫切要求，他不能不以“粗知古學之源流、文章之體制，與夫近代之俗學所以偭背規(guī)矩者”[29]，而挺身為前驅(qū)。我認為牧齋詩學的所有理論問題都是以此為出發(fā)點的，基于作為文壇盟主的責任感。

明代的詩學主張，與宋元以前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們本身是堂堂正正、無可非議的，不像唐宋人的某些主張，出于矯枉過正，往往不無偏頗。明人提出宗法漢魏、盛唐，學杜甫，都是嚴羽所謂取法乎上的正法眼藏。問題是模擬過甚，失其本心，遂成偽體。錢謙益在《徐元嘆詩序》中曾感嘆：

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涂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30]

由這種判斷出發(fā)，撥亂反正的首要問題必然就是別裁偽體。所以他在帶有傳衣缽色彩的《古詩贈王貽上》詩中諄諄告誡年輕的后輩詩人王士禛：“偽體不別裁，何以親風騷？”而他所以將批判明七子以來的模擬作風作為主要目標，不僅因為七子輩的盛唐體和學杜是最大的偽體，而且晚明詩學的消長也都根于對前后七子擬古作風的態(tài)度。正像他在崇禎七年（1634）作的《黃子羽詩序》里指出的：“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于萬歷，百有余歲，空同霧于前，元美霧于后，學者冥行倒植，不見日月。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31]為此，他別裁偽體的策略首先是挖掘復古思潮的理論根源，其次是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前者表現(xiàn)為由排擊王、李而上溯嚴羽，后者則通過對杜甫的注釋和研究來實現(xiàn)。

眾所周知，明代格調(diào)派“詩必盛唐”的觀念立足于高棅的“四唐”說，而高棅的初盛中晚四唐又淵源于嚴羽《滄浪詩話》。于是錢謙益的別裁偽體首先從嚴羽開刀，他為陳允衡作《詩慰序》，有云：

古學日遠，人自作辟邪。師魔見蘊，釀于宋季之嚴羽卿、劉辰翁，而毒發(fā)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已盤牙于胸中。傭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為隸人而不能自出。[32]

“古學日遠”暗示了當今流行的都是“俗學”，在此被圈定的嚴羽、劉辰翁自然就是俗學的源頭。錢謙益對嚴羽的詩學簡直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甚至序周亮工《賴古堂集》提到周刻嚴羽詩話，也一反撰序引鄉(xiāng)賢以為重的常規(guī)，順便抨擊嚴羽一通：

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探極于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為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懼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為質(zhì)的，因序元亮詩而梗概及之。若其論詩之誤，俟他日篝燈剪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33]

反對強分初盛中晚并不是錢謙益的獨家意見，而是詩壇相當一部分詩人的共識，除了前文引用的魏裔介之說外，余懷在《甲申集·明月庵稿》自序中也曾說：“唐以詩取士，三百年山川英秀之氣遞有所鐘，而強作解事者，又分初盛中晚，自我觀之，初盛豈無枯累之什，中晚亦著渾淪之篇，要其格調(diào)高卑因人以定，匪因時也?！?/span>[34]這只是強調(diào)初盛中晚各有所至，不可一概而論，而錢謙益反對嚴羽、高棅等強分四唐，并獨宗盛唐，目標其實是在解構(gòu)唐詩的獨尊地位，承認宋元詩的價值。他在《題徐季白詩卷后》明確表達了這一點：

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續(xù)。有《三百篇》，則必有楚騷，有漢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則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瞽說，限隔時代，支離格律，如癡蠅穴紙，不見世界，斯則良可憐愍者。[35]

作為墨守嚴羽、高棅之說的一個例證，《列朝詩集小傳》曾對林鴻的創(chuàng)作加以批評：“膳部之學唐詩，摹其色象，按其骨節(jié)，庶幾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span>[36]如此表面地模仿唐詩，只會招致兩個惡果，往淺里說是風格單調(diào)，千人一面；往深里說是舍本逐末，喪失詩歌創(chuàng)作的生命力。因此《自課堂集序》說：

余讀世之作者，戶立壇墠，曹分函矢，人和氏而家千里，彬彬乎盛矣。繁聲縟采，駢枝驪葉，以裨販為該博，以剽擬為側(cè)古，買菜求益，嚼飯喂人，其失也罔；幺弦促節(jié)，浮筋怒骨，發(fā)聲音于蚓竅，窮夢想于鼠穴，神頭鬼面，宵吟晝厭，其失也誕。要而言之，雕花不榮于春陽，涔蹄不歸于邛浦，核其病源，曰無本。[37]

“無本”正是明詩“偽體”的致命要害，因此別裁偽體的根本問題就在于治本。

《徐元嘆詩序》感嘆“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又強調(diào)別裁偽體的前提是“必有以導之”。即破除偽體首先必須有正體為引導，不樹立能為人景慕、遵循的正體，偽體就無法驅(qū)除。那么正體又在哪里呢？前文提到《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批評嚴羽“未嘗探極于有本”，這個“有本”正是他針對“無本”而樹立的正體。他說：“古之為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jié)轖于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fā)作于身世偪側(cè)、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span>[38]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也引鄧韨“言之必有倫，而不茍陳之于世”的大段議論，“以見前輩有本之學如此”[39]。這從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和前人的詩論所總結(jié)出的“有本”，與《胡致果詩序》所謂“其根柢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的“根柢”一樣[40]，無非都是有為有感而作的意思。序作于順治十一年（1654），翌年錢謙益在《答徐巨源書》中更全面地闡述了他的文學主張：

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lián)为殬洌ㄇ锊恍嘀畼I(yè)，則惟有反經(jīng)而已矣。何謂反經(jīng)？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jīng)學，果能窮理析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fā)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為文，果能文從字順，規(guī)摹韓、柳，不偭規(guī)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為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沿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茹之，克己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yǎng)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jié)，如鏡凈而像現(xiàn)，如波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蜉蝣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41]

這里的關(guān)鍵詞“反經(jīng)”，出自《孟子·盡心下》：“君子反經(jīng)而已矣。經(jīng)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在當下的語境中，反經(jīng)也就是反本，他在《列朝詩集小傳》就用了反本的說法：“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之際，六十余載，柔音曼節(jié)，卑靡成風。風雅道衰，誰執(zhí)其咎？自時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嚬笑盛唐，傳變滋多，受病則一。反本表微，不能不深望于后之君子矣?！?/span>[42]這也可以說是當時詩壇的共識，我在另文中曾引用的李中黃《逸樓四論》的議論便與牧齋有相通之處[43]。反經(jīng)的終點既然是“無邪慝”，具體到詩歌，也就歸結(jié)于“思無邪”的道德追求，即回歸到傳統(tǒng)詩教的倫理根基上來。事實上，反經(jīng)和反本的理論驅(qū)動力是十分強大的，它不僅使詩歌理念回歸到詩歌的開山綱領(lǐng)，即所謂“導之于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44]同時還將上古諸多詩學話語整合起來：

師乙之論聲歌也，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zhí)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為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剽剝字句者為詩，才益駁，心益粗，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于人心，乘于劫運，非有反經(jīng)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已矣。[45]

盡管我也同意前輩學者的看法，錢謙益論詩集明代反主流詩觀之大成，破多于立[46]，但我仍認為錢氏“立”的份量是很大的。在詩學的撥亂反正時期，詩壇迫切需要解決的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立足點問題，錢謙益的詩論由批判“無本”到推崇“有本”再到主張“反本”，澄清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觀念問題，奠定了清代詩學展開的理論基礎，這是他的重要貢獻。郭紹虞曾摘舉錢謙益集中諸多論詩文字，指出“牧齋論詩，與七子竟陵有一個絕大的分別，即是他只從詩之內(nèi)質(zhì)與外緣上著眼，而不在詩之格律意匠上著眼”[47]；張健將錢謙益與七子的區(qū)別概括為性情優(yōu)先與格調(diào)優(yōu)先，都可以說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zhì)，但這畢竟不是錢謙益提出的命題，“反本”才是錢謙益的理論命題，我們可以由此進入他的詩學統(tǒng)系中。因為反本關(guān)注的首先是詩的本質(zhì)和功能方面的問題，即所謂“解駁形相，披露性情”[48]，錢謙益詩論提出的重要詩學問題，如《愛琴館評選詩慰序》以情、志、氣為作詩之三要素，《贈別胡靜夫序》提出讀書博學之說，《季滄葦詩序》謂有真好色、真怨誹，斯有真詩，《題杜蒼略自評詩文》以靈心、世運、學問論詩歌的發(fā)展，都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

當然，在經(jīng)歷易代之后，儒家倫理傳統(tǒng)的失墜已不是文學最突出的問題，士大夫群體的思考早已超越明代放蕩風氣的層面而上升到民族文化存亡的高度，面對這樣的歷史語境，錢謙益的主張顯得有點空洞而迂遠；而模擬詩風在當時更已是過街老鼠，為詩壇所唾棄，他的批判因而也不具有震聾發(fā)瞆的意義；在作家評價方面，因真?zhèn)螁栴}往往與出處聯(lián)系在一起，錢謙益道德上的污點也使他的發(fā)言疲軟無力。所以錢謙益對清初詩學觀念的實際影響，也許真像彭維新說的不是那么大，我感覺他的真正影響是在鼓吹宋元詩尤其是陸游詩，從而引發(fā)詩壇的祧唐宗宋風氣，最終帶來詩風的變異。這一問題論者多有觸及，但仍有深入探討的余地。

[1]程嘉燧《牧齋先生初學集序》：“蓋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為海內(nèi)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薄赌笼S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冊第2224頁。

[2]凌鳳翔《牧齋初學集序》，《牧齋初學集》，下冊第2230頁。

[3]吳偉業(yè)《定山堂詩集序》，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首，光緒九年龔彥緒刊本。

[4]鄭梁《鄭寒村全集·見黃稿》卷二，康熙刊本。

[5]彭維新《劉杜三詩集序》，《墨香閣集》卷三，道光二年家刊本。

[6]前者如蔡仲翔、黃葆真、成復旺合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后者如鄔國平、王鎮(zhèn)遠合著《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臺灣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29頁。

[8]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221頁。

[9]王英志《錢謙益的“詩有本”說》，收入《清人詩論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頁。

[10]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詩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94年版，第87-98頁。

[11]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257-327頁。

[12]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307頁。

[13]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45頁。

[14]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5]此外涉及錢謙益詩學的著作還有李丙鎬《錢謙益之文學理論》（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80）、李世英《清初詩學》（敦煌出版社，2000），期刊論文的綜述可參看王順貴、黃淑芳《20世紀錢謙益詩學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及吳倩編《二十世紀明代詩詞研究索引（二）》（《中國詩歌研究動態(tài)》第1輯，學苑出版社，2005）。

[16]參看蔣寅《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文學遺產(chǎn)》2006年第2期；《在傳統(tǒng)的闡釋與重構(gòu)中展開——論清初詩學基本觀念的確立》，《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17]喬治·布萊《批評意識》，郭宏安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頁。

[18]關(guān)于錢謙益青年時代受到的各種影響，可參看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第3～6頁，楊鐵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七《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冊第763頁。

[20]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下冊第663頁。

[21]參看王承丹《錢謙益與公安派關(guān)系簡論》，《蘇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22]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七《題徐季白詩卷后》，下冊第1562頁。

[2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邵寶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冊第271頁。

[24]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五《鼓吹新編序》，中冊第710-711頁。

[25]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八《新刻十三經(jīng)注疏序》，中冊第851頁。

[26]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從游集序》，中冊第851頁。

[27]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九《答山陰徐伯調(diào)書》，下冊第1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