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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太遺址是中國北方一處重要的早期人類洞穴遺址，保存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遺址位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蘇木巴達拉胡嘎查，北距中蒙邊界約20公里。遺址所在的東海爾汗山為花崗巖丘陵山地，洞穴發(fā)育其中，海拔約1400米。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的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金斯太洞穴被確定為一處考古遺址；2000-2001年，內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錫林郭勒盟文物站和東烏珠穆沁旗文物管理所組隊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兩次發(fā)掘，揭露了舊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多個文化層；2012-201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內蒙古博物院聯合錫林郭勒盟文物站、東烏珠穆沁旗文物管理所對遺址開展了第二輪發(fā)掘，獲得了遺址完整的年代和文化序列。
對2012-2013年發(fā)掘材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表明，金斯太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距今5萬年以來年代和文化序列最為完整的遺址之一，蘊含的學術價值巨大。遺址地層可分為9層，其中第8-1層含有考古遺存。從距今約5-4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組合，到距今約2.5萬年的具有石葉技術特點的石制品組合，再到距今約1.3萬年的含有細石葉技術、兩面器加工技術、裝飾品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遺存，最后到含有青銅小件、陶片等的青銅時代遺存。這些材料為我們討論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晚更新世中國北方古人類適應生存模式演變與環(huán)境變化的關系、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及其與其他人群的交流等學術課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尤其是遺址第8-7層發(fā)現的含有勒瓦婁哇技術產品的莫斯特遺存，將此類遺存在歐亞大陸的分布范圍向東擴展了近2000公里，這一成果將中國納入了對以往參與較少國際熱點學術問題的討論中，如莫斯特遺存的分布與擴散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人類群體的擴散、交流和適應等問題，產生了積極的國際影響。遺址4D層出土的兩面器 2019年，高星研究員團隊與國外學者考察金斯太遺址并在周邊進行了短期的舊石器考古學調查。洞內的原生堆積主要為2000-2001年發(fā)掘后的探方隔梁，考察中研究人員注意到因穴居動物的擾動等原因，遺址原生堆積正在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壞。團隊與內蒙古自治區(qū)各級文物部門首先完善了對遺址的保護措施，防止遭受進一步破壞，同時制定了搶救發(fā)掘計劃。遺址前期的發(fā)掘和研究工作雖取得了眾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學術問題。本次工作以解決相關科學問題為導向，綜合目前遺址的研究現狀，以遺址年代和文化序列的細化、青銅時代遺存的性質、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存在與否及其性質、細石葉遺存的歷時性變化、石葉遺存是否存在、莫斯特遺存的歷時性變化等為具體研究內容，以期討論東北亞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技術擴散與文化交流、晚更新世中國北方古人類適應生存模式演變與環(huán)境變化的關系、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及其與其他人群的交流等重大學術問題。2021年，國家文物局批復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內蒙古博物院對金斯太進行發(fā)掘的申請。在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2020YFC1521500）等項目的支持下，上述單位聯合錫林郭勒博物館、東烏珠穆沁旗烏珠穆沁博物館等于本年度6-9月對遺址進行了發(fā)掘。本次發(fā)掘采取規(guī)范化的發(fā)掘手段，編制了金斯太遺址發(fā)掘規(guī)范和實驗室整理規(guī)范。發(fā)掘布1米×1米的探方，根據遺物豐富程度以2-5厘米為一“考古操作層”進行發(fā)掘。每個操作層發(fā)掘過程中，將每1平方米的探方分為a,b,c,d四個亞方分別發(fā)掘，并作為獨立的單位。每個亞方每一操作層內出土的堆積測量體積后，使用5毫米和1毫米孔徑的篩子進行篩選；小于1毫米的堆積及1-5毫米的堆積進行浮選（5層及以下堆積僅浮選1-5毫米部分）。發(fā)掘中，使用全站儀對大于1厘米的石制品、大于5厘米的碎骨和陶片、可鑒定動物化石、裝飾品、骨器等進行了三維坐標測量，并記錄具有長軸標本的產狀信息。本年度發(fā)掘及清理面積約20平方米，其中原生堆積的最大發(fā)掘面積約10平方米，出土堆積近5000升。本年度完成了發(fā)掘區(qū)第5-2層的發(fā)掘（發(fā)掘區(qū)第1層缺失），最大發(fā)掘深度約1米。發(fā)掘中，在保持2012-2013年地層劃分框架的基礎上對遺址地層進行了細分，將第2層劃分為三個亞層（A、B、C），第4層劃分為五個亞層（A-E）、第5層劃分為三個亞層（A、B、C）。共清理火塘7處，其中多數火塘受到了嚙齒類等穴居動物的擾亂而不完整，僅有發(fā)現于4E層和5A層的兩處火塘相對較為完整，火塘主要為挖淺坑堆燒，尚未見到石塊構筑跡象。原生堆積內出土編號標本1100余件，包括陶片、青銅殘件、裝飾品、骨器、貝殼、石制品、動物骨骼及牙齒等，其中以石制品和動物化石最多。青銅殘件僅發(fā)現于第2A層；陶片見于第2A、2B層；裝飾品和骨器主要發(fā)現于第2、3層；第4-5層主要為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其中第4層出土較多的細石葉遺存。同時本年度還在坍塌等堆積內篩選到數量眾多的石制品、動物化石和陶片，較多的裝飾品、骨器以及少量的青銅殘件和貝殼等。坍塌等堆積篩選出的骨器 本次發(fā)掘地層劃分更為精細，隨后的系統(tǒng)交叉年代學測定有望解決不同時段技術與文化歷時性變化等問題；發(fā)掘過程中系統(tǒng)選取了沉積學分析樣品和土壤微形態(tài)樣品，可對遺址的沉積過程進行分析，了解遺址形成過程；遺址篩選獲得的大量碎骨標本可為開展古蛋白分析提供樣品，所獲土壤樣品可為土壤古DNA分析提供條件；遺址出土的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可為研究人類行為的歷時性演變、其與環(huán)境變化的互動關系等提供材料；遺址出土的細石葉技術產品、具有石葉技術特點的石制品為探討石葉和細石葉技術的擴散提供了材料，可進一步討論舊石器時代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等重大學術問題；遺址出土了少量海貝、裝飾品和黑曜巖石制品，這些材料為討論遠古時期古人類的社會交換網絡、群體關系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本次發(fā)掘還吸納了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吉林大學、內蒙古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參加，為其提供了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fā)掘實踐的機會。金斯太遺址所在地區(qū)是歐亞大陸東部溝通東西、南北的重要一站，是研究史前東西方文化交流及中國北方和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qū)文化互動的關鍵地區(qū)。新的發(fā)掘收獲進一步顯示了遺址所具有的重大學術價值和潛力，為東西方古人類遷徙、技術擴散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考古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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