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在春秋時期代表一國之主，“侯”、“王”、“君”三級稱號，雖只是一字之差，若是在古時候用錯這些稱號，可是關乎家族存亡的大罪。同時對于絕大多數(shù)渴望建功立業(yè)的人而言，封君、封侯，更是一輩子遙不可及的夢，例如飛將軍李廣便留下了“李廣難封”的遺憾。一、春秋時期侯是一國之主，戰(zhàn)國時為何大臣也稱君侯？眾所周知，封侯一事，至少在商周時期便已出現(xiàn)，那時候“侯”的甲骨文字體有用弓箭射擊相關的含義，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侯是對有軍事職權的地方諸侯的統(tǒng)稱，顧而其延伸的意義既指的是五等爵位制度中的第二等侯爵，也泛指有國者。例如我們所熟知的齊國、晉國、韓趙魏三國都屬于“侯爵國”，而后來統(tǒng)一六國的秦國最初僅是“伯爵”國，更有甚者，按照《華陽國志》的記載（“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就連吳、楚這樣問鼎過春秋五霸的國家也還只是“子爵國”。但無論齊晉，還是秦楚，我們在稱呼他們的時候，其實都是將他們統(tǒng)稱為了“諸侯國”。換言之，“侯”這個字，哪怕在戰(zhàn)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剛分晉那會兒，也是相當有地位的，因而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特地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國君這件事作為整本大作的開篇。因為在他這位政治家看來，當代表著周天子至高權威的分封權，都淪為韓趙魏三家分裂主公的“亂臣賊子”肆意擺弄洗白的工具時，這也就意味著周天子對諸侯的管理真正名存實亡了。雖然，早在5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53年的時候，韓趙魏三家便已經(jīng)實質上瓜分了晉國公室的領地和職權，晉國公室當時便已經(jīng)名存實亡。但是受傳統(tǒng)儒家文化“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觀念的影響，司馬光認為名實統(tǒng)一，才名正言順，光有實，而沒有名，是算不著數(shù)的。其中這個名，指的就是周天子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侯”這件事。人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一旦有了第一次，后面就會有無數(shù)次，并且每一次都會比前一次有更多的要求。當韓趙魏三家通過武力的方式，洗白自己獲得“封侯”的資格后，歷史進程便由春秋時期進入了戰(zhàn)國時期。有別于春秋時期大家還假意迎合周王室的“爭霸”模式，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們已經(jīng)連基本的掩飾都懶得做了，他們的目標移向了那個至高的位置——王。在秦朝確立之前，“王”代表著天下共主的位置，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國之君，哪怕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實力已經(jīng)超越了周王室，他們名義上依然只是周王室名下所屬的附屬國罷了，能夠和王平等的只能是同樣的“王”級政權。據(jù)記載，歷史上徐國的國君徐偃王就曾經(jīng)僭越“伯”位而稱“王”，來表示自己和周王室分庭抗禮的意思。戰(zhàn)國時期魏惠王、齊威王挑起的徐州相王一事，便有著類似的意義：你這老板不得行，我們不再滿足于做臣子了，我們要自己創(chuàng)業(yè)做老板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韓趙魏三家和晉國公室的關系一樣，戰(zhàn)國七雄依據(jù)分封制建立起的統(tǒng)治政權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家族勢力，只是說通常情況下，是各大受封的諸侯家族勢力更加龐大罷了，但這并不意味著諸侯家族不需要分利給別的卿大夫家族，來維持內部的穩(wěn)定。對于諸侯國君和各國的卿大夫家族而言，為了體現(xiàn)和身份相匹配的待遇，他們需要對“稱王”后形成的新蛋糕進行切分。封君和封侯制度的形成，就成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二、封君和封侯的賜爵標準；同“侯”字相同，君字也始見于商代，《荀子·禮論》解釋說：“君者，治辨（通“辦”）之主也?！奔础熬钡囊馑迹碇l(fā)號施令治理國家的人，在后世演變?yōu)樘熳拥膶俜Q號前的先秦時代，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包括卿大夫、諸侯、周天子在內的貴族階層的通稱。封君和封侯制度，既是一種諸侯國君給予大臣名譽拉攏他們的做法，也是一種資源和權力的再分配。據(jù)楊寬先生《戰(zhàn)國史》統(tǒng)計，終戰(zhàn)國之世（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七國共封列侯封君九十五人，其中魏國十七人，趙國二十五人，韓國七人，齊國五人，楚國十四人，燕國五人，秦國二十二人。除了嫪毐這種不講武德的炸天選手外，其余選手主要獲得封君和封侯賜爵的方式有三種：在這方面，武安君白起和文信侯呂不韋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們都知道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就開始實施十八級軍功爵制（后發(fā)展為二十級軍功爵制），在這套體系下，各人職位和軍功掛鉤。白起作為長平之戰(zhàn)的大功臣他封君是實至名歸，而呂不韋封侯這件事，更多是出于他跟秦莊襄王個人的交情，可以說這是秦莊襄王對呂不韋扶他上位的一種報答感謝。值得注意的是，封君爵位絕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不可以繼承世襲的，通常情況下封君只是享有食邑權。而因軍功封侯的人，他的后人卻是可以世襲父輩職位的。上面講述了封君和封侯制度的賜爵標準和產生過程，下面咱們再來聊一聊，它對歷史的影響。三、戰(zhàn)國時期的封君、封侯制度，是對西周分封制度的繼承和發(fā)展；1、封君、封侯制度，是各諸侯國在繼承西周分封制度的基礎上，為了適應諸侯爭霸的產物；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后，后來周王室改變了商朝內外服的政治制度，開始實行由分封制和井田制構成的治國體系。《孟子》中記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span>按照這套體系，天子擁有都城附近千里的領地，無論是從軍事還是經(jīng)濟的角度，都對諸侯們形成了碾壓性的優(yōu)勢。這一制度的實行，對于周王室在通訊和交通條件都難以實際控制龐大領土的前提下，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個通訊全靠吼，交通全靠走的時代，周天子一如何管理龐大的疆域。喬·吉拉德的250定律說一個人的精力頂多能維持250人的社交圈，多了的話，恐怕就要手忙腳亂了，對于一國之君而言，統(tǒng)治的人口以萬為單位，在自己無能為力管理龐大人口的基礎上，可不可以設計出一套由上而下，分級管理的制度呢，這樣一來，自己只需要管理各級領導人不就可以管理全國了嗎？這就是影響重大的“分封制”，分封制以血緣為紐帶，在早期的時候，確實對于維持社會穩(wěn)定，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是周天子光是想著一開始自己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對諸侯們擁有絕對優(yōu)勢，卻忽略了諸侯們的成長性。隨著諸侯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原本諸侯和周天子之間的差距就在不斷縮小，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西周的覆滅，周王室對諸侯們的約束力就越發(fā)小了，雙方的差距發(fā)生逆轉，諸侯的實力開始超越周天子。在這一過程中，原本土地國有的井田制不再適應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有識之士敏銳發(fā)現(xiàn)原本固化的井田制難以刺激民眾生產的積極性，也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土地面積，改革勢在必行。當鐵制農具和牛耕技術出現(xiàn)后，井田制模式下的奴隸制集體農業(yè)越發(fā)限制了社會的發(fā)展，于是各國開始尋求新的土地制度。此時，社會經(jīng)濟模式開始由奴隸制貴族經(jīng)濟，開始朝著小農經(jīng)濟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方向發(fā)展。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奴隸制貴族經(jīng)濟的沒落，也標志著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貴族政治的逐漸沒落，在百家爭鳴的文化基礎和小農經(jīng)濟的共同推動下，一種更能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官僚政治系統(tǒng)逐漸成型，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分封制度下發(fā)展起來的封君、封臣制度。2、戰(zhàn)國時期的封君、封侯制度的出現(xiàn)，意味著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分封等級制度的崩潰和瓦解，同時也代表著各諸侯國君已經(jīng)實際上實現(xiàn)了政治獨立；賜爵制，其實在戰(zhàn)國時期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比如齊莊公為了鼓勵將士勇敢作戰(zhàn)，便以賜予貴族爵位為條件拉攏將士。這種賜爵制度打破了血緣制度的約束，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條上升的渠道。到了戰(zhàn)國時期，哪怕是重視血緣貴族的魏國，也開始從社會下層選拔人才，“封君”、“封侯”無疑對于這些想要建功立業(yè)的人而言，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了。我們熟知的商鞅、范雎，或者以戰(zhàn)國四公子為首的貴族階層培養(yǎng)的門客，都是這套體系的受益者。在兼并戰(zhàn)爭沖突越發(fā)激烈的戰(zhàn)國時代，各國只有盡可能利用各種方式招攬人才，才能讓自身擺脫落后挨打（延遲被秦國兼并/滑稽）的命運。在我印象中，這方面做得最大方的是燕昭王，他在樂毅破齊后，直接封其為昌國君，并將昌國封給他做領地，這等同于讓樂毅有封國了，放在王號還未泛濫的時代，樂毅都可以和燕昭王平等對話了。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從實際上說明，當時周天子的影響力確實衰微到了無力干預諸侯的程度了。千古興亡多少事，單是封侯這件事就經(jīng)歷了這么多波折，著實讓人感慨不已。感謝大家的閱讀，祝朋友們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心想事成，萬事如意，覺得文章好的朋友們，可以給文章點個贊，關注一下嗎，每天都會給您帶來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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