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孫祿堂如何受聘于國術研究館（后改稱中央國術館，筆者注，下同）以及如何又轉任江蘇省國術館，坊間傳說紛紜。理清這段歷史，對于我們研究、了解近代國術運動初期的歷史環(huán)境，尤其是深入探究近代國術運動發(fā)展脈絡形成的深層原因是有益的。為此我們根據(jù)史實以及相關史料的記載，對孫祿堂因何辭去國術研究館任職以及為何去江蘇省國術館任職這個過程進行了梳理，呈現(xiàn)這一歷史事件的真實原因。

1928年3月24日國術研究館成立，決定聘請孫祿堂擔任該館的教務主任兼武當門門長，因館方?jīng)]有孫祿堂新的聯(lián)系地址，故委托陳微明幫助聯(lián)系。

4月初，孫祿堂接到陳微明轉來的國術研究館聘請函，陳微明邀請孫祿堂先途經(jīng)上海見面，再由上海去南京。孫祿堂于4月中下旬乘火車去天津，由天津乘船去上海，途中遇臺風，在海上停泊一周，至4月底到達上海。

孫祿堂到達上海后受到上海武術界各方的隆重歡迎，期間孫祿堂受邀表演了幾次武藝，震驚上海武術界，中華體育會、上海法科大學、儉德儲蓄會、精武體育會等多家機構力邀孫祿堂留在上海任教，教授其武學。

5月6日，國術研究館再次給陳微明來函，請陳微明轉呈孫祿堂，邀請孫祿堂來國術研究館任教。于是孫祿堂于5月7日乘火車由上海到南京，5月11日中央國術研究館舉行歡迎大會暨開課典禮。典禮過后，孫祿堂得知有針對自己的匿名信，不知何人所為，信中皆是捏造的毀謗之言。孫祿堂見此環(huán)境，對張、李二人講：“我這次南來主要是來看看李督辦等故交，并非為館中任職而來。”當即提出辭職，退還聘書，拂袖而去。

張之江、李景林見此，極力挽留，李景林請陳微明轉告孫祿堂：“若不愿意住在國術館中，即在我處住可也。高興時去看看，不必拘泥?！睂O祿堂見此，勉強同意暫留，孫祿堂說：“即如此說，我暫承乏，請督辦（指李景林，筆者注）速物色人才?！?/p>

但此后孫祿堂又接連收到匿名毀謗信，且在教學內(nèi)容及課程安排上孫祿堂與張之江意見不同，孫祿堂隨即掛冠而去。

斯時中華體育會（上海）、上海法科大學、上海儉德儲蓄會、精武體育會等多家機構皆下聘書邀請孫祿堂去講學。

鑒于孫祿堂武功卓絕，在國術界內(nèi)外影響巨大，李烈鈞、張之江、李景林等意欲請孫祿堂留在國術館體系內(nèi)，見孫祿堂雖然平日待人態(tài)度謙和，但做事時極剛強果決，故與江蘇省省主席鈕永建商議，決定立即成立江蘇省國術分館（后改稱江蘇省國術館，下同），由鈕永建兼任館長，由孫祿堂擔任教務主任主理館中教務等一切事項。同時，李景林請托孫祿堂推薦接替武當門門長的人選，孫祿堂先后推薦數(shù)人，如靳云亭等，卻因多種原因皆未能赴任，最后找來了高振東代理武當門門長。高振東到任后月余，發(fā)生少林、武當兩門門長比武事件。此后中央國術館取消武當、少林兩門的設置，改設教務處負責教務。李景林邀請陳微明擔任教務處長。陳微明以致柔拳社走不開為由婉拒。

上述內(nèi)容見1928年4月27日至5月12日的《申報》《民國日報》《中央日版》的相關報道、中央國術館與江蘇省國術館的課程設置及課程表以及1947年8月21日陳微明發(fā)表在《小日報》的回憶文章《近代武術聞見錄》等。

以上就是孫祿堂辭去國術研究館的情況以及整個過程，期間并沒有發(fā)生2000年后出籠的“塵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即《記武當門長高振東》）”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高振東先生回憶錄》兩文中捏造的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之事。

對孫祿堂因何來國術研究館又因何掛冠辭職這個過程，深度參與的陳微明在1934年8月《國術統(tǒng)一月刊》發(fā)表的《孫祿堂先生傳》中“以忌之者眾，不合辭去”，概括性地記載這個事件，此后陳微明又在《近代武術聞見錄》中對此事作了如上所述的翔實記載，即孫祿堂是因國術研究館中有人針對自己頻頻發(fā)送匿名毀謗信，而提出辭職，掛冠而去。

分析一個歷史事件背后的原因，第一要以確定的史實及史料記載為基礎；第二要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對相關史料進行甄別、辨析，依據(jù)邏輯，分析其原因，判斷其真?zhèn)巍?/p>

國術研究館于1928年3月24日成立，籌備兩個月后，于1928年5月11日舉辦開課典禮暨歡迎該館主任孫祿堂。孫祿堂于1928年5月中旬即掛冠而去，國術研究館于5月下旬與江蘇省政府商議籌備成立江蘇省國術分館,并由江蘇省政府委員會議決定成立江蘇省國術分館，于1928年5月27日宣告成立，推定鈕永建為館長，錢佐伊為副館長，陳和銑、張之江、何玉書、茅祖權、張乃燕、孫少江為董事組織董事會；于6月29日開第一次董事會議，通過章程，著手組織本館分教務、事務二部，聘請孫祿堂為教務主任，孫少江為事務主任。江蘇省國術分館開始成立時，其地址設在南京道署街江蘇水陸公安管理處舊址。

史料證據(jù)：

1、《中央國術館匯刊·紀要》《本館籌備會紀事》一文（1928年7月出版）。

2、《中央日報》1928年5月12日報道“國術研究館已開課并歡迎主任孫祿堂”。

3、《小日報》1947年8月21日《近代武術聞見錄》。

4、《江蘇省國術館年刊》《本館大事記》（中華民國18年7月編印）。

孫祿堂與張之江在武術思想上高度趨同，在國術教學宗旨上也多有相同之處，都認為國術教學在精不在多，但當落實在具體課程安排上，兩人意見不一。

孫劍云講：“先父從上海到南京不久，李烈鈞、張之江、鈕永建、李景林等設宴歡迎先父，席間張之江講：'都知道老先生是萬能手，我不敢讓您留下千手萬手，每期留下個百八十手就行了?！雀钢v：'一年下來能把三手學明白就不錯啦。’張之江問：'哪三手？’先父講：'無極式、三體式和劈拳。’張之江聽先父這么講，就不說話了，露出不滿之色。以后傳出先父保守國術秘密的說法。先父察人甚明，感覺與張之江不容易合作，就提出辭職。張之江多次挽留，請李烈鈞、李景林來做說客，但先父去意已決。后來鈕永建來，說要成立江蘇省國術館，請先父去，鈕永建說：'教什么怎么教都聽您的。’這樣先父就答應去了江蘇省國術館。”

孫劍云這個說法是否可靠呢？

這從中央國術館與江蘇省國術館的課程安排上，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二者在課程安排上的標準不同。

按照國民政府的要求，中央國術館及各省市國術分館的課程比例是術科（即國術）最多只能占總課時的60%，學科占40%，這個術科與學科的分配比例是不能變的。學科包括黨義、軍事訓練和文化三部分，其中黨義含（國恥課）占20%也是硬性規(guī)定，軍事訓練與文化課比例可以自行安排，基本各占10%。所以，真正用來國術教學的課時只有總課時的60%，而且?guī)煼栋嘁笠荒暌黄诋厴I(yè)，民眾班半年一期畢業(yè)。那么在一年總課時60%的時間里教什么、學什么才合乎國術研究館這個名號，就反映主管者對國術的不同認識。

比如，孫祿堂主持的江蘇省國術館的術科內(nèi)容只有三門課程：形意拳、太極拳和少林拳。而中央國術館的術科內(nèi)容包括八門課程：形意拳、八卦拳、太極拳、翻子拳、戳腳、搏擊（拳擊）、摔跤、長短兵。而且在術科中摔跤所占比例最大。

在同樣的教學時間內(nèi)，江蘇國術館只開設三門課程，而中央國術館開設八門課程。由此就清晰地反映出孫劍云所講的，他父親孫祿堂與張之江在國術的教學內(nèi)容與科目安排上的分歧。所以，盡管二人都提倡國術修身、術德并重這一宏觀宗旨，甚至張之江也提倡“練習國術在精不在多”（見張之江在中央國術館成立后第二次講演），但在如何落實上，在何謂多、何謂精的具體體現(xiàn)與取舍上，二人的觀點不同、意見相左。張之江為館長，館中教師不少人附和張之江的意見，這也是孫祿堂辭職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忌之者眾，不合辭去”的根子。

因為孫祿堂“極簡”的教學思想勢必要導致一批中央國術館的拳師下崗，必然會引起眾人之忌。但師范班一年一期畢業(yè)，不如此，則不能保證教學效果，所以這又是孫祿堂所堅持的。顯然張之江那種“適度”的在精不在多的思路更容易得到眾人擁護。故孫祿堂因不合辭去。

史料證據(jù)：

1 江蘇省國術館師范班課程安排

2 中央國術館師范班課程安排安排

中央國術館首屆國術國考時，評判長之一的馬良突然要考試點錄人員宣稱要受邀前來參觀的嘉賓孫祿堂參加考試，引發(fā)孫祿堂走到場中高聲質(zhì)問：“今日考試乃是國家大典，為何不照考試規(guī)則，我不是報考人員，為何妄傳，如果本次考試改為打擂，我即上場比試?！彼箷r國府常務委員、評判委員長之一的李烈鈞及其他人員都下到場中，緩解氣氛，并請孫祿堂去主席臺就坐。這時臺上觀眾大喊“馬良評判不公，趕快退席！”馬良不得已，下臺而去。

史料證據(jù)：《小日報》1947年8月29日刊登《近代武術聞見錄》，陳微明撰寫。

1929年11月浙江舉辦國術游藝大會，被后人稱為“千古一會”，全國知名的武術家能匯聚一堂，在此前的歷史上也是聞所未聞。當時浙江省政府有浙江財團的支持，借西湖博覽大會的勢頭，辦此空前盛舉。大會出錢、出路費并免費食宿招待，把全國各地知名拳師請來。這既是盛事，但也有很大的麻煩，麻煩不僅是招待，更要緊的是每位拳師的座次如何排才能使來者氣順誠服，花錢辦事，才能得到好的效果。因此，排座次就是件非常慎重的事。從當年各類報刊的報道上看，大會辦的很成功，舉辦者達到了目的。因此，上海又緊跟著辦了上海國術大賽，基本班底就是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這些人。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聘請了布衣出身的孫祿堂擔任評判副委員長，與國府委員兼國府軍事委員李景林上將等一同作為本次大會的號召性人物主持本次大會，并且聘請孫存周擔任首席檢查委員。上海國術大賽又聘請孫祿堂擔任評判主任。

史料證據(jù)：

1、《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匯刊》浙江省國術館1930年3月出版。

2、《民國日報》（上海）1929年12月19日（滬訊）《上海國術比賽大會開幕》，內(nèi)中報道“評判主任孫祿堂，與張兆東、姚馥春、吳鑒泉、劉百川、佟忠義、陳微明、李星階……”

中央國術館《國術周刊》刊登《國術史》中對孫祿堂的評價：“祿堂先生之為人，其技擊因已爐火純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偽者所可同日而語，術與道通，若先生者，可謂合道術二字而一爐共冶者也，世有挾技凌人者，應以先生為千秋金鑒。”

史料證據(jù)：中央國術館《國術周刊》152～153合刊“國術史（續(xù)18）孫祿堂”。

江蘇省國術分館成立后，該館最高行政實際由孫祿堂統(tǒng)領，館長鈕永建全面放權。這是孫祿堂接受江蘇省國術分館聘任的原因。而且這從孫祿堂到任后的實際管理中得到了證實。

史料依據(jù)：《大亞畫報》1932年12月10日刊登《一龍二虎記》，內(nèi)中記載道：“溯江蘇省國術館，初開辦時，鈕永建氏，適任第三屆省政府主席，乃自兼任該館館長一職。河北老拳師孫祿堂氏，則以教務長名義，綰領館中最高行政，規(guī)劃一切，頗見周祥，鈕氏畀依尤殷，事無掣肘，是以該館雖在建設初期，而氣象嚴整，凡百俱見蒸蒸日上也。……”

根據(jù)費隱濤在其《我的武術生涯》（發(fā)表在《人物春秋》）中自述，他13歲拜王子平為師習武，三年后王子平帶他去鎮(zhèn)江向孫祿堂學習形意拳。由該自述亦可旁證當年不可能發(fā)生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一事，因此孫祿堂辭去中央國術館的職務一事與王子平?jīng)]有關系。

史料證據(jù)：費隱濤口述的《我的武術生涯》發(fā)表在《人物春秋》上，發(fā)表時費隱濤還健在，且發(fā)表后無人提出質(zhì)疑，故可作為口述史。

在當年諸多史料中，對孫祿堂在當時國術界享有極高聲譽、其武功有口皆碑，相關記載甚多，在此不一一枚舉。

根據(jù)上述史實及相關的史料記載可知，孫祿堂辭去國術研究館的原因有二。

其一，孫祿堂剛到國術研究館赴任，即得知有針對自己的匿名毀謗信。因此，孫祿堂不滿意國術研究館的人事環(huán)境，加之此前上海法科大學、中華體育會、儉德儲蓄會等多家武術機構力邀孫祿堂去任職。

其二，在國術研究館的具體課程安排上，孫祿堂與館長張之江的意見不統(tǒng)一。孫祿堂感到這里不能按照自己的教學思想進行教學。

鑒于上述這兩個原因，孫祿堂掛冠而去。

另外根據(jù)上述史實及相關史料記載可知，孫祿堂在國術研究館期間，不可能發(fā)生當今社會上訛傳的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之事，此外，從當年已經(jīng)發(fā)生的諸項史實上看，也不可能發(fā)生孫祿堂因有拳師挑戰(zhàn)，去找高振東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卻借此辭職之事。

首先根據(jù)史料記載看以下史實發(fā)生的時間：

5月11日國術研究館召開歡迎主任孫祿堂的儀式暨開課典禮。隨即孫祿堂因為匿名毀謗信，即提出辭職（史料證據(jù)，史實一中史料2、史料3）。

5月27日國術研究館與江蘇省政府達成一致，籌備成立江蘇省國術分館（史實一中史料4）。

6月29日聘請孫祿堂擔任江蘇省國術分館教務主任，全面主持館務（史實一中史料4）。

其次，倘若孫祿堂是因為遇到比武挑戰(zhàn)，需要找人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卻因此辭職逃避，那么，當年孫祿堂在武術界的名譽必然掃地，江蘇省國術分館的董事會會請這樣一個在國術界沒有號召力的人來當教務主任、主持館務嗎？如果讓一個剛剛從同一個城市的國術研究館因躲避比武挑戰(zhàn)而辭職的人來這里擔任教務主任，有誰會來這里學習武術呢？

再者，張之江是籌備江蘇省國術分館董事會的董事。倘若孫祿堂是因為躲避比武挑戰(zhàn)而辭去國術研究館任職的，如果再有誰挑戰(zhàn)孫祿堂，孫祿堂再因此辭職怎么辦？那真成了剛成立的江蘇省國術分館一個天大的笑話，這不是張之江及董事會的這些人故意給自己埋個雷、找麻煩嗎？

事實上，當時張之江的國術研究館（后更名中央國術館）剛開課，還沒有走入正軌，如果匆忙成立的這個江蘇省國術分館又鬧出這樣一個笑話，這是張之江也是其他董事們承受不起的。

因此說，倘若孫祿堂遇到比武挑戰(zhàn)，需要找他人替自己比武，并為了躲避比武挑戰(zhàn)而辭去國術研究館的任職，那么，新成立的江蘇省國術分館就不可能聘請孫祿堂擔任江蘇省國術分館的教務主任，去主持那里的教務。而且此后杭州、上海舉辦的二次全國擂臺賽，李景林也不會請孫祿堂作為一位有號召力的人物先后擔任杭州、上海這兩次全國擂臺賽的副評判委員長和評判主任。所以，這些史實已經(jīng)無可辯駁地說明，當年不可能發(fā)生孫祿堂找高振東替自己比武，并為了躲避比武挑戰(zhàn)而辭去國術研究館任職這類事。

此外，也不可能發(fā)生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這件事。根據(jù)王子平的弟子費隱濤的自述，他是在跟王子平拜師學藝三年后，即1931年，由王子平親自帶他去江蘇省國術館跟孫祿堂學習形意拳（見史實七，史料證據(jù)：費隱濤口述《我的武術生涯》，發(fā)表在《人物春秋》，發(fā)表時費隱濤還健在，且發(fā)表后無人提出質(zhì)疑）。

如果當年在國術研究館發(fā)生過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并由此導致孫祿堂辭職，那么王子平會將他的徒弟送到被他“嚇跑”的人那里去學拳嗎？所以，當年不可能發(fā)生王子平挑戰(zhàn)孫祿堂這回事。

而且當年孫祿堂在國術界始終享有很高聲譽，例如中央國術館《國術周刊》（152～153期合刊）刊登的《國術史》中評價孫祿堂“其技擊因已爐火純青，其道德之高尚，尤非沽名作偽者所可同日而語，術與道通，若先生者，可謂合道術二字而一爐共冶者也，世有挾技凌人者，應以先生為千秋金鑒。”

這是一個在中央國術館因遇到比武挑戰(zhàn)，需要找他人替自己比武，而自己卻被嚇跑辭職的拳師能夠在中央國術館編篡的《國術史》中獲得的評價嗎？

我們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以史實及相關的史料記載為依據(jù)，在全面辨析的基礎上，揭示真相，只有如此才有利于正確地認識武術歷史。