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975年年底，周恩來進入彌留之際時，他曾讓人將羅青長叫到了自己身邊。 羅青長伏在周恩來的病床前，將耳朵緊緊貼著周恩來的嘴巴，靜靜地聽著，不停的點頭，眼淚也不受控制的流了下來······ 期間，周恩來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是楊登瀛。 對于這些人，周恩來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成為雙面間諜，貢獻突出楊登瀛原名為鮑君甫，1893年生于廣東香山，一直到他擔任中統駐上海的最高負責人后才化名為楊登瀛。 在辛亥革命前后，深受革命潮流影響的楊登瀛去日本留學，之后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楊登瀛聽過日本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講課，閱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籍，深受影響，思想十分進步。 多年留學日本，不僅讓楊登瀛精通日語，而且還讓他對日本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有了深入的了解，這也為他回國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回國后，楊登瀛立即參加了五四運動，同時在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任職，為日本的一些通訊社撰稿。 他年輕博學，又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在上海的交際面很廣，他不僅與日本人辦的通訊社有聯系，還與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巡捕都有往來。在1924年加入國民黨后，他與許多國民黨在上海的人都很熟悉。 在參加五卅運動之后，楊登瀛又與上?？偣〉昧寺撓担J識了許多顧順章在內的共產黨人。 總之，在上海，楊登瀛是一個非常吃得開的人物。 楊登瀛有一個老鄉(xiāng)叫楊劍虹，兩人也是在五卅運動中認識。雖然當時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沒有共同的語言，但廣東人非常看重鄉(xiāng)情。 濃濃的鄉(xiāng)情將楊登瀛和楊劍虹緊密的連在了一起，再加上兩個人都是單身，他們的生活非常親密，平時在一個鍋里吃飯，在一張床上睡覺，漸漸成為了莫逆之交。  在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之后，楊登瀛對蔣介石的行為大為不滿，這也導致他被關進了大牢，出獄之后，他便一直在上海居住。 1928年的春天，楊劍虹被任命為中統駐上海的特派員。 雖然這個位置并不顯眼，但權力卻是非常大的，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基本上要抓什么人，要殺什么人，都是由負責人決定的。 中統在剛剛成立之時，人手是非常緊張的，楊劍虹一下子身居高位，急需幫手，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老鄉(xiāng)楊登瀛，想讓他當自己的副手。 但楊登瀛知道后，卻左右為難了起來。 他想：如果自己一味拒絕，楊劍虹肯定會不高興，但如果答應，自己又認識了很多共產黨內的朋友，畢竟自己的內心深處也是希望這些朋友能好好的······ 就這樣，在深思熟慮之下，楊登瀛決定將這個情況告訴自己的共產黨朋友陳養(yǎng)山。  楊登瀛和陳養(yǎng)山是經人介紹認識的。那時中國共產黨黨員陳養(yǎng)山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工作，經人介紹后，向楊登瀛學習日文。 對于陳養(yǎng)山的身份，楊登瀛自然是知道的，不過他從來不問陳養(yǎng)山的行蹤，相反還會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給陳養(yǎng)山提供方便。 在兩人互相熟悉之后，陳養(yǎng)山便將《中國青年》等書刊送給楊登瀛閱讀，讓楊登瀛接受了先進的革命思想。 楊登瀛則將家里收藏的關于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送給陳養(yǎng)山，幫助他學習日文。 因此，兩人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當陳養(yǎng)山得知楊劍虹要楊登瀛從事特務工作時，便將這一情況向陳賡作了匯報。  當時，陳賡詳細問了楊登瀛的情況，并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為，能夠在中統內部安插一個內線實在是太重要了，當即就決定讓陳賡和楊登瀛單線聯系······ 1928年初夏，楊登瀛和化名為王庸的陳賡見面了。 見面后，楊登瀛和陳賡談了自己與楊劍虹的關系，并詳細說了自己身為國民黨特務的不得已。 之后，楊登瀛還明確表示，自己愿意將收集到的情報提供給中國共產黨作為參考。 對于楊登瀛的處境，陳賡自然是表示非常理解的，并表示愿意支持楊登瀛跟著楊劍虹進行工作，同時希望他能與租界的巡捕房、國民黨上海黨部等地方建立聯系。 這些對于在上海交游寬廣的楊登瀛來說并不難。他生性善于結交，愿意和各方面的人拉關系。他不僅與巡捕房建立了關系網，還在楊劍虹的引薦下，與陳立夫、張道藩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之后，楊登瀛提出了自己應酬需要大量的花費，經濟存在困難。陳賡不僅提供了金條，還承諾以后每個月提供300塊大洋，而且特別的花費另算。  這讓楊登瀛很感動，但有些為難，于是他問陳賡：“我如果拿了你們的錢，今后楊劍虹要我搞你們的情報，我該怎么辦?。俊?/strong> 陳賡讓楊登瀛放心，說自己已經安排好了，會提供一些情報來減少楊登瀛的麻煩。 這讓楊登瀛更為感動了，激動地說：“你們這樣豁達，我心領了，今后我決不會讓你們失望。” 這次和陳賡的見面之后，楊登瀛也正式成為了雙面間諜。陳賡不僅固定和楊登瀛固定接頭，還給了楊登瀛一個緊急電話。這個電話可以在緊急的情況下，進行聯絡。 之后，在陳賡的配合下，楊登瀛自然“成績斐然”，深受楊劍虹的信任。 在國民黨中統內部，楊登瀛成了有名的中國共產黨問題的專家，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大員在碰到問題時，也時常向他請教。 為了更好地配合楊登瀛的工作，彰顯他的身份，陳賡特意指示周恩來為楊登瀛購買了一輛汽車，還將連德生派到了他的身邊。 在陪伴楊登瀛應酬的日子里，連德生實際上成了陳賡和楊登瀛之間的聯絡員。 連德生是楊登瀛的保鏢和司機，每天陪著楊登瀛在外應酬，只要一有情報，就會及時向陳賡匯報。 在楊劍虹逝世后，楊登瀛的權力就更大了。  雖然國民黨中統的負責人幾經換人，先后有張道藩、徐恩曾等人，但他們都對楊登瀛十分信任。 張道藩和楊登瀛的關系本來就很好。在楊登瀛為他除去政敵之后，張道藩更是對他感激不盡，認他為知己。 在張道藩、陳立夫來上海的時候，楊登瀛更是盡心招待，鞏固了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弟，他對楊登瀛也是極為拉攏。 之后，因中統擴大活動范圍，為了廣泛收集情報，先后向武漢、上海等大城市派出特派員，并配有隨員和電臺。 因楊登瀛廣大的人脈，靈活的頭腦等，被任命為中統駐上海的特派員。陳立夫更是親自到上海，帶來了蔣介石的委任狀，上面的內容是：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此令。  蔣介石的委任狀，更是提高了楊登瀛的身價，他在上海的地位也就更高了，也讓他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的大權。 被捕之后，陳賡為其寫信 楊登瀛執(zhí)掌大權的期間，為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的事情。 陳賡在談及這段歷史時，曾說：“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實際上掌握在我們的手里?！?/strong> 為了方便楊登瀛工作，陳賡又安排中央特科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替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 在那段時間，楊登瀛把收集到的情報就全部拿到辦事處。凡是有利于我黨，楊登瀛就安排安身邊的秘書抄送給陳賡。 在這段時間，楊登瀛給我們黨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報，為我們黨初期的情報事業(yè)做了很大的貢獻，對于拯救我黨的戰(zhàn)友，清除國民黨特務都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8月，上海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彭湃、楊殷等人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的時候，突然被捕了。 當時敵人就像是有預知能力一樣，一下子就沖了進去，彭湃等人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捕了。為此，中央判斷：黨的內部一定有人叛變了。 為了能查到具體是什么人叛變，為此，陳賡專門找到了楊登瀛。楊登瀛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脈，很快就查清楚了：出賣彭湃等人的是白鑫，因為之前彭湃批準將白鑫一個叛變革命的親屬槍斃了，他懷恨在心，就將彭湃等人給出賣了。 經過中央的再三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 為了營救彭湃等人，周恩來特意指示：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營救彭湃等人，并盡快懲處叛徒白鑫。 經過努力和一番打聽，楊登瀛得到了彭湃等人被押送至上海龍華的時間，并及時告知了陳賡。 于是，周恩來安排中央特科的人全部出動，埋伏在到必經之地，不料敵人提前解押轉送，營救工作失敗。 之后，彭湃與楊殷等人在龍華英勇就義，年僅33歲。 白鑫自知犯下了大罪，于是就和南京方面要了一大筆錢，居住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家里，準備出國避難。  為了盡快懲處叛徒白鑫，楊登瀛特意按照陳賡的吩咐，親自去了范爭波的家里拜訪，摸清了白鑫出國的具體時間。 楊登瀛第一時間將消息告知了陳賡，于是陳賡率領中央特科的人迅速行動，將叛徒白鑫鏟除。 自從叛徒白鑫被除掉之后，中央認為楊登瀛提供的情報不僅及時、重要而且還非常準確。為了能更安全方便的與楊登瀛取得聯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安娥等人。  1929年的秋天，叛徒戴冰石向上海警備司令部告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機關正在某個地方開會。 恰巧楊登瀛那天在巡捕房辦事，不僅隨同抓捕，還及時將消息告訴了陳賡。很快，叛徒戴冰石被清除。 有次叛徒顧某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李立三，楊登瀛知道了立即告訴了陳賡，及時清除了叛徒，保護了李立三。 再一次，叛徒陳慰年出賣黨內的重要文件，謀取利益，楊登瀛得知后先是用兩根金條穩(wěn)住了叛徒，隨后告知了陳賡，叛徒立刻被懲處。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楊登瀛還救過任弼時。任弼時不幸被捕之后，陳賡找到了楊登瀛。楊登瀛不僅沒有拒絕，而是設法營救，對相關領導謊稱任弼時是自己手下的人。 相關領導雖然將信將疑，最終還是賣了人情給楊登瀛，將任弼時釋放了。 除了提供情報外，楊登瀛還利用自己的人脈和關系，讓許多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打入到了國民黨內部。 比如：錢壯飛能順利打入中統的內部，成為中統特務負責人徐恩曾的秘書，楊登瀛就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央也掌握了中統很多的機密。 直到幾十年之后，周恩來都多次稱贊此舉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就這樣，在那段大權在握的時光里，楊登瀛明明可以享受國民黨的高官厚祿，但他卻只因受過中國共產黨的恩惠，便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向共產黨提供許多有價值的情報。 除了他重感情，有正義感外，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有一顆向著共產黨的心。如果沒有他的突出貢獻，那么在那個白色恐怖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遭受的損失可能會更多······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后叛變。由于工作關系，顧順章是知道中央特科很多的機密，自然也包括楊登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情報的事情。 在危急時刻，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錢壯飛及時截獲了顧順章叛變的情報，并不顧自己安危，及時將情報傳達到了中央。 就這樣，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中央和所屬重要機關平安脫險，將損失降到了最低。 楊登瀛雖然是國民黨的官員，但在此情況危急的時刻，陳賡還是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找個地方避難。 而楊登瀛心中始終堅信顧順章斗不過張道藩，并不愿意離開上海。陳賡便囑咐道： “你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供出你來，你就要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后中國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的?！?/p> 之后，陳賡和楊登瀛都被逮捕。即使在獄中，楊登瀛還在努力用自己的人脈來照顧陳賡，這也讓陳賡非常感動。 在獄中，楊登瀛始終緘口不言，沒有說出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機密。半年多之后，利用張道藩的關系，楊登瀛被釋放。 雖然張道藩也給他在南京安排了一個職位，但相關部門并沒有放松對他的監(jiān)視。 從此之后，楊登瀛的風光不再，生活漸漸歸于平淡，同黨組織也失去了聯系，在南京擺了一個小攤子為生······ 十多年過去了，解放軍打過了長江，新中國成立了，楊登瀛也不再是當年那個能在上海攪動風云的人物。 隨著年歲的增長，楊登瀛的生活也越來越貧困。 在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期間，南京市政府發(fā)出公告，讓在國民黨軍隊，政府、特務等機關任過職的人，一律到公安機關去登記。 楊登瀛認為當年任職期間為中國共產黨做過事情，應該不用登記。 在期限到了之后，楊登瀛立即被逮捕，并很快被移送法院。經過法院相關領導審批，準備對他處以重刑。 審訊時，楊登瀛說了自己在1928年到1931年為中國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并和相關工作人員說：“陳賡可證明我的身份······” 風雪中離世，臨終留下遺言為了慎重起見，當時的法院院長兩次致函陳賡，以確認楊登瀛的身份。 1951年11月底，百忙之中的陳賡特地回信為楊登瀛證明： “關于鮑君甫（國民黨稱楊登瀛）之說法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系1927年與我黨發(fā)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我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他對我頗為照顧。之后他擔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他表現不佳，其他詳情不知?！?/p> 之后，陳養(yǎng)山得知楊登瀛的情況后，特意給南京相關部門的領導寫信：“鮑君甫（楊登瀛）對我黨的保衛(wèi)工作做出過巨大貢獻，曾先后救出了我黨許多同志?！?/strong> 同時在信中，陳養(yǎng)山還提到自己和陳賡等人會想辦法給楊登瀛一些救濟。 根據陳賡和陳養(yǎng)山的信件和證明，南京市人民法院對楊登瀛進行了從寬處理。 1956年，在陳賡的安排下，南京軍區(qū)專程派人將楊登瀛送到了北京。 在北京，楊登瀛見到了當年陳賡、陳養(yǎng)山、安娥等人，與他們一起回憶當年的歷史。 陳賡不僅仔細詢問了楊登瀛的生活狀況，還委托有關方面照顧他的生活。臨別之時，陳賡不僅帶楊登瀛去醫(yī)院為其安裝了假牙，還送去了衣服、鞋等生活用品。 在陳賡，陳養(yǎng)山，安娥等人的關心下，楊登瀛的生活自此有了保障。但收入還是有限的，楊登瀛家里的孩子又多，生活仍然困難。 有一年冬天，楊登瀛覺得實在有些撐不下去了，就給安娥寫了一封求救信。收到信的安娥，不顧自己身在病中，給楊登瀛一家寄去了冬衣、日用品等。 陳賡等人的幫助，讓楊登瀛一家一直感動不已。之后在與安娥等人的通信被迫中斷后，楊登瀛一家的生活更落魄了。 1969年12月底，在漫天的風雪之中，楊登瀛在貧病交加之中離世。臨終前，他再三對身邊的家人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內奸，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之后，周恩來得知楊登瀛逝世后，深感痛惜，特意委托人去看了楊登瀛的家屬。即使在彌留之際，周恩來還特意將羅青長叫到了身邊，提到了楊登瀛的名字。 在當年的上海，楊登瀛雖然是個雙面間諜，一面做著國民黨的高官，一面又幫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工作，兩面討好，兩面不得罪。 但無論他當年內心有著什么樣的考慮，但他在中國共產黨困難時期所作出的貢獻則是真實存在的。 要知道單從個人的仕途來看，他完全可以倒向國民黨，而不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做“雙面間諜”。 從這一點上講，周總理說得對，我們不應該忘記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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