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系統(tǒng)性介紹中國古代農業(yè)文明的歷史文化典籍，《齊民要術》的農學思想具有多個面向和指向?！洱R民要術》雖是一部農書，但作為地方官的賈思勰，在魏晉南北朝動蕩的局勢下深感人間疾苦，也深刻地意識到農業(yè)生產作為國之根基的重要性。題眼的“齊”字有兩層含義：第一是平等，無貴賤之分。這個角度立足于《中庸》“天命之謂性”和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性本善論，肯定每個人的人性善端，具有道德層面的普遍意義；第二是平民，面向老百姓的意思。這是立足于《齊民要術》十卷的具體內容，從糧食、果木種植到牲畜、水產養(yǎng)殖，再到農副產品加工以及對當時農作物品種來源等介紹，都為從事農業(yè)生產的勞動者提供了重要的知識與經驗，具有富民教民的現(xiàn)實意義。而基于儒家仁愛思想的政德觀是上述兩個方面的集中體現(xiàn)，可進一步涵攝為三個方面。

食為政首，安民足用

我國自古以來十分重視農業(yè)生產，賈思勰論道，“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意思是“神農制作了耒耜，讓老百姓使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堯帝命令四位大臣，謹慎地將耕種時節(jié)宣告給群眾知道。舜帝給大臣后稷下達命令，將糧食生產問題作為治政的頭等大事。禹帝規(guī)劃了土地和田畝制度，所有地方都有了可以依循的軌道”。賈思勰提到《尚書》中也有“稼穡之艱難”的歷史寫照，在《尚書·洪范》篇中，箕子向周武王傳授治國理政的“九疇”大法，其中第三疇便是強調八項政務，也就是“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其中居第一位的就是食，也就是食為政首。賈思勰進一步引用《淮南子》“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的論斷，重申了農業(yè)生產對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儒家政德理念的根基性意義。

重視農業(yè)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百姓安定，具體方法就是民本足用、勿奪其時。正是賈思勰引用《淮南子》所論“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奪時”。“勿奪時”可分成三個層面看：其一，尊重自然規(guī)律，不可盲目擴大生產。賈思勰多次征引《孟子》中“寡人之于國也”一段的論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認為只有尊重和認識自然規(guī)律，才能恰當?shù)乩米匀灰?guī)律進行農業(yè)生產，進而“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二，弘揚節(jié)儉的修養(yǎng)美德，開源更需節(jié)流。賈思勰征引《孝經》所論“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對待食物要敬重，因為每一粒糧食都是上天的賦予、大地的恩賜、人類的誠敬。其三，充分給予老百姓正當合法的權益，是涵養(yǎng)政德的必要條件?！墩撜Z》中，魯哀公問孔子弟子有若為政之道，有若言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只有百姓富足、安居樂業(yè)，為政者才能獲以真正的長久。因為傳統(tǒng)儒家強調的是家國同構，是“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的為政理念，賈思勰指出這與《史記》所言“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的政德理念是一致的。

富而教之，詩書耕讀

賈思勰認為，“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尚書》和《詩經》所描繪的是“殷禮吾能言之”、“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善治圖景。而這背后關鍵是能否做到“富而教之”。孔子到衛(wèi)國，冉有隨侍，孔子看到衛(wèi)國人口很多，甚喜。冉有問孔子，怎樣讓這些人口得以善治，孔子言“富之”，冉有再次追問，孔子回復“教之”?？梢娭匾暯袒强鬃诱握軐W的核心途徑之一。重視教化以涵養(yǎng)政德，在當時的效驗是《孟子》所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從而也可以達到《管子》所論“倉廩實，知禮節(jié)；衣食足，知榮辱”的社會風尚。

詩書禮樂是古典時代儒家仁愛思想的直接來源，也是涵養(yǎng)政德的重要途徑?！洱R民要術》除了記載農業(yè)生產之外，也特別重視教化百姓。它引述《四民月令》的記載，稱每年正月初一的時候，家里的幼童、青少年要給家里的長輩敬上“椒酒”，并“稱觴舉壽”，一派和諧氣象。初春，在每年農事未起的時候，家長命十五歲以上的“成童”到太學學習《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經傳。等到硯臺上不結冰了，就命“幼童”入小學，學《六甲》《九九》《急就》《三倉》等篇章。而且每年“十月農事畢，命成童入太學，如正月焉”，可見賈思勰對于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相當重視，以此繼承儒家仁愛傳統(tǒng)。每年十一月，硯臺上凍冰，不能寫字，就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等。到了十二月，便召集宗族朋友，舉行各種禮儀活動，如婚禮、賓禮等，以此“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為來年的農事生產奠定基礎。此外，賈思勰還十分重視書籍的保存與維護，這也體現(xiàn)了其作為一個讀書人應有的品格。

顯發(fā)仁心，希慕賢哲

上文所言“申之以孝悌之義”，《論語》中開篇第二章，有若也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重視孝悌之道是涵養(yǎng)一個人仁愛之心的基礎途徑，是邁開人生第一步的關鍵啟蒙之法。以對父母、兄弟、姐妹的愛心顯發(fā)出人之本然善性，這是牟宗三先生說的“性由心顯”。仁心的顯發(fā)擴展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首先要符合人性人情之特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的本義就是強調仁心的落實是一個由親到疏的現(xiàn)實踐履過程，否則就是“鄉(xiāng)原”?！叭市摹边M而擴展到家族治理中，賈思勰引述《四民月令》的記載：每年的三月，貧苦人家里儲存的糧食或許不足，新麥還未成熟，這時候富足者應當隨順天道善性，多積陰德，為窮苦人提供贍養(yǎng)，“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若秋收農事收成尚可，各家各戶皆有積蓄，當家族中出現(xiàn)因家貧無以安葬喪者時，家境尚可的士子就應該“糾合宗人，共興舉之；以親疏貧富為差，正心平斂，無相逾越；先自竭，以率不隨”。賈思勰認可這樣的宗族大事應當根據(jù)親疏遠近出錢出力。富足者更應當作表率，以彰顯仁愛之心，從而感化不愿出錢出力的宗族，從而得以善治其事。

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鮮明指出：“舍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焙螢椤氨尽?？以平民得以富足、社會得以安定為本。商賈之風的渲染帶來的貧富差距在當時顯而易見，賈思勰對此深感憂慮，進而在寫作《齊民要術》時不對此做介紹，他更希望農業(yè)作為“實業(yè)”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進而實現(xiàn)其成為賢哲的政德理想。而“賢哲”應當是怎樣的呢？他認為，“神農、倉頡，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币馑际恰跋裆褶r、倉頡這樣的圣人，仍有某些事是做不到的。所以趙過開始用牛來耕田，就比神農創(chuàng)制的耒耜效率快多了；蔡倫發(fā)明了造紙術，這比使用麻布、簡牘方便多了。像耿壽昌所倡設的常平倉，桑弘羊所創(chuàng)立的均輸法，都是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經濟調控方法”。這里面體現(xiàn)了賈思勰政德思想在經濟社會上的兩個特點：第一，實業(yè)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賈思勰是一個能夠體察儒家仁愛精神同時又能理性看待社會進步的士人，他具有高度的儒家責任意識，并且為之實踐，從現(xiàn)實出發(fā)，考量如何在經濟社會中凸顯其個人價值并為其內圣外王的人生訴求開辟出屬于自己風格的踐履之路。第二，創(chuàng)新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法先王”是為了彰顯重視農業(yè)生產的時代和歷史必然，而賈思勰不拘泥于此，以進步發(fā)展的歷史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倡導創(chuàng)新經濟管理方法的思路，是其政德觀的理論操練。

綜上，賈思勰的政德觀集中體現(xiàn)在《齊民要術》一書中，尤其是其引用前人典籍以論證表明自己的為政觀。以“食為政首，安民足用”作為其政德思想的理論出發(fā)點和現(xiàn)實目的，以“富而教之，詩書耕讀”來教育后人，和睦宗親，以“顯發(fā)仁心，希慕賢哲”來處理基層治理和經濟社會調控。三者共同構成了賈思勰以儒家仁愛為核心的政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