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山治鬼可以說在兩漢之前,佛教并未傳入之時,中國并沒有“地獄”一詞以及和地獄相關的概念。但起于前秦時期的魂魄二元論,卻由此產生了本土有關地下世界的想象。 它強調人死之后魂魄相離,并且去往不同的地方,魄濁重依附形骸葬于墓地,魂氣清輕則上揚于天際。
既然魂歸天,魄入地,也就是說人死之后的歸宿,便似乎有了兩處:“一為魂盛者升于天,或為星辰五行之神,或為天帝左右;一為魄盛者留處于地或黃泉下以歆享子孫祭祀而禍福于人?!?/p> 泰山 而余英時在其《東漢生死觀》中認為:在地下觀念轉變的初期,魂要去泰山、魄則入蒿里。 泰山成為魂魄歸依之所,在東漢時期許多鎮(zhèn)墓文中可以得到證實,“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東太山”以及“生屬長安,死屬太山,死生異處,不得相防(妨)”。 而“泰山治鬼”的信仰,則可從《三國志》中一則故事上可見一斑:管輅因擔心自己年壽不長,無法在世間為官,而只能去陰間治鬼。這至少說明,在東漢人眼中泰山已經成為眾鬼所居之地。
蒿里行 至于蒿里,在漢人眼中其實并沒有一個確切的地點。正如顧炎武所言:“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所以,在漢樂府詩中常有這樣的句子,表明蒿里其實是對于荒地的一種籠統(tǒng)稱呼。
而學者認為蒿里應該是泰山旁邊的一座小山,主要是源于漢武帝太初元年記載的:“上親禪高里,祠后土。”這里的高里即蒿里。而蒿里和泰山的關系,在陸機的《泰山吟》中表現(xiàn)的極為清楚:
綜合以上文獻記載以及考古材料,表明至少在東漢中期,泰山和蒿里便成為時人眼中的地府之所在。 (二)泰山地獄記得錢鍾書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點明了時人信仰變化的微妙之處:“經來自馬,泰山更成地獄之別名。”兩漢之際,佛教初傳中國,跟隨《佛說十八犁泥經》以及《佛說罪業(yè)應報教化地獄經》等而來的“地獄觀念”也開始逐漸流行。 一切文化在其歷史發(fā)展與相互交流中,都會達到本土因素和普世因素的某種結合。“太山地獄”這個詞匯便是其中最為精彩的變通。它一方面融合了中土所固有的“泰山治鬼”信仰,另一方面又加入佛教建立于“苦諦”基礎上的“泥犁(地獄)”觀念。 地獄 之所以能夠完美結合,其原因在于兩者在“靈魂不滅”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在早期的漢譯佛典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太山地獄”這樣新奇的譯語,比如三國吳康僧會在《六度集經》中,有人統(tǒng)計過,其中出現(xiàn)“太山”28次,“太山地獄”6次,“太山獄”3次,單用“地獄”則是6次。 太山與地獄用詞頻率的顯著差異,說明佛教在自身傳播過程中,極為注意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民眾的接受能力。除了名稱之外,“太山”的內涵也在佛經中悄悄地完成了偷梁換柱,變成了“地獄”的含義。 在《六度集經》卷四中中這樣的記載:“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我們很清晰地知道,“地獄、餓鬼、畜生道”是佛教所謂的“三惡道”,而在這里,因為太山在當時更加為人熟知,所以便將其作為尚且陌生“地獄”的外殼而加以廣泛傳播。 地獄 在佛經中關于地獄的論述,則以安世高所譯的《佛說十八犁泥經》最為系統(tǒng),我們常說的“打入十八層地獄”,即表明地獄是區(qū)分層級的,但這里的層并非單指空間意義上的上下,而是在于時間和內容上。體現(xiàn)在時間上的特征最為重要,即按照生前所犯罪行的輕重來決定受罪時間的長短。 所以,如果罪孽深重到無以復加,那么其所面臨的必將是永遠也看不到盡頭的苦海,永遠也沒有出獄日期。實際上的確如此,佛教的地獄與苦海是任何一種宗教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因為佛教人生哲學乃至整個佛教哲學的大廈,都是精致地建立在人生無常、一切皆苦,即“苦諦”的理論基石之上。 老子化胡 兩漢之時,除了外來佛教的影響之外,本土道教也在發(fā)展之中,而早期佛教為了適應本土,自明帝至桓帝的幾百年之間,始終以黃老、浮屠歸為同道,將老子和佛陀一同供奉,更有甚者直接以道教教主老子為佛陀,比如西晉道士王浮造有《老子化胡經》之說。 (三)墓葬功能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墓葬即是宗教,墓葬所要表達的正是關于人在死后的歸宿問題,這關乎所有人的終極信仰。而對于死亡的恐懼始終與人類相伴,死之恐懼源于人類自我意識的產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于是,人死之后,以死亡為契機、以墓葬為依托,這便成為了竭力表達了人們運用自我意識對抗生命消亡的終極手段。 那么,在佛教初入之時,人的靈魂便似乎有了兩種選擇的可能性:一種是按照佛教觀念,前往太山地獄之中;另一種則是道家尸解成仙,于墓內完成生命轉換。那么,當時的漢人該如何理解這種差異,靈魂又該何去何從?從早期佛教傳入并應用的眾多喪葬情景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蹤跡。 早期佛像分布示意圖 有關早期佛教的圖像分布,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區(qū)(魯南、蘇北和川蜀),其中尤以四川地區(qū)豐富而多樣。出現(xiàn)在喪葬情景中的主要有這么兩類載體,一種多出現(xiàn)于墓室門額上,一種多出現(xiàn)于隨葬的搖錢樹中。前者以四川樂山麻浩崖墓上的佛坐像為代表,后者以四川彭山崖墓所出搖錢樹座為代表。 四川樂山麻浩崖墓座佛 這里的坐佛像高約28厘米,身著通肩天衣,頭頂后有圓形光環(huán),被稱為是最早的佛像石刻。佛像出現(xiàn)在門額上不是孤例,在柿子灣墓的門楣上也同樣有這種表現(xiàn)方式,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其實與漢代祠堂以及畫像石上,西王母的構圖方式極為類似。 彭山崖墓出土的搖錢樹佛像 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則出現(xiàn)在陶制的搖錢樹上,比如彭山崖墓所出的這件佛像。在底座正中央有一尊坐佛像,其高髻長衣,施無畏印,左右還各有一位侍者。而下端則模印有左右龍虎爭璧的獨特造型,則令人不禁想起了漢畫中西王母最常用的“龍虎座”。 西王母龍虎座 從以上兩例考古實物來看,四川地區(qū)的早期佛教造型、構圖與當時流行的西王母信仰關系匪淺,兩者之間可能互有借鑒之意。正因為如此,這兩類圖像(佛陀與西王母)在性質和內涵上具有極大的相似性,所以他們可能都是漢人所頂禮膜拜的神祇對象。 可以看出,佛教初入之時,佛像所代表的含義基本上與本土信仰的西王母相混同,其出現(xiàn)于喪葬情境之下,也主要還是延續(xù)先秦以來“死后升仙”的觀念,因為西王母正是仙境的主宰,通過在墓內裝飾西王母仙境的種種元素,意在直接于墓內完成死后生命形態(tài)的轉變。 升仙圖 所以,在佛教地獄觀念還沒有達到影響極為深刻的情況下,漢人的靈魂歸宿,似乎便只能有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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