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文史專家劉世南先生于2021年8月1日晚遽歸道山，享年九十九歲，我是次日在微信朋友圈中驚悉這一噩耗的。不過，按照《尚書·洪范》的說法，“考終命”屬于世間“五?！敝唬彩侨松捎龆豢汕蟮?。我與劉先生曾有過十余年的書信往來，卻始終無緣拜會，這一鴻雁因緣始結(jié)于劉先生惠贈其有關(guān)清詩流派研究的大著。
1995年底，我突然收到一部由南昌寄贈而來的厚重圖書《清詩流派史》，書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將近600頁。由于是繁體豎排，版式疏朗，加之開本較當時大陸版32開圖書大了一圈，驚艷之余，不免浮想聯(lián)翩。我當時供職于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下屬的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擔任責任編輯于1994年8月出版已故學者袁行云先生所著《清人詩集敘錄》，三大冊精裝，在20世紀90年代中也頗壯觀。劉先生大概在圖書館看到了這部新書，于是據(jù)是書之版權(quán)頁按圖索驥，惠其大著，無非“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雅意。此外，其中還有一層因緣，也值得一提。供職于福建師大中文系的郭丹先生曾就讀劉先生的研究生，算是其入室弟子，用劉先生自己的話說：“現(xiàn)在早已青出于藍，在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闭枪ば峙c文津出版社聯(lián)系，才令《清詩流派史》得以順利出版。學生幫助老師出版專著，也算當今學界的一段佳話了。我與郭丹兄曾共同參與山東社科院文學所喬力先生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主流》叢書的寫作，于1995年中在泉城一起開過兩天研討會，得以結(jié)識。郭丹兄為人慷爽，其師贈書于我，或許與此也有一定關(guān)系。據(jù)劉先生來函講，怹手頭樣書無多，除寄送幾家圖書館外，贈送私家者不過錢鍾書、敏澤等有數(shù)的幾位著名學者而已。我能有幸濫竽其間，不無受寵若驚之感。獲贈劉先生大著后，我隨即奉上《清人詩集敘錄》一套，并附書自報家門，從此開始了與劉先生的書信往來。1996年1月5日劉先生有七律《謝趙伯陶寄贈袁行云先生遺著<清人詩集敘錄>》云：“八十卷成鬢已絲，名山事業(yè)更相期。交同金石終無負，書落江湖最可思。并世難為詩派析，識公真恨暮年遲。平生微尚何人省，風雨倚樓只自奇?！眲⑾壬L我二十五歲，屬于父輩中人，我自不敢怠慢。劉先生寫信鋼筆小楷，工工整整，密密麻麻，一絲不茍，動輒一兩張信箋，討論清代詩人的有關(guān)作品，要言不煩，透露出其內(nèi)在充盈的深厚學養(yǎng)。若投桃報李，我自難匹敵，于是就用八行中式信箋，用勉為其難的行楷恭敬呈書劉先生致意，因字大居然也能寫滿兩三張信箋，無非形式大于內(nèi)容，稍稍遮掩自家腹笥儉陋而已。港臺書籍，當時內(nèi)陸難以見到，若撰寫書評，一般要有原著呈送雜志編輯部，變通之法就是改換一種形式公諸媒體。1996年4月17日《團結(jié)報》副刊《茶館》刊登拙作《讀<清詩流派史>——戲為六絕句并序》，算是“以茶代酒”的一種補償罷。其序云：“劉丈世南教授，年逾古稀，嘗司江西師大中文教席有年，專攻清詩?！肚逶娏髋墒贰芬粫笱鬄⑺氖嗳f言，焚膏繼晷，歷十五寒暑始殺青，業(yè)由臺北文津出版社付梓問世，厚重之作也。全書詳述清人詩派十九，有影響之詩人二，考鏡源流，提綱挈領(lǐng)，縱橫議論，筆墨酣暢，洵可作江山之助。捧讀之下，感慨系之，爰據(jù)書中所論者，戲為六絕句，非敢追比前賢，聊博方家茶余一粲耳?！苯駜H舉三首以見當時誠意?！队萆皆娕伞罚骸梆B(yǎng)氣深根大雅音，前賢嗤點坦胸襟。才高未有回天力，辜負河東一片心?！薄秺鋿|詩派》：“鏤金錯彩暢幽思，半世凄涼惹恨辭。莫道梅村風骨少，圓圓一曲性靈詩。”《神韻詩派》：“淡寫丹青韻自多，脫巾獨步漫吟哦。可憐秋柳平蕪外，今古梁山一曲歌。”詩發(fā)表后寄呈劉先生斧正，未得一言臧否，然而班門弄斧，也實屬無奈。北人不諳入聲，或有平仄不調(diào)；且七絕創(chuàng)作不比七律那樣，可以兩聯(lián)對仗遮丑，而須有靈感，方能“天籟自鳴天趣足”，否則膠柱鼓瑟，徒惹人笑，古人唱和多用律詩形式即為明證。于是決心從此不再吟詩，也算是藏拙一法。1998年10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嚴迪昌先生所著《清詩史》，上下兩冊將近1100多頁，謂之巨著，并不為過。嚴先生司教東南多年，勤于著述，《清詞史》《陽羨詞派研究》以及所編著之《近代詞鈔》相繼問世之后，又繼而出這部大部頭的專著，在學界早已聲名卓著。與唐詩、宋詞比較，清詩的地位一向不高，20世紀前八十年專事研究者不多，除有關(guān)的資料整理以外，成果的確有限。1980年以后，伴隨改革開放的腳步，清詩研究也迎來了蓬勃發(fā)展的春天；特別是1983年12月，首屆全國清詩討論會在蘇州的召開，更激發(fā)了有關(guān)學者深入研究清詩的熱情。清詩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終結(jié)與總結(jié)期，其詩論、詩創(chuàng)作的集大成地位與超越元、明詩的價值體現(xiàn)，也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有關(guān)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成績喜人。錢仲聯(lián)先生主編《清詩紀事》十二卷，煌煌二十二冊，共1100余萬字，1987—1989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以人為綱，以事存詩，著錄清代詩人五千余家，資料豐贍，蘇州大學中文系明清文學研究室編纂五載蕆事，影響深遠。若僅就清代詩史的研究專著而言，如朱則杰《清詩史》30萬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趙永紀《清初詩歌》27萬言，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出版；霍有明《清代詩歌發(fā)展史》30萬言，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其他如張健《清代詩學研究》65萬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世英、陳水云《清代詩學》24萬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兩種偏重于理論研究，與所舉前四種專注于“史”的研究有不同。如果就“后出轉(zhuǎn)精”的成熟度而論，當時則非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與嚴迪昌《清詩史》莫屬。 《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第3期刊登拙作《從臺灣出版的兩部大陸學者的清詩專著談起》，將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與嚴迪昌《清詩史》一同加以介紹，勉強了卻了我的一樁夙愿。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04年3月重版《清詩流派史》，繼浙江古籍出版社之后，該出版社2012年1月又重版了《清詩史》，終于令這兩部有關(guān)清詩的專著可以直面大陸的廣大學者了。僅以前者論，這部專著基本以詩派統(tǒng)攝詩人，共分為二十一章。“文津本”在書前的目錄中特意標注前、中、后三期，以突出本書的“史”的線索。如前期分九章，即河朔詩派、嶺南詩派、顧炎武、虞山詩派、婁東詩派、秀水詩派、神韻詩派、清初宗宋派、飴山詩派；中期分七章，即浙派、格調(diào)詩派、肌理詩派、性靈詩派、桐城詩派、高密詩派、常州詩派；后期分五章，即龔自珍、宋詩運動和同光體、漢魏詩派、中晚唐詩派、詩界革命派。其中，桐城詩派、高密詩派以及常州詩派等，又系研究界所罕及者，本書列專章加以探討?！叭嗣裎膶W”本在目錄中去掉了前、中、后期的標注，其他則一仍其舊，意在舍棄這種與內(nèi)容關(guān)涉不大的形式，自有其一定道理。我于文中特別指出劉先生鍥而不舍并甘心坐冷板凳的治學精神的可貴，劉先生讀到此文后，極為贊同其中這樣的一段感慨：“那些把治學當成某種資本或轉(zhuǎn)為終南捷徑的人，恐怕難有可經(jīng)得住時間考驗的著述問世。”（見劉世南《勿以學術(shù)殉利祿》）從清詩流派的角度研究清詩，自有其便捷之處。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詩壇人事更迭紛紜，往往此派即興而彼派業(yè)已沉寂，或者交錯勃興，競相馳逐，幾乎找不到一個與清代相始終的詩派。而每一個詩派作為一個具有一定時間跨度的文人團體，在詩史的長河中就有顯著的標志作用，將他們的詩歌理論與創(chuàng)作一一加以梳理，就有可能避免與時代脈絡(luò)糾纏不清或前后顛倒的弊病，從而達到共時性的比較研究與歷時性的影響研究的統(tǒng)一。研究詩歌史，若不顧及詩派，只按照詩人的生年或所處時代一一加以論述，就會如同斷線的珠子，難以立論。有鑒于此，一些研究者撰寫斷代詩史，往往是時代與流派兩相顧及，但若做到枘鑿相合、游刃有余，又談何容易！本書以流派之并聯(lián)或串聯(lián)為史，除符合清代詩派眾多的實際情況外，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當然，本書所解決的只是清代詩歌“流派史”的研究問題，并非“全部”的詩史，一些難以劃入流派又影響不廣的詩人只得割愛，這也是作者專為頗有影響的詩人顧炎武、龔自珍突破流派、各立一章的緣故。清代有詩文集傳世的文人近兩萬馀家，寫一代詩史若求全責備，實難計日程功；寫清代詩史以流派為綱，就能舉重若輕，綱舉目張，這是《清詩流派史》一書特殊的價值所在。今人研究詩史，難以繞開前人的有關(guān)評價，要善于在古人有關(guān)議論的夾縫中作文章，關(guān)鍵是取精用宏，擇善而從；熟讀詩人原作，正確理解詩作原義，也不可或缺，關(guān)鍵是知人論世，精于鑒賞。作者國學功底深厚，閱讀清人詩歌能夠體會其細微之處，這種藝術(shù)感覺是成年累月的文本攻讀所自然形成的，絕非朝夕一蹴而就者。加之作者撰寫此書歷經(jīng)十四寒暑，不為評職稱或其他功利目的，絲毫沒有“急就章”式的輕易與生吞活剝的草率。誠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前人說得對的，我把它深化……前人說錯了的，我通過充分說理，加以糾正……前人沒說到的，我提出自己的看法?！边@一樸素的說法看似容易，其實真正做到，絕非輕而易舉。如所周知，清代詩人除有流派之分殊外，分唐界宋、入主出奴或博采眾家、各取其長者在在有之，這又往往與流派趨向糾纏在一起，混淆難辨；而理學宗尚的不同也與宗唐祧宋若即若離，難以一言蔽之。如黃宗羲與呂留良同宗宋詩，前者學宗陸王，后者以程朱為師。這一較為復雜的局面如被后人簡單化處理，就會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作者在探討河朔詩派與理學的關(guān)系時，分析就較為中肯，可以說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其他如論顧炎武所謂“亡國”與“亡天下”為明末之社會意識，分析錢謙益之迎降清人的動機，引全祖望謂吳偉業(yè)阿諛洪承疇之言，以證《圓圓曲》并非實錄，探討清詩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統(tǒng)一問題，論證王士禛并非形式主義詩人，討論翁方綱“肌理說”的深刻用心，辯袁枚“性靈說”與市民意識的關(guān)系問題，等等，雖系一家之言，但都有發(fā)人深省之處，從而引來清詩研究者的矚目。總之，《清詩流派史》是一部學術(shù)價值很高的清代詩歌研究著作，若與其他幾部有關(guān)清詩史的著作相互參看，取長補短，對于正確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發(fā)展歷程，無疑會有極大的幫助。隨著劉先生在學界的聲望日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其所著《在學術(shù)殿堂外》的學術(shù)隨筆集。據(jù)郭丹先生為是書所撰《序》中所言：“歸納起來，先生于書中所述，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從先生自己幾十年的治學體會談如何打好基礎(chǔ)、培養(yǎng)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人才；二是將他多年來對學術(shù)研究、古籍整理匡謬正俗的文章加以結(jié)集；三是披露了先生多年來與錢鍾書等學者學術(shù)交往的情況，由此亦見先生的學術(shù)功力和學術(shù)襟懷?！睍 霸趯W術(shù)殿堂外”當是自謙，卻也透露出幾許自信。黃山書社2009年11月出版其所著《大螺居詩文存》，豎排繁體，40萬言，更是厚重之作。詩作之外，文存部分最見作者性情，其中有與錢鍾書、朱東潤、蕭滌非、程千帆等文史大家的論學往還之文字，也有秉筆直書，與余英時、章培恒等著名學者的商榷文章，因內(nèi)容已經(jīng)超出清詩研究之外，這里恕不贅言。我于1998年杪調(diào)入《文藝研究》雜志社，四年以后，編輯部醞釀策劃著名學者的訪談欄目，第一人選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啟功先生。2002年末，我們請啟先生弟子張海明教授做《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啟功先生訪談錄》，訪談當天，編輯部去了四五個人，包括主編、攝影師等，并攜帶了當時頗為先進的數(shù)碼錄音機。訪談中恰有河南孟州市四五人前來拜訪，進門即聲稱：“我們是韓愈的老鄉(xiāng)……”話音未落，只聽啟先生厲聲道：“今天你就是韓愈來了，也得等我們的事辦完！”嚴肅中不乏幽默感，從中也可見訪談雙方對這一工作的重視程度。2005年中，編輯部約請郭丹教授訪談劉世南先生，雖已免除早先興師動眾的陣勢，但人選還是頗有講究的。這次訪談的題目為《論清詩流派，望學術(shù)殿堂——劉世南先生訪談錄》，刊于2005年第6期《文藝研究》。劉先生2005年6月23日寫有《丹弟轉(zhuǎn)來伯陶兄短柬，囑刪去訪談錄中“現(xiàn)代精神”部分，漫賦》一詩，詩云：“名韁利鎖厭羈縻，底事無眠效魯嫠？盡掃萬緣真妄語，不波古井定何時？訪談有錄馳聲遠，議論無門樹德遲。域外縱能識名姓，衰翁心史幾人知？”八句詩三個問號，似有諸多無奈，但也可以窺見雙方對訪談一事的認真態(tài)度。劉世南先生特將這篇訪談錄附于其《大螺居詩文存》之后，顯然對這篇訪談的內(nèi)容大體還是滿意的。 機緣巧合的是，我在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明文選》的同時，劉先生與其另一入室弟子劉松來教授合作《清文選》，兩書一同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歷代文選》系列，2006年1月同時問世。這一系列選題雖與詩歌無關(guān)，但究其因緣，卻仍與“清詩”脫不開干系。后來聽劉松來教授傳言，劉先生仔細審讀了拙作《明文選》，似沒有發(fā)現(xiàn)大的問題，這于我而言已經(jīng)不啻獎勉了。此后我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王士禛詩選》，2009年1月出版，惴惴不安地恭呈劉先生批評，卻未獲嗣音，現(xiàn)在想來可能因郵路不暢而不曾寄達，誤會中也致使聯(lián)系中斷。特別是當時電郵的普遍使用，八行尺牘漸成鳳毛麟角；加之十年前的一段時間約稿不斷，忙于“筆耕”等自家瑣事，不免顧此失彼，卻又總想不久后一定會有機會至南昌謁見劉先生，當面請益比書信求教更為受惠。如此因循，忘記了劉先生早已進入耄耋之年，其結(jié)果就是與劉先生終于緣鏗一面而陰陽兩隔了，從而留下了無盡的遺憾。最近在網(wǎng)上查找有關(guān)劉世南先生的資訊，意外發(fā)現(xiàn)2010年中，劉先生曾冒暑熱來京至北大講學，寫有二十七首《北行雜詩》。第一首云：“曾李傳人數(shù)柳君，指麾若定信能軍。舊盟必踐瞻風義，好我真成嶺上云。（柳春蕊先生在北大讀博時，即欲請我為研究生講學，今始與胡敕瑞先生共踐前言。）”第六首云：“文史哲人聚一堂，質(zhì)疑答問盡相莊?；癁楣侨鉄o他術(shù)，童子功深似截肪。（聽講者有北大哲學系、歷史系之碩、博生，亦有中文系之本、碩、博生，另有中文系教師?；騿栍嗪我阅苁菇?jīng)典化為骨肉，余笑謂不過童子功深耳。）”其中第二十四首居然還提到賤名：“僅通電話周元彪，論心難訪趙伯陶。不作京華褦襶子，資王吳汪夢中遙。（北京酷熱，資中筠、王毅、吳思、汪木蘭諸先生皆不能通謁。）”從形式與詩風推斷，劉先生之作顯然有效法龔自珍《己亥雜詩》的味道。今天始讀十年前劉先生的舊作，不禁感慨系之，嗟嘆良久。在通訊手段與資訊極為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與劉先生失聯(lián)的責任完全在我，當下只能以此小文，寄托哀思并抒發(fā)無限緬懷之情。本文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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