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2年進京，魯迅在北京先后住過四個地方，分別是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新街口的八道灣11號、磚塔胡同61號和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21號?！棒斞浮边@個筆名就是居京期間開始使用的。北京的14年，對魯迅有著深刻的影響。魯迅作品中充滿斗爭精神，與北京新思潮涌動的環(huán)境不無關系。而他的堅定支持也極大地鼓舞了北京進步學生、進步團體的斗志。

魯迅（1925年攝于北京）

猶疑中又寄予希望

南半截胡同，位于菜市口以南，不過三四百米長。魯迅的人生軌跡正是在這里和北京胡同有了首次交集。

1912年，隨著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魯迅不得不隨原本駐扎南京的臨時政府教育部遷徙北京，當時蔡元培任教育總長。5月，魯迅到京，棲身于南半截胡同內紹興會館里的藤花館，后移居補樹書屋。

不久后，古都北京新風乍起，新思潮涌動，新文化陣營也迅速在這里形成，北京掀起了一場文學革命浪潮，魯迅直接參與其中。

1917年初，《新青年》編輯部剛剛遷至北京后，就接連發(fā)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吹響了向封建舊文學進攻的號角，引起了文學界的高度關注，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立即響應并投入戰(zhàn)斗，積極支持這場文學革命。

此時的魯迅，因此前積蓄了太多的失望，“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而有所擔心：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會不會又像過去幾次他曾滿懷希望的事情那樣終于以失望結束呢？基于同樣的原因，他對于俄國發(fā)生的十月革命，也“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懷疑“是否一定就好”。

老友錢玄同來訪，勸他寫點文章時，他仍有疑慮：“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睂τ阱X玄同所說的“希望”，魯迅也承認“是不能抹殺的”。

于是魯迅在既猶疑又寄望的矛盾心情中，開始構思《狂人日記》，并于1918年初開始參加《新青年》雜志的工作，進而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

深刻批判封建禮教

《新青年》雜志從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號起，大部分的文章改用白話文。然而，其所發(fā)表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出自后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和“骨頭是最硬的”魯迅之筆。

1918年5月，“魯迅”這個筆名首次出現。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chuàng)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這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也是他射向封建禮教的第一槍。而這篇小說就是在補樹書屋內創(chuàng)作的。

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節(jié)選）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借著“狂人”之口，憤怒地揭穿延續(xù)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真面目：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日記》是一篇振聾發(fā)聵的討伐封建禮教的戰(zhàn)斗檄文。此后，魯迅在《新青年》上陸續(xù)發(fā)表了《孔乙己》《藥》等許多優(yōu)秀白話文作品，批判封建舊道德，反映國民性弱點，用以喚起民眾的覺悟，以自己的作品為文學革命樹立了典范，為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穩(wěn)固基礎。

不僅如此，魯迅還更為深刻地指出，文學革命的目標并不只是提倡白話文，還要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所以“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魯迅這種集形式革新與內容革新于一體的思想，將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推向更深層次。

1922年，魯迅與俄國盲人作家、詩人愛羅先珂等在北京世界語學會合影。（前排右三為魯迅）

高舉科學大旗

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舉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要從根本上鏟除封建專制和迷信愚昧的滋生土壤。

民主與科學這兩個口號的提出，在當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于北京更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作為曾經的皇都，受封建專制和獨裁統(tǒng)治的毒害最深，其危害的表現也全面深刻；另一方面，作為文化中心的北京，高等學府云集，文化氛圍最濃，因而追求人人平等、社會公正、民生幸福的意識最為強烈。

魯迅正是弘揚科學精神的斗士。他從1903年開始就先后寫了多篇關于科學的作品，如《說金目》《中國地質略論》《中國礦產志》《月界旅行》《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

1918年10月，魯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上，以《隨感錄》的形式，對科學與迷信的斗爭進行了總結。他說：“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彼€說：“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圣人、張?zhí)鞄焸餮杂缮綎|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癥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

經過魯迅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堅決斗爭，宣揚封建迷信的靈學研究受到沉重打擊，不再猖獗地興風作浪了。

賣掉祖產欲在北京扎根

1919年，即五四運動這一年，魯迅在北京正式安家了。周家買下新街口八道灣胡同11號院，為了湊錢，甚至賣掉了老家的祖屋。魯迅和母親、妻子、兩個弟弟等一大家人一同住在這里?？上攵?，要不是內心篤定，要在北京扎根，做長久居民，魯迅怎會變賣紹興祖產，從千里之外將眾多親眷一并接至胡同中安家？從這里可以看出魯迅對這座城市的感情。

于此居住期間，魯迅創(chuàng)作了《故鄉(xiāng)》《阿Q正傳》等經典作品。尤其是《阿Q正傳》凝聚了魯迅多年來對國民性問題的深入思考。1923年8月，魯迅的14篇小說結集出版，鑒于創(chuàng)作初衷是在“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故命名為《吶喊》。

唯一存世的一頁魯迅《阿Q正傳》手稿復印件

1923年北京新潮社初版《吶喊》封面

在創(chuàng)作小說的同時，魯迅還寫雜文，用更直接、更銳利的方式，對社會展開毫不留情的剖析與針砭，鞭笞封建倫理，揭露國民性的弱點。魯迅在讀者尤其是青年中的名氣越來越大。

“綠林書屋”里以筆戰(zhàn)斗

1923年8月，魯迅因兄弟失和搬出了八道灣胡同，暫住于西四磚塔胡同61號。同年10月，他從朋友處借貸購下了位于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21號（今宮門口二條19號）的一處舊宅，并親自設計，雇人施工改建，于1924年5月建成。隨后，魯迅便同母親、妻子遷入此處。

北京魯迅故居（宮門口二條19號）北房

當我們仔細打量這所舊居時，便能隔著時空，領略魯迅的思想和情操。

最能體現魯迅獨特構思的是他的工作室兼臥室。這是從正中堂屋向外凸出的一間小房間，像一條小尾巴接在后面，人們戲稱“老虎尾巴”。房間與堂屋隔開，可分可合，北墻開有大面玻璃窗，使后院景物一一納于眼中。

魯迅故居的老虎尾巴書房

“老虎尾巴”的陳設一切從簡。墻上，魯迅親自掛上導師藤野先生像和屈原《離騷》中的詩句對聯以自勉。還有一幅炭筆速寫，是著名油畫家司徒喬1926年看到街頭一個衣衫襤褸的孕婦為給孩子多討一碗粥被5個警察追打，而畫下的寫實場景。魯迅將畫買下，掛于墻上，每天提醒自己“直面慘淡的人生”。

一張三屜桌擺在東墻下。魯迅當年坐在桌前老藤椅上，喝著苦澀的濃茶，或看書，或奮筆疾書。在這間面積約9平方米的小屋里，魯迅寫下了《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野草》等文集中的文章以及《彷徨》《朝花夕拾》《墳》中的一些重要文章。

對于這間“老虎尾巴”，魯迅自己卻有其他命名——“綠林書屋”，直接的原因來自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師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斗爭。

在這場斗爭中，魯迅始終站在學生一邊，與章士釗、楊蔭榆等人打起筆戰(zhàn)。他仗義執(zhí)言，寫了《寡婦主義》《并非閑話》等10多篇文章，尖銳批評楊蔭榆和教育部，抨擊北洋政府。他不顧教育部的所謂“免職處分”，毅然出任“女子師范大學校務維持會”委員，幫助學生們在新址開課。即使因緊張、勞累，發(fā)熱、病倒，也在所不辭，并主動提出把義務授課的時間增加一倍。

在此次學潮風波中，魯迅顯示出斗士的不屈性格，也因此被反動文人誣蔑為“學匪”。魯迅聽聞后毫不在乎，說道：“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樣呢？學匪就學匪吧！”詼諧的他，索性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綠林書屋”。“綠林”者，強盜也。“綠林書屋”乃“學匪”之寓所也，魯迅以此諷刺“正人君子”之流反動文人，恰好鮮明地表白了自己的思想文化立場。

在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中，魯迅堅決支持進步學生，因此被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通緝。魯迅不得不離開住所，先后至莽原社、山本醫(yī)院、德國醫(yī)院、法國醫(yī)院暫避。盡管顛沛流離，又有被捕之險，但他繼續(xù)以筆為槍，堅持斗爭。其中，就有作于1926年4月1日的《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免遭迫害，1926年8月，魯迅不得不離開北京，也離開了他心愛的“綠林書屋”，前往廈門任教。

1926年出版的《莽原》刊物，魯迅時任該刊主編

“北平五講”鼓舞北方左聯斗志

1930年9月18日，中共北平組織領導下的第一個左翼文化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分盟（簡稱北方左聯）在北平成立。

在北方左聯存在的六年多時間里，魯迅曾給予了很多重要的指導和幫助。

1932年11月13日，魯迅到北平省親。在此期間，他通過與北方左聯負責人交談，提出了許多指導性的意見。

魯迅還在北平的幾所大學為青年們作了五次演講，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講”。

1932年11月25日，北方左聯成員以北平師范大學文藝研究社的名義邀請魯迅到學校講演。魯迅熱情地接待了這些素不相識的青年，并從下午兩三點鐘一直談到晚上。27日是星期日，魯迅不顧連日勞頓，下午在北師大操場上，迎著大風作了《再論“第三種人”》的講演。聞訊而來的聽眾達兩千余人。魯迅在講演中再一次揭露了“第三種人”的本質，指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要扶植代表工農大眾的普羅文學，粉碎“皮鞋腳”妄想踢走“草鞋腳”的企圖。28日上午，魯迅在此次來北平的最后一次演講《文藝與武力》中指出，統(tǒng)治階級對于革命文學總是要壓迫的，但是無效，于是就收買一些無恥文人，也用文學來對抗，但仍然無效，就又要用武力來鎮(zhèn)壓了。但這兩種方法終究都是無效的。我們要為這新興的文學萌芽而戰(zhàn)斗，就像撫育一個嬰孩一樣。

1932年11月，魯迅應北平左翼文化團體之邀公開演講，抨擊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

魯迅的“北平五講”，極大地鼓舞了北方左聯成員的斗志，使北方左聯的工作發(fā)生了重要的轉變。

當年，魯迅的文字，像一道閃電，劃過舊時代黑暗的夜空，為黎明前的中國帶來覺醒和希望。如今，魯迅的精神，仍然激勵著所有中國人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汗水與心血，實現民族復興偉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